反對土豪劣紳，本係國共兩黨的共同政策。而眼下，湖南這場反對土豪劣紳的運動，卻讓國民黨方麵感到了嚴重地不安。
1926年8月中下旬，蔣介石正在長沙，在他的日記本裏有如下記載：“我軍雖獲大捷，而前後方隱憂陡增，共黨在內作祟，非使本黨分裂與全軍崩潰而不止，遍地荊棘，痛苦萬分。”僅僅相信蔣公此時有萬分痛苦，而無百分、千分竊喜之心，肯定是高估了此人的政治品質。
但看起來，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的痛苦，則是貨真價實的。
一方麵，“踢開黨委鬧革命”，並非“造反派”們的首創，而是湖南農協的發明。那時在湖南，農協成了不掛牌的政府，不但管起了行政、司法，連與他靡下的第八軍勝敗存亡休戚相關的軍糧、軍響，也因農村中大、中乃至小戶們被沒收、逃亡、處決的命運而難以籌措，即使聊勝於無地弄到一點，又常被農協各級攔截、克扣……
另一方麵，在唐生智對農運反感日增的同時，他又不想與農運反目。他是深知蔣介石的那顆泉雄之心的―早晚欲將中國，當然也包括他唐生智盡收殷中。而有共產黨的存在，在相互掣肘相互利用中，未來中國就有了三分天下的可能……
蔣介石是蓄勢待時，引而未發；唐生智是委曲求全，克己複禮，兩人均以“大局”為重。一般的北伐軍官們，則早在軍中鬧成了一鍋滾粥。
曾國藩以湘軍激活了一個湘省經濟的實績，似乎給以後的湘人樹立了一個習武從戎可以快速致富的榜樣，當時社會上流行一句話，“國民革命軍，士兵多數是農民，軍官多數是地主”，即使本人不是地主，也出身於地主家庭。而北伐軍的隊伍滾雪球般地壯大，正發生在由粵人湘後，便使得軍中不斷有家裏被鬥、被抄的消息傳來，農民們以不交租不還債來代替原本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成為了普遍的現象，乃至如飛“蝗”雲集，吃完大戶後還要重罰，再殷實的人家也一夜之間成了家徒四壁。不斷有親屬如喪家之犬，淒惶地由各地躲避來軍營，親屬們劫後餘生、驚魂未定的訴說，讓曾經以為是別有用心分子的離間的懷疑，一下霧散雪崩。
即便是熟穩並服膺三民主義的軍官，一個有巨大穿透力的納悶，如子彈般打得臉上滿是悲戚，滿是凝重，滿是山雨欲來：國民革命的神聖目標，是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以先總理的遺誌去統一中國，怎麼現在國民革命尚未成功，這農民運動卻改弦易轍，刨到自家的祖墳地上來了呢？倘若家裏有人像李立三的父親一樣在鄉下遭處決了，他們決不會如李立三同誌一樣，掩埋好父親的屍首，擦拭去心中的淚水，仍站到革命的旗幟下，繼續前進，而是一個個血紅了眼睛，牙齒咬得格格作響，恨不能帶一彪人馬，回老家去殺個落花流水……
中共一級湖南區委的組織，竟沒有能夠保住一位黨的高級領導人的父親的生命，這已經使他們看到了黨對農民運動控製力的式微。
促使區委決意對其進行必要改造的緣由，還不僅僅是反對土豪劣紳的鬥爭，引起了北伐軍的嘩然與動蕩；而且，農民運動在諸多事情上亂了方寸，諸如毀廟宇、打菩薩、拆祠堂和推翻族長製度，禁止男人穿長衫，坐轎子，強令婦女剪發，逼迫寡婦改嫁……又以防止地主將糧食外運為由，實行“穀米阻禁”，即在縣與縣之間，區與區之間，乃至鄉與鄉之間，糧食一概不能出境。以奢靡係剝削階級惡習為由，禁止農民榨糖釀酒喂雞，即便是在正月裏也不準請戲班演戲……
可謂農運一開，商人、小手工業者、民間藝人紛紛失業，一個個攏著手站在南牆下曬太陽。那些世世代代循規蹈矩的農民，也突然感到自己成了瓜子仁，被“叭”地一聲，給磕出了傳統生活的瓜子殼。整個湖南，則似乎被當做了一隻五月的大石榴，欲將其經濟流通、世俗生活的汁水，統統給擠個幹淨……
農運給了汙蔑農運為“欺神滅道”、“共產共妻”的人，以諸多的免費口實。這與半個多世紀前，曾國藩以破壞中國道統來攻擊太平天國運動，可謂法門不二，如出一轍。
此時，並沒有林彪、“四人幫”，也沒有那一套套諸如“赫魯曉夫就睡在我們身邊”、“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每時每刻都在生長”的理論。由七十多年前的風走雲奔、山河變色的湘界，你會感悟，“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的爆發，其實並不太難……
中共湖南區委在10月、11月給中央的兩次報告中，彙報了將要采取的政策。其中，有促使國民黨左派加人農運，在農運中與他們充分合作。對國民黨內不太反動的右派作必要的讓步，以減少農村革命的阻力。在農民中發展黨的組織，加強對農運的領導，矯正左傾幼稚病……鑒於農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從本身角度檢查，主要為成分不純，混進不良分子所致，故各地農協有必要進行“洗會”運動。
省農協為此發出布告，規定“鄉農協執行委員，須絕對是耕田的農民，專營手工業或體力勞動者亦可，其他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應加以淘汰。”“區農協的執行委員，五分之三須屬真實農民充當，專營手工業或體力勞動者亦可，五分之二須屬於有職業的知識分子，或是在行動上表現為農民謀利益的人。帶有地痞性質的人嚴厲製止，以免擾亂農民的組織。”（湖南《通俗日報》1927年1月21日）
在中共湖南區委1927年1月16日發出的一份通告中，已就非如此將要麵臨的前景，拉響了炸耳驚心的警報―
這個運動如果不急謀救濟的辦法，在農村中要變成“廣東的三月二十日”，在農民中要造成巨大的反c.P的空氣，使農民運動發生絕大的危險。
事情的變化，發生在1927年1月，這個月裏，毛澤東對湖南進行了考察。
二月中旬，他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大綱，又將大綱擴充成一篇題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長文，發表在3月5日出版的湖南區委機關刊物（（戰士》上。
這篇報告，曆來被視為中國革命的經典性作品。因為它指出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農民革命是挖掉帝國主義、軍閥、官僚統治牆角的基本力量。肯定了貧農是農民革命的領導力量，論述了農民武裝問題的重要，強調了共產黨必須站在前麵滿懷激情地領導農民運動……毛澤東的這些觀點，在日後的土地革命戰爭中，發展成為建立工農聯盟、工農紅軍、革命根據地、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並成為日後逐漸形成的中國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同時，毛澤東的這篇報告，曆來少被人們注意與深思的是―
由於其主要鋒芒是指向黨內和統一戰線內一部分人的右傾思想，以及來自階級敵人對農民運動的攻擊和汙蔑的， 因而在一些具體策略的分析上，不能不帶有當時形勢的具體特點，存在著某些不足。例如：一、將那些“踏爛鞋皮的，扶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遊民，即流氓無產階級， 當做貧農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鋒之中，說他們“最革命”，缺乏一分為二的分析。二、認為組織時期―革命時期的農村中本來就無統一戰線，隻有到第三階段才進入聯合戰線的時期；三、將“嬌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作為帶普遍性的規律提出……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卷）
當時正擔任中共湖南區委書記的李維漢，是在半個多世紀後，他毫墓高齡、身患重病的情況下，寫出以上文字的。看得出來，麵朝已駕鶴西去、站在九天之上的毛澤東的岸偉英靈，他下筆是端恭謹慎的，用辭也較溫婉。但曆史，是歲月已凝固成各色事件的建築物的廣場，拒絕一束束的靈光。如果能簡單稱其為“某些不足”的話，這些“不足”，卻為日後中國革命的曲折艱辛、中國建設所要經曆的巨大陣痛，埋下了一行行危險的伏筆……
毛澤東發表這篇文章前，曾在湖南區委作了一個相同內容的報告。報告完後，他問李維漢有什麼意見。李以為，不能因為社會上存1983年春，李維漢帶病撰寫回憶錄在大量對“痞子運動”的攻擊，就隻強調流氓無產階級革命性的一麵，而忽略了他們也有破壞性的一麵。毛澤東當即表示接受這一意見， 日後此文在收進《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將“踏爛鞋皮的……”整個一段刪去。
在這個報告中，毛澤東還有一句專利屬於他的話，即“有土皆豪，無紳不劣”，亦未收人他的選集裏。但這一明確無誤的指認，當時成了寶典，從牆頭標語，手中紙旗，到審問、遊鄉時老摳童子都會喊的口號，“大長了無產階級的誌氣，大滅了資產階級的威風”。回到武漢，毛澤東見到了張國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