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他說到的大意是，所謂“有土皆豪”，難道有一小塊土地的自耕農，也算是“豪”嗎？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的一位紳士，難道也“劣”嗎？所謂“矯枉必須過屍，為什麼必須“過廠？要“過國， 多少？是暫時的“過廠，抑是永久的“過廠？等等。他是個不肯認輸的人，隻是大笑一陣，說這不過是為了當前實況的需要，才說出這些話的。
——（張國傑《我的回憶》第二冊）
這期間，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執委會的中共代表譚平山，也回到了武漢。會上，斯大林雷霆般威嚴的聲音在支持毛澤東：“把中國農民卷人革命愈迅速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戰線，就愈有力愈強大。”“沒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勝利。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會變成不可得罪的將軍們的可憐的玩物。”（《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一輯）
中共湖南區委像是視自己為一個淘氣的孩子，關在家裏悶得無聊時，亂打了一個110電話報警，在趕緊寫出給中央的一份報告中稱：“自潤之同誌自鄉間視察歸來，我們才頓感貧農猛烈之打擊土豪劣紳實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現在鄉村之封建統治……”
一些國民黨左派也天真得可愛，以為農運這把火燒得越旺，早就有分裂之心的蔣介石，越不可能到火中去取那顆栗子。孫科跑到湖北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上呼籲：“中國土地全在百分之五的少數人手裏，我們統統拿回來，公公道道地分配。”在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上，與毛澤東、譚平山等人一起，也是委員之一的鄧演達先生提出：“要解決農民所急需解決的土地問題，即由減租減息，馬上轉人沒收並分配地主土地階段”……
此時的毛澤東還在武漢國民政府上班。在土地委員會裏，設立了一個五人小組，他是組長，主持起草一個土地問題的決議。
“這一文件規定，‘沒收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軍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鄉村的土地。這個標準本身盡管不很明確，但還是比較溫和的。而毛及其五人小組通過的一個《土地調查》，其內容則要激進得多。它規定：‘有地三十畝以上的富農、小中地主及大地主占13%（筆者注：意指以上諸種成分占農村總戶數的13%)，均是反革命的。’大家還記得，毛自己的父親占有22畝地，因此，他為反革命所訂的標準實在是非常低的。”（［美］斯圖加特·施拉姆（（毛澤東》1987年12月第一版。單引號內，係施拉姆引自蔣永敬《鮑羅庭與武漢政權》）
毛貽昌（1870年10
月15日一1920年1月
23日），毛澤東的
父親，字順生，號良
弼，湖南湘潭人
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不夠反革命的標準；但夠這一標準、將被無償剝奪土地的“反革命”，在三湘大地上，將多似仲春時節滿目金黃的油菜花上那翩翩起舞的蜜蜂、蝴蝶。
誰都知道油菜能夠榨油，誰都盼著早點榨油。中共湖南區委的同誌們，覺得坐在油菜地裏等候武漢國民政府頒布正式土地法令，是一件十分殘酷的事情。他們和毛澤東同一個想法：不要去等正式法令頒布了，在湖南可以立即實行自下而上的插標分田！毛澤東還預言：隻要有四個或五個像湖南這樣的省，那就有可能立即徹底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
三
一邊是鄉下群情如熾，一邊是城裏傳言如織：
有人說武漢國民政府主席譚延iJ在鄉間的親屬被農協殺害了。
有人說，也歸唐生智所轄的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的父親已遭農協關押……
一雙眼睛，發光，凶暴，還有幾分因壓抑太久而終於通暢的快意，就像一條大晰蠍逮到了獵物時的眼睛。
5月21日晚，該軍第三十四團團長許克祥，召集各營長及參謀人員舉行秘密會議，宣布反共。一到零點，該團兵分三路，分別包抄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農民協會、湖南省總工會等單位，除郭亮、夏曦、滕代遠等著名的共產黨人轉移及時、得以逃生，共犧牲二十餘人，傷亡近十人。所有農工糾察隊均被繳械，所有民眾團體均被洗劫一空。許克祥沒有忘記審判處置了大量“土豪劣紳”的省特別法庭，將其搗毀封閉後，又打開監獄，所羈押人員全部釋放。
次日上午，許克祥即派員取道廣東，向一個多月前剛在滬上製造了“四·一二政變”的蔣介石報告事變經過，蔣即在許有兩顆星的校官肩章上多添了一顆星，以示褒揚。又在許的壓力下，湖南省政府致電武漢國民政府，為此事變辯稱為農民自衛軍“授以武器，轉成跋啟”，又有共產黨人“近複有命令全省自衛軍集中近
“馬日事變”死難烈士、中共
黨員、共青團湖南省委書記田
波揚及妻子陳昌甫
省各縣，肆行屠殺之確耗……”（《湖南省政府養電》，湖南省政府公
報第44期）
因為5月21日這天的電報代號是“馬”，史稱“馬日事變”。
一個至少擁有全省人口半數以上、也占全國農會會員總數一半以上、事實上已經成為全國農民運動中心的湖南農民運動，一時間驚天地，泣鬼神，驅虎逐黑，呼盧喝錐，怎麼被駐守長沙的許克祥團那一千餘杆槍一捅就破了呢？即使那十萬支以上的梭鏢隊不算武裝的話，湖南各級農協要拿出一千支以上的槍來，並不比吃幾家大戶、一次殺百十頭豬更困難。
各家自有各家的看法。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的看法， 自然是“不忍坐視數千年禮教之邦，淪於獸城，幹淨之土，蒙此穢汙”……人神共憤。失道寡助。
需要說的是共產黨內的看法，在“馬日事變”後兩個多月舉行的武漢“八七”緊急會議上，會議一致認為：湖南“馬日事變”，不是許克祥的功勞，乃是湖南區委書記李維漢及中央特派員指導自潰的結果。他們在可以調集長沙附近各縣三十萬農民進攻長沙之前，卻以進攻長沙―唐生智必與武漢國民政府翻臉為由，取消了這一計劃。區委自行解散，頭等人物每人發二百元，次要人物一百元，各自逃亡，“藏兩個月再說！”
自然，這是會議主持者的描述，按照這一描述，李維漢當然執行了陳獨秀所謂在反動潮流麵前放棄農民運動而去遷就國民黨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這丫批判，在此後的幾十年間，李雖在各種情況下作過檢討，卻心有不平：它“所依據的一些重要情節，基本上不符合事實，可是卻成為幾十年來論述黨史和寫文藝作品的根據。”（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卷）一個在歲月裏淘洗不去的細節，倒是“馬日事變”中李維漢之所以有驚無險， 日後還能跟著偉大領袖幹革命，真多虧了在長沙近郊一個與徐特立友好的黎姓地主，他在該地主家裏躲了七天……
在二十世紀常常將人血當成胭脂、人頭視為蒜頭的中國，發生在長沙的這樁血案，小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它卻傳遞了一條明確的信息，即孫中山先生的遺願，如補丁一樣，再也不能維持中國這隻裂紋條條的碗了！共產黨與國民黨，不以槍杆子對話的日子業已結束。
“八七”緊急會議上，缺席的陳獨秀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毛澤
參加“八七會議”
的部分人員東進人了中央委員會，又以特派員的身份派到湖南，糾正湖南同誌們出現的錯誤傾向，並策劃和領導一場新的起義。
毛澤東回到湖南，在十天之內，即8月20日這一天，給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封信，內稱：
某同誌來湘，道及共產國際新訓令主張在中國立即實現工農兵蘇維埃， 聞之距躍三百。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917年，但以前總以為這是在！905年。這是以前極大的錯誤……
——（（（中央通訊）），轉引自斯圖加特·施拉姆（（毛澤東）））
他的革命日程表上，一下提前了十二年。
按照這新的日程，剛剛在上海和長沙的血泊裏站起來的共產黨人，已經佇立在攻打冬宮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