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簡：1958
——兼析民粹主義在中國
楔子
如果說在1957年以前，運動隻在有限的階層、局部的領域進行，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還隻是遠方的一陣悶雷、一片烏雲，人們尚不能像吉普賽人那樣，能從咖啡杯中的積澱物裏讀出某種預言似地讀出運動的含義；
那麼從1957年開始，運動便像巨大的冰山一樣，一塊塊隆隆地浮出了水麵，從而使我們的民族和幾代知識分子的現實與前景，在受到深刻地戰栗之後，並愈來愈感到徹骨的寒意；
如果說在1957年以前，老少有禮，進退有儀，世風典雅，民情醇厚，人們以誠實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去開創自己美好的未來。共和國列車靠著爐膛邊揮灑的理想與創造的光芒，汽笛裏鳴響的鐵錘與鐮刀的交響，在世界的瞳仁裏前進得並不緩慢；
那麼從1957年開始，運動便頻繁得像原子彈那盤踞高空的厚重、灼熱的蘑菇雲，以越來越大的麵積，蒸發掉人們品格中那些傳統的寶貴養分，道德不久淪為孤城，城頭上雖也有永不撤退的戰士，可的確鳳毛麟角，即使是學貫孔孟又沐歐風美雨的某些文化巨孽也在倉惶出逃……
運動以貪婪的血舌，篡改著我們社會生活的辭典，並以一種不可理喻、頗似邪教的強大力量，在一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中，將我們的國家推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
鄧小平在八十年代中期多次指出——
1957年後，“左”的思想開始抬頭，逐漸占了上風；
——（《政治上發展民主，經濟上實行改革》）
1957年開始有一些問題了，問題出在一個“左”字上；
——（《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
從！957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1957，是曆史，像一個去哪裏貪杯的獄卒而不小心放出來的魔鬼；
還是在曆史的禪機裏，早已確定的一道不管你怎樣虔誠也無法繞過的苦難的門坎？
1957，所反映的僅僅是一部中國知識分子史、一部中國民主黨派史的重要章節；
亦或還是一部我們民族的文明進程史中，一個重大得今天我們還必須去鼎力完成的課題？
為此，接下來，後人們的目光必然要投向1958年。
如同我們愧對1957年一樣；
我們也愧對1958年。
關於它們，直到今天，在出版事業花團錦簇空前繁榮的國內，也依然未見一部正史。
我隻能在歲月的河床裏挖掘出一些殘簡，它們顯然色塊斑剝，線條粗獷，少了理性一氣嗬成的明徹，意象如鏤似刻的細膩；有的還像電影裏的蒙太奇鏡頭，似乎與1958若即若離，離1958忽近忽遠。但它們鋪陳一體，卻能在曆史迄通而又風煙迷漫的長廊裏，凸現出我眼裏的1958，一個大約能屬於中國知識分子的1958，一個從何而來又將走去何處的1958 ......一紛紛抖去身上的虱子
1958年，在中央統戰部，開年的頭一件事，大概就是會同中組部、中宣部等有關部門，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選擇了％名右派分子作為典型，擬出對他們的處理意見，並報中央轉發各地參考。
加上十幾天前結束的第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確定的歸中央處理的著名民主人士的右派分子，已經達到了200多人，其中除三位政府部長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外，還有民革中央副主席龍雲、農工民主黨中央副主席黃琪祥、民進中央副主席林漢達、九三學社中央主任委員許德沂、中國致公黨主席陳其尤、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謝雪紅等人。在這200多人裏，絕大多數被撤職、降職、開除公職，直至送勞動教養或實行監督勞動，隻有個別人免於處分。
這年的1月13日至26日，中國各民主黨派連著召開會議，像抖去身上的虱子一樣，紛紛撤去了被定為右派分子的領導者的職務。以民盟為例，5個副主席裏，被撤職的有2名。中央常委裏被撤職的幾乎達到了一半。在中央委員裏，這個數字則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全國，隻有2萬多人的民盟，卻有5000餘人因劃為右派而遭致各種處分。
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國務院關於撤消章伯鈞的交通部部長、羅隆基的森林工業部部長、章乃器的糧食部部長職務的決定上，蓋上參加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代表。前排左起：謝雪紅、王天強；後排左起：田富達、楊克煌左起：羅隆基、沈鈞儒、張瀾、史良、章伯鈞等民盟早期領導人了自己神聖的大印。
作為政治家，即便在舊中國的政治風浪裏也表現得遊刃有餘的章伯鈞、羅隆基，從此消失在新中國的政治旋渦裏。除去保留了全國政協委員這一空職外，兩人所有的職務均被免去，開始了漫長而又鬱悶的家居生活。章伯鈞由行政三級降為七級，按這級別，仍有小汽車配備，仍住原來的住房。羅隆基因為態度不好，工資由四級降為九級，小汽車沒有了，但仍住乃茲府胡同。
像一掛受了潮的爆竹，兩人再也不爭吵了，彼此臉上掛出的都是無可奈何、槍然的苦笑。因為難以排泄的孤獨感，還有無稽之談的“章羅聯盟”，雙方都有了某種惺惺惜惺惺之意，當羅隆基多年的老友趙君邁作為全國政協的聯絡人，登門邀集他們和其他幾位老友，輪流作東聚餐時，兩人都答應了下來。
此後在和平賓館，或是四川飯店，兩人常常見麵。餐桌上，話題似秋菊般恬淡、舒展，從天氣變化到詩畫古玩，從舊時野史到朋輩逸聞……一頓飯兩、三個鍾頭吃下來，時光便如流水一樣在五指間淚泊地逝去。話題又有著工兵般的警惕，政治恍若一道倒了他們胃口的菜，即便執拗脾氣難改、仍自比屈死的屈原的羅隆基，也不會將話題的筷子伸向這盤菜。
在撤職前夕的I月28日，周恩來總理召來章乃器，在西花廳談了一次話。對於後者，周恩來不可謂相知不深，作為當年深受共產黨人稱道的“七君子”之一，抗戰時期章乃器去安徽主持該省財政，正是接受了周恩來關於協助在此活動的新四軍的囑托；建國以後，他在擔任糧食部部長期間，工作勇於負責，多有建樹，除毛澤東多次稱讚糧食部是“後來居上”，周恩來也組織了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聽取他介紹糧食部的管理經驗……
章乃器在他的《七十自述》裏，記述了這次談話的內容―
……周總理對我說，要撤我和章伯鈞、 羅隆基的職， 馬上就要提交國務會議討論， 已經告訴了伯鈞、隆基兩人，而且不讓他們出席會議，但是可以讓我出席會議申辮。我問，我寫的《根據事實，全麵檢查》的材杆有沒有看過？他說沒有。我說，那是很遺憾的。我問，撤職的事情是否最後決定了？他說，黨中央決定了。我說，那還申辯什麼呢？我願意放棄出席的權利。他說，那也好，辮論起來我們人多，你說不過我們的。他又說，也曾考慮讓我們辭職，可是又何必那樣轉彎抹角呢？我說，撤職倒沒有什麼，但為什麼要扣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名卿這是違反事實的，是寧死不能承認的。他說，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們黨是準許保留思想的。
於是，他又談到和羅隆基談話的經過，他曾問羅作了咐丁算，羅答要麼就自殺，否則便隻好接受。總理說，你可以去美國。 羅問，是否意味著驅逐出境？總理答，絕不是。總理問我作了叫丁算？我說，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黨的，黨給我處分，我願意積極接受下來，作為黨對我的鍛煉和考驗。我和黨共事已經．全卜多年了，仍然沒有被了解，那就請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夠，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時我也不過七十；我現在開始就好好地鍛煉體格，充實頭腦，準備到時再為黨工作十年。總理笑著說，你倒真樂觀呀。最後，我重申，我是永遠不反黨的，我要使那些誹誘的流言，徹底地破產。
——（《文史資料選4》第82輯 )
撤職後的章乃器，決意要履行他對周恩來許下的諾言，將家居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天手不釋卷，讀了大量的馬列毛經典著作和各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救國會“七君子“之一方麵的專著，寫下了數百萬字的筆記。此外的時間便化在了強健體魄上：氣功，腰腿八段錦，每天還堅持做25個俯臥撐，又在浴室裏摩擦全身二千多下。他的氣功達到了很深的造詣，一呼一吸的時間可長達數分鍾，一般的運動員也難以企及。他曾把自己對氣功的領會寫成了稿子，打算日後有條件時再整理出書……
二一群迷途知返的“羔羊”
1958年4月，毛澤東在漢口會議上說，全國右派分子有30萬。不久，又說有40多萬。
次年9月，《中共中央關於摘掉確實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中認定，全國的右派有45萬人。
這說明，我們對右派的情況，並沒有一個切實可靠的估計，而基本上是跟著群眾運動走，整出多少算多0從指導思想上講，雖然也說過“不可過分”、“決不要擴大化”，但更多的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過程中，一再反對“溫情主刃，強調“深入挖掘”。機械地規定百分比，比例不夠就硬湊。這種明顯的主觀隨意現象普遍發生，嚴重地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導致了反右派擴大化的錯誤。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二十．年後，官方統計全國共劃右派分子552877人，又據說將一個省、一個省的統計數字加起來，全國被劃右派的實在人數，已近百萬。
與中央統計數字相距如此之遠，其主要原因是，1958年春夏兩季，不少地方麵酣耳熱，興致未盡，又搞了一次反右鬥爭“補課”，強調“深挖細找”，給補劃了一批。再就是當時作為右派給批了，處理了，卻沒有正式上報，乃至在檔案裏根本不見右派的材料，二十年水深火熱，九死一生，當的卻是一個冤冤枉枉的右派……
真是浩浩蕩蕩，橫無際涯：上至省部級幹部，全國共有4名省長、9名副省長被劃為右派並解除職務，其中被開除黨籍的，有浙江省長沙文漢、青海省長孫作賓、浙江省副省長楊思一、甘肅省副省長孫殿才等。連曆來被譽為鋼鐵長城的人民解放軍也未能幸免，全軍共有7000多名軍官被打成右派分子；
下至大專院校、中等專業技術學校的學生，中小學教師，為此有文件下達，要把已劃右的小學教師的70%，調離學校，大約是想著不能讓他們汙染了孩子們的心靈。
北京大學現今的一位教授，反右運動時還是學生黨員。他所在的黨小組將班上該劃右派的學生的材料報到係黨總支後，對其中幾個學生是否劃右，黨總支感到難以把握，於是總支書記要他和另一位學生黨員，去參加了學校反右鬥爭領導小組的一次開會。他的感覺是一大排人往那裏一坐，儼然像當今學術委員會在開會評定職稱，頗有民主討論的氛圍；其實卻像閻王殿，眾“判官”多為虛設，一錘定音的常是“閻羅”。該小組組長是校黨委書記陸平，常務副組長是一位副書記，往往是誰的材料還未念到一半，陸平便發話了：
“這還用討論嗎？”
那位副書記也立馬跟著說：“行了，夠劃右派了”……
隨後兩人在某人定性為右派的表格上簽上大名，輕快得好似洛克菲勒在以花哨的字體簽出一張幾百萬美元的支票，一個年輕人的政治性命頃刻間便給“支出”了。
報上來的材料裏，有的學生年紀太小，如中文係有個從浙江農村來的學生，隻有17歲，一向沉默寡言，鳴放時禁不住黨員的一再動員，說了這麼一件親身經曆的事：家裏生活清苦，本指望靠院子裏的幾棵核桃樹換點油鹽錢，可核桃剛下樹，便被村幹部收走……對此類學生、還得加上此類輕微言論，在會上可能會引起一番討論，表現出某種躊躇之意外，一般都是越劃腦子越熱。
能不熱嗎？上麵認為北大是右派精英的糜集之地，倘若右派劃得少了，隻能證明領導者們右傾，何況江隆基教授已作前車之鑒，因劃右不力而被撤去校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由從中央國家機關調來的陸平給取而代之，猶如授命於危難之時的一員戰將，陸平又怎會絲毫懈怠於這份高度信任呢？
這位教授記得，1958年春天，在北大搞的反右鬥爭的“補課”裏，他所在的黨小組，又把剩下的材料給抖落了一遍，從中又挑了幾個出來。在第一批劃了6個右派之後，這次又劃了2個，已占到班級總人數的10%。不過是56年秋季才人校的學生，神往已久的北大卻成了他們青春的祭壇，他們小學和中學時代所有的奮勉、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憬悟，全做了這座祭壇的供品……
陸平終於發現再不斷報上來的材料已經十分勉強，一次會上，他終於發話了：
“好了，全校已經劃了800多名右派了，得關閘了，從今天起刀下留人！
對於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學生的處理，一般是三種情況：最嚴重的，開除學籍，送勞動教養。嚴重的，送去農村、工礦監督勞動，等到三年後根據表現回校恢複學習，北大的許多右派學生便被送去了京郊的門頭溝煤礦，下到煤井裏挖煤。少數問題被視為輕微的，在學校一邊監督勞動，一邊仍跟班學習。
我曾聽說了這樣一件故事―
在安徽一個山區縣的一所小學裏，30多位教工裏已打了4個右派。本來恍若桃花源中人，半個月看一回報紙，吃菜去牆邊的地裏摘，春
天屋裏也能爆出來春筍，夜裏在油燈下批改作業，隻有難得地開上一
次會，校長才會拎來一個擦得錚亮的汽燈……舊子過得古老而又簡單，
原本“整風運動”、“大鳴大放”對於他們，猶如外太空一樣遙遠。
與文明有遺忘的角落相反，在中國一旦涉及到整人的運動，便難
有遺忘的角落，而且越是文明水準低的地方，常常整起人來越是激烈。
4個人裏，有2個是在一次會上給縣教育局提了幾點意見，概括
起來是縣裏領導對山區小學不關心。一個人是因為上課時忘帶了一篇範文，偶然地回到家，看見鄉長坐在椅子上正摟著他新婚的妻子親嘴，猶如鄉長摟著的是一根木頭，他不動聲色地退出去了，不料腳後跟不爭氣，碰響了門邊放著的雜物……再一個教師，屢次三番地在班上批評一個吊兒浪當、已經留了兩回級的學生，這學生在作業本上畫了一把手槍，寫明要開槍打死他，他憤而撕掉了這頁。可他還是被打中了，開“槍”的是這孩子在縣公安局當副局長的舅舅。
明白這一切的校長，對“溫情主義”的後果也十分明白。
他毫不猶豫地將他們打成了右派，可一進人1958年，他又滿臉皺紋深得幾近可以給薩達姆總統做戰壕了，按縣裏下達的“補課”指標，學校又攤上一個。
大約正在這時，一個年輕的教師上門來向他彙報思想，這年輕人一年半前由地區師範分來這裏，剛來的第三天便向他遞交了人黨申請書，申請書裏以詩一般的語言寫道，要以蘇聯影片《鄉村女教師》的主人公為榜樣，以自己的青春和全部知識，化為春日滿山嫩黃、粉白的迎春花，去照亮山區孩子們無邪的心靈……
望著這個真這樣做了的年輕人，校長晦暗的胸間，陡然也璨開了一束粉白的迎春花，他叫年輕人來跟前坐，這份少有的親熱，讓對方一時間手腳失措，他說：
“來，你來幫我出出主意，看這一個‘補課’指標給誰合適？”
校長扳著指頭，一一點過：不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硬得似銅牆鐵壁，就是人老實得像榆木疙瘩，山區裏各方麵條件艱苦，要撐持住這小學，還得靠這些“榆木疙瘩”；再不，上有老，下有小，真有個什麼意外，一家人吃飯都成了問題……年輕人像是明白了什麼，眼睛裏也一下光瑩瑩、熱糊糊的，鼻子裏卻有些酸楚：
“校長，要不，這指標……給我？”
校長緊緊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如同他緊緊地握住了這年輕人的手：
“那就委屈你了。不過你還隻有二十幾歲，吃點苦也好，就算是黨組織在考驗你。等事情過去了，最多兩、三年吧，你再回到學校，我一定要讓你人黨！”
次日，年輕教師被鄉公安特派員押送去縣裏，從此他再沒有回來。
校長隻知道他被送去了一個偏遠的礦山勞動，從那裏他還寄回兩封信來彙報思想，以後便沒有了音信。幾年後，有人告訴校長，他在采礦時被礦石砸斷了腿，成了殘廢；校長又從其他人那裏打聽到，他並未成殘廢，隻是人瘋了，被他的姐姐接去了原籍的縣城……
從這件事的處理方式裏，我們可以發現校長雖不打算做一個“溫情主義”者，卻又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除了被逼無奈外，校長一定還有原因。而這年輕人，顯然是屬於五十年代中國大地上那比比皆是的充滿了理想主義的一代人，像鳳凰涅架一樣，他們期待去理想的光焰中燃燒自己，奉獻自己；但前麵畢竟不是理想的所在，而是社會的陰溝，能夠讓他有決心走進一場苦難的，除了一種變形的、苦澀的追求外，也一定還有原因。
這兩者的原因多半一致，即他們對於反右鬥爭的酷烈，和一旦淪為“右派分子”所要付出的巨大代價，遠遠估計不足。
縱觀反右鬥爭開展以來的報紙，我們不難發現對於右派分子的定性與處理，有一個調子越來越高的過程。即便是在鬥爭形勢灼熱得遍地流火的7月，毛澤東本人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仍表示：
對右派要不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幾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幾棍子，他就裝死。對這種人，你不攻屍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們的目的是攻得他回頭。我們用各種方法切實攻，使他們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爭取他們，不說全部，總是可以爭取屍一些人過來。他們是知識分子，有些是大知識分子，爭取過來是有用的。爭取過來，讓他們多少做一點事。而且他們這屍～回幫了大忙， 當了反麵教員，從反麵教育了人民。我們並不準備把他們拋到黃浦江裏去，還是用治病救人的態度……
倘若按以上精神辦理，1957年，固然還是共和國肌體上的一塊潰瘍，但對於中國的當代史，決不會像現在這般慘重。可此後的調子便日趨激烈了，最後一錘定音的，是1958年5月5日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講話裏首次將右派分子同地主、反革命和其他專政對象相提並論，簡稱曰：地、富、反、壞、右。
安徽那位閉塞的山區小學的校長，和他手下的那個年輕教師，開始大概作了如是之想：仿佛在風雨交加之時出了一趟遠門，雖然泥濘路滑，寒意沁骨，卻總有回家換上幹衣、喝碗熱湯的時候；
就是在黨中央眼皮底下的北京大學，右派學生裏，無論是送去門頭溝挖煤的，還是留校一邊監督勞動一邊跟班學習的，心靈所承受的巨大壓力尚未到幾乎爆炸的地步，絕大多數人在為自己不經意間犯下錯誤而痛苦不迭的同時，也十分經意地相信，隻要自己承認錯誤，並在艱苦的勞動裏去改正錯誤，“上帝”就不會拋棄一群迷途知返的“羔羊”。
一位當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學生的學者告訴我：倘若我們知道這隻是一廂情願，而一旦走上社會，好似灌香腸一樣，我們命運的一節節“腸衣”裏，得結結實實地填塞進那麼多苦難，恐怕在離開學校之前，就沒有多少人有勇氣能活下來……三戴上一副眼鏡，那就更糟
1927年，鬆濤蒼茫的井岡山。
湘贛邊區特委開會，每一個與會者的胸前都必須掛一個紅布條，上麵得寫上各人的出身：工人就寫工人，貧農就寫貧農，知識分子就寫知識分子。起初，陳正人心裏頗有幾分得意，他在遂川師範讀了兩年，實際上初中都未讀完，但在眼前這些膚色黛黑、手粗腳大的勞動者中間， 自己就算是知識分子了。
一次開會，選舉特委書記。選票結果算出來後，他當選了，豈料會上當即便像水開了鍋：
“不行，不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一個知識分子怎能當書記？！重來，重來……”
結果選了曾在印刷廠學過徒的譚震林當書記。盡管此後譚震林老呆在湖南茶陵活動，特委這邊主事的還是陳正人，可他就是沒有“書記”的名分。
沂四十年後．在“文革”中的“牛棚”裏，當想起這件往事，他如是感歎到：
“我們黨在幼年的時候，就很厲害嗬……”
對陳正人還是挺客氣的。1930年至1931年，在江西蘇區發生了整肅“AB團”的冤案和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富田事變。一支開創了橫斷江西半壁江山、縱橫700多公裏、人口400餘萬的贛西革命根據地的紅二十軍，從軍長、軍政委到副排長以上幹部，除個別幸存者，都被自己人處決了，僅在湘贛革命根據地的中心―永新縣，據不完全統計，被打成“AB團”遭錯殺的便有1890人。
在蘇區中央局的指示下，中央湘贛臨時省委在各縣設立肅反委員會，在審訊中大搞逼供信，“嚴刑拷打，苦打成招，招了就定，定了就殺。”凡是出身不好的黨員、幹部，一律視為“AB團”分子，凡是字寫得好、講話有條理的人，即被當成“AB團”給殺掉。半個世紀後，康克清對黨史研究人員如是說道：
隻要你胸前插上屍支鋼筆，就被視為知識分子，就有遭受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屍副眼鏡，那就更糟……
——（《文獻和研究》1984年！期）
不僅僅在江西蘇區，三十年代，鄂豫皖蘇區的創始人和紅四方麵軍的知識分子幹部，也幾乎被自己人殺光。在閩西蘇區，因整肅“社會主義民主黨”運動，被枉殺的幹部，高達6352人，黨員人數由原來的8000人銳減為5000人。即便是進入了四十年代，延安整風後期，在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開展的“搶救失足者運動”，也依然繼續著對知識分子的偏見和迫害―
凡是外來的知識分子都得經過審查，曆史稍為複雜、社會關係不甚明晰的，被列為懷疑對象，一批批集中起來，送反省機關審查。其中最令人發休之處，是位於棗園後溝的中央社會部拘留所，夜裏常能聽見被行刑人員的慘叫，屢屢伴隨著狼群出沒的嚎聲……
無疑，“左”曾是時髦，曾是空氣，但“左”並不能解釋一切。陳正人選上書記後，又被拿去了，當時黨尚處在幼年時代，井岡山上的人們還不知道“左”為何物。
“左”也不是先天的，延安進行“搶救失足者運動”時，作為黨的最高領袖毛澤東並不“左”，事實上正是他，鑒於運動日愈明顯的偏向與惡果，主張黨中央作出了《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在決定中他批判了“逼供信”的錯誤行為，提出了審幹工作中包括“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九條方針，並發出一係列關於甄別工作的指示，有力地推動了這一工作；也正是毛澤東，就這一運動所製造的大量冤假錯案，在全黨麵前承擔責任作出檢查，而主要肇事者康生，卻從未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就此表示過一句歉疚……
“左”本質上是一種主觀世界，它的母腹是客觀世界。
要了解2 0世紀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命運，首先得去傾聽山河動蕩、思潮迭起的近現代的中國。四勞動改造與勞動教養
作為毛澤東欽定的右派分子的頭麵人物，章伯鈞、羅隆基和章乃器，顯然享有很高的“禮遇”。大約能夠賦閑家居的人還會有一些，但對於絕大多數右派分子來說，這一“禮遇”不要說成為現實，就連起了這一念頭，也像焦大想娶林妹妹一樣荒唐―
曾被胡喬木以“三顧茅廬”似的熱情給請下山、又被各民主黨派公推為《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在總編輯一職被撤了的同時，工資也給取消了，由九三學社機關每月發生活費100元，並被下放到位於長城腳下的西山農場放羊。他位於北京廠橋棉花胡同的家雖還在，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又再度新婚了，而且就攜新郎住在他家的南屋……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的社論《這是為什麼》，標誌著全國的整風形勢向著反右鬥爭的方向根本逆轉。這天看過這篇社論後，儲安平去見了章伯鈞，作為（（光明日報》社的社長，當初正是章伯鈞帶著他去報社走馬上任的。也反複讀了這篇社論的後者，問儲安平：
“你的負擔重不重？”
也許儲安平從對方貌似平靜的目光中，感到了這是兩顆並不平靜儲安平（1909年一1966年），江蘇宜興人。（觀察》社長和主編。曾出任新華書店經理、光明日報社總編、九三學社宣傳部副部長等職的心靈，在曆史苦難的門坎邊作最後的告別，他壓下自己滿腔如沸如騰的話語，簡捷地說：
“不重。”
章伯鈞又道：
“有以下三種情況就困難了：一、身體不好；二、名利心重；三、生活擔子壓迫。有這三種情況，你不想出來做事也非出來做事不可……”
“我沒有這三種情況。”
白雲蒼狗，天地玄黃，兩個人的臉上都漫過一陣宗教般的悟性之光。在儲安平的緘默裏，章伯鈞似乎有了點老人般的嘮叨：
“你可以超脫一些。你年齡不大，可以去多做些研究工作……今天能夠看到五十年以後的事的人，還沒有……”
雖“大隱隱於市”不成，儲安平卻真超脫了―“小隱隱於野”。他似乎在牧羊般的白雲和白雲般的牧羊之間，放下了一顆傷痕累累的心，一陣陣伴有無名野花清香的風兒，穿過芋芋的草浪，吹拂著他手中的書頁，也搖落了他一個個神凝氣定的日子，以致於兩年後他調回機關改造，他還夢寐著草場上的時光。有一天，他捧著一個裝滿鮮奶的鐵罐，突然敲開了章伯鈞的家門，後者不勝驚訝，他臉上的神情卻寧靜而又高邁，恍若一個托缽雲遊的道人：
“羊吃的是草，擠出來的奶，這羊是我自己養的，奶也是我親手擠的，你拿去喝吧……”
總體上說，零零散散處置的隻是少數。
從1958年春天起，相當多的右派分子，被成批遣送到位置偏遠、自然條件惡劣的農場監督勞動，或是勞動教養，其中名聲遠播的是靠近烏蘇裏江的北大荒、興凱湖，天津以東靠著渤海的清河農場。在國務院係統，僅一批發配去北大荒的，就有500多人；在清河農場，僅文藝界的名人就有古典文學教授文懷沙、美學家呂熒、作家孔厥、京劇劇作家吳祖光（中）被劃成右派下放勞動改造，其妻新鳳吸隨同前往表演藝術家梅葆玖、葉盛長、趙慧娟……全農場共有右派分子200多人。
一邊從事著最繁重、最粗礪的勞動：伐木，燒炭，翻地，開渠……
零下三、四十度的嚴寒裏，七、八個人一組，在荒原上拖著爬犁，上麵是重達上萬斤的粗大原木，橫麵上有著美麗的花紋，說是送去北京正建的人大會堂鋪地板。一株株上好的木頭送進一座座炭窯，未等熄火，右派們便得進去搶運木炭，一進窯門，一股燎人且窒人的氣體一下將人給包裹了，身體好點的，搬了木炭出來，抓起把雪擦擦臉，猛呼吸幾口冷冽的新鮮空氣，又再進了窯裏；身體差點的，一下便暈倒在地，大夥兒趕忙抬出來實施人工呼吸，有的搶救過來了，有的就這麼帶著一臉煙垢炭屑地死去；北大荒荒草遍野，用拖拉機翻出一塊塊沉實似水泥板的土塊，右派們按照命令，將其荒草一麵朝下，一塊塊地架起來，再點火燒草，以煙熏土，當地稱之為熏肥。結果，草燒著了，土塊裏含的冰也融化了，水一串串地滴下來，火漸漸熄了，深藏在土塊裏的草根仍損傷無幾，來年春天，這些土塊打碎了翻進地裏，等於給草更大麵積地播了種。難怪號稱北國糧倉的機械化農場，那幾年卻年年瘦骨嶙峋……
一邊生存在最卑賤、最低微的境地。
在法律上，勞動改造與勞動教養，本有著嚴格的界定，可在1957年以後，法律漸漸淪為了縱垮子弟嘴裏的山盟海誓，誰去當真，誰便泡在了少女癡情的淚水裏。在它們真實的意味上，這時，分別在西北高原和渤海之濱教養的叢維熙與張賢亮，卻有著相當程度的共識―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條例規定，勞動教養屬於最高行政處眾行政處分這個詞彙，在哪個國家都和法律這個字眼無關，但鐵絲網、 崗樓、利刀，從才甲送地土城一，直到營門， 緊隨我們形影不離。因而，在這裏服勞役的我們，都知道這個詞兒名實不符。犯人進監時要蹲下我們在土城就學會了礴下；犯人都稱代號，我的代號是2了3；犯人見戰士要喊“報告班長，，我們也是照方抓藥；犯人監號夜裏不閉燈，我們也不閉燈……難道“行政處擴的內涵，應該是這些嗎？當然，“勞教”和“勞改”形式上還是有表麵區別的，一個強製剃光頭，每月零用錢比正牌勞改多上十幾塊錢，這些都是表層上的差異，而骨子裏和勞改劃一個等氣偶然碰到來礦山的老鄉，他們直率地叫我們“勞改萬曠或是“二勞澎。
——（叢維熙《冬天的往事一一背纖行》）
“勞動教養’在那時據說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一種行政處罰形式。也就是說，政府沒有把我們這些本來是敵人的人當敵人對待，而是非常寬大地將我們集中在農場裏，讓我們學會農業勞動技能，好重新做人。但這個農場卻屬於公安係統的勞改局領導，除了沒有布設軍隊警衛，其他的一切仍按勞改的辦法管理。看來我們似乎高於正式的勞改犯人，可是自我們知道了正式勞改犯人竟有許多待遇比我們還好些的時候，我們就不禁羨慕起正式的犯人來。
首先，正式犯人都有一定的刑期，那是由法院判決的，即使他勞動不積極，隻要不重新犯罪，刑期滿了也要將他釋放。而“勞動教獷卻沒有刑期，說是什麼時候改造好了，什麼時候“畢買，。名詞很好聽一一“畢買，但是，天呀！怎麼才算是“改造好”呢？那隻有嘔心瀝血去爭取了。
其次，最現實的一點好處是，正式犯人有警衛看守，到了下班時間，警衛可不管你活兒幹完了沒有，是要收隊回營的。犯人當然也乖乖跟著回去，所以正式犯人基本上一天隻勞動八小時；遇上舌i]大風沙、下大霧這樣能見度低的天氣，正式犯人還可以關在號子裏不出工。“勞動教獷，你就幹去吧， 田裏的活兒什麼時候幹完，你就什麼時候回“家”。1960年“低標準瓜菜代”以前，每天勞動12個小時是正常的。1958年“大A進”，我們常常從能看得見手指時幹到看不見手指時，一天要幹18個小時。
——（張賢亮《煩惱就是智慧》）
五命運倘若不那麼正經
1958年裏，還有少量的右派分子被正式逮捕、判刑，實施勞動改造。
一天深夜，因所謂“要殺共產黨人”的“叫囂”而驚世駭俗了的葛佩琦，突然被警察從位於人民大學的家中帶走，收押進北京西安門附近的草嵐子看守所，春節後開始對他進行了第一回合的審訊，這一白天黑夜連軸轉的審訊，共進行了36次。
"1938年你在河南商丘組織了遊擊隊，你想幹什麼？”
“當然是打日本鬼子。”
“胡扯！當今人民坐穩了江山，你還磨刀嗜嗜，要殺共產黨人，那時你怎麼可能將槍口對著日本人？”
“我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抗戰時搞策反，解放戰爭時奉命打人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
“混蛋，你是雙手沾滿革命人民鮮血的國民黨少將，不準你再用自己的罪惡站汙我們偉大的黨！我警告你，這裏是清算罪惡的審訊室，不是可以信口雌黃的江湖碼頭，你若再不老實，就得罪上加罪！”
命運這家夥，倘若正）L八經起來，你便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倘若不那麼正經，有時還要黑色幽默一下，本該大紅大紫的你，卻可能灰頭垢麵，如魚錮轍——
葛佩琦（191，一，993)，原名畔珩 ,
山東平度人。1957年被錯劃為右
派並被捕入獄，1980年獲平反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時，葛佩琦已經是走在遊行示威隊伍前振臂高呼的風雲人物，次年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在古城誕生，他率先加人該組織，又當選為北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時，他更成了與黃華、姚依林齊名，北平高校裏幾乎無人不知的學生運動領袖。北平淪陷後，他有過一段在豫東打遊擊的經曆，並在槍林彈雨裏加人了中國共產黨。
此後，他便投人了黨的秘密工作戰線，抗戰時期孤身策動偽軍一個團、參與策動偽軍三個師反正，編人我抗日部隊序列。解放戰爭時，他前往沈陽，在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擔任了少將督察和通訊處長。
盡管東北保安總司令杜幸明對共產黨人的仇視，像他對蔣介石的忠貞一樣是無可懷疑的，在通遼一地他曾一次下令槍殺中共黨員29人；盡管他手下的反諜報人員在智商上，與他們使用的從美國進口的全套特務器材一樣，也均是優良的，可當年葛佩琦還是一次次金蟬脫殼、化險為夷了，他將來自敵人心髒的大量高度機密，通過秘密電台，源源不斷地擺上了棗園窯洞裏毛澤東的案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