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眼下，他卻被幾個黨齡比他少得多的共產黨員們“識破”了麵目，他們無須懂得任何曆史邏輯與現實邏輯，隻需憑著疾利的權力之角，眼裏炭焰般迸射的階級仇恨，便能將他牢牢地抵悟進了死角！
“雖然我在東北的單線聯係人李年同誌，在西安陷人了敵人的魔掌，押送南京後又下落不明，但是這個情報組一定還有同誌健在，你們應該趕快去調查……”
葛佩琦一遍又一遍的訴求，哪怕是一堵牆也應該聽進去了。然而，對方覺得，對於一個右派分子，趕快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調查他曾做了什麼，說了什麼，而是得讓他從此後不再能做什麼，能說什麼。
1958年下半年，葛佩琦被判處無期徒刑，並投進山西省第一監獄服刑。
六兩股力量擰成的‘嘛花”
有一種文化形態，它絕對不像“中學為本”一樣，散發出沙灘上死魚的腐臭氣息。它也運籌帷幌，蟬思極慮，以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的大鋸，一一去鋸斷從政權到文化、從經濟到風習……這封建社會賴以生存的種種製度。當西方的工業化文明席卷全球的時候，它期盼在封建社會的墳場上，崛起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
它也不像“西學為體”一樣，隔著大洋拋灑一串串妓女般的媚笑。它既恐懼西方現代文明，多少年裏，這文明總是和帝國主義的侵略穿著一條連檔褲。它又害怕資本主義的生產力，這邪派高手一旦進來，便會一腳踢翻中國這隻布滿小生產者的馬鈴薯的口袋。貧富不均由此派生，爾虞我詐由此繁衍，男耕女織將何尋？田園牧歌將安在？
它像個詩人，充滿詩意地描繪著中國的出路：
一邊徹底地拋棄封建社會那又長又臭的裹腳布，一邊斷然杜絕西方現代文明那光怪陸離的霓虹，對我們社會和倫理的誘惑。以自己的文明資源及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人力資源，跨越資本主義工業化文明，直接進人“兼相愛”、“交相利”的大同境界。
它像燕子築巢，嚴格地在兩類人―文化人與非文化人裏，選擇著自己的載體：
它看文化人，即知識分子，從孔孟之道到宋明理學，他們是傳統文明的招魂揚蟠者，傳統價值觀的衛道士，是附在封建社會軀體上見頭上有肉就去舔頭、頭上爛了就去舔腳的一群跳蚤。19世紀50年代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中，太平軍所到之處，無不推倒孔像，搗毀學宮，焚燒典籍，破壞文物，“凡俘之人，每視其人之手，如掌心紅潤、十指無重繭者，恒指為妖；或一見即殺，或問答後殺之，故所見筆墨者，非怪誕不經，即粗鄙便俗”……
“春江水暖鴨先知”，知識分子又是西方文明的心儀者，西方文化的傳播者。在時代的暗房裏，他們在進口的膠片之上，衝洗出了一個幾千年的中國的嘴臉：封建主義，專製主義，禁欲主義，宗法主義，平均主義……
他們將膠片踩在腳底下，衝出暗房，好似衝出一個幽深漆黑的曆史隧道。此刻，站在原野平川之上，沒有比盧梭、華盛頓、法國革命綱領、美國獨立宣言，更能讓他們感到長風掠耳；也沒有比天賦人權、民主．、 自由、平等、博愛，更使他們覺得陽光如瀑。為了這片古老而又苦難的土地，他們之中的佼佼者甘願走上險峻的高加索山，去做那個任憑鶩鷹叼去眼珠也要盜得火種來的普羅米修斯……
中國隻要秦皇漢武，還有“隻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漢，卻長久地不需要普羅米修斯。在20世紀最初的十年，從梁啟超、嚴複、孫中山，到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鍾》、《獅子吼》……雖然以彗星般奪人眼目的光芒，照亮了曆史的天空，可終歸也如彗星一樣，很快便和他們的一部嘔心瀝血．之作―辛亥革命一起，墜落在長夜難明、雲厚天沉的封建暗空裏……
知識分子是兩股力量擰成的麻花。比起單純的“麵條”來，“麻花”便有太多的迷茫、太多的烯噓、太多的動搖，自然也有太多的主意、太多的躁動、太多的探求。
前者猶如一個郊荒島瘦、迎風落淚的弱者，人們很難喜歡。難怪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雖說是以李大釗為首的一群知識分子，可在1927年“八七會議”以後，掌了大印的王明、張國SCE.，就宣布要“把知識分子從黨內洗刷出去”，他們視自己的同類為“隻有三天革命性
的危險分子”。
後者則像一個思緒如梭、才智逼人的強者，人們更難容忍。想法
多了便像一把把刀子，刀子扔出去後，將可能劃破正進行莊嚴演出的
舞台上的布景，讓觀眾看到布景後不那麼莊嚴的東西……
林黛玉決不會去青睞馬房裏的焦大，這種文化形態斷不會尋知識
分子作自己的載體，由此也是確定無疑的了。
剩下的丫群惟有非文化人，在中國工人階級始終弱小的情況之下，
他們主要當然是農民。似乎這是它非此即彼的勉強選擇，其實正是門
當戶對、珠聯璧合的聯姻―
在中國的大地上，從世世代代、此起彼伏的農民起義的金戈鐵馬
聲中，我們聽到了農民對封建社會、封建製度斷然有革命的要求。但這一要求絕不會引起中華文明的巨大斷裂，我們拂去曆史彌漫的烽火硝煙，不時看到這樣的鏡頭：一旦衝進了紫禁城下，便要黃袍加身、分封諸侯，而不會厲兵株馬，再展長纓，席卷巴士底獄、凡爾賽宮，並迎風升起春光般明媚的三色旗來……
農民雖然也有民主的要求，但一條刷在土牆上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標語，就足以讓他們熱血沸騰，握纓而起，乃至拋頭顱、灑熱血也在所不辭。農民夢寐以求的最高生存需要―“二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便是他們的最高民主要求。
如果說知識分子在民主上的渴望，是阿波羅飛船登月，那麼農民的渴望隻是借梯子上牆，後者不但渺小，有隨時實行的可操作性，而且避免了心理的劇烈震蕩。牆外也隻是少有變化的炊煙與村莊，小溪與山崗，可月球上卻絕對是反差強烈的氣候，完全陌生的地況地貌……
農民動如脫兔，因苦大仇深具有極大的革命動力，可一旦滿足了生存需要，頃刻間便靜如處子。
農民能去疆場上出生入死，卻不會去思想上出生人死。他們的思想得有人規範，一旦被規範，他們則終生難以逾越。
因為和土地、四季更替的緊密聯係，農民安道守常，循序漸進，他們是民風醇厚的源泉，更是江山穩定的磐石……
猶如無垠、豐饒的尼羅河流域，托起了輝煌、雄偉的金字塔，中國的農民完美地托起了這一種貼近鄉村的文化形態。而這一種自然遠離城市的文化形態，也用一張頗為現代的包裝紙，精心包裝了農民的理想與農民的哲學。
七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
1958年8月4日，一個雨過天晴的日子。
毛澤東的專列由北京站徐徐駛出，此行的第一站是河北省徐水縣。
為了迎接毛澤東的到來，徐水縣委作了一個星期的精心準備：大部分勞力和車輛，集中在鐵路兩旁和計劃讓他老人家視察的地方，並按軍事建製組織起來，團、營、連、排、班，哪一級出了問題，找那一級的頭頭示問。道路兩邊的莊稼不得有一點雜草，地裏有人幹活就得要有紅旗飄揚。縣委內部的“持不同政見者”，均被打發去偏遠的地方下鄉……
對偉大領袖的敬愛是真實的，對偉大領袖的蒙蔽也是真實的。一切細節的安排，都好似出自於果戈裏的《欽差大臣》。
在看了路邊長勢喜人的莊稼和一塊莊稼地裏兩座正呼呼騰焰的土高爐後，毛澤東走進了一個幹淨得幾乎一塵未染的院落，正房是農業社的會議室，它的四麵牆上，除了窗子，被各種錦旗、獎狀、生產計劃圖表和上級下發的大躍進宣傳畫所淹沒。在這裏，毛澤東問該社社長：
“你們農業社叫個什麼名字呀？”
“叫第八瀑河農莊。”
望著琳琅滿目、美不勝收的四麵牆，尤其是宣傳畫上那攀著玉米秸子上天的小夥子，以花生殼作舟飄洋過海周遊世界的老漢，還有農業社的地裏采摘棉花的嫦娥姑娘……毛澤東一定呼吸到了在北京城裏很難呼吸到的、來自廣裹土地和莊稼的灼熱流風。
對於一位農民的兒子，並終生關注著農民命運的他來說，沒有什麼東西更能像這一股股熱風，升騰起他胸中的激情，他大概想起了87年前在法蘭西的土地上誕生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公社―巴黎公社。猶如他已經打定主意決不跟著赫魯曉夫後麵亦步亦趨一樣，他也不想讓
中國的農村再重複蘇聯集體農莊的名稱。他說：
“還是叫人民公社好！”
當社長告訴毛澤東，今年麥收畝產達到754公斤，縣委書記又彙報到今年全縣畝產計劃達到2000斤、總產要達到12億斤時，瞪大了
眼睛的毛澤東，和縣社幹部便有了這樣的對話―
“要收那麼多糧食呀！你們全縣31萬人口，怎麼能夠吃得完那麼
多糧食呢？你們的糧食多了怎麼辦呢？”
“糧食多了換機器。”
“換機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們糧食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各地以虛假的高指標、高紀錄相誇耀你的怎麼辦？”
“那我們用山藥造酒精……”
“那就得每一個縣都造酒精，哪裏用得了那麼多酒精啊！”
“我們隻是在考慮怎麼多打糧食……”
“也要考慮怎麼吃糧食哩，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飯也行！”
在人們眾星拱月般地簇擁下，毛澤東又去看了社裏的幼兒園、幸福院、公共食堂，和一些將土堆積成小山狀、據說畝產可達120萬斤的“山藥山”0 33歲的縣委書記一路滔滔不絕，向偉大領袖介紹這些新事物、新創造，水浪一樣波動的舌頭不打一點顫，既然《人民日報》連日來發表社論，批判“有條件論”，號召“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獲”、“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他的舌頭怎會去打顫呢？
毛澤東的思緒也滔滔不絕，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中國漫長的曆史上，何曾有過為了糧食太多而發愁的日子？麵對一張張激動而又木呐的莊稼人的臉，他高屋建板地解決了這一問題：
“你們這麼多糧食，吃不完怎麼辦？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地，一天幹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你們看好吧？”
此後，毛澤東又視察了河南、山東和天津。
據新華社報道，所經之處，無不一片豐收景象，人民群眾的精神麵貌也無不熱氣騰騰。他在被“大躍進效應”深深陶醉的同時，又在各地更廣泛地撒播了“大躍進效應”，以徐水為例―
他離開的次日，縣委召開全縣的共產主義思想文化躍進大會，全縣248個農業社宣布轉為人民公社。其後各戶私有的部分農具、牲口、房屋、樹木等均轉為公社所有，生產資料人社折價款決定取消，各公社實行或準備實行工資製。
他離開的第二天，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懷揣康有為寫的《大同書》來到徐水，提出在徐水搞共產主義的試點。為此，成立了一個由中央、省、地和縣各級一百多位幹部組成的班子，對徐水的工農商學兵、政治、經濟、文化、人民生活、田園化等，進行了全麵的規劃，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裏拿出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又在一個月裏拿出了《中共徐水縣委關於人民公社實行供給製的試行草案》。
這一試行草案規定，全縣公民“各盡自行的能力參加公社勞動，每個人的吃飯、穿衣及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度的、按照工農商學兵大體平等的標準計劃供應”。於是，家家砸鍋煉鐵，戶戶不再冒煙，人們都去分文不收的食堂吃飯，就連一些對外營業的飯館也不收錢了。為了根除私有製，幹部的工資停發，改為津貼費，縣級幹部每月9元，科級5元，一般幹部3元，勤雜人員每月2元。在搞得徹底的地方，家裏的箱箱櫃櫃都收為公有，可以說除了一雙筷子和一隻碗是個人的，其他的都歸公了……
在此基礎之上，9月間，成立了實行縣社合一的徐水縣人民總公社，在設置有計劃委員會、監察委員會、政法公安部、軍事部、工業交通部、農田水利農業部、婦女部、文教衛生部、勞動工資福利部、畜牧家禽漁業部等巧個主要部門外，還成立了徐水人民出版社。與此同時，《人民日報》發表了《徐水人民公社頌》的長篇報道，內稱：
徐水將要發射畝產山藥！20萬斤、一顆白菜52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全縣畝產2000斤的高產衛星。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期間，把社員們帶上人類曆史上最高的境界，這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國的時光……
想必這是原本在中國當代史上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徐水一段最風光的日子。這風光來得如此迅猛，如剛剛還晴空朗照的平疇上兜頭潑來的謗沱大雨，讓徐水人一下茫然不知所措；可它又如此真實，每日裏車水馬龍，黃塵滾滾，全國各地來此朝拜共產主義“麥伽”的人們似過江之pRp，僅至10月底，來徐水參觀的外賓就有近千位，他們來自40多個國家。
那些日子，徐水的老百姓，多半是在一種半是夢幻、半是現實的狀態裏生活，說是夢幻，除去扛槍當兵或是落草為寇外，吃飯不要錢，放在哪朝哪代都是不敢想的事情；說是現實，每日裏走進食堂，麵對一桶桶白花花的饅頭、米麵，你敞開肚皮吃就是，真是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
對於敞開胸懷盡情擁抱風光和榮譽的在徐水的各級幹部來說，他們則大體上處於一種沒有喝酒卻似喝了酒的醇然狀態，除了自己姓什名誰沒有忘記以外，多半他們已經忘了這是在尚一窮二白的中國，這是在泥屋、柴棚尚比比皆是的徐水，而以為是在十月革命前夜那燈火輝煌、萬頭攢動的斯莫爾尼宮……
可與布爾什維克們手裏那閃耀著曆史冷峻光澤的槍杆比起來，此地用來升起“共產主義”旗幟的槍刺，卻是一件以紙板製作、漿糊還未幹的道具。不知道有沒有人在高舉它衝出徐水、“攻打”中國之時，在燒得全身每個細胞都沸水般嗤嗤冒氣的激情裏，終能萌生起幾絲膽怯？
八與20世紀的事實婚姻這一種文化形態，麵對自己上帝的讚美，是極為動人的。且看李大釗先生的筆下——
在都市裏飄泊的青年朋友們啊，你們要曉得：都市上有許多罪惡， 鄉村裏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麵多， 鄉村裏的生活，光明一方麵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 鄉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都市的空氣汙濁， 鄉村的空氣清潔。你們為何不趕緊收拾行裝，清還旅債，還歸你們的鄉土？
青年嗬！走向農村去吧！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歡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嗬！（《青年與農村》1919年2月20日（（孟報》）
我覺得人生求樂的方法，最好莫過於尊重勞動。一切樂境，都可由勞動得來，一切苦境，都可由勞動解脫……曉得勞動的人實在不知道苦是什麼東西。例如身子疲乏，若去勞動一時半刻，頓得非常爽快。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勞動。這叫“尊勞主刃，。
——（《青年活動的方向》) 1919年3月15日《晨報》）
不僅僅是李大釗先生，從脫去長衫、身無幾個銅板卻攜同學少年走向湖南鄉間的毛澤東，到二十年代，傾心在農村搞“鄉村建設運動”而風雲一時的梁漱溟…：二身上無不躍動李大釗筆下的熱情。
關注農民，理解農民，乃至將農民理想化，將勞動神聖化，對此，我們是否可以看到先秦墨家―作為一種小生產者的理想學說，在這張頗為現代的包裝紙上，打上的或濃或淡的痕跡呢？
與這種文化形態對農民的頂禮膜拜截然相反，它必然會鄙薄、貶低知識，排斥和打擊知識分子。對此，毛澤東有過一句讓世人醒酬灌頂的名言：“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文革”中有過“臭老九”的排隊，和“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說法，致使幾代知識分子如履薄冰，自感來曆肮髒，罪孽深重……其實，這“版權”並不屬於毛澤東，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章太炎那裏，已經把知識分子打進了另冊：
今之道德，大率從於職業而變。都計其業，則有十六種人：一曰農人，二曰工人，三曰稗販，四曰坐賈，五曰學究，六曰藝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骨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職商，十二曰京朝官廠卜三曰方麵官，十四曰軍官廠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雇譯人。其職業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
農人於道德為最高，其人勞身苦形，終歲勤動……
自藝士（醫師畫家等等）下率在道德之域，而通人（高
級李口識分子）以上則多不道德者……
要之知識愈進，權位愈伸，則離於道德也愈遠。
——（《革命之道德》）
在這裏，知識的多寡與道德的高下成了反比。如果僅僅是一介書生之見，猶如癡人說夢，沒有誰會去當真。可它一旦被這種文化形態奉為了金科玉律，而且這一文化形態，好似粉妝玉琢的西施招搖過市，其盈盈眼波勾走了越來越多的人，最終和20世紀的曆史雖未舉行公開婚禮，卻有了事實婚姻之後，知識分子在中國的坎坷與劫難，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了。
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文化形態呢？
它憑何種魅力，與曆史如膠似漆、耳廝鬢摩呢？
這種文化形態，被思想史學者們稱之為民粹主義。
上一個世紀之交的中國，病人膏育，積重難返。一切為之優心如焚的誌士仁人的心裏，大抵悲槍而又激越地鳴響一曲二重變奏，一曲彼此的音符和旋律不時發生衝撞的旋律―
要高張民族主義，就必然會維護民族文化、民族傳統中不少璋頭鼠目的東西，而正是它們在漫長的歲月裏，蛀空了一棵原本根深葉茂、遮天蔽日的大樹；
要實行民主主義，就遲早得讓國人睜開眼睛，而穿過太平洋的風浪，西方文明一旦登陸，黑黝黝的鋼鐵巨獸便會吞噬我們廣裹的鄉村，在奇光異彩、風流不盡的霓虹女妖的撩撥下，人們一直“陽痰”著的私念，將會堅挺地勃起……
在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兩難境地之間，民粹主義就這樣脫穎而出了。
它是砂紙和凡士林，將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各自的毛刺打磨幹淨，讓那曲二重變奏看上去似乎油光閃閃；
它是教堂和唱詩班，讓多年以來誌士仁人們左奔右突、躁動不已的靈魂，從此得到洗禮和安寧；
更重要的是，它依然是一把高舉的革命之劍，它隻會刺向敵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看來卻不會刺傷本民族文明自身。
難怪它的劍影，幾乎遍及世界上所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國家：
在印度，聖雄甘地舉起過這把劍，在印度尼西亞，蘇加諾舉起過這把劍。在本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非洲，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劍鞘裏，其實插著的也是這把劍。在上個世紀的俄羅斯，因為廣泛存在的農村公社殘跡以及東正教的傳統，民粹主義不但在實踐上風行一時，而且赤裸裸地穿起了理論的外衣。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曾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折斷了這把劍，將它丟進了十月革命的爐火中……
於是，民粹主義也為中國的造反者們所喜聞樂見，因為20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的革命實踐，正是以農民為主體、以農村為根據地的武裝鬥爭，即農民革命戰爭的實踐。九副高壓帶，驕橫而又穩定
1958年4月中旬，中央統戰部在天津召開了向黨交心運動的現場會，此後這一運動便在各民主黨派和全國知識分子中普遍開展起來。
日後的事實證明，這一運動像是個陷阱，即便對聰明如阿凡提者，也是一個怎樣繞都繞不過去的陷阱：倘若你交出一顆金子般亮堂的心來，他說你態度有偽；倘若你交出一顆多少沾有些塵灰的心來，他便沒商量地將你打成右派。這年夏季“補課”被補成右派分子的，大多是掉進了這一陷阱而沒能夠爬出來的人。
日後因在逆境中獨立翻譯了《希氏內科學》而在衛生界名聲遐邇的科技翻譯家王賢才先生，此時大學畢業尚不滿一年，分在北京的一所醫院工作，他交心的材料是：蘇聯醫學不見得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我們應該學習國際的先進經驗，不要隻限於學習蘇聯一家。就因為這點“纖塵”，他的心便被嗤嗤冒煙地烙上了“右派”的火印……
緊接著，又有了“拔白旗”運動和“反右傾”運動：誰在單位業務突出，幾乎誰就成了單位的“白旗”，磨拳擦掌來拔“白旗”的，又多是單位裏那些業務平平或者低能的“紅旗”；誰在“大躍進”裏安之若素，寡言少行，誰便成了“右派”的鄰居―“右傾”，無疑，“右傾”劃得越多，也如衛星放得越多一樣，躍進的形勢也就越加星光燦爛……
有學者在《哭泣的1958年》的標題下，如是概括了那一年裏走馬燈般的眼花繚亂：
從“反右”運動到整改運動、“雙反”運動、“紅專”大辮論、“厚今薄古”運動、“雙改”運動等等，每月都湧動著似乎永不疲倦的狂潮。這還是可以排列的一波連一波的浪頭。至於諸如“引火燒身”、公開交召， 才包出大西瓜，給老師送禮，插紅旗拔白旗，搞哭個人主義，粉紅論，大專小紅論，紅透專深，掀翻象牙之塔等等小運動，鬥爭手段更是層出不窮，使後人也費猜解。比如“粉紅論”，若不明白“紅透專深”的背景，便無法猜知原來是指那種“隻要業務精深，政治上紅一點就可以”的觀點。又比如“給老師送禮”，字麵很溫馨，實質足指對老師的資產階級思想作批判、提意見，貼大字報。
——（陸健東《陳寅悟的最後20年》）
1958年3月10日，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之邀，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副部長的陳伯達，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作了《厚今薄古，邊幹邊學》的報告，內稱：
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幾十年來究竟有多大的貢獻呢？他們積累了些資料，熟悉了些材料，據說就很有學問了，有多大的問題，有多大的貢獻。積累資料如果接受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領導，那麼他們的材料是有用的，否則有什麼用呢？我們的老幹部、小幹部不要悲觀，右派分子向我們挑戰，我們就邊幹邊學。右派分子說今不如昔，說過去的文章怎樣好， 出了多少論文集等等，譏笑我們的人實際上是沒有什麼學問的，你們說章伯鈞、章乃器之流有什麼學問，世界上的笑話多得很……
——（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報》）
1958年4月，北京大學開始批判校長馬寅初。
上年7月，馬寅初先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根據自己在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的發言內容寫成的（（新人口論》。他認為，人多固然是一個極大的資源，但也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如果不加控製，任其盲目增長，勢必嚴重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他主張要重視節製生育，控製人口增長。
1957年初，馬寅初（左）、
李德全（中）、邵力子在一
起交談
倘若按此辦理，一個中國日後將會少去多少恨憾、並能身輕似燕翔行在人類文明天際線上的主張，卻被打成了“新馬爾薩斯人口論”。北大等學校采用大字報、辯論會等方式，對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及其整個學術思想，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批判。
馬先生不為所動，在《新建設》雜誌上發表《重申我的請求》一文，表示自己堅持真理，決不向以力壓服而不是以理說服的批判投降。據此，康生提出，馬寅初的問題已不再是學術問題，而是右派向黨進攻的政治問題，“要像批判帝國主義分子艾奇遜那樣批判馬寅初”。對馬寅初的批判進一步升級，並於次年撤消了他的北大校長職務……
6月，“厚今薄古”的副高壓帶，驕橫地掠過千山萬水後穩定於南國，“破除迷信”、“粉碎資產階級偽科學”等新口號，恰似受其輻射的更暴庚的熱流，一下傾覆了陳寅悟胸中那個高蹈於塵囂之上的清涼世界，曆來被不同政治立場、不同學術觀點的人們尊崇為中國史學界泰鬥的他，在一片苦熱之中被肆意淩辱與踐踏―
陳寅恪《1890-1969)，江西義寧
（今修水縣）人。清華百年曆史
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葉
企孫、潘光旦、梅貽琦
最能代表這場批判實質的兩句話流行一時，這兩句話是“拳打老頑固，腳踢假權澎，“烈火燒朽骨，神醫割毒瘤”……於今已無法重現給陳寅悟帶來“生命之辱”的那些大字報的全貌……今天所能找到的是……這麼一段大字報的語句：“這樣的作法（指陳寅悟的資產階級史學方法一一原作者注），和在一個僵屍身上穿上華麗的衣月澎……結果仍不改變其為死產‘一樣”。語句被摘錄得斷斷續續，但意思是明晰的……在數十年後的今天看來，令人仍然覺得這是對陳寅悟的人身攻擊。
時年68歲的陳寅悟，年老多病，雙目失明，深居簡出，這些特點都令“僵屍”、“花崗岩腦袋”等等政治術語更加形象化。
第二輪大字報與首輪相比，設罵與攻擊減少了，多了所謂的“學術味道”。但第一輪大字報折辱的是“生命之靈”一一一人格， 第二輪大字報摧毀的則是一個教師的精神世界。在羊羊學子的筆下陳寅悟成了一麵應該被拔掉的大白旗，成為誤人子弟的“偽科學”……
7月下旬，陳寅悟上書中山大學校長，憤怒地表示：堅決不再開課；二、 馬上辦理退休手續，掇出學校。這是一個軟弱無助的知識分子所唯一能行使的了結自己命運的可憐權利……從1926年陳寅悟以導師身份進入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算起，到！958年了月為止，陳寅‘翩良務中國教育事業三十二年·一三十二年後，陳寅悟卻黯然退出了講壇。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麵旗幟，陳寅悟這屍悲涼的退出，預示著傳統文化的大難臨頭， 已經為期不遠了。
——（《陳寅, H的最後20年》）
10月，一股文化批判的狂潮在全國範圍內愈演愈烈。
仿佛批判中國人還不能盡興，隻有批去了外國，才能像阿Q摸到了小尼姑滋潤的腦殼一樣過把幹癮，甚至連寫出了《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和《複活》這樣的稀世巨著、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文化的儀仗隊見了都會致以崇高敬意的列夫·托爾斯泰，也被從俄羅斯覆滿白樺樹落葉的九泉之下拖了出來，當成思想上凶惡的敵人而加以鞭撻。一家大報以最顯著的地位和最慷慨的版麵，發表了長篇論文，題目卻宛如出自於小學生的筆下―《托爾斯泰沒得用》。
在上海作家協會，直至1960年春季，一直在進行一場馬拉鬆式的對所謂19世紀“資產階級文學”的狂轟濫炸，不但托翁傷痕累累，受到馬克思、恩格斯極高評價的法國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巴爾紮克，還有左拉等人也血肉橫飛……
不將人們變成色盲，就不可能將一條廉價的月經帶，當成王牌的金利來領帶，光天化日下放去櫥窗裏出售；
而不將人們頭腦裏優秀的中國文化、世界文化給炸得斷壁殘垣，淺薄、浮躁、充滿了唯意誌論的大躍進“文化”，則無法在中國的皮下靜脈注射一針又一針的瘋狂。
最具大躍進“文化”品位的，是由郭沫若主編並作序的《紅旗歌謠》，最能夠體現此書風格並在當年廣為流行的，是這樣一首歌謠《我來了》：
天上沒有玉皇，
水裏沒有龍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龍王。
喝令三山五．島開道——
我來了！
十來自兩個方麵的挑戰
如果說，“民粹主義因素、道德主義因素和實用主義因素的摻人，似乎是馬克思主義早期在中國的傳播發展中最值得重視的幾個特征”（李澤厚《試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
那麼，隨著重視農村、發動農民、最後以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的勝利，民粹主義，便猶如1979年中越邊界的崇山峻嶺裏蜂巢般密布的地雷，似乎在新中國的意識形態領域裏有了廣泛、深厚的基礎。
不過，這一文化形態依然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品格，它常常和馬克思主義混合在一起。當我們稱道“山溝裏的馬列主義”之時，好似當今一些寫手用電腦給報紙的周末版寫作，搞不清楚打出來的究竟是炙手可熱的稿子，還是一張張活蹦亂跳的鈔票，我們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在讚美馬克思主義，還是在謳歌民粹主義……
開國之初，民粹主義躺在曆史的床上，和曆史大抵還相安無事。
很快，蟄伏的民粹主義感到了來自兩個方麵的挑戰―
一方麵，戰爭年代那種登高一呼、便山搖地動、雲集影從的壯闊畫麵，得送進曆史博物館了，領袖的蓋世神力和英雄之舉將失去大眾觀摩的舞台。如馬克思·韋伯所分析的一種由前理性時代愚昧落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關係造成的社會心理現象，即奇理斯瑪型統治，得為一種建立在工業文明基礎之上的法理型組織形式所代替。
如果說，前者強調的是個人永恒的魅力，精神上神秘的感應，熱情火焰一樣燃燒，意誌黃河一樣奔騰；那麼，後者強調的是係統運轉的穩定，決策過程中的科學化與理性化，以及三軍儀仗隊一樣的秩序，春江花月夜般的和諧……
另一方麵，國家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在疏遠農民的經驗、才幹乃至身份的優越感的同時，必然要愈來愈親近知識分子的學識、專長以及在事業上的熱情。知識分子卻是這樣一個社群：當長征途中多少吃皮帶、咽草根的故事，讓他們感動不已、又羞愧不已的時候， 自身的價值感和榮譽感，在他們的頭腦裏隻是一片空白；而隨著戰爭年代的遠去，所謂工農階級的道德魅力與身份的優越感， 日愈平淡在共和國每日攀升不已的腳手架前，他們的價值感和榮譽感便日愈蘇醒了……
雖然，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同於西方的知識分子，後者給自己戴上“社會的良心”的桂冠，並以理所當然、毫不妥協的姿態去審視社會、批判社會；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身上，也流著儒家傳統的血液。唐朝的魏征、姚祟為這個傳統標識了楷模，即知識分子必須為國家盡忠盡職，當統治者偏離了國家利益的時候，知識分子要敢於直言進諫。
這便意味著，在長期以來習慣了一種聲音的社會氛圍裏，總會有不同的聲音響起。而且，猶如在吃了一頓肉食之後，牙縫間總會剔出幾點肉絲來，多少受過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識分子，一旦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便總會有人從中感到幾絲微妙、乃至令人不安的東西來……
民粹主義開始在床上躁動不已。它眼裏有了血絲，腮幫上鼓起了一道道的棱子肉，指關節也被扳得叭叭作響。於是，至1955年，建國不過六年，大大小小的運動、鬥爭、批判，算起來也有六次。它們各自的鋒芒，即便不對著知識分子，也讓知識分子驚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民粹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形態，這時在中國隻是小試牛刀。
思想改造運動，還沒有實行以後曆次運動給人戴帽子的作法。幾次批判，雖說是把文藝現象上升到了階級鬥爭現象，但尚無人被正式打成階級敵人。即使是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真正被觸及到的，在全國也隻有二千多人……
毛澤東口袋裏的東西，頗為琳琅滿目。
除了民粹主義，當然有馬列主義，還有新民主主義，後者是在抗
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前途尚在未卜之時，毛澤東十分清醒地放進自己口袋的：針對國民黨的黨國一家，它必須得有民主的內容；針對國民黨的昏饋腐敗，它必須得有反封建的內容。民粹主義既在滲透馬列主義、新民主主義，可馬列主義、新民主主義也在製約著民粹主義。
每當毛澤東打開口袋，民粹主義總以為能伸出大鵬般的翅膀，似夏季暴風雨來臨前的烏雲一樣驟密地滾過大地，可常常未等呼嘯成勢，毛澤東就把它收了回來，巨掌裏摩婆起另兩隻鳥兒，並不時將它們放在中國的陽台上，喂上一碟清水，幾把小米，讓它們撲騰羽翼，燎亮歌喉，吸引了世界上一片片欣喜、並為之傾倒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