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德裏克和費正清，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幅兩難境地―
1949年以後，黨時知識分子執行了互相矛A的政策。一方麵，它向他們灌輸馬克思主義一一列寧主義一一毛澤東思想，這比以往儒家思想對傳統文人施加的影響更全麵，更深入細致。 另一方麵，它又想激勵知識分子在專業上多生產一些東西。這種互相矛盾的態度使得政策發生搖擺：在鎮壓時期要知識分子服從思想改造運動，在比較鬆弛的時期又給他們以某些責任和優遇，希望在實現現代化中贏得他們的合作。
這種政策的轉變，有時決定於國內的經濟和政治因素，有時又決定於國際事件。政策的轉變也有自己的原動力。黨力求擴大意識形態的一勁性，直到知識分子不願生產成果為止；然後它又放鬆一下）直到它的政治控製受到威脅時為止。在相時放鬆的間歇期，黨鼓勵一一或者至少是準許一一知識分子就西方思想展開學術上的辯論和討論。它也允許一一有時甚至是鼓勵一一對官僚主義的批評，以便清除官僚主義的弊端。
——一（《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949年一一！965年》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1月版）
十一有句話說得很精采
詩情、豪情與滿山遍野的土高爐燃燒的火焰一起澎湃的中國風景線上，毛澤東看到了自己即將要通過現實共產主義的窗口，去和理想共產主義窗口裏那個有著獅鬃般大胡子的馬克思，熱烈地握手―
離開徐水不到十天，他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腦力勞動者工資多、體力勞動者工資少等等，都是資產階級思想殘餘。“各取所值”雖然是法律規定的，但也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整風以來，資產階級法權製度差不多破壞完了，要考慮取消薪金製的問題。
柯慶施將他的這個講話，告訴了在上海市委宣傳部任職的張春橋，後者立馬據此寫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發表在上海影響頗大的《解放》半月刊上。從此，“張春橋”這個名字，猶如金字刻上了羊脂白玉，牢牢印在了毛澤東的腦海……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預言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就將提前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並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他並且指出：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9月29日，毛澤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對那種以為在工業方麵搞大規模群眾運動是不正規、農村習氣和遊擊作風的看法，進行
了嚴厲的批評。
11月6日，毛澤東讀到一份河南省範縣規劃三年向共產主義過渡
的報告，裏麵如是描繪了那即將唾手可得的共產主義生活：“人人進
人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
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
他欣然命筆，在該規劃上批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
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倉促，隻3年。也不要緊，3年完不成，順延可也。”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權威的《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一書，逐月逐日地記載了黨的重大活動和領袖們的重要言行，從中我們可以發現，整個1958年裏，堂堂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緘默無言，像是銷聲匿跡了，直至次年1月24日，他才似魚兒露出了水麵，這天他率領中共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參加即將舉行的蘇共第21次代表大會。顯然，對於舉國風生水起的“大躍進”，周恩來的額頭上，多半長了冷峭的第三隻眼睛……
從該書還可以看到，多數領導人，則應和著毛澤東敲出的高亢鼓點，在火裏風裏不辭辛苦地踩著“大躍進”的高蹺，比如―
1958年7月，劉少奇在視察了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後，同工人們舉行了座談。他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就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可以超過，電要慢點。中國進人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多數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7月，時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的康生，視察了北京的幾所大學。在北京師範大學，他說：師大有兩大任務，大辦學校，大辦工廠。每一個班都可以辦一個工廠。還要辦學校，從小學辦到大學，今年至少要辦100個各種類型的學校。在北京農業大學．，他交代，一所學校最少要掛五塊牌子：一學校，二工廠，三農場，四研究所，五農林局，最好掛十幾塊牌子。教授要按所種作物的產量評級，畝產1000斤的，隻能當五級教授，2000斤的四級，300(）斤的三級，4000斤的二級，5000斤的一級。
10月，康生到了河南，視察該省“教育革命”的情況。他指示：學校是整個勞動大軍的一個組成部分，要與社會大生產結合，可以上課2小時，勞動3小時；可以6小時勞動，2小時上課；現在在鋼鐵洪流中，也可以隻勞動，不讀書……
早在1919年，深受康有為《大同書》影響的毛澤東，便在（（學生之工作》一文裏，論及了他對於一種“新村”的憧憬：“合若幹之新家庭，便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裏有公共的育兒院、蒙養院、學校、圖書館、劇院、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等，每人從事“種園、種田、種林、畜牧、種桑、鴨魚”等勞作……
對於一個萃萃學子來說，懷有一種“新村”之憧憬，不但有青春般的美好，也如這個年紀蒙朧懷春一樣是自然的。
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人們總是想尋一塊寧靜如詩的桃花源；在充滿壓迫與剝削的社會，人們總想尋一片自由、平等之風和熙吹拂的綠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任何如“新村”一類的烏托邦之憧憬，其實正是人類世世代代難以擺脫的“童話情結”，不但孩子們需要發育心靈的童話，成人們在與外部世界的嚴峻抗衡中，作為心理補償，也常常需要這一類“童話”。
然而，童話終究是童話。當毛澤東將其青年時代的舊夢，和著他回眸火焰與硝煙中的巴黎公社時的激情，一起攪拌到20世紀五十年代的中國大地上，就很難有美好與自然的意味了。
在生產力極為落後、商品經濟遠不發達的條件下，在一個小農經濟似茫茫雲海的農民大國，強製性地將多元化的生產關係變為大一統的公有製，並期待以無數相對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基層社會組織―人民公社，來架設一座通向共產主義的宏偉金橋，這就不但置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於腦後，也置基本的社會分工與基本的人性於不顧了。
“大躍進”猶如一頭疾似旋風的野牛，衝進了中國這家古色古香的磁器店，讓農村不像農村，工廠不像工廠，學校不像學校，乃至家
北京居民把家裏的鐵
製用具送去煉鋼庭也不像家庭。後者還不僅體現在砸鍋煉鐵、箱櫃歸公上―
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在向全國婦聯黨組的一次談話中提到：毛主席多次講到康有為的（（大同書》，他本人也講過兩次，家庭是要消滅的。前後娶過6位妻妾的康有為，在（（大同書》裏卻主張男女同居不得超過一年；毛澤東則在“大躍進”時，多次萌生消滅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為一樣堅信，不消滅家庭，便難徹底消滅私有財產……
“大躍進”的發動，並不代表農民的利益，這已被日後一場異常嚴酷的大饑謹所證實。
在衛星放得密如飛蝗、冰雹的日子裏，社裏騙縣裏，縣裏騙省裏，省裏騙中央。在衛星放得堪稱全國第一的河南省，有一個縣的城關公社，上級來人檢查糧食收成情況，公社幹部領著他們在夜間去看倉庫，這是河南為了安排給毛澤東看的壯觀的高爐群先從前門進去，一看糧食滿囤滿圈，出了門，在街上轉了幾圈，又領著他們從後門進去，一看，又是糧食堆得欲漲欲裂。糧食還是原來那些糧食，而且下麵都墊了一層高高的禾草。難說這上級是真渾然不覺，還是心知肚明，反正在河南，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就是一句話―欺騙有理。
時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楊獻珍，在鄭州看到了剛剛開過的省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材料，其中一個縣的縣委書記在發言裏公然說：
“不虛報，就不能鼓足群眾幹勁；不虛報，就不能促進大躍進的形勢；不虛報，就於幹部、群眾臉上無光……”
如此等等七、八個鋪排，結論便是要搞大躍進，就必須虛報！
在這一全國性的大騙局裏，農民們的哄騙隻是換來了日後空癟的肚子，而不少官員們的哄騙，則填飽了政治上的私囊，誠如在河南省所展現的那樣：原來的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為狂熱的吳芝圃所取代，省長職務也由他一肩挑，他成了1958年河南同樣狂熱的大躍進運動的主要組織者。
曆史必然會這樣論斷，與其說是農民在哄騙毛澤東，不如說是毛澤東在折騰農民。
不過這一折騰，對他來說不具有惡意。《東方紅》是農民唱出來的，“大救星”是農民喊出來的，毛澤東當然了解農民，當然是農民利益的代表者。也許是愛之彌深，恨之愈切，他總像警惕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警惕著農民身上每日每時都可能產生的資本主義傾向。好似彪悍的匈奴人，不懼戰塵，一次次地奔襲別人的城池：反胡風、反右、反右傾、“文革”……毛在意識形態領域忙得不亦樂乎，在農民問題上也一直忙得一塌糊塗：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前十條，二十三條……
終其一生，他總想剪掉農民身後那條小私有觀念和小生產方式的尾巴，將他們打扮成漂漂亮亮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人；
但終其一生，征服了一個舊社會的他，卻始終未能征服這支千百年來麵朝黃土背朝天的大軍！
十二鐵疙瘩也聽話哩！
1958年的“大躍進”裏，顯然有著更多的民粹主義內容―
在經濟層麵上，它以所謂人民群眾的巨大熱情與首創精神，來取代決策過程中的科學化與理性化；
在政治層麵上，它意味著：繼1957年，中國已經擯棄了大力爭取知識分子的學識、專長以及事業上的熱情，來為國家工業化服務的方針，大概以為繼續執行這一方針，將會冒著損害黨的領導地位、工人階級利益的巨大風險，而代之以倚重專業化技能不高的人民群眾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以保證中國革命如雪如泉的純潔性及其蓬勃不衰的動力。
尤其是共產主義的曙光正照亮中國的窗口，“資產階級法權”的油跡斑斑的台布，就要從社會的桌子上全部卷走之時，知識分子的私有物及其享有某些“法權”的根本依據―知識，卻難以剝奪、難以卷走，對知識的歧視，便日愈正大光明起來，對知識分子的排斥，也日愈變得迫切……
在整個文化領域，“原來的專家領導逐步為外行領導所取代，郭沫若在批判右派分子時曾經說過‘文化工作必須由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外行領導’，如此一來， 由外行充任領導工作，必然造成文學和藝術創作作品的質量下嗽實行百花齊放方針之後如雨後春筍般產生的各種出版物，特別是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麵的著述已成為曆史；那些因發表非正統觀點和刺耳言論而受到官方討厭的好幾家雜誌，也被迫退出了活動舞台……生存下來的報刊雜誌的發行量也急劇減少，原因是許多讀者被下放到了鄉村地區，仃闊成了問題，也由於有些讀者認為才針J已經沒有看頭。”
詹姆斯·唐森德曾對《中國青年》雜誌作過專題研究，他在1967年發表的《中國青年的革命化（中國青年）雜誌研究》一書中說，該雜誌從1957年6月的1783991份，急劇降到1958年1月的1071405 %.事實上，知識的Fir乏已成為菱延全國的嚴重問題。
——（納拉納拉揚·達斯《中國的反右運動》）
在人民群眾排山倒海般的“熱情”與“創造力”麵前，知識往往成了“四肢不勤，五穀不分”的無能的別名。在相當多的群眾和幹部眼裏，知識分子無異於侏儒、白癡，乃至稱其為“吃屎分子”，並給以隨心所欲的譏諷。
在張賢亮所在的農場，農場政委隻要一站到知識分子麵前訓話，便手舞足蹈，唾沫飛濺，情緒亢然，全然不似平日裏總詢樓著背走路的六十多歲的老人。一次，農場的幾萬畝水稻收割完了，因捆運不及，多數還攤在田裏，為此他親自召集起全體犯人，熟穩地作了一遍捆紮稻子的表演後，又一次魔術般地在分分鍾內將自己變得神清氣爽、容光煥發：
你們過去在學校裏學的盡足沒有用的知識，現在我教你們的才是真本事！啥叫知識，知識就是能夠讓你們吃上飯的本事。學了一肚子知識，連一顆糧食都種不出來，這叫啥狗屁知識？I
——（張賢亮《煩惱就是智慧》）
1958年，以驚人的速度退化著知識分子的價值，使之不在於奉獻知識，而在於對非科學、非理性的認同。
如果你想發展自己，封建社會的“學而優則士”，已被眼下的“左而優則士”所取代。“左”不能老停留在豪言壯語上，（（紅旗歌謠》裏，你得用你的燦若蓮花之舌，呼風喚雨之筆，“左”出精當的理論和浩偉的係統來。
中國的左派知識分子們，繼反右之後，又在大躍進的洪流中得到了進一步地鍛煉、成長。其中長袖善舞者，如張春橋，忙著鼓噪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閘門，去關死中國凝滯的社會生活裏最後幾縷商品經濟的活水；而陳伯達，連續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兩篇影響廣泛的長文―《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和《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將一個早就枯萎在人類曆史後院裏的烏托邦神話，塗抹成一個新鮮得像是剛從黎明的果園裏采擷來的中國現實：
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扶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商業）、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在這樣的公社裏麵，工業、農業和交換是人們的物質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這種物質生活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裝是為著保衛這種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
如果你不想發展自己，而又想偷安苟且的話，那你就必須循規蹈矩，夾起尾巴做人。
前麵提及的那位農場政委，作起報告來，不像一般的領導一樣，開口便是革命領袖的諄諄教導，閉口就是讓知識分子們聽了如大出血一樣的階級分析。他以農民樸素、生動的語言，講出了一個知識分子做人的道理：
不聽話的人就不足知識分子，不配當知識分子！你們看見那拖拉機沒有？
拖拉機是個鐵疙瘩，鐵疙瘩也聽話哩！今天早上出工，一輛拖拉機爬在田頭不動窩了，一股子工人在那裏修理，它也不走。我叫他們閃開，我上去朝它踢兩腳，工產c一發動，它就響起來了。人嘛，不能像鐵疙瘩，叫別人踢著走；要聽話， 自己走；不能像懶驢一樣，打著不走，拉著倒退……
——（《煩惱就是智慧》）
自然不會是所有的工農群眾都作如是之想，即便在已被打人另冊的右派分子的遭際裏，我們仍可發現有不少的普通工農群眾，為蒙垢的知識垂歎，為蒙難的知識分子解憂，好似張賢亮的小說《綠化樹》裏描寫的那位女主人公“馬蘭花”一樣，他們身上人性的美好，常常化為這陰暗的遭際裏一亂澄明的春泉，幾支飄逸的水仙，並或多或少地給了右派們在嚴酷中生存下去的勇氣……
但無可置疑，這段話，的確概括了在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自1958年以降，社會對於知識分子的一個普遍心理。＋三右派們也會染上幼稚病
在社會的大街上，知識成了過街老鼠，就是知識分子自己，也因為知識，而有了一種政治上深深的原罪感。
建國後多少次運動、鬥爭，對於知識分子而言，沒有一回不是像在大河小溪裏淘洗床單、麻袋一樣，異常賣力地淘洗自己的世界觀，可世界觀大相無形，你說你已獲“釋伽牟尼”的真傳，可在口含天憲的“佛門”眼裏，你依然是個塵緣未斷之人。
似乎是到了1958年，才使得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改造落到了“實處”——
反右鬥爭後不久，王賢才所在的醫院，奉上級命令，連人帶設備，全部搬到了呼和浩特市。在塞外一個寒風嗚咽、疏星幾點的夜晚，王賢才夾著一大包東西，左顧右盼地走出了醫院的大門，又似幽靈一樣，閃進了醫院旁的荒地裏，看這詭秘的模樣，頗有幾分像電影裏的特務，轉去荒山野地裏給龜縮在那個孤島上的主子發報。然而，他夾著的並不是電台，而是他譯完不久的《希氏內科學》, 40萬字的稿子，沉甸甸的，重似幾塊磚頭……
希氏是美國的一位著名醫學教育家、內科專家希塞爾的簡稱，在本世紀二十年代，他提出了一個劃時代的觀點，即由於現代科學不斷向縱深發展，分支科學好似人的神經係統越來越細密，過去那些同時精通好幾門學科、而且在各個學科上都能達到世界水平的百科全書式的專家，在20世紀已成了明日黃花，百科全書式的著作，在今天，已經是個人無法企及的一項集體工程。
希塞爾憑著他在醫學界的崇高威望，組織了一百多位學識卓越的內科專家，編著了世界上第一部內科教學書，於1927年出版。為了適應現代醫學的最新成果，以後每隔三五年又改版一次。這部在希氏謝世之後仍被稱之為《希氏內科學》的巨著，它的權威性得到了世界醫學界的公認。當時除去蘇聯之外，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將其視為內科教學的標準參考書。
王賢才是在山東醫學院讀書時知道這部書的，等了半年，總算在校圖書館借出來了，有同學特意稱了一下，重達11斤半。此後除了上課，他的身心幾乎全淹沒在這11斤半裏。
這真是一片大海啊，藍晶晶的海水，折射進水裏的一片片金箔似的陽光，悠悠的海草像古代的仕女們翩翩的水袖。身上印滿各種規則的幾何圖案的魚兒，或是在色彩絢麗的海螺間轉著圈兒，仿佛春日的原野上一對對踏青的情侶們不忍離去；或是對著一棵巨大的乳白色珊瑚礁作沉思狀，那魚腮裏鼓出的串串氣泡，大概繚繞了多少神秘的思緒……
王賢才深深地沉沒於一種理論體係的美。如果一個理論體係，能夠從容、細膩而又鮮明、深刻地闡述一種社會或自然的現象與規律，這個理論便一定會有著大海豐富的色彩美，大海流動的韻律美。
一個周末的夜晚，同寢室的同學有的去看電影了，有的去參加周末舞會，他一個人坐在窗前讀（（希氏內科學乳眼睛有些累了，他抬起頭來，看著天上那輪光華如銀如練的月亮，這月色好似接通了的電源開關，陡然，他年輕的生命裏感覺到一股偉力的震撼―自己必須做成一件什麼不凡之事， 自己也一定能做成一件什麼不凡之事！
這事情便擺在了他的麵前：我國的醫務人員，隻有少數人能夠直接閱讀英文原著。能夠直接閱讀的，也不一定能借得到這部價格昂貴、進口數量有限的書。為了讓更多的醫務人員讀到《希氏內科學》，他一個尚未畢業的大學生，決心要獨力翻譯出這部國際醫學界的經典著作……
他擦完了第一根火柴，風吹滅了，擦第二根火柴，風又吹滅了，冥冥之中，像是有一隻無形的手，在牽扯他的心機。他團起一隻巴掌，心機終於濺出了一點抖抖的火苗，火苗一旦碰上了前麵幾頁稿紙，就像濃妝的妓女發現了獵物，張開了闊大的猩紅色嘴巴，立馬有了妖冶、放蕩的騰騰笑影。
火焰裏，他每天僅睡四、五個小時、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的心血，一寸一寸地化為焦枯；希塞爾，還有幾十年來數百位醫學專家在萬千病體上凝結成的智慧，也在異常淒婉地一陣棘動之後，化為了升騰的灰蝶，它們旋旋散散，徘徘徊徊，好似一片不肯離去的冤魂……
並沒有人要王賢才這樣做，是他自己決定要這樣做。
他不會沒有隱痛，如同潰爛過後新肉芽的生長必然伴隨陣陣隱痛，他以為唯有這樣，他才能生長出新的世界觀來，使自己早日摘掉帽子，重新做人。在黑暗如鍋的荒原上，他身子雕塑般一動也不動，隻是一雙手麻木、機械地將一頁頁的稿紙投人火焰中，遠遠看去，那在寒風裏無限高昂的蓬蓬火焰，將他勾勒似荒原上一株被雷電擊過的枯木……
大約就在王賢才主動燒掉那部巨著譯稿的同時，北京市一些文化單位的右派，在遠郊一個名叫“一擔石溝”的山窪裏，建造一座市委療養院，為了讓這裏日後風景如詩如畫，他們還擔負著將周圍的山上都種上果樹的任務。
三九隆冬，除去下放幹部和女右派，大夥兒都住在打著地鋪的棉帳篷裏，外麵冰棱垂掛，裏麵冷得似座冰窟，睡覺時也得全副披掛，戴上帽子，裹上圍巾，有的臉上還蒙個口罩。早上起來，一夜呼出的氣息，在帳篷頂上凝成了一層薄薄的白霜……
幹的活兒，多是抬幾百斤一筐的卵石去填充療養院的地基，或者挑水去山上澆灌果樹苗。空手走在鬥折蛇行的山路上，跑一趟下來，這幫文化人也氣喘籲籲。現在實打實地幹一天下來，一個個踉踉蹌蹌，軟軟癱癱，渾身汗透，好像是一條打斷了脊梁又抽去了筋的狗。可夜裏，還隻能帶這身臭汗鑽進冰冷的被窩，再沒有氣力去換衣抹身，也沒有時間去換衣抹身，挑燈夜戰，午夜收工，已是家常便飯……
在這大概讓愚公見了也得歎為觀止的艱苦環境裏，尚未聞到花果飄香的右派們，心頭卻綻開了一嘟嚕、一嘟嚕的詩果。一個名叫張永經的青年人，創作了一首名為（（一擔石溝之歌》的歌詞，它的第一段是——
一擔石溝石頭多
石頭滿溝滿山坡
激流擔石泉水好
石徑入雲飛戰歌……
三十年後，當上了北京市廣播電視局局長的張永經，監製出了讓多少國人哭濕了一打打手帕的（（渴望》和又讓人們笑得前仰後合的《編輯部的故事》，也許他正是在大山窪裏開啟了自己的創作才華。很快，有人將這歌詞譜上曲子，它真成了右派們學習、勞動時一曲飄蕩群山的戰歌。
叢維熙也心裏癢癢，在一次包括王蒙在內的右派們自發組織的上山挑水競賽中，迎著五、六級的凜冽西北風，身上脫得隻剩下背心和短褲的他，也有了一片濃鬱的詩意，隨滾燙的熱汗滔滔而下——
狂風似虎嘯
落葉滿山飄
巨石凍裂嘴
老樹吹彎腰
三九隆冬恨天熱
赤臂裸胸把水挑
汗泉澆開冰霜道
一路歌聲一路笑……
並沒有人要張永經、叢維熙戴著“鐐銬”唱歌，是他們自己要表達戰天鬥地的豪邁情懷。
是否如被人賣了之後卻還幫著別人算錢，或者是逼你出家當了和尚，你還興致盎然地敲起木魚？
左派會染上列寧所批評過的幼稚病，右派也會染上幼稚病。＋四破碎了的浪，尚未破碎的湧
從1960年隆冬開始，次年達到了高潮，一批又一批右派由寒山瘦水、荒野大漠裏撤回了城市。他們不是先摘帽再回來的，而是先回來再陸續摘帽的，似乎這一政策的製定者，已經意識到摘帽工作的速度，將遠遠趕不上一場令舉國日月失色、山河凝滯的大饑懂吞噬生命的速度，他們不想給一堆白骨摘帽。
當右派們大都回到了各自的城市時，那些當年打發他們下去的“左派”倘若良心未泯，應該震驚於這一情狀：恍若光禿禿的枝條上最後一朵淒婉的桃花，漸暗漸冷的爐膛裏吐出的最後幾縷悲槍的火星，除了深陷的眼窩裏溢不住的興奮或憧憬，緊繃似鼓皮的臉上習慣性擠出的謙恭，他們脖子以下的身子，幾乎都可以忽略不計―
原中央司法係統的右派分子回到北京後，先集中到最高法院開了個會。會場在二樓，幾十個右派卻沒有一個人能夠上得去，連過一道「1坎，都像剛學走路的孩子，得手牢牢地扶著門框，腿才能抬過去。
原新華社著名記者戴煌，一米七八的大塊頭，回到北京時，連同身上穿的破舊軍大衣、軍棉服、絨衣褲以及軍棉帽、棉膠鞋等等，隻有92斤；而在打成右派前，他光頭赤腳，隻穿條小褲權，也有193斤。他感覺自己像個無根的稻草人兒，一陣風就能吹去。歸途中，在牡丹江車站過天橋時，是同行的原北影演員管仲祥、閻啟明等人，將他架過去的。到了月台要上車時，他的腿好像突然消失了，再怎麼提，人也上不了車門的那三小步台階，又是管、閻等人上拉下托，將他像個大棉包似地硬塞上了車……
即便脖子以下的身體，真的全部隱去了，可總還剩下個腦袋，便能在上麵進行莊嚴的摘帽儀式，最不濟的是那些最後連腦袋都沒有保住的人。
在從1958年下半年就已經開始的連續三年的大饑謹裏，右派分子們充分地享受著一種從屈原和荷馬開始，直到今天的中外文學作品從來沒有深刻描寫過的虛弱，一種地下哪怕隻有一根稻草，而你想從上麵邁過去卻提不起腿來的虛弱；高度保持著一種一天24小時時刻不能忘了自己必須呼吸的警惕，一種倘若片刻停止呼吸，便會被同屋人冷漠得似抬出去隔夜的便桶一樣抬出號子的警惕；他們還常常如紳士淑女品味南美咖啡、古典歌劇一樣，品味著無處不彌漫的死神的氣息，這種氣息以人們的身子作為自己的通衙大道―
人們悠悠惚惚，走路輕飄飄的，說話輕飄飄的，喪失了思想，也失去了感覺，恍若是一群從昏嗅中走來又向昏嗅中走去的幽靈。唯有在發現任何可填充空癟的胃囊的東西時，那被腫成氣球似的臉擠得一條縫的眼睛裏，磷火般綠熒熒地亢奮一閃，才讓你感覺到尚存有幾絲生命的氣息。此外，你還真難分辨眼前發生的，究竟是在“人”還拖著尾巴的遠古，還是在人已經站起了數萬年的當今……
牙膏、牙粉、鞋底、棉絮，無所不吃；至於吞吃這些東西是否具有延長生命的作用，人們無心問津，隻要讓肚子裏裝進去東西，就能得到精才電上的麻醉。
為了能夠生存下去，饑餓迫使最低層的人，向原始生活回歸。其他類型的囚徒自不必說，就拿知識分子來說，也逐漸蛻變掉那層清高的外衣，露出原始的形態……
——（《冬天的往事―背纖行》）
與叢維熙所在的清河農場一樣，在張賢亮所在的農場，在每天僅有幾碗野菜湯份額的囚徒們之中，張賢亮發現第一個吃癲蛤蟆、第一個吃耗子、第一個吃晰蠍、第一個吃在幹枯的水坑裏死了多日的小魚、第一個吃據說是有毒的蘑菇的，並不是平日裏月黑風高去剪徑的強盜，總往瓜田李下鑽的青皮，全都是右派分子，在這方麵，知識分子也充分地表現了探索“科學”的勇氣……
無法統計在一場幾乎遍及全國的大饑謹中最終倒下了的右派，到底有多少，我隻了解到，在北大荒大多是這樣處理‘他們”的：
倘若凍得似幹柴的屍首，堆積得有那麼二、三十具了，便裝上幾輛大車拖去哪片荒山野地裏，冬天土凍得鐵板一樣結實，鐵鎬死命挖下去，不過像遠處姑娘一個無濟於事的飛吻，於是就用炸藥包炸。待炸出一個大坑來，大車拖到坑邊上，一側的欄板一拿去，再稍一傾斜，一具具屍首，便嘩嘩地一下子像下餃子一樣去了坑裏。
如果屍首不是太多，那便就地燒上一鍋開水，開水澆下去，冰一化，地上就出現了一個洞。一具屍體塞一個洞，仿佛在栽什麼樹苗，然後再把周圍的積雪呼拉拉地往裏一鍁，不過半天，這洞口就凍得嚴嚴實實。可這畢竟不是水泥板，倘若不見家屬來收屍，來年春天，這屍首便成了腹中如洗的餓狼們的一頓美味大菜……
灰蒙蒙的天際，低沉的雲塊恍若一床床攤開的巨被。
瑟瑟的風聲滾過原野，帶著一種詭秘而又痛苦的哀怨。
這是一支戴罪之身已經四、五年的隊伍，這是一支滿臉菜色、衣衫檻褸、半人半鬼的隊伍。每一張麵孔都像是一個劫後的戰場，疲憊、淒婉，還有麵對不可測前程的無比惶惑，唯有目光裏濺射出幾絲火苗般不死的希望……頗有幾分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俄國十二月黨人被流徙去西伯利亞時的悲槍。
很快，這份悲槍被抹去了，在去火車站的途中，有人在卡車上唱起了《歌唱祖國》，旋即眾人跟著唱起來——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勝利歌聲多麼啥亮。
歌唱我們偉大的祖國，
從此走向繁榮、富強……
仿佛不是凝重如鉛，由苦難走向苦難，而是身輕似燕，從勝利走向勝利，可歌聲卻跌宕在一片荒蕪而又饑餓的土地上；
仿佛卡車上裝的不是“垃圾”和“汙水”，而是五彩的氣球、帶露的鮮花，和鮮花一樣盛開笑看的孩子，可並未飛揚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歌聲，卻撲滿了滾滾黃塵……
讀讀十二月黨人那洋溢著理性光芒與自由激情、叩動了俄羅斯無數少男少女心弦的詩歌，諸如雷列耶夫的（（致寵臣》、（（公民》、《沉思》，奧陀耶夫斯基的《當聽到波蘭革命消息的時候》、《搖籃曲》，我們就會感歎在中國，即使被打進了煉獄裏的右派分子，也極具中國的特色……
回到了久違的城市，恍若一群剛從海水裏掙紮回了江河裏的淡水魚。在頭上摘去了那頂沉重的帽子之後，他們之中即使再悲觀的人，也以為隻要自己日後夾緊尾巴做人，總能享有一般老百姓都能享有的那份安寧……
對於其他的知識分子來說，當他們看到這一批批好似從劫後餘生的戰場上退下來的右派隊伍，他們在萌生不同程度的憐香惜玉之情外，更多的還是為自己握有在政治風暴裏趨安避禍的本領而深感慶幸。
他們可以接納摘帽的右派們再度一起工作，但在摘帽的右派前，他們大多表現出某種矜持、某種距離。
他們在一個民粹主義張牙舞爪的社會裏早就被打落了矜持，他們如今總算找回了一點芝麻綠豆大的矜持；他們早被這個時代隔出了一段難以逾越的距離，可他們用右派的八十步來排解身處六十步的自己的一腔孤寂……
無論前麵破碎了的浪，還是後麵尚未破碎的湧，這時大約都不清楚，它們隻是一個整體內的輪回，一個注定要卷人苦難與恥辱的輪回。
結 語
在中國的當代史上，1958年強化著1957年的大轉折―
從如水的晨光裏一盆新綠的米蘭般生機盎然，到元氣漸傷，筋骨斷殘，渾身貼滿意識形態膏藥的江河日下；
從人們各色鳥兒跳躍、惆啾不已的心枝，到鉛灰色的混凝土最終威嚴地、冷冰冰地覆蓋了中國思想的大地；
從熱情火焰般燃燒的五十年代，到擠牙膏一樣竭力擠出熱情的六十年代以及熱情滿是偽劣產品的七十年代；
從大門半開、窗簾半卷，對風起雲湧、俊彩星駛的外部世界還有一定的了解，到在全方位的封閉中，阿Q般地膨脹自身， 自虐狂般地折磨自身……
1957年，眾所周知地成了近百萬知識分子一座苦難的祭壇。
祭壇後，立著的1958年，則開始了一場民粹主義的舉國盛宴！
如果說，1957年是右派分子政治上的斷頭台，而1958年，則在廣大的知識分子的頭上，吊起了一把達摩克利斯劍，你防不勝防，它可以隨心所欲地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掉下來；
‘如果說，1957年讓眾多的右派分子去了月匿星藏、山寒水瘦的勞教、勞改農場，那麼，1958年，則以大規模的改造，實際上是大規模的放逐，將知識，剝下一點點無產階級認可的東西外，連同她的孩子―思想與科學，趕進了一個雖無法觸摸卻真實存在的集中營。
也許人們不一定能察覺——
“文化大革命”當然在政治上宣判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死刑，但1958年已經在編織“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起訴邏輯；
“文化大革命”當然讓文化陷於滅頂之災，可1958年則開始了文化毀滅的倒計時；
我想，當“文化大革命”這頭麵目猙獰、雙角崢嶸的怪獸衝上地平線後，無論有著怎樣命運遭際的人們，都會在某種程度上感悟出，東方民粹主義這個巨大、神秘的蠶蛹，在一片黑暗中究竟孕育出什麼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