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怎樣變成“偽革命”的
一鐵甲之後，必然是劍
一個新社會，一塊高標以共產主義理想為日月星辰、決意以革命手段去蕩滌舊時代一切汙泥濁水的新大陸， 自當會追求一種精神的純潔。
比如，人民政府不再像國民黨政權那樣腐敗、無能了，她高效、廉潔，和人民群眾如膠似漆，風雨與共。中國人不再是昔日外國人眼中的一盤散沙了，隻要共產黨一聲令下，毛主席巨臂一揮，高山可以搬走，大海能夠填平，騰騰熱氣之中，多少新城拔地而起，多少鐵路遺逸而來……
純潔，還意味著詩意。
比如，清華園裏的一次詩歌朗誦會上，一名叫張自立的同學，朗誦了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詩，當他用激昂的聲調，念到“一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這句詩時，全場掌聲雷動。再有，北海碧波上，響著風鈴的高高白塔下，那留住了一代人童年、以至於傳唱到今天的廠首如來自天堂的歌子：“讓我們蕩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浪……”
沒有多少人，會想到純潔可能還有著別的含義。
1930年前後，以瑞金為紅都的中央蘇區和其他的蘇區，改製換代之勢波急浪湧，甚至有地方打出了“中華蘇維埃元年”的蘇維埃年號。它們也具有新社會的性質，這些地方社會改造的一個主要目標，集中在政治、經濟上全力打擊地主、富農及其子弟，包括清洗黨內出身於地富家庭的黨員。發生在江西蘇區的大規模肅清“AB團”運動裏，地富階級出身的黨員更是首當其衝，遭大批處決……所有的這些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發動者看來，均有“純潔”社會的性質。
估計在曆史上沒有發生過蘇維埃運動的地方，尤其是一些在土地改革中執行政策比較穩妥、沒有引起巨大社會動蕩的地方，就是地主、富農本人，也不會料到這“純潔”， 日後與自己壓根兒有什麼聯係。
土地改革，當然給他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回憶，世代積累、錨珠必較下來的財產，一個早上喪失殆盡。曾經有過的聲望，如今一錢不值，成分，代替了“富人”、“好人”或是“鄉紳”一說……但總起來看，地主、富農，還沒有被劃人政治領域―階級鬥爭中的敵人。
1947年，任弼時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曾明確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地主勞動三年，富農不剝削三年，即可改變為農民成分。雖然這一正確的“摘帽”政策，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建國後很長一個時期沒有實施，但至少說明，在當時黨的領導者眼裏，地主、富農在經過經濟上的扁平化以後，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危險。合作化後，一般不允許地主、富農人社，仍讓他們參加勞動， 自食其力。能夠在社外過自家日子的他們，一段時間裏，還讓不得不人社的中農們，看得眼紅耳熱。
張樂天先生通過對浙北的一個普通村莊的調查，發現在六十年代初中期的村民日常生活中，很多時候，幾乎難以感覺到階級的存在，“親戚還是親戚，誰也不會因階級而改變親屬稱謂；鄰裏也還是鄰裏，階級並沒有改變傳統的交往方式。在小鎮的茶館裏，四類分子與貧下中農同坐在一張桌子上品茶談天。在傳統的節日裏，村民們還按傳統的方式相互串門，貧農的家裏可能會有地主上門，四類分子也照樣設宴待客。在婚喪喜事的慶典中，賓客中有遠近之別，無階級之分。同一桌的客人們相互斟酒碰杯，人情融融掩蓋了政治等級的差別。”（《告別理想―人民公社製度研究》）
然而，這一政治等級的差別被融融的人情掩蓋了的情狀，放在更多的地方，則隻能發生在五十年代。而且，它並不意味鄉村真成了雞犬之聲相聞、黃發垂髻、怡然自得的桃花源。地主、富農們還是能感覺到階級成分的壓力，與幹部們有時會在治保和民兵會議上談起階級鬥爭的外部壓力比起來，這時，更多的壓力來自於內心。
他們當然看不透地主階級在中國的宿命，隻能局部地總結出各自被劃為地主、富農的教訓，但歸納起來，很多人其實隻是一條，即昔日他們在生態與心態上刺激了別人。現在他們如臨淵履薄，講話輕輕的，走路悄悄的，盡量低著頭。在最具家族親和色彩的宴席上，他們的輩分再高，學識再厚，多半也不會坐到主桌上去。在最偏的桌子邊，有一張椅子，他們就知足了……在鄉村生活的河裏，地主、富農們，是一條小合翼翼、有些不太合群的魚。
事情是怎樣發生變化的呢？
無論是合作化，還是工業化，都必須實行計劃經濟。而蘇聯的曆史已經證明，當社會主義披上了計劃經濟的鐵甲之後，這個巨漢必然要舉起一把鋒光閃閃的劍―階級鬥爭。
如果說，1955年揭露與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隻是這把劍小試鋒芒；那麼，1957年的反右運動，在五百萬知識分子的頭上，這把劍已經揮舞得銀蛇騰挪，周天寒徹。
當時能讀點書報的地主，在報上看到章伯鈞、羅隆基等“大右派”在林林總總的鬥爭會上被鬥得狼狽不堪的消息，大概還不會萌生兔死狐悲、唇亡齒寒之感。他們以為，這隻是遠離鄉村的城市裏的事情，而且，是共產黨待其本不薄的一夥文化人不知天高地厚、蝗臂當車自掘倒黴。他們忽略了這之中的種種跡象―
知識，被視為腦袋裏沒收不去、“砍挖”不走的無形的私有財產。知識分子，因為這無形的私有財產，被視作享用了多多的資產階級法權而判定必須脫胎換骨地改造。鑽進了“陽謀”這條大口袋的“右派分子”們，更是在政治上被打成了反動派……一句話，既然城裏的文化人，因為文化惹出了這天大的禍事，怎麼可能會讓鄉下那些擁有過有形私有財產的剝削階級，仍然關起門來過自家的小日子，像一條魚，哪怕是一條有重重心事的魚，在鄉村生活的河裏遊來遊去？
將這條魚抓起來，拋去河灘上晾著，以後，幹脆將其剖腹去膛，灑上粗鹽，製成一條鹹幹魚掛起來，便是早晚的事了……僅有上麵還不夠。在感覺時尚、窺探風向上，下麵曆來有人有著幾乎與生俱來的敏銳。
下麵要提到的一位，是離南昌市六十公裏遠的奉新縣的中學教師，而且，時間還早在1951年。
此人教的是初二年級的語文，課本中有朱自清先生寫於二十年代的《背影》。此文十幾年前就人選國文課本了，可謂久經考驗的語文經典教材。這一年，當他又一次翻開這篇課文，卻發現這是“一篇很不好教的課文。”他毫不猶豫地挑燈夜戰了，次日，一篇稿子寄去了北京有著教育界最高權威的《人民教育》。稿子裏寫到——
現在國家麵臨的三大政治任務，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
鎮壓反革龜但我看，《背影》與這三大政治任務之間，總好像
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首先是（（背影》著力描述的父愛，隻不過是
為人之父出於本能的感情……由於班上學生們的父親三分之屍一是
地主成分，有的學生的父親，且在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時受到了
鎮壓，在這種環境下講父子情深，恐怕倒恰恰會句起這部分學生
對人民對祖國偽限的情緒。
退一步說，即使《背影》超階級的思想情感， 與目前的政治
任務不相矛盾，但光那三次感情脆弱的林黛玉式的下淚，也會給
學生以不健康的感染， 因為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青少年的眼淚，
隻有歡笑的眼淚，勝利的眼淚，以及對萬惡敵人憤恨的眼淚……
《人民教育》很快發表了這篇稿子，並就此開展了一場傾向性鮮
明的討論。在最後發出的編輯部的定調文章《對＜背影＞的意見》中，
認定該文，因為“宣揚父子間的私愛和充滿了小資產階級感傷主義的
情緒”，“在曆史上已經起了腐蝕青年的作用，在新的曆史時期，是決
不能再有它散布‘秋天的調子’的地盤的”……
在下一個學年裏，《背影》如一口痰，被陣出了中學語文課本。
從1951年，到新世紀初的2000年，世事有代謝，人物成古今。中國人經曆了多少大劇痛、大悲喜、大磋歎？但還有一位叫戴燕的先生，穿過茫茫的煙塵，遍地紛紛的雞毛與碎屑，找到了並尋味著這件往事。先生說：“隻要人們不忘記發生在六十年代的那場流血的‘革命’不忘記‘革命’當中幾乎無處不見的那些違逆親情、違逆人情的做法，就不妨回過頭去，重新審視一下曾經教育和影響過不止一代人的那些教材，《背影》的消失，是否正是‘革命’的一種預兆呢？”（《背影》的消失》《文彙讀書周報》1999年2月6日）
革命溫度日益升高，讓人們一下有明顯感覺的那一年，是1962年。
國內剛剛從一場餓死了幾千萬人的大饑謹中走出來，百姓有患怨，黨內有牢騷。毛澤東不得不在上年召開的中央七千人大會上作了檢討。海峽那邊，蔣介石不斷派出小股武裝匪徒來東南沿海騷擾，“反攻大陸”的叫囂，也蟬雨不絕。周邊環境上，中印邊境武裝衝突；毛澤東已經斷定，蘇聯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國家利益早生磨擦，意識形態江湖上的一場大反目、大火並，又迫在眉睫……
這一年裏，毛澤東在北戴河畔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同年9月24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全會公報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曆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
1962年以後，在中國，純潔，被階級鬥爭賦予了新的含義，意味著政治上的清洗了。社會上已經普遍這樣叫開―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被統稱為“四類分子”；加上右派分子，為“五類分子”。“四類分子”、“五類分子”的歸納，顯示了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這是一個如陰與陽、夜與晝、黑與白一樣，必須要被區別、而且，必須要被打人最低層的異類。
在農村，即便是在人倫溫情脈脈的麵紗沒有被撕破的一些地方，階級鬥爭的觀念，也深人如一挑雪亮的快刃，割及了家族、宗族關係及鄉村傳統文化的根部。原來以為經過世世代代的生長，它們會很結
“四類分子”被強
製開會實，至少像一兜粗壯的禾茬，實際上，卻如刀劃過潔白的豆腐。
當時的隊幹部們，常常能聽到社員的種種揭發，諸如“昨天，那個地主婆又把鴨子放到田裏去吃穀了”，或者“某地主出工不出力，一泡尿拉了一袋煙的功夫”……很可能告狀的與被告的，其祖上，幾百年前都是由山西洪洞縣裏那棵著名的老槐樹下出發，來此安營紮寨的第一批同舟共濟的移民。
兩戶人家為什麼事情發生了爭執，若其中一戶是地主或富農，另一方，讓他調門一下軟下來的“殺手銅”，必然是“你這個老不死的地主，抬起一對狗眼瞧一瞧天，早就是咱貧下中農的天下了！”。或者，一聲棒喝：“你再不老實，我去找幾個人把你捆起來，拖去大隊鬥！”……這爭執的雙方間，極有可能在同宗內彼此的關係超不出五服。
地主、富農，與貧下中農們同坐在一張方桌邊品茶，喝酒，擺龍門陣，儼然已是腦袋後盤著長辮子的年代的事了。他們形影相吊，如身上爬有麻風病菌，哪怕是在與社員們一起勞動的場合，後者也會和他們隔一塊地方。敢和富裕中農抱成一團，打得火熱，尋釁生事，不能說絕對沒有，但大抵上看，這隻屬於浩然先生筆下的調遣，在《豔陽天》裏，他將馬小辮子和“彎彎繞”往一塊兒湊。在現實生活裏，別說貧下中農，就是中農，也和他們劃壑為鄰。要生事也各生各的，中農抗拒合作化，隻是人民內部矛盾，若混進幾個地主，一下便成了敵我矛盾！
1963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在這個即將拉開又一台運動帷幕的文件裏，明確指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繼土改之後，文件重新提出“依靠誰的問題”，強調了黨在農村中的階級路線是“依靠貧農、下中農，團結中農”，及“怎樣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的問題。
從此，一個詞組，一個據說是出自於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的夢吃裏、讓許多老一代共產黨人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詞組：“和平演變”，高頻率地出現在眾多的報刊和文件裏。
那段時間，劉少奇也患失眠症，得服安眠藥才能人睡。倘若晚上無人照料，藥勁發作一旦猛烈，可能從床上摔下來。他寧可自己打地鋪睡了五年，也要夫人王光美下去搞“四清”試點。後者在河北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了幾個月，在認定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兩麵政權”的同時，弄出了一個由中央轉發給各地的《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即《桃園經驗》。內稱：
在和平時期，和平演變，是階級敵人向我們進攻的主要形式。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的新形式。我們的身份是清楚的，而敵人卻躲在後麵， 出麵的是戴著“黨員”和“幹部”帽子的人，所以階級鬥爭是更複雜了……現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經濟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和組織上的“四不清”一“四清”的內容，廣泛了，意義深遠了，確實是比土改的規模更大、範圍更八而且更尖銳、更複雜、更深刻的一場大革龜
在桃園蹲點的幾個月裏，王光美每月回一趟北京，每次都向毛彙報，他很是欣賞《桃園經驗》，但也不止一次提示：“根子在上邊”。王光美未能理解這句俄言褐語似的話。為解決農村“四清”與“四不清”矛盾而宵籲憂勤的她，當時怎麼也不會想到，不到一年之後，在毛澤東的眼裏，中國社會和黨內的形形色色的不清楚之中，最大的不清楚，竟是自己的丈夫……
一般來說，在“四清運動”前，農村幹部和農民對於地主、富農的看法是，他們是因為曆史在贖罪。如今大多風燭殘年、年紀再輕也有五十左右的他們，卻沒有現實的危險性；
一般來說，在“四清運動”之後，農村幹部和農民對於地主、富農的看法有了變化，即地主、富農，在為曆史而贖罪外，還有著現實的危險性，他們得為現實的危險性付出更大的代價。
當時的宣傳機器裏，這現實危險性的主要表現是―
私藏舊地契，記變天賬，暗中指點土改中被分掉的土地、房屋，向兒女灌輸複辟思想；
以小恩小惠，拉攏青少年，與無產階級爭奪接班人。以此為表現內容、乃至題目就叫《爭奪》的影劇作品，當年風行一時；
利用修家譜等宗族活動模糊階級陣營，利用迷信活動毒害勞動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