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謠惑眾，與蠢蠢欲動進犯大陸的蔣介石遙相呼應。1962年備戰時，江西臨川縣的一個地主四下散布：國民黨的飛機已轟炸到了南昌，醫院裏躺滿了傷病員……
破壞集體經濟，搞階級報複。一度被廣泛宣傳、成了全國著名小英雄的劉文學，是四川農村一個貧農的兒子。報載：當發現村裏有地主偷摘了生產隊地裏的幾把海椒，他衝上前去，進行了毫不留情的鬥爭。地主見乞告無門，便在海椒地裏掐死了他。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星星與火炬》節目裏，曾播過歌頌他的朗誦詩：“黃確樹啊根深葉茂，嘉陵江水啊浪滔滔……劉文學，我們的好夥伴，我們的好同學……”
諸多的案例、報道和文藝作品，都在大同小異地強調說，對於社隊幹部來說，在地主、富農的現實危險性裏，最要緊的是金錢、美色等方麵的腐蝕……
大抵從“四清”開始，“四類分子”沒有說話的自由，稍有不慎，就必被斥責為“狗嘴裏吐不出象牙”而遭到批判。“四類分子”失去了行動的自由，有事外出必須報告，在獲得批準後，外出的時間、地點均有嚴格的限製。平時，他們的身上，落滿了村民們冰淩般冷冽的視線；節假日裏，倘若國際環境有個什麼風吹草動，荷槍實彈的民兵就會監視他們，要不幹脆集中起來，白天去大山裏砍柴，為生產隊提供無償的勞動，晚上則住進哪座舊祠堂或者破廟……
而且，清洗，已經追蹤到了城市。
北京，中央機關的一片片千篇一律的宿舍區裏，幾年之前，為著同一個原因―饑餓，由四麵八方來投靠兒女的“四類分子”們，如今又趁似水漫過街頭的夜色，或者兒孫上班、上學，家裏已經沒有一個人，蹈蹈地踏上了返鄉的路程。他們中的多數人，兒女雖未挽留，卻也沒有驅逐。但飽經風霜的老者心如明鏡：沒有驅逐，就如已拉到了極限的彈簧，是滿是裂紋的心，在竭力負荷沉重的親情；未加挽留，便意味此去即使大浪沒頂，做兒女丟過來的，也不會是救生圈，而隻能是一個公家人的背影……
西安，中共中央西北局發出黨政幹部的十條規定，要求黨政幹部在清查內部階級成分和階級立場的同時，清理出在機關大院的幹部親屬中的“四類分子”，立即遣送甲原籍，去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改造。這些人中，大多數已經喪失勞動能力，農村並不願意接受。更有甚者，在西安的一些中小學校，也搜索和批判所謂“小地主”、“小富農”、“小資本家”，以“樹立貧下中農的絕對優勢”，導致一些中小學生被逼自殺或逃亡……
廣州，我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容庚的夫人，因為“漏網地主”押送回鄉。已過古稀之年的容先生，此後，每天一個人拎飯盒到中山大學的食堂裏買飯吃。夜裏一方孤嫋下，掛念體弱多病的老伴若臥床不起，在鄉間想求一點藥、一口熱水不可得時，每每老淚縱橫。就是在如此蒼涼的心境下，容庚完成了幾部整理研究碑帖的著作……
成都，土改中頂了劉文彩的空缺、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的“五姨太”王玉清，從莊園趕出來後，有過一段婚姻，並且自己找了一份活幹，一直在街道辦的鞋廠裏做膠鞋幫，每月工資十幾元錢。1964年，丈夫病故。1965年，社會上有流傳：劉文彩的小老婆又混進了革命隊伍。街道派出所通知她：你的成都戶口已經吊銷，必須回鄉下去。回大邑後，她住娘家蔡場鄉老屋，卻經常被叫到安仁鎮上，模樣清瘦的她，宛如一杆剝去了綠葉的竹子，立在地主莊園陳列館門口的空地上，作為地主“小老婆”的活標本，接受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者的參觀，也接受後者如冰雹沙石一樣擲過來的批判……
中國，沒有發布任何戰爭宣言，卻實質性地進人了戰爭狀態。在這場不見硝煙的戰爭裏，地主、富農―這批非種族低劣而是階級出身低劣的“猶太”，已經成功地被從社會生活中“純潔”出來，關進了一個無形的卻是巨大的集中營。
二“五類分子，，子女們
有低劣的階級出身，就有低賤的階級成分。
成分低賤的孩子們，童年、少年時代，和成分高貴的孩子一樣唱：
做完了一天的功課，
我們要盡情歡樂。
親愛的夥伴，請你告訴我，
誰為我們安排幸福生活……
唱著影片《祖國的花朵》裏這支像是來自天堂的歌子，前者是從什麼時候起，知道自己並不是一支無憂無慮的花朵，倒可能是花圃裏一株要鏟除的狗尾巴草？這個時候，肯定早於階級鬥爭之劍劃動得虎虎生風的1962年。
同年2月初，上年高考成績出色卻落榜了的遇羅克，被分配到京郊的一個公社園藝隊的菜園勞動。當時菜園裏雇傭了不少臨時工和合同工，多數是附近村裏的社員。他們中很多人是體格健壯的棒小夥子，幹活舍得出力，活也做得漂亮。卻沒有這類人常見的輩牛脾氣，或者居功自傲，與人罵罵咧咧，打打鬧鬧。派活時，他們隨叫隨到，百依百順。評工分時，明顯受到不公平對待，他們也低眉順眼，一聲不吭，而周圍的人也心安理得……很快，遇羅克了解到，他們都是地富子弟，在村裏幹活時，與家人一起老受到辱罵、歧視，4才到這裏來做臨時工，想用受累出力，委曲求全，換得日後菜園裏的一個“鐵飯碗”。遇羅克，因撰寫（出身論》於1968年1月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死刑，1970年3月5日執行，年僅27歲
“在出身問題上，受到歧視打擊的不僅是我，不僅是和自己這批同來的幾十個因‘血統’原因而在高考中被淘汰的城市學生，還有大量的同代人。”―副白色塑料框的眼鏡下，一個年僅18歲的青年，得出了一個簡單的、卻如電鋸在撕裂他理想與青春的結論。幾年後，他如丹柯，托自己的心為火炬，引導了許多青年人，走出了黑暗、愚昧的“山頂洞”。他深邃、憂患而又溫婉的目光，穿過最廉價的眼鏡，灑在中國思想解放史上的一片清輝，至今還沒有完全顯示出來。
六十年代裏，大規模地實行了“反右運動”後將成分不好的考生打人另冊的做法。每年大學招生完畢，前高教部都發表公告：本年優先錄取了多少工農子弟、革幹子弟……不少大學，完全不招收“五類分子”子女，如同人學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已經成了眾所周知的天演貴胃們的專利。能夠有限招收“五類分子”子女的高校、專業，一定不會是學生們趨之若鶩的“香悖悖”，但能百裏挑一地進去，已經是皇恩浩蕩、祖墳冒煙。
在工廠，大抵重要崗位，最好的技術工種，如電工、鉗工、機修工，成分不好者均靠邊站。每逢節假日安排設備檢修時，首先得把參加檢修人員的名單報到保衛科，一個個進行檔案審查，多少涉及一點問題的都不讓參加。有些廠，還規定凡成分不好者，不能帶徒工。提拔組長、班長、隊長，或是工資改革、級別調整，工會發放生活困難補助……成分，都是一個硬碰硬的先決條件。
社會上的其他部分亦如此。
出版社、報刊采用作品、文章前，必發一紙公函，或打個電話來單位，了解作者何成分，何種政治表現。在一些城市，街道辦事處印製的待業青年求職登記表上，也有出身這一項。用工單位來挑人，沒有不挑出身好的。來者未必不清楚，出身好的不一定工作就好，情況倒很可能相反。但放著出身好的不用，挑走出身壞的，是什麼立場，什麼感情？他的想法，僅“客觀”了幾秒，便成了拿破侖的鐵騎，折腿在自己腦海中的滑鐵盧。隻有在大批去向是農村的時候，出身壞的才會獲熱烈青睞。就連報考駕駛員執照，成分好壞，也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在遇羅克的《鴻溝》一文裏，曾引用過一位司機轉交給他的一份鉛印文件，內有：
（一）駕駛員的培養對象
1、駕駛員的培養對象要貫徹階級路線，以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烈軍屬子弟為主；對家庭出身於地、富、反、壞、右、資本家的，原則上不培養；
2、 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的，看其政治表現，如果能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經過有關部門審查確屬沒問題的，可以適當吸收培養一些；
3、所培養的機動車駕駛員，必須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活學活用，積極參加階級鬥爭、生產鬥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的好同誌……
“文革”前的中國，幾乎在涉及到人們進退、升降、榮辱等生存方式的所有方麵，出身，均成了一部分人望而卻步的幽深絕壁，另一部分人閑庭信步的椰風海灘。成分，已是一部分人的“黑色星期一”，另一部分人的“快樂大本營”。
後者， 自然輕鬆，快樂。前者，當然悲戚，困惑。
如果抹去個人情緒泡沫似地堆湧，忽略個體形形色色看似偶然的命運，至少在幾十年後的現在，可以頗為冷靜地理解了―
在百年以來不是以和平與建設去累積社會資源，總是以戰爭與革命屢屢消耗、踐踏社會資源、從而日愈減少其總量的中國；當革命取得了成功，不是將這柄長劍放進和平的清水中退火，或者丟進爐裏，再鑄劍為犁，讓滿是創造的土地上流布起文明的風景和人性的芬芳，而是從劍鞘裏又拔出來，繼續著烽火硝煙的歲月裏敵我鬥爭的思維，強化著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的舊意識形態格局……
這一背景下，總是緊縮的社會資源與隨人口不斷旺盛起來的需求之間的矛盾，便大大地劇烈起來。為了緩和矛盾，在一切矛盾的所在，諸如升學、招工、提幹、提薪、參軍上， 自當提高標準。它不可能是業務標準，業務標準是平等的、非階級性的，是人人可以努力的，因而有利於“五類分子”子女。隻會是政治標準，政治標準是不平等的、階級性的，很大程度上是屬於先天的，它能夠確保工農子弟、尤其是幹部子弟，在享有諸種資源的權利上，不會遭到有關社會公平與公正的任何挑戰。
這又不僅是一個“排排坐，吃果果”的簡單的經濟學問題。
倘若，僅僅為著讓“你多我少”、甚至“你有我無”的社會資源分配合理化，與當時中國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這可以內部處理，即使外麵人有所察覺，也不過像平頭百姓在校門口看那些幹部子弟學校一樣霧裏看花。沒有必要已經這樣做了多年，還要在1962年以後，形成對一切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弟的普遍政治壓力，尤其是對“五類分子”子女的社會性歧視。
這還是一個政治策略問題。
“五類分子”總是要死掉的。他們的平均壽命，肯定要大大低於社會的平均壽命。此外，也不是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五類分子”。然而，必須“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階級鬥爭理論，卻必須永遠有一個對立麵，來保持這一理論的活力。本來“五類分子”子女與對立麵是風馬牛，有了社會性歧視，“五類分子”子女，便或虛或實、時明時暗地等同了對立麵。這就像一張眼袋裝滿、皺紋布滿且有雙下巴的臉，與一片烏亮、黑緞似的頭發，本是兩個年齡段的事，但有了高科技的染發素，今天的馬路、電視上，比比可見，它們同處於一個人身上……
可能，這還是一個心理學問題。
打碎不平等，往往是革命舉起的第一麵旗杆。革命勝利後，保持適度的不平等，則可能是治大國如烹小鮮的一門技藝。在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人們的消費欲望長期限製在一個很低水平的國家裏，沒有什麼事情，比特權，更讓像虎骨一樣長年浸泡在平均主義裏的人民敏感且反感了！沒有製約、監督的權力，必定滋生特權。但人民對於特權的反感，除了毛澤東在“文革”初期的牌桌上，無畏地甩了這張牌，讓按慣例出牌的各級當政者防不碎防，一時間，紛紛滾下牌桌，在形形色色的傲嘈小民前，腰彎成了蝦米……可在“文革”前，人民對於特權的反感是被嚴加防範的。
防範之外，又加以疏導。當廣大的工農群眾，在對“五類分子”子女的社會性歧視中，發現在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中， 自身天然地占據著這部分人之上而沾沾自喜時，他們對於特權的敏感，便會有幾分受潮金屬般的鏽蝕，對於特權的反感，也可能萌生起阿Q式的釋然。這般精神上的自我恭喜發財，效益可能是巨大的，卻無須像升學、提幹、招工一樣，國家真得為此付出巨大投資……
對一切非勞動人民子弟的普遍政治壓力，尤其是對“五類分子”子女的社會性歧視，六十年代以後，構成了中國社會革命文化氛圍的一個重要內容。
五十年代的人際關係的區分，諸如好人與壞人，先進與落後，親與疏，乃至左與右……到了六十年代，幾乎被出身的好、壞，或是一般的階級區分完全取代了。“親不親，階級分”，成了社會成員相處的準則。好事、壞事都與出身有關，出身壞的做了壞事，這叫階級烙印，本性難移。做了好事，這叫脫胎換骨，棄暗投明，反戈一擊；出身好的做了壞事，這是“失足”“冒從”“輕信”，歸之於不良影響，明珠暗置，上了賊船。因此，社會上被公之於眾的好事，都被幹部子弟、工農子弟給專業承包；而壞事，統統被“五類分子”子女搬在手裏，當做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在六十年代的革命文化氛圍中，多少“五類分子”子女，變得謙恭、委瑣，變得決絕、冷酷，變成哀莫大於心死，精神上孤苦無依，或者變成滿口革命辭藻，筆下動輒思想彙報、檢討揭發……在公開的一麵外，他們的內心，還一定深藏著另一麵。就是在這令人格分裂、人性扭曲的兩重性下，他們度過了無比灰暗的青少年時代。
最為不幸的，當然是農村的“四類分子”子弟。
六七十年代，許多地方，老地主死了，階級鬥爭的對象還得保留，兒子便升格成了地主。地主還活著，兒子分家，好似細胞分孽，分成幾戶，地主的帽子，也多了幾頂。富農嫁女，即使新郎頭上帶了一頂“貧農”寬大的遮陽帽，也遮不住她的腦袋，隨行的嫁妝裏，必須有一頂她本人的“富農”帽子……
張樂天先生在浙江海寧縣L大隊調查時發現，在該大隊六十年代的兩套戶口資料中，一些“四類分子”子弟，有些解放時還在地上玩泥巴，再晚的有解放後出生的，因婚嫁等原因，從外麵遷人時，L大隊的戶口簿上，均直接將他們的本人成分寫成了家庭出身，例如―
徐雪英，女，1945年生，1965年由丁橋勤豐大隊遷來，本人成分富農。
莫菊英，女，1943年生，1969年由丁橋二塘大隊遷來，本人成分富農。
王建樹，女，195。年生，1975年由東升新聯大隊遷來，本人成分地主。
祝桂寶，女，1946年生，1972年由丁橋勤海大隊遷來，本人成分富農。
奕紹良， 男，1947年生，1971年由本社利民大隊遷來，本人成分富農……
——（見張樂天（（告別理想——，氣民公社製度研究）））
財產是不能繼承的，帽子卻是可以繼承的。
這一繼承下來，“四類分子”的曆史，不但是他們本人永世受罰之源，而且禍及三代。就是帽子未給繼承，仍“庇蔭”了三代的現象，也大量發生。不管是兒輩、孫輩，不能升學，不能招工，不能人團，不能參軍，連扛著根老掉了牙的“三八大蓋”的’民兵，也不讓參加，大抵工分值較高的農活，也與他們無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