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管年代
——程世清在江西
一 伏筆
在1967年“兩報一刊”（筆者注：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共同刊布的元旦社論裏，用顯著的黑體字標明了偉大領袖最近的一段指示，事後聽說這是上年12月26日他在祝賀他的74歲壽辰宴席上對江青、張春橋等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一班要員們說的：開展全國全麵的階級鬥爭。
這一年，和一個口號結下了不解之緣。“揪軍內一小撮”及其類似提法，在一係列中央文件、首長講話和“兩報一刊”的社論中頻頻出現。這個得到毛澤東肯定的口號，大約深藏著他對軍隊某些領導人的不滿。
軍隊是他締造的，長時間裏也是他指向哪裏，軍隊便打到哪裏。有一支紅彤彤的威武之師緊緊跟在後麵，無論是四海翻騰，和美帝、蘇修鬥法，還是風雷激蕩，昔日與彭德懷分手， 日後與林彪反目，他都有“挾泰山以超北海，舍我其誰乎”之勢。經過1966年八、九月後的一輪“炮打司令部”下來，全國各地各級黨政機關多半處於癱瘓狀態。正是毛澤東本人於1967年1月下令動用軍隊“支左”，讓軍隊接管各級政權以恢複國家機器的運轉，尤其是對公安、法院、監獄等重要的國家機器組成部分實行軍管，以保證他對天下局勢的控製。毛澤東沒有料到，“支左”後出現的局麵卻是——
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堅強柱石，軍隊曆來深受“階級鬥爭”教育的砒磨，其成員普遍享有“紅五類”出身的光榮與自豪。又按照黨指揮槍的原則，在政治上服從當地黨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軍隊的某些大小諸侯已與地方的官員形成一個共枯榮同進退的利益集團。在這些諸侯看來，由幹部子弟、黨團骨幹、勞動模範與武裝民兵為主組成的群眾團體反對“炮打司令部”（世稱“保守派”），當然是他們應當支持的“左派”，而敢於“炮打司令部”、挑戰軍管權力的群眾團體（世稱“造反派”，其成員多是普通工人、城市貧民、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其中一些人出身於“麻五類”和“黑五類”。“黑五類”眾所周知，“麻五類”大約是指中農、小土地出租、職員等一類不紅不黑的出身）無疑後腦勺上有一塊反骨，因此，一些地方的軍隊領導人紛紛將後者打衝擊山東省“革委會”的失敗者成“反革命”，當發生了後者或真或假衝擊軍事機關的事件時，他們又毫不猶豫地下令抓捕，乃至開槍鎮壓，從而發生了一係列血案。
這顯然與毛澤東的初衷大不合。如同打天下要依靠農民，發動“文革”得先放出關在課堂裏傲嗽叫的學生，要搬走從中央到地方的睡在革命者身邊的赫魯曉夫，則必須有振臂一呼、應者如雲的造反者―他是一位嫻熟地揣摩並調度中國人心理的大師。在他眼裏，軍隊中的某些人正借“支左”之名，行阻擋“文革”巨輪滾滾向前之實。他老人家無比震怒了―
3月24日，經毛澤東批準下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該中央文件稱，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軍區黨委書記劉賢權同誌的領導，篡奪了軍權“，“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後，勾結205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最後宣布“趙永夫隔離受審”。
5月7日，經毛澤東批準下發（（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點名批判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成都軍區第一政委李井泉和四川省委書記廖誌高，該中央文件同時將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第二政委郭林祥定性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頑固追隨者”，從而點名打倒。
7月20日，湖北省武漢市發生了著名的“7· 20”事件。武漢地區支持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的群眾組織“百萬雄師”，被中央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認定為“保守組織”，認為支持“百萬雄師”的武漢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當代表中央的公安部長謝富治和“中央
1966年末，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在軍區大院內被殘酷批鬥文革”的王力到達這座濱江城市，對武漢軍區幹部施加壓力時，其態度激怒了“百萬雄師”的上百萬群眾，該組織舉行了一係列抗議示威活動，甚至與謝富治、王力發生了肢體衝突。
這一事件被“無產階級司令部”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在全國報刊上進行了空前規模的討伐。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和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被認定為這個事件的“策劃者”和“黑後台”，而遭到猛烈批判。按照毛澤東確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廣西
壯族自治區博白縣人
謝富治（1909-1972)，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中國
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定的有關“7.20”事件的宣傳方針，當時報刊上連篇累YA的社論、文章都使用“黨內、軍內一小撮”的提法。
7月26日，《人民日報跋表社論“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內稱：“我們一定能夠把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統統揪出來！”
8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7年第12期，其社論題目為“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四十周年”，又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同樣，也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鬥臭。這些家夥還在垂死掙紮。不久以前，武漢地區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勾結起來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鎮壓。事實證明，我們必須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乾淨地掃進垃圾堆裏去。隻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複辟。”
由此，1967年的夏天，隨著陽光如燒得晃眼的鐵水翻倒在天空，還有知了晝夜幾乎無休止的企圖抖去酷熱的嘶鳴，“揪黨內、軍內一小撮”的聲勢在全國被推向了高潮。準備派往地方“支左“的解放軍在集中學習
也在這前後，毛澤東將“支左”的希冀與重任，開始考慮放在與地方幾乎無甚瓜葛的野戰軍肩上。
幾個月後，在北京湛藍的天空下，中南海的花圃裏有了最初綻開的菊花，而毛澤東也感覺對全國的局勢可以大氣長舒時，他對時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楊成武說：經過這樣大的衝擊，軍隊還是好的。有的人武部，部分軍分區，還有些獨立師，就不太好。野戰軍好，空軍好，海軍好，北京衛戍區部隊好……（董保存（（百戰將星―楊成武》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3月版）
二 挺進
江西，亦是毛澤東對軍隊“支左”局麵嚴重不滿的省份之一。
1967年6月1日淩晨3時，周恩來總理給江西省軍區打來電話，傳達5月30日毛主席的一個批示―
林彪、恩來、文革小組同誌：江西軍區與群眾的又水主情緒為什麼愈演愈烈了，江西軍區某些同誌對群眾態度是否正確值得研究。此外，還有xx, xx% xx三個省軍區時待群眾的態度是否時，也值得研究。
6月7日下午，江西省軍區在人民廣場召開20萬人大會。這年春天便率工作組來江西指導工作的福州區第二政委劉培善、江西省軍區司令員吳瑞山等出席，省軍區政委林忠照代表江西省軍區作了關於在“三支”、“兩軍”工作中所犯錯誤的公開檢討：“我們思想上、組織上準備不足，缺乏經驗，在執行‘三支’、‘兩軍’任務中產生了有些缺點和錯誤。在錯誤取締了一些群眾組織和錯誤地拘捕了一些革命群眾的問題上，是犯有方向路線性的錯誤。”
下麵群眾高呼“炮打劉培善，火燒吳瑞山！”的口號，大會形成僵局，開了整整6個小時……
6月，南昌街上的傳單，多是造反派們發出的省內各地動態―
在崇仁縣，武裝部調農民圍剿“反革命”，每人每天給一元五角錢，2斤糯米，1斤白糖，2斤豬肉，農民把梭鏢、大刀都準備了。
在新建縣，武裝部布置各公社，一個大隊派3人到南昌市開“大會”。
在南昌縣，武裝部下命令，一個小隊派一人去保衛縣委。每人每天給一角五分的報酬，工分照拿。今年稻子不割都要去保衛縣委，不把劉瑞森拉下馬情願荒田。（筆者注：“文革”前江西省委有9位書記，按序排列為：陳正人、楊尚奎、方誌純、劉俊秀、白棟材、劉瑞森；其後為候補書記：郭光洲、黃先、黃知真。9人中，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組織的有劉瑞森、郭光洲、黃先，1968年1月作為革命幹部代表，這3人首批被結合進省革委會裏。出身地主家庭的劉瑞森，在延安整風時已經作了結論，大意為有自首情節，但不能算是叛徒。在“文革”初期，他一直被保守派組織視為“大叛徒”，一度流行的口號是：“打倒大地主劉瑞森，解放老長工劉俊秀！”）
6月19日，江西農校紅衛兵聯合指揮部發出（（蓮塘地區處在白色恐怖之中！局勢萬分危急！》的呼籲，稱：南昌縣武裝部調集全縣各公社的基幹民兵，手持梭鏢、魚叉、鳥缽等武器在蓮塘集中，他們攔截來往汽車、行人，到處抓人捕人。省農校、蓮塘中學、農學院的紅衛兵已有幾十人被關押在茬港公社。南昌市附近的新建、豐城、進賢三縣基幹民兵也陸續到達蓮塘。來此集結的還有江西師院東方紅公社、江西棉紡織印染廠井岡山兵團等保守派組織，已達一萬多人。保守派們揚言：“踏平農學院！”“殺進南昌市，活捉劉瑞森，解放全江西！”一場血洗南昌市的陰謀正在部署進行之中！
該傳單還稱，南昌縣黨政軍一小撮走資派，許諾農民四個條件：1、打死算烈士，家屬生活由公社包下來。2、打傷後，一切醫療費由國家包下來。3、武裝部給每個農民發一支槍。4、集中期間頓頓有肉吃。
靠著蓮塘的向塘也受到了波及。19日，作為華東鐵路重要編組站的向塘因遭衝擊而被迫停運。
6月20日，李富春副總理代表國務院對江西下達三點指示：1,列車要迅速恢複運行，有問題雙方再談。2、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農民要立即回去。3、南昌鐵路局馬上實行軍管，軍管會派福州野戰部隊。
6月21日下午3點半，周總理、陳伯達、康生、王力等中央領導，對劉培善、吳瑞山及福州軍區領導就江西問題作了重要指示。總理說了六條：
1、軍隊不要上街遊氣
2、不準武鬥，不準到一個單位去彼此武鬥。
3、不準擾亂鐵路、客運、航運。
4、不準亂抓人。
5、農民不準進城搞武鬥。
6、不準開槍，不準奪部隊和民兵的槍。
因大批農民圍困位處蓮塘的江西農學院，拒不供應糧食、蔬菜等必需品，江西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會（下稱“大聯籌”）於28日上午10時派汽車送去3000斤糧食，在途中被農民圍截，司機被扣，糧食遭劫。當晚12時左右，市郊青雲譜上空下來兩架飛機，盤旋十幾分鍾，並開了探照燈。
6月29日晨3時左右，在市區忽然聽到蓮塘方向的槍聲，其中有鳥銑、步槍、機槍聲共50餘次。9點30分開始，蓮塘開槍武鬥。南昌市內，紅衛兵衝擊各區武裝部，將武器彈藥全部搶了出來。許多中學生已荷槍實彈開赴蓮塘。全副武裝起來的工人，也分三路保護八一大橋、工廠、街道及到蓮塘解圍。有傷亡人員不斷運往市區，數字不明。傷亡最嚴重的是五中紅衛兵、洪都機械廠工人。下午，市內各路交通斷絕。街頭陸續出現大幅標語：“揪出6.29慘案的幕後策劃者！”“血債要用血來還！”等。
造反派方麵稱，至6月29日下午6時，已發現造反派和紅衛兵的屍體共63具，被保守派活埋16人，遭活捉300多人。
當晚，北京發來緊急電報―
江西省軍區轉江西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委會的革命同誌們：
據報你們29日衝入軍事機關，奪取武器。這是違反中央軍委八條命東十條命令，違反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6月6日通令和中央6月24日通知的。不管你們有任何理由，這樣做都是錯誤的。我們希望你們應該珍惜和保持你們的革命稱號，立即停止奪槍的錯誤行動，退出軍事機關，並將槍支彈藥退還軍區，返回原駐地，聽候中央派員處理。我們已命令江西軍區不許采取任了引良複行動。如果任了千一方不這樣做，不聽中央的話，就要犯極嚴重錯誤。我們等待著籌委會同誌的回答。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中央軍委
中央文革小組
1967年6月29日
此後幾天，在南昌市一些學校、企業經常出現訃告和追悼會，一般煞是隆重，死難者冠之以烈士稱號，會後在雄壯的“國際歌”與揪心的哀樂下繞城遊行一周。載著靈樞的卡車車廂兩邊，站著“烈士”們荷槍實彈的戰友，他們不時朝天鳴槍，以壯“烈士”遠去的行色。隊伍前舉著總有幾丈高的拂拂揚揚的白蟠，上多書“為有犧牲多壯誌，敢叫日月換新天”。
本來，毛澤東對武裝左派是很讚同的。他曾拿著一份張春橋寫的上海要武裝10萬左派工人的報告，問楊成武：槍在右派手裏好呢？還是在左派手裏好呢？他主張，把農村的槍統統收起來，以後發到左派手裏。對於各地頻頻發生的搶槍事件，他還挺幽默：聽說四十七軍有個團長，槍被奪走了大哭起來，這是個好團長。但右派搶去了哭是對的，左派搶去了就不要哭。
8月4日，中午12時半至下午2時，毛澤東聽取了從武漢趕到上海的空軍政委餘立金和總參作戰部副部長李靜關於武漢“七·二O事件”後的情況彙報，楊成武、張春橋、汪東興也參加了旁聽。餘立金談到，由於兩派之間的鬥爭加劇，都在搶奪武器，應該設法製止。毛澤東卻對此看得並不太嚴重。他說：凡是打了大仗的就好，爛透了就可以迅速好轉。不痛不癢的就會拖下去，全國奪的槍，隻有二三萬支嘛！
然而，事態的發展比毛澤東預料的要複雜嚴重得多。過了不
到一個月，全國各地被搶的槍支達48萬至50萬之多，全國沒有
搶槍的地方，隻有北京和上海；塞本上沒有搶槍的，僅內蒙古、
河北、山東、山西、甘肅、青海。毛澤東聽了仍說：那有什麼了不起，
三四十萬支有多少喲？不多！50萬支有多少喲？不多！光全國民兵
武器就有350萬支嘛。
——（《百戰將星―楊成武》）
他老人家就像大雄寶殿裏的如來佛主，雙目輕含，拈花微笑，而大千世界的十萬魚蟲、百萬煙火已盡收眼底。
直到9月初，毛澤東才在這百萬煙火裏感到了隱隱的不安。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不準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他在前一天審閱這個文件時，批示：“已閱，照辦。”
那段時間一雙眼睛幾乎熬成了火炭的周恩來，卻遠沒有毛澤東這般的定力。在7月初，總理就像消防隊一樣在考慮如何撲滅各地此起彼伏的火險了。就在這時，“李德生”、“程世清”等一串名字出現在他的腦海裏，也一定放在了毛澤東、林彪等人的案頭。
三 登台
1967年7月下旬，第十二軍軍長李德生突然接到南京軍區的緊急通知，周恩來總理要他於28日趕到北京，受領去安徽“三支兩軍”的新任務。其時，第十二軍正駐守蘇北地區擔負海防任務。
在此前後，駐山東萊陽的第二十六軍接到中央緊急通知，中央調該軍政委程世清去解決江西問題，要他速來北京領命。
李德生一行下榻在京西賓館。程世清來京後也安排住在這裏。那些日子，“一輛輛滿載著造反派的大卡車，架著高音喇叭來回地轉著，震天動地地叫喊著：‘打倒七二0事件的凶手陳再道！’（當時陳再道同誌在京西賓館受到保護）‘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後來又看到中南海周圍搭滿了各種各樣的帳篷，設立了各種名目的揪劉（少奇）指揮部，把中南海團團包圍。全國人民心目中最神聖的黨中央所在地，被紅衛兵‘兵臨城下’，心裏感到實在不是滋味……”（李德生《從十二軍軍管安徽的經曆看文革大動亂》）
可以想見，此時，無論是李德生、程世清，還是日後接踵而來北京領命的野戰軍將領們，心中湧出一片迷茫的同時，也一定會升起一股天下板蕩、疾風勁草的使命感。
迄今為止，在公開的資料上，可以查到的履曆是―
程世清，1918年4月出生於河南省新縣陳店鄉程七村。幼時由於家庭貧寒，隻上過兩年私塾。為了全家人的生計，他幫助父母幹農活、
程世清（1918-2008) ，河南人。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打柴、放牛。
1928年6月，工農革命軍第七軍（後改為紅十一軍三十一師）在其家鄉柴山保開辟革命根據地。1929年剛滿11歲時，他找到紅軍，要求參加紅軍隊伍，被編入光山縣獨立團當傳令員。1931年10月，他被編人紅二十五軍七十三師二六七團宣傳隊任宣傳員，同年加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被提升為宣傳隊分隊長。在這之後參加了雙柳樹、潑皮河、英山、固始等戰鬥。
1932年夏，國民黨向鄂豫皖根據地發動了第四次“圍剿”，紅四方麵軍在反“圍剿”鬥爭中失利，蘇區頓時陷人“匪區壯丁全部處決”、“糧食全部搬走”、“房屋燒光”的危境，紅四方麵軍轉移外線西征，程世清留在根據地堅持鬥爭。他找到了徐海東挺身而出、重建的紅二十五軍，先在軍部當馬夫，後被安排到軍政治部宣傳隊任宣傳員、分隊長。
1934年11月，他隨紅二十五軍主力北上長征，翌年8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長征到達陝北後，紅二十五軍、二十六、二十七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程世清調任下屬七十八師政治部宣傳隊隊長。1936年夏，、他參加了東渡黃河搶占離石的戰鬥。
抗日戰爭開始，程世清編人八路軍一一五師六八八旅六八七團任宣傳幹事，參加了平型關戰鬥。翌年夏，升任旅政治青年股長。同年冬，參加了延安青年聯合會代表大會。1939年後，先後任六／\l.旅獨立團一營教導員，冀魯豫支隊二大隊宣傳股長、政治處副主任，新四軍三師八旅二十三、二十四團政治處主任。轉戰在蘇北、淮安等地。
據說在一篇記述1943年3月發生的一場遭遇戰的文章裏，程世清簡直成了機智與勇敢的化身。這次戰鬥中，壯烈犧牲的幹部有田守堯、彭雄及張池明將軍的第一任夫人，他僥幸活了下來。但如果不是他的英勇表現，傷亡的人會更多。遺憾的是，這篇文章筆者沒有找到。
1943年11月，他奉命到達延安，進人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8月， 日軍投降後，大批幹部遵照中央指示奔赴東北，程世清奉命組成長白支隊，負責接管長春到白城子一線的安廣、大來、前郭旗、扶餘和農安等縣偽滿政權，組建了一支2000餘人的武裝部隊，至1946年8月部隊發展到一個建製團，程世清任團長兼政委。以後，曆任黑龍江軍區慶安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西滿軍區獨立師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戰軍一三二師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參加了四平、遼沈、平津、廣州等戰役和佛山、英德、韶關等地區的剿匪鬥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程世清任軍委裝甲兵幹部部副部長、部長，1957年8月任裝甲兵政治部主任。1963年調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六軍政治委員。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將軍銜，並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級／又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
足以讓曆史學家及有興趣的人們對他們各自的命運大戲烯噓不已的是，在1967年那個空氣裏也在彌漫火藥味的夏天，幾乎前後腳人住京西賓館的這兩位將軍，同來自大別山腹地的一個縣，巧的是還同一個鄉。隻是李德生比程世清大近兩歲，其履曆與戰功也較程顯赫。
如果說在抗日戰爭中兩人還難分伯仲，在解放戰爭以後，兩人的距離有所拉開。1947年，李已任第二野戰軍師長，參加了上黨、進軍大別山、淮海等戰役。1948年在襄樊戰役中，所率十七旅獲記功獎勵。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誌願軍師長、副軍長。回國後即任軍長。程任軍級幹部比李晚了約十年，而且李有過一段時期深造，他1960年畢業於高等軍事學院基本係。曾主持總結“郭興福教學法”，被推廣到各部隊，一時間在軍內外名聲雀起。
李德生明顯進步在程世清前頭的又一李德生《1916-2011 ) ，河南省新縣陳店鄉人。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個佐證是，兩人的藏青色少將軍服在正式場合所佩帶的三枚勳章上，有兩枚是一致的，有一枚即解放勳章，李為一級，程為二級。
新縣，民國時為經扶縣。1947年8月，劉鄧大軍六縱一部解放了該縣城，劉伯承司令員聽說新縣原名叫新集，帶個新字，他便說：新縣人民從此解放了，開始了新的生活，那就叫新縣吧。
這個當時不足10萬人的山區小縣，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卻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首府所在地，先後有5萬5千人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並先後誕生了紅四方麵軍、紅二十五軍、紅二十八軍等九支主力紅軍。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李先念、徐海東、王樹聲、郭述早、程子華等老一輩革命者都曾在這裏戰鬥和工作過，培育出了許世友、李德生、鄭維山、高厚良、吳先恩、張池明、潘眾等77位將軍和省部級以上幹部，是全國著名的“將軍縣”。其中，除許世友是上將，中將也有鄭維山、張池明等好幾位。
在這樣一個紅軍的故鄉、將軍的搖籃，無論是留在了山裏的平頭百姓，還是早走去了山外的將軍要員，大抵都會在茶餘飯後，或者老鄉遇老鄉時，有一個說之不倦的話題，即使虛懷若穀，或是故作澹泊，嘴上不說，但心裏也明鏡似地清楚―誰的軍功戰績如何如何，誰的軍階職別快快慢慢。對此，程世清的心裏肯定明明暗暗地存有壓力。這樣說，並不是說他一定心靈促狹。在軍界，拿破侖一句話二百年來擲地作金石之響―不想當元帥的士兵決不是個好士兵；在政界，古今中外，、有幾個人不追求登龍人仕，人閣拜相，“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相信一旦得遇明主，風雲際會， 自己必能成就經邦濟世、治國平天下的大業。
由李德生、程世清的履曆裏，還可以發現，李從未在林彪手下呆
過。程的人生走向，則在兩處與林彪發生聯係。一處是抗日戰爭時期，
他在八路軍一一五師六八八旅六八七團任宣傳幹事，這時大約是他抬
起頭來看師長林彪，後者卻很難給他打個招呼。再一處，則是在解放
戰爭的尾聲中，他成為第四野戰師一個師的主政領導，這時對這個身
板魁梧、臉上卻白淨得不像個軍人，還有十幾顆白麻子隱隱散布的師
政委，作為司令員的林彪已經應該會有些印象，或許印象還比較深刻，
因為他在蘇聯養病期間見過斯大林，後者的臉上也有一些這樣的白
麻子。
1967年的夏天，曆史給了程世清一個機會；或者說，中國的最高層，在1955年首次授銜的一千多位將軍裏，終於注意到了他，並使他與李德生站在了同一條起跑線上。四勝機
1967年8月3日3時至6時22分，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周總理等中央首長第五次接見江西赴京四方代表。在這次接見中，程世清首次登場。
8月9日，駐河南部隊師以上幹部會議在北京的京西賓館舉行。程世清告訴參加會議的駐洛陽某軍事院校校長杜甫卿，他去江西“組閣”是周總理授權的，他邀原是第二十六軍下屬的77師師長的杜一起去江西，任省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隻要杜本人同意就行。他並通知杜，經中央軍委批準，要從該校抽調二十名幹部去江西支左。
談完話後，杜甫卿即打電話給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後者表示，二十名幹部可以遵命放行，但勸他本人千萬不能去。用了“千萬”二字，口氣如此斬釘截鐵，是楊得誌對軍隊去江西“支左”的前景將會是一片深陷難拔的泥潭已有預感，還是出於他對程世清此人的洞察，杜去了將難以和程共事？
杜校長決定不去江西。但當晚，他“陪同我與卜明到程世清的房間去見程。程希望我們倆都去江西支左。我是南方人， 當場表態一定去。 卜明是北方人，又最怕熱，隻是說，考慮考慮。
——（汝其（（支左日記》《天涯》1999年第一期）
8月13日淩晨，在人民大會堂江西廳，周恩來、陳伯達、 肖華、姚文元等中央首長，第八次接見了江西四方代表全體來京人員，共1300餘人。接見時在座的還有程世清、楊棟梁。接見時，周總理宣讀並解釋了《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幹決定》―
一、江西省軍區及部分軍分區的某些領導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支持了保守派鎮壓了革命派。在南昌，軍分區某些人給保守派（省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總站， 簡稱“聯絡總站”）發了大批槍彈，打死打傷了大批革命造反派（省“大聯籌”）。在粉州，軍分區個別領導人支持了保守派， 又水革命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進行了武裝鎮壓。為此， 中央決定改組江西省軍區，任命程世清為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政委，楊棟梁為江西省軍區司令員，並調溫道宏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省軍區司令員吳瑞山等應時所犯錯誤作認真的檢查。
二、中國人民解放軍“支左”部隊將陸續進駐江西各地。中央號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進駐江西的“支左”部隊。軍區及軍分區廣大指戰員，要主動地同進駐江西的兄弟部隊緊密合作。高度警惕一小撮壞人挑動宗派情緒，挑動部隊之間的鬥爭、製造事件的陰謀。
三、 中央決定由程世清、楊棟梁、陳昌奉（筆者注：陳為長年駐南昌的獨立師即679了部隊師長，曾當過毛澤東的警衛員，不知是他寫的，還是請筆杆子代勞的，他因《跟隨毛主席長征》一書，一度在全國蜚聲遐邇）、萬裏浪（筆者注：“省大聯籌”主任，江西省內最大的軍用航空工業企業、原代號為“320”廠的洪都機械廠工人，“文革”前在江西省內是頗有名氣的工人詩人）、劉瑞森、黃先（劉為原江西省委書記處書記，黃為副省長）等人實現革命的“三結合”（筆者注：這三方為：解放軍代表，能及時“亮相”擁護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老幹部”，新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即“造反派”頭頭），組成省革命委員會籌備組，領導全省的“抓革命，促生產”。
四、鬥爭的大方向是把矛頭對準中國的赫普曉夫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攝走資派，對準省內方誌純等走資派。隨後幾天裏，濟南部隊、廣州部隊進駐南昌、贛州、吉安、撫州地區。屬於濟南部隊的是第二十六軍6011師。據說，當時全國有十大值班師，所謂值班師的要求是，一旦國內外發生危情亂象，一個星期之內，部隊能夠在到達全國範圍內的任何一個指定位置。作為北方甲種師，6011部隊是其中之一，該師有18000兵員。除了一個坦克團未動外，6011是師部，6012, 6013, 6014三個步兵團，6015為炮團，全部隨程世清來江西“支左”。屬於廣州部隊的是第五十五軍121師，該軍的前身是解放戰爭中陳明仁的起義部隊。駐福建南平的第二十軍60師曾一度進駐上饒，不知什麼原因，不久就退回去了。周恩來顯然很注意赴江西“支左”部隊的協調與團結，每次他打電話來，都委托程世清問兩個師好。
8月19日，在洛陽某軍事院校，抽調幹部去江西“支左”的第一原則，是報名幹部自己得是“革命左派”。擔任校“紅色造反總司令部”負責人之一的卜明，當然是“左派”，他考慮的結果，還是決定去江西大幹一場。有些幹部因為站錯了隊而不能報名。結果，巧名幹部報了名，其中團級2人，營級2人，連級5人，排級6人。為了湊夠數，又增加了4名戰士。有3名穿便衣的職工願意去，當即辦理參軍手續，發給軍裝。
次日早上，這二十二人由洛陽乘火車到鄭州。“江西的兩派群眾組織都擁有槍支，武鬥很厲害。我們去支左，就像上前線一樣。得有犧牲的準備。一想到這，在火車站告別的時候，有人率先掉下了眼淚。這一下把大家感情的閘門都打開了，幾十個送行的戰友、家屬和我們哭成一片。‘男兒有淚不輕彈’，看著幾十個解放軍的幹部痛哭流涕，周圍的群眾無不為之動容。”（《支左日記）｝）
下午三點半到達鄭州。本打算從鄭州坐民航飛機到南昌，到民航一打聽，鄭州到南昌沒有航班，上海到南昌有航班。領隊的卜明決定乘晚上的火車去上海。臨行前，去河南省軍區“支左”辦公室，請開一張到上海購買機票的介紹信。恰逢河南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他當即說：“你們不要從上海走，我請空軍派飛機，直接從鄭州把你們送到南昌。”
8月23日上午十一點，經周總理批準，從開封空軍調一架軍用飛機到鄭州，將卜明一行送往南昌。飛機於下午三點起飛。六點半到達距南昌30公裏的向塘機場。
江西省軍區派來一輛敞篷車迎接。見這批河南來的同誌不少人腰間挎著手槍，江西的同誌說：“還是把這玩意兒都放在挎包裏吧，否則會有遭圍攻和搶劫的危險。”
“軍人帶槍還有危險？”一位戰士不由得地說了一句。
汝其在當天及次日的日記裏寫道―
沿途不斷聽到零星的槍聲。紅衛兵駕駛的吉普車在街上飛馳，車門兩邊，站著手執衝鋒槍、戴著紅袖章的年輕人……
雖然已經過了“三樹，，但氣候仍十分炎熱。熱得沒有辦法睡覺，晚上隻得到辦公樓頂上的平台上去露宿。我見平台中央沒有人，就把席子往中央一鋪。別人忙製止說， 中央不能睡，太危險。前幾天晚上飛來流彈，差一點把睡在中央的人打傷。我隻得在靠牆邊找一塊空地鋪下席氏屋項上雖然涼快，但鋪底下太熱。過了半夜，熱氣才能散盡。
這裏形勢的嚴峻遠遠超過了我們來以前的想象。
我們到了一個籠革著濃厚的戰爭氣氛的城市。
——（《支左日記》）
那些日子，南昌市千千萬萬人家的心境，似雷轟電閃驟降時的牲口廄，真是一片牛驚馬嘶！私為萬惡之源的毛澤東時代，誰家能有多少財產？即使如此，也想著壇壇罐罐、箱箱櫃櫃得多找幾個地方分散。少數人家有關係的，便趕緊將老人、病人送去外地或鄉下。這時，風聞6011部隊開進江西製止武鬥，誰不奔走相告，驚魂甫定？一時間，如大旱之望雲霓，小人國裏猛抬頭見了偉丈夫，“程政委”之稱，在公元1967年南昌市流行口語排行榜上肯定排名第一。而且，直到次年初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許多的江西人仍保持著這一滿是敬仰且親切的口吻：程政委怎麼說，怎麼說……
江西的造反派和屬於“省大聯籌”旗下的紅衛兵們更是如此。
當6011部隊開進南昌，市中心這一年來被大字報壓得千瘡百孔、墨氣森然的人民廣場，第一次被收拾一新，廣場上空蓬然展開一簇簇絢麗的焰火。當6011部隊代表在大會上發言：偉大統帥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很關心江西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派我部和廣州老大哥部隊一起進駐江西，執行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和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光榮任務……多少人熱淚盈眶，拍紅了巴掌，一支深情的歌子頓時在心裏回蕩——
抬頭望見北鬥星，
心中想念毛澤東，毛澤東。
困難時想您有力量，
黑暗時想您心裏明……
套用《舊約》“出埃及記”―如果說毛澤東是神聖的上帝的話，那時的程世清，在造反派和紅衛兵心目中，絕對是將領著他們穿越無邊沙漠和滔滔紅海的摩西。
8月23日，程世清派出由26軍76師部分部隊組成“支左”解放軍宣傳隊進駐撫州， 目的是收繳被搶去的槍支彈藥。豈料撫州軍分區拒絕“支左”部隊進入撫州，軍分區部分軍人和基幹民兵武裝伏擊了“支左”部隊，當場打死5人，打傷57人。“支左”部隊表現了必要的克製，沒有反擊。經程世清請示周恩來後，又派飛機去撫州上空散發（（中共中央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若幹決定》的傳單，竟遭地麵火力襲擊，機身被打出兩個洞……這一天撫州發生的大規模武鬥流血事件， 日後被毛澤東、周恩來定性為“軍事叛亂”。
24日淩晨4時50分，撫州一個與省“大聯籌”觀點對立、以大慶鐵人王進喜所在的鑽井隊命名的群眾組織―"32111”縱隊襲擊溫圳。據省“大聯籌”估計，他們有進一步攻擊離南昌隻有30餘公裏的向塘的企圖，並受到撫州軍分區派出的大批全副武裝軍人的支持。7時後，守衛溫圳的江西拖拉機廠造反派被迫撤出。11時左右，洪都機械廠等單位造反派再度發起進攻，在6011部隊配合下奪回溫圳。
中午時分，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省軍區再次派出飛機，在撫州上空散發《告撫州地區人民書》，內稱：撫州地區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和他們操縱的“撫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及其所屬的“武鬥”途中“32111縱隊”中的一小撮壞頭頭，挑動農民進城武鬥，破壞工農業生產，拒不執行中央關於處理江西問題的決定，公開反對毛主席，公開反對黨中央……
晚8時左右，濟南部隊在廣州部隊的配合下，全線包圍了撫州。
25日晚7時半，省軍區楊棟梁司令員在溫圳召開戰地動員大會，奉中央軍委命令， "32111”縱隊和軍分區獨立營必須繳械投降，否則全部消滅。楊棟梁、陳昌奉並親臨前線指揮作戰，對撫州城外解放橋邊嚴重阻擋攻城的暗堡，下令6011部隊開炮轟毀。
次日上午12時，打頭陣的造反派、紅衛兵首先攻進撫州，下午4時6011部隊牢牢占領全城。
據江西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主辦的（（火線戰報》9月3日稱：“溫圳戰役我方犧牲初步統計為66名，其中紅衛兵14名，工人47名，幹部4名，6012部隊戰士2名。”
在“文革”中，毛澤東有兩次南巡。一般人多加注意的是1971年8,9月間，毛就去年廬山會議上的跌宕風雲給各地諸侯要員打招呼、布玄機。被一般人忽略了的一次，則發生在1967年夏秋之間―中國幾乎瀕臨於舉國內戰的邊緣。此次南巡，在上海、武漢停留的時間較長，陪同毛視察的，仍是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和張春橋、汪東興等人。
9月17日上午9點40分，毛的專列悄悄地抵達南昌，停靠在一個警衛森嚴的軍用機場。
很快，在此等候多時的程世清、楊棟梁、劉瑞森、郭光洲、黃先、陳昌奉等人，幾乎一律著軍裝，依次登上專列，一個個如進天庭寶殿，臉上的線條抖動著激動且緊張，幾名地方幹部因軍裝穿在身上有點笨拙，還顯得有些木偶化……
程世清首先彙報了中央9月5日《關於不準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下達毛澤東接見程世清後十幾天的時間，全省收到了群眾交上來的槍達五萬多支，省革委會籌備小組打算用這些槍武裝起工人……
毛澤東插話，哦，武裝工人，這個好。
程世清繼續彙報說，有幾個軍分區在支左中犯了嚴重錯誤，特別是贛州、撫州兩個地區的個別領導人，支持保守派，發生了對革命造反派和紅衛兵開槍的嚴重事件，現已按中央8月10日的文件進行了處理。
毛澤東說，撫州發生的這個問題，值得研究，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幹，中國有沒有內戰？有沒有武鬥？這就是內戰，這就是武鬥嘛！
程世清答：周總理說，撫州事件是軍事叛亂。
毛澤東說：對的，是軍事叛亂。
毛澤東又問，過去他們也是兩派對立？是否過去的對立領導上批評了他們？這次要從教育人手，人武部、軍分區好人總是多數，有的已經犯錯誤，還是要用教育的方法來解決……（《百戰將星―楊成武》）
幾十年後，官方的正史裏，對此曆史事件表述如下―
1967年8月24日，“大聯籌”造反派從南昌向撫州進發，和撫州“32川”縱隊再起衝突。程世清竟以莫須有的“撫州黨內、軍內走資淤挑起“軍事叛擴為由，調動人員進攻撫州，用炮猛轟“32川”縱隊陣地，造成大規模的撫州“8.24"流血事件。造反派當時包圍了撫州軍分區大院，在這次時撫州所謂“平叛”的流血事件中，原撫州鎮人武部長武生雲等數十人慘遭殺害。解放初期曾參與指揮寧都草微峰剿匪戰鬥的撫州軍分區司令員夏紹林，被定為“叛軍司令”而長期遭到關鉀批鬥，摧殘折磨致雙目失明。撫州地委書記王鐵等人也遭到嚴重迫害。
——（《當代江西簡史》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4月版）
9月23日，南昌市工人武裝指揮部成立，這是程世清在全國獨具特色的創舉。
南昌工人武裝指揮部，簡稱“工武部”。在下麵各區都有分部，整個“工武部”有幾千條槍。總指揮叫蔡鬆齡，原是江西造紙廠工人造反組織負責人。“工武”戰士們頭戴八角帽，身穿藍工作服，腳踏解放鞋，手捧紅寶書，握著衝鋒槍，或是扛起上了刺刀的半自動步槍，行進在街上威風凜凜，讓一切階級敵人聞風先逃，嚇得三魂掉了兩魂，又讓自己還拽著父母妻兒一塊兒進了紅色保險箱。當許多找彈藥“炮準備出擊的武鬥人員打”別人，或者在被“炮打”的火網中得以逃脫的官員們都在絞盡腦汁，想繃一身軍裝在身上，在連街上的小流氓們最熱衷於打劫的也不過是區區一頂軍帽的日子，能夠加人“工武部”，當然是當時南昌許多工廠裏年輕人的夢想……
10月7日，“喇叭裏反複播放‘特大喜訊’，毛主席表揚江西的工作搞得好。到外麵一看，到處刷上了大標語，還散發傳單：‘特大喜訊：吳法憲同誌給省革籌小組來電：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五個省和一個市回到北京後，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傳達江西問題時，說江西搞得很好，應該表揚。吳法憲同誌向省革籌小組表示熱烈祝賀！”，（《支左日記》）
11月15日，省革命委員會籌備組和省“大聯籌”聯合召開會議。主旨是搞好革命大聯合，為省革委會的成立作好思想、組織準備。會議由萬裏浪主持。
程世清首先說：6011部隊剛來江西時，我們出門不敢坐汽車，飛機還要飛高一點，要不然子彈可能打過來……公路、鐵路、水路也不通。江西造反派和紅衛兵經曆了多次屠殺圍攻，很多同誌犧牲了……我們聽了非常難過。6011部隊原準備用槍炮幹它半年，哪知一個月就轉變了，在8月中旬至9月中旬，全省保守勢力由動搖到全部瓦解，造反派由政治上的優勢發展到組織上的優勢，以省“大聯籌”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很快控製了全省局麵，毛主席的聲音迅速傳播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現在江西形勢大好，而且亂得最厲害的地方現在最好，如撫州、贛州。這充分顯示了毛澤東思想的威力，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威力……
說到這裏，程政委很是激動，不禁跳起來呼口號：“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學習！致敬！”……
程世清顯然是個感情豐富的人，也是在一次作報告時，他澎湃地喊出了老紅衛兵式的口號：我們一定要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插到華盛頓，插到莫斯科，插到台灣，插遍全世界！
頓時，與會者們熱烈地呼應起來：“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向解放軍學習，致敬！”“向程政委學習，致敬！”……
這景象有些像炮打“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的前夜的斯莫爾尼宮，被普通的工人、農民，還有士兵們圍得水泄不通。他們在列寧閃電般鮮亮的目光與他閃電般激越的手勢裏，熱烈地翹首著一個新生的政權在天亮後誕生！
12月30日，中共中央以中發（68) 1號文件，批複了江西省革命委員會的組成。
中央同意省革命委員會擬由149名委員組成，其中工人代表39名，占百分之二十六，貧下中農代表20名，占百分之十三，軍隊代表20名，占百分之十三，紅衛兵代表30名，占百分之二十一，革命領導幹部代表23名，占百分之十五，其他係統的革命造反派代表十名，占百分之七……
中央同意在委員中指定程世清、楊棟梁、劉瑞森、文道宏、陳昌奉、黃先、劉瑞森、郭光洲、丁士采（福州軍區步兵學校政委）、於厚德(121師政委）、於德馨（南昌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等，及萬裏浪、蔡鬆齡、塗烈（工人，省“大聯籌”常委，江西拖拉機廠革委會主任）、陳全生（江西師範學院井岡山紅衛兵負責人，省“大聯籌”常委）、周升炬（江西省團校學生，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負責人）、蔡方根（江西工學院學生，省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負責人）、張行陽（南昌二中學生，南昌中學紅衛兵負責人）等，共二十六人為省革命委員會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1968年1月5日，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程世清任主任。
1月16日，成立江西省革命委員會黨的核心小組，程世清任組長。
5日，在一份代表二千二百萬井岡山兒女給中央的致敬電裏，至今能讓世人留下印象的大約隻是兩句話：“井岡山道路通天下，毛澤東思想照全球！”當年，這鮮紅的十四個字，以巨大的麵積與體重，聳立在井岡山藏羹的主峰上，表達了一個頭角崢嶸、血脈貴張的中國要行走於世界的形象。
當日在南昌舉行了盛大的遊行。149名省革命委員會委員，作為第一方陣走在隊伍的前麵。作為南昌七中紅衛兵代表的東澄宇（筆者
注：原名章榮達，與當年許多青年一樣，為了表示跟著偉大領袖幹一輩子革命的決心，或為著表達與“反動”家庭決裂的立場，如秋風中疾落的黃葉，他們紛紛改去名字，這是“文革”初期的又一社會時尚）也是省革命委員會委員。他走在這個方陣中的第三排，他注意到，程政委走在第一排，楊司令員走在第二排。
省革委（原省委）的後門就是七中。程政委赴贛不久就來七中看了，程當時緊緊地握著東澄宇的手，那雙手又大又軟又暖和，這名高二的學生有冬日裏全身靠近一個爐膛的感覺。現在這感覺更加強烈，似乎不但是自己，連程政委、楊司令員，和這一百多位委員都投進了一個大爐膛裏，而後澆注成統一的臂膀，統一的步伐，統一的節律，以巴黎公社的陣營，向著一個無限壯麗無限美好的目標前進……
“文革”史，其實就是一部吊詭史。
那十年中如果多少事情、事件不吊詭，那“文革”就不是發生在中國。
東澄宇不會想到，僅僅過了四個月，他便成了新生紅色政權的階下之囚。
遊行隊伍中意氣風發的造反派們也難料到，隨著省革委會的成立，建國後政治天空上如UFO一樣罕見的一個口號“造反有理”，連同他們的一場精神盛宴即將結束。
所謂的“新生的紅色政權”即“革命委員會”權力機構的建立，在中國意味著兩件事的發生：一是自1949年建國以來直至1966年底，始終處於掌權地位的大批省級及省以下的“老幹部”們，被剝奪了他們手中的權力。二、軍人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權力達到了高峰。在各省、市、 自治區的“革委會”中，軍人不但起主導作用，“革委會”的第一把手也基本都是由軍人擔任。如江西省的程世清、湖南省的卜占亞、湖北省的曾思玉、劉豐、浙江省的南萍等人。五金剛
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抓的幾件頭等大事之一，就是“三查”運動。
所謂“三查”，即查“走資派”的幕後活動，查特務叛徒，查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的破壞活動。
1968年3月，毛澤東派其警衛部隊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到北京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等幾家工廠，實行軍事管製。在新華印刷廠，軍管會進廠不到兩個月，就揪出了十個“反革命分子”。又總結出《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稱：“對那些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一旦發現，就狠狠打擊，毫不留情。”此外，鬥爭的另一個主要對象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並將這一新的鬥爭概括為“清理階級隊伍”。
同年5月，姚文元將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文章送毛澤東批閱，毛的批示是：“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從此，“清理階級隊伍”即在全國展開。
在此之前，批（（海瑞罷官》，批“三家村”，是整“資產階級反動江西萍鄉市劉少奇革命紀念館被改為“革命造反大樓”學術權威”，不過幾個月的事情。那隻是牛刀小試，尋找“文革”的突破口。接下來，“不準挑動群眾鬥群眾”，“炮打司令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其矛頭絕對是對坐著小車、住深院、擺大譜的官員們，在以往車水馬龍般的運動中，他們都是鑒定和打發別人政治生命的主兒。權柄在握，清醒、正直的人有，使個絆子讓你摔跤，張條袋兒將你收進去的人也有。就是他極誠摯地動員你給提意見，而你不過是避重就輕、避實就虛、且又極委婉、謙恭地提了幾點意見，他也可能給你戴上一頂“右派”帽子，一戴便是二十年！
此外，少數高級幹部在那個年代裏鎖在高牆內與老百姓們差異極大的生活水準，也讓後者深感震驚。1966年11月，由北京大學經濟係幾位紅衛兵組成的一支小小的步行串聯隊伍，抵達南昌後有過一次至今令他們記憶猶新的參觀，正是這次參觀，使原來對被打倒的某些高幹持同情態度的他們，想法頓時有了改變―
在南昌，到省委書記家參觀（當時省委書記已被打倒，他的家作為幹部變像腐敗的見證供人參觀），對我震撼極大。省委書記一家住一棟三層小樓，房子十幾間，樓項羽毛球場，樓下有遊泳池。在當時看來，標準很高。解說員介紹，他們家連保姆、警衛共住九人。在我的印象中，革命幹部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自己艱苦奮鬥一心隻為人民，但眼前看到的這位大官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 當時，我國住房極為困難，一家三代擠在一間，J涯中的情況相當普遍。但當官的並不苦啊！“文革”中大字報在揭露各級幹部的修正主義罪行時，總有一條生活腐敗。過去沒有見過，對那些話還將信將疑。這時見到的事實使我不得不信大字報上那些話。站在這裏，我不斷問自己，革命是什麼？難道就是少數人享福， 多數人連飯也吃不飽？當時我不敢再往下想，但對革命的懷疑由此而起。省委書記的豪宅深深刺激了我，這成為我思想的一個轉折點。
——（梁小民《我的“長征”經曆》《溫故》之五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因此，對於以上這兩類官員們的被衝擊，遭屈辱，百姓們當時在理性上、情感上都不覺得有什麼唐突。
決非是天外來客，造反派在中國的層出不窮，其實在當時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文革”不但發韌於像京、上海這樣國內最大的都市，而且它的一幕幕波詭雲橘的險象高潮，也是在武漢、南昌這樣的城市上演。而且，越是經濟、文化相對發達的地區，越是知識分子、準知識分子和產業工人密集的單位，對“造反”的響應也越是熱烈。
盡管事後許多人急於表白式地訴說：“我不理解”，“我很痛心”，像回避瘟疫一樣回避那段“造反”的日子，可那是在一台六億人皆為角色的大戲結束之後……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來，風向變了。
中南海的書齋裏，毛澤東收回了一張打了多時的“民意牌”。由發牌到收牌，這並不比他對“革命左派”由支持奪槍發槍轉而下令交槍更難。俯視因他的號召如今各種旗號、各種思潮洪水般泛濫的中國，在剛剛有了打倒“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全國各地革命委員會相繼成立的安全感之後，他目光如炬，又看到了某種隱隱約約的危險……
盡管他是真正的造反者出身，由一個巴掌大的內陸小邑，造進了恢弘萬象的京都，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師範生，造成了終執世界第一大黨大國之牛耳；盡管在他認為合適的時候，他鼓勵人們去造專製獨裁政權、“修正主義者”和“離經叛道者”們的反，可在骨子裏他似乎並不喜歡“造反”這個詞。
造反的曆程一經脫離了他股掌間的政治韜略，最終的指向必然是懷疑與叩問。而無論是他一騎絕塵、飛揚天馬般的個性，還是他構架的勁弓強弩般的意識形態，都與懷疑與叩問格格不人。
1954年，他將慷慨直言當下工人與農民的境遇可比“九天九地”的梁漱溟打成“殺人犯”，“用筆杆子殺人”；
1957年，他將春風化雨、百阿爭流的整風運動，五十幾天裏，陡變為周天寒徹、滿江冰封的反右鬥爭；
1959年，他將功高震世卻又身體力行如苦行僧的彭德懷，永遠地逐出共產主義的山門……
時下，毛澤東對懷疑與叩問，有可能趁著他“文革”初期的“大民主”策略，成為彌漫於全社會的價值理性，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他講話的調子頓然變了，由“文革”伊始堅定的鬥爭目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轉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長期鬥爭的繼續”。在中國的曆次運動、鬥爭中，“國民黨”和“資產階級”，從來是兩台碩大無比的政治絞肉機，有什麼不能投進去呢？一介書生，還是魯迅的戰友，胡風投進去，出來便成了“特務”，近百萬知識分子，其中甚至還有上高三的準知識分子，不是統統投進去，出來就成了“右派”？
江西的“三查”，走在了全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前麵。
1968年2月，程世清在南昌市革命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大講特講了時下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新特點，以及開展“三查”運動的緊迫性。
仿佛為了證實程政委的睿智，就在這個月，在贛南的信豐縣南部山區，破獲了一起準備暴動的反革命集團案。破獲這個案件的是一個擔任民兵排長的複員軍人。已在省革委會保衛部任辦事組副組長的汝其，去信豐縣拜訪了那位民兵排長―
‘他姓餘，四十多歲，個頭長得很魁梧，住在深山的一個小村莊裏。他說，那是今年1月的一個晚上，他剛從大隊開完民兵工作會議回來，警惕性特別高。隻見門前路上有幾個黑影匆匆經過。他便大聲喝令：‘你們是幹什麼的？站住！’那幾個人做賊心虛，反而加快了步伐，往後邊的山上奔去。老餘連聲大呼：‘抓壞蛋啊！’村裏十幾個男人，跟著他一齊追了上去，發現在他們村子後山一個小廟裏，就是這夥暴徒聚會暴動的地方，有兩籮筐米飯，還有一鍋煮好的豬肉。就在這個廟裏，他們逮住了來不及逃跑的五個壞家夥。經過縣裏審訊，這是一個圖謀暴動、奪取公社和縣裏的槍支，而後上山為匪的反革命集團。”（《支左日記》）
不管怎樣，有兩籮筐米飯，一鍋煮好的豬肉，這總算和物證搭上了邊。其後不久，發生的東澄宇一案，就連這也免了。
二月間，在市革委會會議上聽了程世清的講話後，東澄宇頓感心情沉重。如果按這個講話精神布置下去，他預感到“三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清查造反派。三月底，中央批準省革委會關於將初二以上的中學生送下鄉支農的報告。他又琢磨著，這意圖是要驅散紅衛兵，以便在城市中放手搞“三查”。他曾多次通過張行陽、蔡方根聯係，想找程政委談一次，但未能如願。
四月初，東澄宇將自己的憂思寫進了《南昌七中井岡山兵團關於目前形勢的幾點意見》04月7日，在南昌縣三江口七中支農地點，召集校革委會及兵團負責人討論通過，9日，以傳單和大字報的方式向社會公布。這份被簡稱為“四七意見”的大字報，在南昌引起了軒然大波，支持者如潮，反對者亦有。程世清當即在內部會議上布置反擊。已任省保衛部副部長的卜明在公開大會上說：東澄宇和七中一小撮壞人，和美帝、蘇修、蔣匪幫、印尼反動派、武漢“百萬雄師”有聯係，還有槍支彈藥、秘密電台，準備舉行反革命暴動……
卜明同誌的想象力翻騰到哪裏，東澄宇等一小撮的罪行便板上釘釘在哪裏。
頓時，南昌七中四麵楚歌，許多同學走出校門，想進省革委後門，心裏想著是不是母親錯打了孩子，程政委誤會了我們一片丹心？但省革委後門一片“金剛怒目”04月21日晚，市“工武部”出動三千多人包圍七中，抓了二三十個人，其中學生隻有東澄宇等二人，其他都是教師。
當然，教師隻要是男的，都長了胡子， 卜明副部長很有興趣地盯牢了“長了胡子的人”。在好幾場發動“三查”的報告裏，他一直精辟分析：看起來是不懂事的孩子，或者是中學生站在前麵搗亂，但後麵都有一批“長了胡子的人”在支持與操縱，這是眼下激烈而又複雜的階級鬥爭的一個重要特點。
5月3日，南昌城裏的大遊鬥，空前絕後，出動了四百多輛卡車，每輛車上都押著各種打扮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壞、右”，“走資派”，“叛徒”，“階級異己分子”，“流氓”……仿佛在舉行詩歌大賽，或是開元宵燈會，每個單位都盡力將自己的“牛鬼蛇神”打扮得特別些，醒目些，刺激些：各人脖子上扣有一塊寫有各自“罪名”的牌子外，剃陰陽頭有之，畫大花臉有之，頂個字紙簍有之，拿“青天白日”旗有之，胸前掛一串破鞋有之，上下澆滿淋漓墨汁有之，
一片幕燕釜魚之中，人們啊，或鐵定自己不會有什麼被揪出來的
問題而感到幸運；或掂量自己可能會被揪出來而急於表現自己不該揪
出來；或因打擊麵如此之大，“萬人如海一身藏”，反倒有一種解脫感，
乃至見高帽森然一片，醜角雜然紛陳，感到幾分人在戲裏、戲在人中
的滑稽……被戴上高帽遊街的“牛鬼蛇神”
這天的南昌，恰似瀕臨滅頂之災的天譴之城，逃亡、 自殺者不可記數。工學院一名年輕教師在天亮前逃跑，一氣跑到數千裏之外的青海，數年後才回來。農業機械廠一個總會計師，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平時不苟言笑，解放前做過一段國民黨區分部的執行委員。那天臨被押上車前跑掉了，但車上還掛著他的牌子“曆史反革命梁鏗”，照遊不誤。幾十年後，家人仍沒有他的下落……
“三查”運動，隨著夏季的來臨，急劇升溫了。程世清，滿麵紅光，熊腰虎背，在全省境內不辭鞍馬勞頓，走到哪裏，他那個帶豫南口音的宏亮嗓門，便如一門榴彈炮似地，隆隆地響在哪裏：
我們江西省的形勢是空前的大好，最重要的標誌，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宣傳，大普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深入人心，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出現了嶄新的階段··…形勢大好的又一標誌是，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大提高，廣大革命群眾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掀起群眾性的大批判和“三查”運動的新高潮，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理論上向中國的赫普曉夫及其代理人，一小攝走資派、特務、叛徒，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發動一個持久、主動進攻的人民戰氣形勢確實是大好，在我們江西，從檔案裏清查到的叛徒、特務有四千多，方誌純又拉進一才比。國民黨在江西，廬山是大本營，上饒是集中營，49年南下又屍批國民黨渣子，都留在江西，很多機構是原封未動。醫學院原是中正學院，從幹部到講師，70％是國民黨留下的，院長就是國民黨員。鹽務局、航務局、港務局，都是原班人馬。學校更複雜，在幹部和教員中，有一批壞人，黨政機關，省人委挖出五百多，省委也挖了一百多。南昌七中是美國教會學校，是勻！！練特務的，這回事件出在七中，不是偶然的，是有曆史原因的……汝其的《支左日記》裏有如下記載―
1968年8月20日星期二
省革委三次全會結束以後，各地迅速行動，立即掀起“三查”運動的高潮，成千上萬的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被揪了出來，但也有不鄉人被逼得走投無路而自殺。老楊負責統計每天各地報來的千爭對象自殺數字。他憂心忡忡拿著報表時我說，三次全會才個把星期，全省自殺人數已超過五千，不得了呀！我說，我們的報表每天都上報領導了，他們是清楚的。
在“三查”運動的高潮裏，隨著程政委一個個別出心裁的口號：“深挖細找二、三線的敵人”、“再刮‘三查’運動的十二級紅台風”……變成《江西日報》上赫然的通欄標題―
總共二十一萬人的萬年縣，一下子抓出8107個“階級敵人”。“凡被‘深挖細找’出來的‘階級敵人’，無不慘遭毒刑，誣陷逼供，屈打成招。”“群眾專政指揮部”采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杠子、站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坐噴氣式、電觸、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衛生院一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 目不忍睹。”據當時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萬年縣誌》1982年版）
在瑞金―“目前，瑞金全縣共揪出三查對象5319人，其中叛徒830人，占全縣原老幹部的80％左右，特務266人，頑固不化的走資派48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2354人；現行反革命和反革命兩麵派94人，還破獲了反革命組織49起，331人。全縣先後還組織了三批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難點單位，揭蓋子，攻碉堡。由於群眾發動起來了，形成了進攻的強大力量，真正做到狠批深挖，許多難案都得到了答案…... ”( 1968年8月贛州地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劉雲在地、市各單位革委會負責人大會上的報告）
這個昔日的“紅都”，現在已淪為小台灣了。
在景德鎮，英文裏的中國“CHINA"，意即“瓷器”，可“美如玉，薄如紙，聲如磐”的瓷器紛紛化成了童粉。集中了中國最優秀陶瓷研究人員的江西景德鎮陶瓷研究所裏， 自“三查”開展以來，157名研究人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中國青年反共救國軍”。 對於“三查”對象，拷打已是家常便飯，“所長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譯含冤致死，不少人受傷致殘。”（《景德鎮市誌略》1989年版）
又如駐在江西南城縣的水電部x工程局，一些鬥爭對象被鬥得走投無路，紛紛自殺——
一個工程技術人員在辦公室的走廊上，拿菜刀將自己的腹部剖開，而後將腸子構出來， 用剪刀一節節地剪斷，邊剪邊喊：“請大家看看，我的心腸到底是紅的還是．黑的？＂這時，走廊兩旁各個辦公室的門口擠滿了圍觀的人，他們個個都被驚呆了，沒有一個人上前阻止和救助。他們眼看著自殺者將腸子一節節地I -F,血淋淋地落在走廊的水泥地板上，地板被血染紅了。 自殺者在把腸子剪了十來節，在走廊上走了十來步以後，終於倒下了，咽氣了。
另一個自殺者在挨鬥的時候，被稱為頑固不化者。他為了證明自己不是頑固不化，找了幾個（根）三四寸長的四方形的土鐵打，趁上廁所之機，硬是用磚頭將一枚鐵打打進頭部的顱腔， 另一枚打進一半，他倒下了。 當看寧人員見他久久不出來，闖進廁所時，他已不能說話。後來死於送往醫院的途中……
受命在此調查情況的汝其，不無憤慨地感歎道：“這是一座人間地獄。不知道他們在鬥爭中使用了哪些殘酷的刑訊逼供的手段，才逼得這兩位自殺者采取如此殘忍而壯烈的手段來結束自己的生命的。”（《支左日記》）
“三查”中大量此類的個案， 日後當然不會收進地方誌。
但“三查”中大量這些決非“細節”的毛骨驚然的“細節”，當時是否得到了程世清的默許呢？
如果沒有得到他的默許，他是否清楚呢？
坊間曾流傳程世清說過這樣一句話：“殺死一個階級敵人，就節省了我們一顆子彈”，因為一直沒有找到出處，也因為他不是從彌漫著酒肉氣與血腥氣的水泊梁山上下來，不是來自叫嚷著要趕盡殺絕洋人、洋教、教民的“義和團”，不是來自阿富汗熱風撲麵的沙漠裏“基地”組織的原教旨主義者，而是來自一支被稱作是有著強大的政治工作和優良革命傳統的人民軍隊，並長期擔任野戰軍的政委，這讓人們難以想象默許一說。
筆者猜測，對此，程世清有些是不清楚的。遠離戰場的血腥，將軍仍然可以戴上潔白的手套。雖然這隻能稱是沒有雙方對陣、隻有一方剿殺的戰場，但在一個很容易欺上瞞下的體製中，文明史前血腥的殘忍，常常表述為一種奮勇追窮寇的革命精神。
有的，程世清應該是清楚的，看來他也有製止事態擴大的舉動―
上麵提到的那個工程局，派有一個工程隊去剛果（布）援建一個水電站。該工程隊不少技術人員和工人，最近到我國駐剛果（布）大使館反映，他們紛紛收到國內家屬來信，稱在“三查”運動中，他們被革命群眾揭發有嚴重問題，或是曆史汙跡，或是現行罪行，家屬們催他們趕快申請回國，在運動中接受審查，說清楚問題，否則，後果難以設想。我使館即向外交部報告，並分析剛果（布）與剛果（金）（即現在的紮伊爾共和國）隻相隔一條剛果河，會遊泳的人就能劃過去，而剛果（金）與台灣建立了外交關係。如果此事處理不當，矛盾進一步激化，當事人隨時可能跳下剛果河，到東部的剛果（金）申請避難。
外交部將情況報告了周總理。周總理指示由江西省革委會立即派人調查處理。程世清隨即交辦省保衛部，汝其等二人趕去了駐南城縣的該工程局。措施有二：一，為了徹底揭開這個單位的蓋子，經省裏決定，將該局革委會的全體成員，集中到南昌辦學習班。二，由縣人武部對工程局那名整起人來猶如剖瓜切菜一樣隨意的保衛組長實行拘留。三天後，外交部派人來南城，在了解情況後，他們對江西方麵的迅速行動表示滿意。
還有一個典型的案子，是聞名全省的“4.21”專案。此案除莫須有地將南昌二中、師院附中不少學生打成“地下反共救國軍”的大小頭目、聯絡員外，又大抓起後麵站著的“長了胡子的人”，最後案情在刑訊逼供下越滾越大，省級機關中就有200餘人被卷人此案，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文革”前的廳局長，原財政廳長徐光遠被整死，最後鬧到要將原任省委黨校校長、現任我國駐突尼斯大使侯野峰揪回來查案的地步。
此案搞起來時，可謂鬼出電人，海沸石裂，是卜明副部長在好幾個報告中向台下扔出的重磅炸彈―亦是外與帝修反相勾結，內與不久前暴露出來的王力、關鋒、戚本禹有聯係，深夜台灣派飛機來丟下武器，某日要衝人電台發動暴動……讓聽眾如聽傳奇一般燭影斧聲，驚鳥啼月。 卜明同誌沒有成為一個傳奇作家，可能是他這輩子個人資源的最大浪費。這個傳奇終驚動了北京，頓作退潮之水，大約是一年後，以“地下反共救國軍”子虛烏有、 “4.21”專案純為一個假案而結束。
有些情勢，可能是程世清清楚了卻無力回天。他忙於去撲滅一座燃燒的橋梁上最凶猛的火勢，可迅速在化成焦碳的橋，仍是會在衝天的濃煙裏轟地一聲塌毀！
1968年9月25日星期三
接待組向我報告一個重要情況。
瑞金縣一個幹部來反映：二十二日縣裏召開了各公社專案組長會議，強調深入開展“三查”，大反右傾，學習廣東一些地方的經驗，權力下放，搞“民辦槍斃”。敵人很猖狂，他們要殺我們，我們怎麼辦？要拿出成績向國慶節獻禮。會議結束後，二十三日上午，律陽公社就殺了七個人。他說，這個殺戒一開，不得了。公社、大隊幹部可以隨便殺人，他們想殺誰就殺誰，不要立案，不要證據，不要審批。這樣下去，後果不堪設想。現在各公社集中了“三查”對象五千多人，如不立即製止，幾天之內，可能全部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