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沒有風花雪月
北京，出帝王將相的地方
北京是出帝王將相的地方。
我若這麼說的話，誰會反對我呢?
當然，泱泱大國，藏龍臥虎之地絕不僅僅這一處。譬如西安、洛陽、開封、南京，都曾令無數英雄競折腰，演繹過金戈鐵馬逐鹿問鼎的浪漫故事。
但從時間概念上而言，北京無疑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座古都。它恰恰占據了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的後半部分。甚至古老的帝製正是在這裏畫上句號的。
北京的帝王將相，離我們也是最近的。屈指算來，相隔尚不足百年。
100年前的中國，尚是帝王將相的天下。100年前的北京，作為最後的帝都，籠罩著黃昏的氣氛。它的冷卻，畢竟也是一個極其緩慢的過程。
金陵王氣曾是膾炙人口的傳說。與之相比，北京並不遜色。隻能以皇氣逼人來形容。在氣焰的熾烈程度上似乎還稍勝一籌。因為建都於金陵的，大多是偏安的南方小朝廷——吳、東晉、宋、齊、梁、陳之類，都是些短命的王朝。而北京自元代起即身價百倍：好大喜功的忽必烈汗，偏偏看中了這塊寶地，使之一舉成為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個幅員遼闊的大帝國的都城。北京在當時絕對是輻射歐亞大陸的國際大都會，不同膚色、語言、信仰的商賈與使節雲集於此——來到元大都，橫跨千山萬水的絲綢之路基本上就走到頭了。從城南溜達到城北(一來一回需一整天)，能感受到世界大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我估計當今美國的自由港紐約也不過如此。
假如在紙上還原元朝昔日的版圖，可以發現：從地理位置上來講，大都恰巧居天下之中。降至明清，紫禁城裏走馬觀燈般替換的皇帝們，依舊認為自己高居於世界的中心及權力的頂峰。不管怎麼說，明清兩朝仍然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北京俯瞰眾生，作為皇城的傲慢，多多少少可以理解。
北京的皇氣又是一種致命的誘惑。1912年，已進入民主時代，袁世凱當選為民國臨時大總統，不願去南京就職，厚著臉皮賴在北京(估計他對此地的風水頗為迷信與依戀)。果然，他沒多久就自封為洪憲皇帝，覺得當皇帝比當總統要過癮。雖然袁世凱的皇帝夢(相當於黃粱夢)隻做了幾個月就破碎了，畢竟給世人敲了一記警鍾：要隨時提防封建思想借屍還魂。
元順帝是被朱元璋的北伐軍驅逐出大都的。明思宗崇禎，是吊死在景山的; 清朝的末代皇帝溥儀，是被趕下台的。似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即使這樣，袁世凱依然鬥膽想圓一回皇帝夢。當然，這個竊國大盜的結局並未好到哪兒，屁股還沒把龍椅給焐熱呢，就灰溜溜地收場了。據說他是被反抗的民眾的聲討給嚇死的。
北京有3000年的建城史。係根據房山區琉璃河鄉董家林村燕都故址的考古成果而宣布的。
它的建都史，也在800年以上。一般是從金中都開始算起的。海陵王於公元1153年遷都燕京，稱中都。金雖未像後來的元那樣一統天下，畢竟攻下了汴京(開封)，使北宋覆滅，因而怎麼說也算是占領了半壁江山。以至臨安(杭州)苟延殘喘的南宋小朝廷，不得不低頭，年年派使臣來中都進貢納稅。
除海陵王完顏亮之外，較著名的金主還有世宗完顏雍(建造了盧溝橋並開鑿了金口河)，章宗完顏(燕京八景的命名者)。
房山的金陵，是北京第一個皇陵區(比明十三陵早約400年)，葬有金始祖至章宗共17位皇帝的屍骨(大多是從老家遷來的)。
自元世祖忽必烈開始，在大都執掌朝政的元帝共有11位。因他們的名字(音譯)較繁瑣拗口，加上在政績方麵沒有太多值得一提的建樹，我就不逐一記錄了。
朱元璋原本定鼎南京，可他的兒子朱棣登基後，執意於1421年遷都北京。北京是其做燕王時的“自留地”(或曰“龍潛之地”)，他對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在永樂皇帝所衡量的天平上，南京最終輸給了北京，想來他更看重後者的風水與形勢。由此，明朝共有14位皇帝在這裏生老病死。昌平天壽山下的十三陵，獨獨漏掉了一個景泰帝(代宗)。他是宮廷政變的犧牲品，被以王禮葬在別處。
1644年清軍入關，進占並遷都北京。從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光緒直至宣統，先後有10位皇帝在紫禁城裏“接力賽跑”。隻是，接力棒最終還是跑丟了。
然而從宏觀上看，北京自公元10世紀前後，即開始上演帝王將相的“馬拉鬆”了：燕雲十六州被石敬瑭割讓給契丹主耶律德光，幽州於938年成為遼南京(陪都)。遼王朝的帝後嬪妃，幾乎每年都要來此避寒或巡遊。遼末，因故地被金兵占據，天祚帝隻好逃到燕京來避難了。後來天錫帝耶律淳又正式以燕京為都。改元建福，史稱北遼。可惜沒多久就垮台了。
粗略的統計一下，與北京或生或死相關的帝王(包括遷葬於此的完顏阿骨打等金主)，肯定在50位以上。而隻在紫禁城裏住了42天的草頭王李自成，以及“假冒偽劣”的洪憲皇帝 (袁世凱)，尚不計算在內。
中國有多少帝王呢?李金旺著《盤古一宣統》一書，記錄了519個(包括正統帝王和部分占據一方、獨建政權、稱王稱帝的首領)。在這份不算長也不算短的名單裏，與北京密切相關的就占了十分之一，這比重夠大的了。北京對中國曆史的影響，亦可見一斑。夠意思了!
李金旺先生對封建帝王的剖析很深刻：“在帝王中，有的很英明，他們選賢任能，手下人才濟濟，帝王成了英雄們的領袖；也有的很昏聵，很愚蠢，例如，視功臣為仇敵，怕人才損主威，殺賢逐能，逼英才逃、遁、隱，手下聚集了一群無能之輩，帝王自己也成了笨蛋的頭頭，緊接著到來的就是組織危機和不可避免的滅亡。一般情況是開國之君王德才較好，統禦本事也大。他們的繼承人水平參差；亡國之君，德才較差，尤其是德差，如商紂王，很有才能，但是，德不好，亡了國。也有一些亡國之君頗有德才，但是，他們的前輩給他們留下了一條必亡之路，積重難返，一手托不住傾塌下來的天，朱由檢應該算其中之一。”此語有點替朱由檢(崇禎)辯護的味道。我的理解則恰恰相反：崇禎絕對是昏君。他犯過一個極大的錯誤，就是冤殺了國之棟梁袁崇煥。被人譏諷為“自毀長城”。僅此舉就足以將其所謂的“德才”全部勾銷了。他不是在毀“長城”(名將)，是在毀自己呀，毀自己的寶座與江山。他會死得很慘的。
傳說崇禎自縊前手刃子女及皇後，長歎：“願汝等生生世世，勿生帝王之家。”同時對滿朝文武頗有怨言：“朕非亡國之君，臣是亡國之臣……皆諸臣誤朕。”很明顯是在推卸自己的責任。
由袁崇煥，我聯想到將相的話題。可以說有帝王的地方，必有將相。帝王是主角，將相是配角，共同唱一部大戲。
薊遼總督袁崇煥與外敵對陣時如猛虎下山(他曾在廣渠門外抵抗皇太極的八旗軍)，最終卻綿羊般死於自己所效忠的帝王之手，被淩遲於西市；受蒙蔽的北京人，將其千刀萬剮的碎肉，涮也不涮就生吃了。這個誤會可鬧得太大了。封建專製的原因，使中國曆史上充斥著人肉羹、人血饅頭之類血腥的記憶。袁崇煥不過是其中的一盤小點心而已。但一代名將落得個這樣的下場，挺讓人寒心的。
比袁崇煥的慘死更早產生的冤假錯案，還有於謙。他因成功地保衛北京免受蒙古瓦剌騎兵侵略，榮升兵部尚書，卻又不幸地被卷入皇族權力競爭的漩渦。因“南宮複辟”而卷土重來的英宗，不僅廢黜了代宗景泰帝，且將景泰帝的大紅人於謙一並鏟除了。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於謙堪稱是袁崇煥的先驅。這兩人的血，相繼將西四的刑場給染紅了。忠臣的結局居然驚人的相似。從他們身上甚至能找到嶽飛的影子。西四牌樓——北京城裏的風波亭。
明朝是忠臣蒙冤的時代，奸臣必然大行其道了。大權奸嚴嵩，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今菜市口胡同舊稱為丞相胡同，因內有嚴嵩故居而得名。
還有權宦魏忠賢，擅長拍皇帝的馬屁，青雲直上，被稱為“九千歲”。真正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領略了無限風光。尤其他於天啟三年出任提督東廠太監，相當於明王朝的特務頭子，設詔獄，興廠刑。虐待狂的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後來他把矛頭直指朝臣中剛直不阿的群體(譬如東林黨人)，殺人如麻。“東林黨的遭遇典型地說明了‘忠臣’是多麼荒謬的一個角色。有明一代是中國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也是忠臣輩出的一代。昏君與忠臣相輔相成，正如同陰與陽，高與下，黑與白，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忠臣們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性命。而皇帝們對這些忠臣則恨之入骨。因為在忠臣的筆下，他們原形畢露，龍袍掩蓋不了他們自身的庸劣，他們的自私、懶惰、愚蠢、猥瑣纖毫畢現。在皇帝看來，忠臣們簡直像現代社會的狗仔隊，是天下最討厭的生物。”(張宏傑語)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用此語來形容明朝的政治，再恰當不過了。忠貞之士受到排擠與打擊，雖有權奸的陰謀，但說到底還是皇帝本人的錯。魏忠賢不過是天子腳下一條亂咬人的狗而已。如無萬歲爺的偏袒與庇護，“九千歲”敢濫殺無辜嗎?
當然，朱姓皇帝最終必將自食其苦果的。李自成圍城後，崇禎親自敲鍾召集文武百官前來商議，無一人聽使喚。大家避之猶恐不及。明朝的最後一位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尋死時身邊隻有一個小太監相隨。
張中行老人認為在分析帝王時，有兩點是不可忽略的：其一，皇帝是手裏拿著統治權的人物，他的權大到除去他自己，誰都可以殺；其二，他產生並存在於一種極端不平等也就極端不合理的製度之中，他的所有活動(包括享用)都是這極端不平等、極端不合理的具體表現。君主時代的可怕正體現在這裏。所謂的中央集權，生殺予奪的權力其實集中在某一個人的手中，他的能力，他的覺悟，他的好惡，無形中在影響或左右著整個國家的命運。於是一切都像賭博似的，大家把寶全押在一個人身上。此人若是開明君主，或許能營造一段盛世；若是昏庸之輩，那投注者可慘了，全輸得精光光。但實際上，這寶是非押不可的，是不以老百姓的意誌為轉移的。隻好聽天由命了。
元大都，是明朝開國元勳徐達打下來的。徐將軍進城，先破壞後建設，先把元帝的宮殿搗毀了，繼而開始規劃新建築。洪武元年八月，“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元故都，新築城垣，南北取徑直一千八百九十丈。”可見明初的北京新城，出自一位大將軍的手筆。
漢唐以後幽燕地區的長城，長期失修，儼然已成危舊建築也。也多虧徐將軍，向朝廷申請專款專用，以使長城煥然一新。
若幹年後，又有一位叫戚繼光的將領，與長城結下不解之緣。戚繼光因在南方抗倭而一舉成名，後調任為薊遼總兵(相當於首都衛戍區司令官)。他頗受內閣大學士張居正賞識，在薊州任職15年間，大興土木重修長城，增築了數千座“空心堡壘”(用於藏兵與屯集彈藥)，大大地加強了防禦功能。“他經常巡視各部，一次馳馬到長城以外20裏，周圍沒有一個侍衛。他還親自攀著懸繩登上設在絕壁上的觀察所。身為高級將領還具備這樣的體力與作風足使他引以自豪。” (黃仁宇語) 戚繼光如同李廣再世，使四處劫掠的草原遊獵者們聞風喪膽、偃旗息鼓。蒙古俺答部落隻好放棄騷擾政策，轉而經營邊境貿易(互市)。長期折磨明王朝的心腹大患迎刃而解，皇帝在紫禁城裏可以高枕無憂了。張居正親自寫信鼓勵拱衛帝京有功的戚帥：“賊不得入，即為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
為邊患所苦的大明江山，需要強有力的守衛者。像戚繼光這樣的武將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後來又出過一個袁崇煥，可惜被自己人誤殺。台柱子一倒，必將引起宮傾玉碎，明朝的戲該演完了。
到了晚清，“邊患”的問題又擴大化(或國際化)了。1860年的英法聯軍和1900年的八國聯軍，前後兩次打進北京城，把中國的皇帝都嚇跑了。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北洋水師不堪一擊，成了蝦兵蟹將。
內憂外患如債纏身，是因為國中無良臣、無大將嗎?恐怕並不這麼簡單。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族軍閥，夠給清王朝賣命的了。看來還是最高統治者剛愎自用兼昏庸無能所造成的。從1861年鹹豐病死後，慈禧控製朝廷達48年之久。名為垂簾聽政的太後，實際上已成了大權獨攬的女皇——雖然中國曆史上正式稱帝的女皇隻有武則天一個。慈禧太後掌權的時間，與武則天大抵相當，但在飛揚跋扈的程度上有過之而無不及。李金旺、孫一影合著的《女媧——隆裕》一書，描述慈禧是一個權力欲非常強的女人：“她為了保持住自己的權威和尊嚴，不論至親骨肉、皇親國戚，一律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決不留情。葉赫那拉氏慈禧殘忍、多疑、喜怒無常，稍不如意，就濫殺太監、奴婢，所以，誰輪到在慈禧太後身邊站班，都是提心吊膽，惟恐突然橫禍從天降，就連她的心腹太監，也都是表麵上卑躬屈膝，唯命是從，百依百順，心裏卻另有打算。”
慈禧太後作為晚清的大獨裁者，在手段毒辣、老謀深算方麵，並不亞於那些當了皇帝的男人。這樣的女霸主，鬧內訌、打內戰還行(她把太平天國洪秀全擊敗了)，可在外交上既懦弱又糊塗，被西方列強的炮艦政策整治得鼻青臉腫，隻好一味地拆房子賣地，簽訂了一係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繼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是慈禧太後的得力幹將，掌管清廷外交、軍事、經濟大權。此人才能非同小可，但也回天無力。《馬關條約》及《辛醜條約》，都有他親筆的簽名。因而被民眾唾罵為賣國賊。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他不過是慈禧太後的替罪羊。
北京確實是出帝王將相的地方。
可是，那又怎麼樣呢?又有什麼了不起的呢?
關鍵還要看出的什麼樣的帝王，什麼樣的將相。?
要看帝王將相們幹的是什麼樣的事。帶來了什麼，帶走了什麼。是給這座城市爭光了，還是抹黑了?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詩經·大雅·抑》)李金旺先生以白話演繹了這段名言：“庶人，一般平民，如果不聰明，他們的職權小，影響範圍小，損失也不大。哲人，不光是指哲學理論家，更主要的，是指實踐家，在古代，最大的實踐家，應該是帝王，如果帝王很愚蠢，就會造成很大的災害。”損益如何，常常要從事後看的。當時的老百姓，誰知道自己攤上的是個怎樣(好或壞)的帝王呢?況且攤上的帝王是不容拒絕的。除非造反。
1911年，發生了最重要最徹底的一次造反。不僅是針對某位皇帝的，而且也針對整個帝製。覺醒的中國人，再也不要皇帝了。乳臭未幹的宣統，抹著眼淚卷鋪蓋下台了。?
帝王將相，滾蛋去吧。
是北京趕走了最後的帝王將相。話又說回來，沒有了帝王將相，北京不也還好好的嗎?
可見在此以前，老百姓是被帝王將相欺騙了，是被自己欺騙了。
少了誰，地球不也還照樣轉嗎?日子，似乎反而過得更好了。
曆史的三角：李自成，陳圓圓，吳三桂
李自成是撞入北京城的哈雷彗星。北京的建都史在八百年以上——八百年，隻出了這麼一顆。作為一個麵朝黃土背朝天的陝西農民，他偏離了約定俗成的軌道，無法遏製地燃燒起來，並且以氣衝牛鬥之勢，震撼了大明帝國的根基。他最大限度地打破了太陽的威信：把手足無措的皇帝趕下龍椅(最終吊死在後院的一棵樹上)，簡直稱得上是奇跡!
據謠傳，其父叫李十戈——十杆槍啊，充滿殺氣的名字；其母石氏，懷孕十三個月，忽夢見一人手持長槍，騎乘駿馬，直闖入家門——醒來便產下男嬰。因而為其取名為闖(又名自成)。這孩子長大成人，果然造反了，江湖上以李闖王稱之。這個“闖”字用得很好，很形象。他風起雲湧的一生，僅一個“闖”字就足以概括。
他不僅風風火火地進入了曆史，甚至還把勇往直前的身影留在戲劇舞台。民間有一折百演不衰的戲叫《闖王進京》，說的就是這個不平凡的外地人跟北京的關係。老百姓對其勇氣大抵是持嘉許態度的。他是名副其實闖進來的。闖王進京，並非為了趕考、旅遊、探親抑或做生意，而是在奪權——要皇帝老兒的命。北京的城門樓子再高，也擋不住覺醒的農奴的鐵流。
自陳勝吳廣揭竿而起，中國的曆史便絡繹不絕地上演著形形色色的農民起義。梁山好漢的口號很有代表性：“衝進東京府，殺了那鳥皇帝。”可李逵們隻是喊喊而已，實際上做不到。真正實現了這一最高理想的，恐怕也隻有李白成。他肯定比宋江之流更有闖勁兒。哪來那麼大的力氣?居然還真把皇帝給拉下馬了。
李自成不滿足於在中國的西北部橫衝直撞，深明“挽弓當挽強，擒賊先擒王”之理，因而稍具規模即乘勢將鋒芒指向帝都．“今大兵既興，誌在與朱明共爭天下，若破北京，則國皆為我有矣。”他東渡黃河，攻克太原，隨即直撲有天險之稱的長城居庸關。過五關、斬六將，如同迅雷不及掩耳，打進紫禁城，坐上金鑾殿。自其由西安出發之日算起，前後僅月餘。僅僅用了數十天，即一舉完成了別人幾輩子也做不了的事情——誰叫他是闖王呢?
李闖王之成功，在於他知道自己要什麼(說白了就是一頂皇冠)，因而省去諸多繁文縟節，繞開敵人圍追堵截的重兵，直奔主題，等於是跟皇帝本人單獨決鬥了。文弱的崇禎哪裏是闖王的對手呢?我聯想到圖窮匕現的荊軻，曾經把措手不及的秦始皇追得繞著柱子跑了好幾圈。可崇禎連繞著景山跑幾圈的時間都沒有，隻好直接找一棵樹吊死算了。李自成雖比孤膽英雄荊軻有眾多的助手，但他本人堪稱偉大的刺客，該出手時就出手——穩、準、狠，沒給皇帝留下任何的餘地。揮手之間，明史就改寫了。
這個頭戴白色氈笠、身穿藍布箭衣的不速之客，這個騎一匹烏駁馬的闖入者，使京城的九門乃至諸多關隘(譬如長城)形同虛設。前門樓有懸燈示警、彙報敵情的效用：掛燈一盞，說明兵臨城下；二盞，說明正在交戰；三盞，說明即將失守。李自成圍城僅三天即攻破廣安門。崇禎正苦思冥想對策呢，一抬頭，看見前門樓上三盞燈全掛出來了，知道全泡湯了。對於亡國之君來說，那夜空中的三盞燈簡直像噩夢一樣——他不敢懷疑自己是否數錯了，隻希望驚叫一聲就能醒過來。據說他逃離深宮去後花園尋短見時，連鞋子(龍靴)都跑丟了。隻穿著沾滿泥水的襪子見上帝去了。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已延續兩百多年帝祚的大明王朝，算是遇見了“克星”。
我稱李自成為掠過北京上空的彗星，還在於他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在紫禁城裏僅僅做了四十二天皇帝(俗稱“吃了四十二天餃子”)，這變幻莫測的金鑾殿就又“鬧地震”了，將其給掀了下來。唉，屁股還沒坐熱呢!四月十三日，已披上龍袍的李自成(稱大順皇帝)“禦駕親征”，圍攻山海關，欲剿滅明朝的殘兵敗將。偏偏在一片石決戰之時，吳三桂請來關外的清軍幫忙，使李自成腹背受敵，兵敗如山倒。隻好於四月二十六日退回北京。四天後又忍痛割愛，棄京城而回陝西老家。我猜測李自成在走這段回頭路時，心情一定很複雜，深深體會到名利富貴如浮雲，即使能抓得到，也未必抓得牢。皇宮禦苑、權杖玉璽乃至金錢美女，得來全不費工夫，可失去得更快：又統統從指縫裏溜走了。終究是一場空啊。
李自成，就這樣成了北京的匆匆過客。他沉浸在“皇帝輪流做，今天到我家”的喜悅之中，估計連好多名勝古跡還沒來及參觀，連風味小吃還沒嚐遍呢，又沮喪地與這座城市永別了。恐怕連“我還會回來的”之類大話，都不敢講。有什麼辦法呢?是命運誘導他打馬而來，又正是命運——把他驅逐出去。仿佛注定了：這位草頭王與北京城隻有四十二天的緣分。不過暫借其一用而已，到期即要歸還——簡直刻不容緩。
這一退可不要緊，最終連老家都保不住了。李自成在清軍的追逐下，放棄西安，經襄陽，入武昌(武昌魚雖美，也留不住亡命之徒的腳步)，直至次年四月，在湖北九宮山“中了埋伏”而被殺。可以說他撤出北京，就開始走下坡路了。這輝煌一時的流星式人物，拖著光線日漸稀薄的尾巴，且戰且退，最終默默無聞地熄滅了。
? 不管怎麼說，北京城裏的“四十二天餃子”，肯定給這位過客留下一生中最深刻、最豪華的印象。這個世界上，即使有再多一夜暴富的傳奇，也比擬不了李自成的感覺。他是憑著一把鋤頭起家的“暴發戶”。
即使僅僅吞咽了四十二天的龍風水餃，也很值!畢竟，他充分地發了光、散了熱，照耀了悠悠古都。畢竟，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畢竟，再狂傲的賭徒，不見得比其有更大的野心，結局也不見得比其好到哪裏。既然是豪賭，遲早會有輸光的一天。李自成，靠孤注一擲而發跡，轉眼之間一敗塗地——其實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
後來參觀革命聖地西柏坡，發現1949年的毛澤東最深刻地意識到李自成的局限性。毛澤東在西柏坡指揮打贏了三大戰役，勝券在握，準備進入和平解放了的北平。出發之前特意做了一個重要的講話，大意為“我們不能學李自成”以及“要防止糖衣炮彈”之類的話。在其眼中：闖王進京後的失敗，堪稱“反麵教材”。當代的革命者必須避免重蹈覆轍。毛澤東進入北京城時，比李自成要虔誠多了、謙虛多了。他說：“我們是來趕考的。”正因為如此，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作為先驅者的李自成，考試不及格，早就被淘汰了。根據毛澤東的說法：李闖王是被糖衣炮彈打倒的。糖衣炮彈到底什麼樣子?我很好奇。不會跟北京的糖葫蘆似的吧?它的命中率為何這樣高呢?以至見慣了槍林彈雨的共產黨人都呼籲對此保持警惕。
看來糖衣炮彈雖像糖葫蘆一樣可口，卻是劇毒的。李自成中了“暗器”，翻身落馬。
其實，從來不曾有軍火商製造過這樣的“秘密武器”。所謂的糖衣炮彈，本身並無殺傷力——是由我們內心的欲望所引爆的。
闖王進京，可以說一開始就坐在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上麵(僅僅四十二天就爆炸了。)畫棟雕梁、燈紅酒綠，再加上衣香鬢影呀什麼的，闖王立馬就暈了。於是改元大順，充分體驗當皇帝的滋味。至於他手下沒見過世麵的子弟兵，自恃立下汗馬功勞，更是醉臥長安、樂不思蜀。
闖王住進了夢寐以求的紫禁城，首先想到的是好好犒勞自己。凡是皇帝享受過的，都要一一嚐試。雖然把數萬名太監全部驅逐出宮，卻將三千粉黛留作己用。恨不能融化在這溫柔富貴鄉裏。夜夜狂歡，甚至連續數日不曾出宮視朝。他登基後唯一的政績，就是“追贓助餉”，處決了一大批前朝的貪官汙吏，將其私產罰沒充公(共獲白銀七千多萬兩)，然後論功行賞，散發給將士們作工資，皆大歡喜。說白了，他隻是在模仿梁山好漢的江湖作風，並未進步到哪裏。開國後的第一件事，不是“抓革命、促生產”，而隻想到搜刮銀餉，確實有負眾望。他還下令興辦鑄錢局(造幣廠)二十四所，發行永昌通寶，希望在全國範圍流通——名義上實行“平買平賣”，其實借此清算天下財富。
李自成初舉義旗時，為突破敵人圍剿，甚至帶頭殺掉自己的妻妾，以示輕裝前進之決心。可自打占據北京城之後，他徹底放棄了遊擊隊員的精神，心甘情願地為財色二字所束縛。我真懷疑橫衝直撞的闖王——最終身不由己地鑽進錢眼裏了。
清兵壓境，李自成不是想到如何屯集糧草彈藥，以鞏固城防，而是先預備好退路，將追繳來的金銀熔鑄成餅，約數萬枚(每餅價值千金)，用一支龐大的騾馬車隊裝載，火速運往陝西老家。至於宮廷裏的珠寶器皿，也一律打包托運——吃不了兜著走?闖王的戰車，全變成“運鈔車”了。將士們人人皆背著沉重的行李（內有分紅所得)，哪有心思戀戰呢?“腰纏既富，人多鄉井之思，已無赴敵之氣概。”所以虛晃一槍，即大規模地潰退了。大順軍儼然已成“搬家公司”。吳三桂領著清兵沿途追殺，發現道路都被各種輜重與甲仗堵塞住了。隻好先扮演清道夫的角色。
? 李闖王身上的局限性，同樣束縛過其他農民起義軍領袖。譬如兩百多年後，太平天國建都南京(號天京)，洪秀全也就深居天王府而不出，為錦衣玉食、如雲美女所“催眠”，而醉生夢死。當然，南京最終也成為洪秀全的“滑鐵盧”。
我想，是人性中的劣根性，導致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氣短的。可見毛澤東所形容的“糖衣炮彈”，確實大大的厲害!不可不防。
後人回避了李闖王為錢所累的一麵，將其失敗歸結到一個女子的頭上。陳圓圓也就像曆史上的諸多“紅顏禍水”一樣，成了替罪羊。造成了這樣的錯覺：仿佛大順政權是因李自成、陳圓圓、吳三桂之間的“三角戀愛”而垮台的。
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明末有田畹府。田畹是崇禎的老丈人，他的女兒是皇上最寵幸的田貴妃(崇禎死後就草葬在田妃墓中)。而陳圓圓，則是田畹家收養的歌伎。戍邊的軍閥吳三桂去田府玩，一眼就看上了美若天仙的陳圓圓，厚著臉皮向田畹老頭討要——田畹雖心疼，也隻好故作大方地促成這兩位年輕人的好事。
李自成打進北京城，將吳三桂的親屬全劫作人質，以勒令其投降。審訊的時候，覺得吳三桂的“小蜜”確實光彩照人，於是充作自己的嬪妃。
屯兵山海關的吳三桂原本已臣服了，在回北京城“報到”的路上，聽說愛妾被李闖王占有，忍無可忍，索性投靠關外的清兵——甘當急先鋒，與李自成決一死戰。此即“三軍慟哭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之典故。吳、李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政敵兼情敵。
吳三桂圍城時，李自成將其父母全綁上城頭，企望以此舉退兵。吳不屈服，眼睜睜地瞧著父母被斬首。
李自成突圍，陳圓圓謊稱：“大王若放我，三桂必不追也。”李依從其計。聰明的陳圓圓，就這樣回到情人的懷抱。
闖王進京，陳圓圓算是一件特殊的戰利品——正是這件戰利品，導致他最終兵敗，使唾手可得的江山美人全化為泡影。小小的一個女子，居然有這天大的本領?她甚至還改變了一座城市的命運：北京被八旗子弟所占據，成了大清帝國的都城。難怪蔡東藩寫《清史演義》時說：“順治帝之入關，人謂由多爾袞之力，吾不雲然。不由多爾袞，將由吳三桂乎?應之日唯唯否否。三桂初心，固未嚐欲乞援滿洲也，為一愛姬故，迫而出此。然則導清入關者，非陳圓圓而誰?圓圓一女子耳，乃轉移國脈如此。夏有妹喜，商有妲己，周有褒姒，圓圓殆其流亞歟?”
假如闖王與陳圓圓擦肩而過，那麼吳三桂是否就不會因戴上“綠帽子”而惱羞成怒?不會借刀殺人了?那麼，曆史是否就要改寫了?
其實不然。清軍垂涎大明江山已久，取而代之是遲早的事。吳三桂求援，不過給其提供了一個借口而已。因為多爾袞最初聽見李闖王逼死明帝的消息，即起趁火打劫之心。八旗兵馬早就整裝待發。入侵中原，根本不需要什麼通行證的。
李自成卻未考慮那麼多。他在北京城裏歌舞升平，忽略了內憂外患。即使沒有吳三桂開門迎敵的原因，闖王的江山也不見得坐得牢。他的起義具備破壞性，卻缺乏建設性；給風雨飄搖的明王朝“添亂”了，並施予致命一擊——卻沒有收拾殘局的本領。從客觀的效果上來說，他無意識地推動了清兵入關、執掌天下的步伐。得矣?失矣?
然而吳三桂與陳圓圓的豔情，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或者說，混淆了曆史的視野。喧賓奪主的兒女情仇，遮掩了國家興亡的真實內幕。過多地關注那被誇大了的吳三桂與陳圓圓對改朝換代的影響，必將使吾輩顧不上總結李自成的教訓。
方彪先生認為：“一些官兵在繁華的城市裏，生活很快的腐化了，使部隊失去了戰鬥力……大順軍在北京雖然隻有四十二天，這四十二天使大順軍變了。由一支所向披靡的雄師，變成了一支一蹶不振的弱旅，變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慘，也實在令人深思。”李自成作為首領，無疑應承擔最大的責任。沒必要回避這一點。
還有另一種說法：並非李自成本人占有了陳圓圓，而是其手下的驍將劉宗敏搶了陳圓圓作“壓寨夫人”。這是很典型的“為尊者諱”：生怕李自成的高大形象會因好色而大打折扣。這是在把領導者的失誤推卸到部將頭上——同時也推卸到叛徒(吳三桂)與女人(陳圓圓)的頭上。好像李闖王不會犯這類低級錯誤的，都是別人惹的禍。過於美化李自成，等於在偽造曆史。我們需要肯定李自成身上的積極因素，但不能因此而掩飾他消極的一麵。
毛澤東是偉大的，他能夠正視李自成的缺陷。他進入北平後，接到解放軍攻占國民黨老巢南京的捷報，特意賦詩：“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而李自成缺乏的，恰恰是這種一鼓作氣、擴大戰果的雄心。說到底，他不過是楚霸王的翻版。所以他的失敗，亦是情理之中的。
如果不能吸取這前車之鑒，就無法超越李自成——以及他身上的局限性。
在居庸關通往北京城的途中，有一尊李自成快馬加鞭的紀念塑像(後人豎立的)。他正如探囊取物般直奔紫禁城的金鑾殿而去，渴望在古老的龍床上歇歇腳。可是他為什麼忽然勒住了馬，永遠地停留在過程之中——成為一尊令人慨歎不已的雕塑?
每逢看見這尊銅像，我總要恨鐵不成鋼：李闖王，你為什麼偏偏要在衝刺的時候，在關鍵的時候，勒住了尚有餘力的戰馬?為什麼不更上一層樓，一覽眾山小?或許，不是你勒馬，而是你本身被一根看不見的韁繩所勒住了，被小農意識所製約了。這就是曆史：差一點點火候都不行!
闖王的靈魂，隻好在北京城的外麵徘徊。離功德圓滿永遠保持著一箭之地。在我眼中，這尊塑像的表情是很複雜的。僅僅四十二天，就由誌滿意得的勝利者淪落為落荒而逃的失敗者——這也忒快了吧。留下的是無法彌補的遺憾。
此乃闖王進京的路線。我想，應該在另一條路線(向西安逃亡的路線)，為之豎立另一尊塑像。或許更有警戒的意味。應該銘記住闖王的教訓。馬還是那匹烏駁馬，人還是那個人，可人物頭上的光環，已經被摘去了。雖然他依舊戴著那頂寬邊氈笠。
? 隻用了四十二天，還是幾百年?李闖王終於走下了神壇。
? 傳說李自成揚鞭躍馬入紫禁城時，曾挽弓搭箭，直指承天門(即西安門)：“我若射中天字，必得一統。”不料射偏了一點，箭頭插在牌匾的左下方。有人說此乃李闖王不能“一統江山”之預兆。馴羊先生在《北平傳說》裏提及：“如今那枝箭還插在原處，箭尾的羽毛已是一根不剩，隻餘鐵質的尖杆一枝了。”每逢去故宮博物館參觀，進門時我總要仰頭找那塊受傷的匾，找那枝生鏽的箭。
闖王挽弓如滿月之時，肯定充滿了射天狼的豪情。可惜，箭射偏了。
這位中國的羅賓漢，箭法其實很一般嘛。看來光有蠻力還不夠，光有欲望也不行。
開弓沒有回頭箭。闖王本人就像那枝飄忽的箭一樣，雖然射出去了，卻偏離了靶心。畢竟未能徹底地穿透曆史。所以，他僅僅是個過客。在偌大的北京城裏，隻留下了一枝小小的箭鏃——作為唯一的禮物與唯一的見證。
闖王進京，想當皇帝是肯定的，想搜羅點糧餉也是可以理解的，錯隻錯在他還想到了衣錦還鄉(典型的中國暴發戶的理想)——光宗耀祖，並且讓街坊四鄰羨慕。這一點有史料可查。李自成認為“十個燕京也比不上一個西安”(他把西安立為西京)，可見他並不情願在北京安家落戶。北京對於他來說不過是中途遇見的最大的一座客棧，飲馬、歇腳、飽餐一頓之後，還是要打道回府。當然，最好是把此地的寶貝全搬運回去。所以他特設“比餉鎮撫司”，向明王朝的皇親國戚、遺老遺少追索贓銀助餉。所以他稍微受挫即走為上策，押運著幾萬枚銀餅回去“支援家鄉建設”。其實，這銀餅能當飯吃嗎?能比炮彈要好使嗎——能嚇退敵人的追擊嗎?此非帝王之胸襟。或許能稱職地擔任銀行行長，卻無治理國家之魄力。
說到底，李自成並沒有把北京當作家之所在、國之根本乃至生命之所係。隻懂得攻取，不懂得捍衛。很缺乏責任感的。難怪這座城市會成為他的滑鐵盧呢。難怪他的光榮與夢想，像彗星一樣短暫易逝呢。
李自成過於看重銀兩，卻忽略了長城。一點沒把山海關外的邊患當回事。其實，長城的城磚比他孜孜以求的那些珠寶玉器重要得多。一旦大牆崩潰，則玉碎宮傾，玉石俱焚。長城的缺口，靠儲滿國庫的金磚銀餅是堵不住的。
這麼想一想，李自成在我眼中就沒什麼了不起的了。簡直像街頭一個烙大餅的夥夫——不過烙的是銀餅而已。甚至還不如一個瓦匠。瓦匠至少還知道如何把長城修補修補呢。
長城決堤，湧進來的滾滾洪流，一下子就把草頭王李自成衝走了，衝往曆史的下遊。數萬枚苦心烙製的銀餅，沿途拋置，成了這位傳奇人物的殉葬品。
清朝的皇帝們
清代的皇帝，大多喜歡狩獵。跟成吉思汗一樣，努爾哈赤也是靠“彎弓射大雕”而白手起家的，傳說他最初創業的本錢僅為私藏的十三副刀甲。若按階級劃分，他無疑屬於獵戶出身，朝伏夜出，捕殺野兔山雞之類去城裏賣，養家糊口。估計在那個時代，貂皮鹿茸靈芝草，就已是“東北三件寶”了。然而此人偏偏有一顆不安分的心，率領一大群穿著虎皮短襖的“解珍解寶”《冰滸傳》裏的獵戶兄弟)，遊走於白山黑水之間，不僅打獵，而且打仗，憑借武力統一了滿洲諸部落，進而跟長城內的大明帝國“叫板”，有取而代之壯誌。就像讓野生動物與圈養動物相互廝殺，自古即實行井田製的中原農耕民族，哪裏是打虎上山的八旗兵馬的對手呢?鹿死誰手是明擺著的。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仗著兵強馬壯的優勢，愛新覺羅們終於衝進山海關。愛江山更愛美人的明降將吳三桂，無疑充當了鷹犬的角色，引導著有備而來的狩獵者占領北京城，並且一鼓氣打到了南方的邊疆。由盛京(沈陽)移鼎北京的順治小皇帝。封吳三桂為平西王，允許其把“狗窩”蓋在雲南，總算撈到幾根骨頭啃一啃。
真正的贏家是努爾哈赤的後裔。打到了一頭足以令老前輩欣慰甚至嫉妒的獵物：大明的皇天後土。雖然此舉近似於乘人之危的“偷獵”。鷸蚌相爭(李闖王進京逼死崇禎帝)，漁翁得利也。
按道理講，衣食無憂、富貴盡享的真命天子，已無需操刀挽弓去獵食。康熙卻不這麼想，仍苦練騎射的技法。在宮牆禦苑內打靶猶嫌不過癮，還在熱河的原始森林設立“木蘭圍場”，莫非為了訓練野外生存的能力?隻能說，他不甘心讓鎖鏈般的長城束縛住骨子裏遺傳的野性。據史書記載：康熙每年立秋之後都要遠赴熱河狩獵近一個月，一生共參加四十八次之多。看來他對木蘭圍場之依戀，絲毫不亞於對精雕玉琢的紫禁城的感情。那是他精神上的故鄉，那是他磨礪意誌與體力的行宮。康熙天生是個徹底的行動主義者：不管狩獵抑或執政，都迷信速度與力量。甚至在初出茅廬時，就鏟除強大的政敵鼇拜，隨即又屠殺了吳三桂這父輩的鷹犬。對於真正的獵人來說，鷹犬是多餘的。
在無仗可打的時候，康熙隻能把過剩的精力用於打獵。當他脫下臃腫的龍袍、換上緊身的鎧甲，一馬當先衝入深山老林，肯定暫時忘掉自己是個皇帝，忘掉身後尾隨的龐大的衛隊(近萬人)，而現出獵手的原形與本性。眼前隻有莽莽的群山、遒勁的樹木、一掠而過的鳥獸，吸引著他全部的注意力。或許曾有一閃念：即使從此真的做個平凡的獵戶，也會很快活的。野地裏射虎，和政壇上逐鹿，快感相似。都可以滿足血液裏的征服欲。從客觀上來講，已成定律的秋狩，對其麾下的八旗官兵亦是另一種性質的操練：不僅要保持弓馬之強勁，更要發揚尚武之精神。在這方麵，皇上本人即是最好的榜樣。
既然人類中已無對手，政治上已無勁敵，唯我獨尊的康熙大帝(中國曆史上能稱作大帝的君王屈指可數)，意猶未盡地把目標轉向毒蛇猛獸——簡直在跟大自然較勁。1719年，他對自己的業餘愛好做了一番總結：“朕自幼至今已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五十三隻，熊十二隻，豹二十五隻，猞二十隻，麋鹿十四隻，狼九十六隻，野豬一百三十三口，哨獲之鹿已數百，其餘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並且沾沾自喜於這絕妙的樂趣，“朕於一日之內射兔三百一十八隻，若庸常人畢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數也。”我視之為一位和平年代的帝王特殊的“述職報告”，不是在炫耀政績，而是逐一清點狩獵的戰果。這份血淋淋的清單，若讓當代的“環保”人士看了，會心疼不已：難怪虎豹熊狼都成了珍稀動物一它們的危機早在清朝就開始了。在破壞生態環境方麵，康熙之殘暴，似乎並不亞於殺人如麻的希特勒?可惜彼時，沒有誰敢罰皇帝的款，或追究其刑事責任。
好在康熙無師自通地懂一點生態平衡的知識，逐年輪換狩獵區域。也虧得木蘭圍場麵積大，珍禽異獸總算有喘息之機，才不至於斷子絕孫。否則治國有方的康熙，堪稱荼害生靈的劊子手了，功過相抵，毀譽交加。
作為神射手康熙之子孫，雍正與乾隆，皆精於弓馬。尤其乾隆，是好戰分子，東征西伐，打得很過癮。自詡為“十全武功”(刻碑後供奉於避暑山莊)。與人戰之餘，也與天地戰——繼承了“木蘭秋狩”的傳統，厲兵秣馬，捕虎射雕，一輪又一輪地“大掃蕩”。他去熱河行宮的次數比康熙還多，估計“成績單”也並不遜色。乾隆的愛好甚至更廣泛：不僅頻繁在塞上遊獵，還熱中於乘龍舟下江南。這最尊貴的“漁翁”，興高采烈地亨小調，往返於運河沿岸，垂釣風景，垂釣詩畫，垂釣美食——包括垂釣形形色色的美人魚。他的風流韻事可太多了。遊戲山水也遊戲人生。
我還知道道光的槍法很了得!嘉慶十八年(1815年)，皇帝去熱河行宮避暑，天理教起義軍乘虛而入，攻打紫禁城。在太監的內應下，兵分兩路：由西華門潛至隆宗門，由東華門攻入內廷景運門，直至由通道登上五鳳樓，居高臨下地與禦林軍交火。其時諸皇子正在宮中讀書，聽到槍聲後都很驚慌，唯獨道光保持鎮定，率領幾個小兄弟取出鳥槍去養心殿搶占有利地形。偏偏內廷軍械庫的值班太監手忙腳亂，沒有找到鉛丸。迫在眉睫，道光反應很快，讓在場者將衣服上的銅紐扣全揪下來，混入火藥中代替鉛丸。當起義軍翻牆而入時，道光開槍擊中兩人，其餘皇子又射傷第三人，打得對方抬不起頭來，隻好改變偷襲皇帝寢宮養心殿、劫持人質的作戰計劃。道光憑著一把銅扣子作彈藥，一直堅守到增援部隊趕來……
嘉慶皇帝原本不欣賞這位貌不出眾的皇次子，曾懲罰他到內廷“打掃處”接受勞動改造，跟小太監一起擦窗戶掃地。可道光在此事變中的表現，使父皇刮目相
看：臨危不亂，智勇雙全，可治理江山也。於是道光被“破格提拔”為皇位繼承人。
神槍手道光，尚是皇子時，恐怕就接受過“軍訓”了。否則不至於如此熟練地使用火器。他平日打靶的成績一定也很不錯。
道光承襲帝位(也算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後，一如既往地喜歡玩槍，喜歡打獵。他晚年時，與其父皇一樣為選擇接班人的問題而傷腦筋，頗費躊躇：“欲付大，猶未決，令校獵南苑，諸皇子皆從，恭親王奕新獲禽最多。文（鹹豐)未發一矢，問之，對日：‘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宣宗大悅，日：‘此真帝者之言!”’清史稿·杜受田以聚獵比武的方式來辨別兒子們之高下，本無可厚非。隻不過作為裁判的父親，暗自擬定的是另一種比賽規劃：並非比槍法、比武力、比戰利品，而是比人心之善惡。因此，獵物頗豐的恭王奕新反而落選了，懷抱著一杆道具般的空槍的鹹豐卻脫穎而出。
鹹豐考慮到春季鳥獸正在生兒育女，不忍殺伐，破壞其家庭和美乃至生態平衡。他是一位生活在童話世界裏的皇子，一位最老的“綠黨”——肯定很討後世之綠色和平組織歡心與褒獎。當今之瀕危動物，若有良知、若能讀懂曆史的話，應該會感激這“大善人”的恩情。可惜，若以帝王必須具備的霸氣來衡量，鹹則失之於迂腐了。政治畢竟不同於“環保”，治國平天下，光有腸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俠骨、雄心、鐵腕。上下五千年，凡是挫敗諸侯、開疆拓土的君主，又有哪一位是省油的燈、是心慈手欽之輩?哪一位不是在累累白骨中立而不倒的?從秦皇漢武、唐宋祖，乃至成吉思汗，基本上都是馬上皇帝，靠火與劍建功立業的。道光自己就是在平叛中嶄露頭角的，偏偏器重鹹豐這樣的“慈善家”，器重一個另類。真不可思議!莫非他本人，已被太平盛世麻痹了神經、削弱了鬥誌?難道忘記了：書生造反，十年不成，讓其守業也不見得會有多好的結果。若以不殺生為優點，適宜做和尚。燒香拜佛，與保家衛國，是不同的概念。畢竟，世界已非堯舜禹的時代，不進取則落伍。群在那次南苑校獵中，彈無虛發的恭親王奕新，倒還真是個人物。眾人皆知他與鹹豐少年時同房修文習武，而才華略勝一籌。他好強鬥勝的血性，卻不受父皇青睞。嫌其太生猛、太逞能了?
道光不以實力、而以道德選拔人才，犯了主觀化的錯誤。他的一念之差，導致大清國運的衰竭：亦步亦趨地走進一條無路可退的死胡同。中國近代史上的恥辱，道光首先是要負責的。他不僅於1842年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而且選錯了接班人。
後來的事實證明：治國確非鹹豐的強項，他更適合做“農林牧富漁業部長”，抑或組建綠色和平組織，卻不擅長擴充武備，抵禦外敵。徒具“婦人之仁”，哪裏能鬥過強盜的邏輯?他在任期間，北京首次淪陷於跨海而來的西洋人之手，真是丟盡了臉。鹹豐十年(1860年)十月十三日，英法聯軍衝進安定門——從此安定門再也不安定了。鹹豐本人嚇得屁滾尿流，到承德避風頭。以前的清帝去避暑山莊，都為了打獵，為了耀武揚威；鹹豐此次十足是在逃難，把祖傳的圍場當作最後的避難所了。真是絕妙的諷刺!鹹豐肯定沒心思秋狩了，他自己儼然已成別人追擊的獵物。惹不起，總能躲得起吧。可躲也不是辦法。鹹豐在承德躲了將近一年，既不好意思麵對先帝們的手跡與豐碑，又無顏見江東父老，肯定如坐針氈、進退兩難。大病一場，索性躲到地獄裏去了。
鹹豐生前連個螞蟻都不舍得踩死。可他的敵人，“焚燒淫掠，備極殘酷”，毫不手軟地用一根火柴就點燃了價值連城的圓明園。菩薩心腸管什麼用?甚至無力為自己的子民提供必要的佑護。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善良的人是可欺的，怯懦的人是可恥的。
說鹹豐是清朝的敗家子並不為過。在洋槍洋炮麵前，他拱手獻出了都城，並退避三舍。逃跑主義與投降主義，就是由其開始的。狩獵者的家族，已生疏了弓馬，競爭能力大大地退化了，任人宰割。從此，西方列強的鐵蹄在華夏版圖上橫衝直撞，恣意地圍獵。
就像道光選錯了接班人，鹹豐還有個失誤：娶錯了老婆。他該納慈禧為妃的。慈禧把老公的棺材從承德抬回北京後，就發生祥政變，由此垂簾聽政達四十八年。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陰盛衰的境地，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尷尬：不斷地賠款，不斷地割地，不斷地簽署賣身契(不平等條約)。慈禧不思振作國防，反而把本購置堅船利炮的海軍軍費挪用來蓋別墅(頤和園)了。這個女人瞎攙和的結果，是使首都再度失守：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在中南海飲馬，在太和殿裏跳華爾茲……
我偶爾會作無用的假設：繼承道光衣缽的若非鹹豐，而是身不凡的恭親王奕新一一那麼曆史是否要改寫了?即使不能說國家的命運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至少，葉赫那拉氏恐怕就沒有機會在舞台上亮相了，更難以成為一個動亂時代的臭名昭著的女主角。慈禧太後的晚清，至今仍是國人痛定思痛的反麵教材”。想忘是忘不掉的。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
十個手指不可能一樣長。奕與鹹豐雖為兄弟，卻具有不同個性。從南苑校獵各自的表現就能看出來：鹹豐偏重於仁其實是個庸人)，奕傾向於勇(倒是可造才)。一山不容二虎，鹹豐上台以後，奕隻好低眉順眼地跑跑龍套，以免把新帝比下去了。即使這樣，鹹豐對其仍加以提防與排擠。
楊義先生曾將這哥倆比作萁豆相煎的曹丕與曹植，可見奕的日子是很難熬的：“曹植借詩泄憤，成為曠世詩伯。恭親王卻把詩情傾注於林苑，使他的花園成為磚瓦木石堆疊成的沉默的詩了。”奕是道光第六子，因而什刹海西岸前海西街17號的恭親王府，俗稱六爺府。這位有經韜偉略而無法施展的王爺，在空曠的花園裏采菊、飲酒，也一樣備感壓抑吧?
鹹豐去承德避禍，卻把擦屁股的事交給恭親王，令其留守京城“主持撫局”。這是一盤很難收拾的殘棋，連皇帝都下不了的，隻好委托自己的兄弟充當替罪羊，跟兵臨城下的英法聯軍討價還價，賠笑臉、求情。“這是個置之死地的‘差事’。和談破裂，背城一戰，奕隻能‘殉社稷’。和談成功，背上個喪權辱國的罪名，既‘隗對祖宗’，‘亦無顏於人世’。可是奕居然‘不辱使命’，不佃‘妥善’地處理了‘撫局’，而且利用‘留守’之職和洋人拉上了關係，打開了局麵，控製了北京地區。”(引自方彪著《北京簡史》)奕作了鹹豐的“人體盾牌”，抵擋腥風血雨。然而這“小六子”確實有幾分指揮才能與外交手腕，總算把一團亂麻理出了頭緒。
恭親王本是挽弓當挽強的世襲貴族，有射天狼之豪情。不得不屈尊與豺狼談判，賠禮道歉，委曲求全。想一想，真是夠為難他的。若將奕比作中流砥柱，有點誇張了；但他畢竟努力發揮著能屈能伸、能開能合的外交家風度，以應付禍從天降的激變。不容易啊。
奕的硬骨頭，後來體現在敢與慈禧太後相對抗。慈禧有一寵臣，欲從紫禁城正門出去辦事，門官不允許，稱其違背祖訓(此門是皇帝本人進出的禦道)，雙方就爭吵起來。慈禧偏袒自己的走狗，要奕和刑部處死一點不給麵子的門官。奕嚴詞拒絕。慈禧很下不來台：“你算老幾?敢頂撞我?”奕不服軟：“我是恭親王。”慈禧威脅：“我撤了你的王爵!”奕不懼：“你撤得了我王爺的稱號，可改不了我是先皇韻六兒子的身份!”言下之意是你算老幾，反過來把慈禧給難住了。看來奕的本性是不畏權貴的耿直之人，傲氣十足。
假如十九世紀的大清帝國，由這樣的人當家的話，估計情況會好一些。
然而曆史從來沒有第二種選擇。自鹹豐始，清朝的皇帝徹底喪失了獵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既不能禦敵於馬上，救民於水火，又不擅長料理財政、工商、科技等諸多內務——導致中國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況愈下，頻頻遭受列強的欺淩。鹹豐之後，同治與光緒二帝，都不太像男子漢，皆是慈禧太後的傀儡，被一個老太婆玩弄、操縱於股掌。尤其光緒，雖曾想謀取改革、以擺脫“母虎似的嬸娘”(林語堂語)，可幾個回合就給打趴下了。連一個女人都鬥不過，又如何統治四方、降龍伏虎呢?他眼睜睜地瞧著心愛的珍妃被“老佛爺”派人推進井裏，卻無力解救，活得真夠窩囊的。
至於末代的宣統小皇帝(溥儀)，更是扶不上馬的“阿鬥”。他三歲時被推上龍椅，看著滿朝文武，嗷嗷大哭，嚇得尿褲子了。哪像是有能力擔起整個國家的帝王?最終還是人民的覺悟推動清王朝走向滅亡。
河北遵化馬蘭峪的東陵，和易縣永寧山下的西陵，分別安葬著清代的九位皇帝。光緒的崇陵，是其中的最後一座——同時又是中國曆史上的最後一座帝陵。因為末代皇帝宣統登台僅三年出頭就被迫退位(故稱“廢帝”)，葬送了大清王朝。況且，溥儀去世時的身份是平民，已無再造皇陵的可能。清陵是以光緒的崇陵句號的。
出北京城，走讀東、西陵，等於是在讀清史，讀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曆程。皇帝們終於像恐龍一樣絕種了。清代距今天尚不足百年，但在觀眾的心理上——已遙遠如侏羅紀了。清陵，離你我最近的一座侏羅紀公園。
讀這部化石版的清史，可對其盛衰一目了然。道光的慕陵，恰恰是其間的分水嶺：大清帝國開始走下坡路的標誌。康雍乾諸具有豪華裝修、富可敵國的陵寢，真正稱得上氣象萬千。從道光開始，在料理後事方麵則顯得小氣多了。慕陵的規模就有所壓裁撤了華表、石像生(石人石獸)、明樓等裝飾性建築，並且沒神功碑。清朝有製：凡丟失國之寸土者，皆不得立此。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鴉片戰爭失敗而簽署《中英南京條約》，開賠款割地之先例。也是斷不好意思給自己樹碑的——該如何書寫那恥辱的一筆?常言說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偏偏是有大過的，犯了丟失國土的錯誤。一位失職的皇帝，厚著臉皮給自己立功德碑，無異於扇自己耳光。
況且，“政策”也不允許。有違先祖訂立的家法國法。
道光就這樣紅著臉躺在不完整的陵墓裏。我想他一定盼望著自己的後代早日收複失地，早日彌補罪過。否則，他會睡得很不踏實的。死後照樣噩夢不斷。
慕陵的名稱，係道光生前細加斟酌選定的，取仰慕列祖列宗功德之意。對先帝們創業守業的豐功偉績(譬如乾隆的“十全武功)，他確實隻有仰慕的份兒。不僅僅仰慕，他還應該抱愧呢。愧對祖先。
不隻是道光一個人羨慕。此後的鹹豐、同治、光緒，同樣隻有羨慕的份兒。同樣愧對祖宗打下的基業。羨慕的程度與慚愧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甚於道光。
與道光相比，他們賠的款更多了，割的地更多了。直至輸得精光。
所以，他們的陵墓，同樣沒有大碑亭、石像生——權當自己懲罰自己吧。地下的死者，羞於談論自己的功過，隻好讓墓碑缺席。
看來這些龍子龍孫挺守規矩的。
沒守住江山，光守住規矩有什麼用?
他們不僅愧對祖先，更愧對後人。
即使無規可循，也是需要慚愧的。眼睜睜看著山河破碎、版圖缺損卻無計可施，縱然“土遁”了，也無法逃避千夫萬民的譴責。這張臉該往哪裏擱?聖德神功碑該往哪裏擱?
還是老老實實地在九泉之下多寫出幾份檢討書吧。閉門思討去吧。
玉碎月蝕，民族的自尊與信心從指縫裏溜走——光是懺悔有什麼用?一個又一個，紅著臉走了，啞口無言地走了。怎麼一比一個還不爭氣呢?皇冠與權杖像接力棒一樣傳遞著，而懦弱屈辱也在傳遞著。
走讀東、西陵，走讀清史，越讀越不是滋味。從慕陵開始，江日下，風雨飄搖，光榮與夢想逐漸為恥辱所代替。
話又說回來，大清的創業者們是無愧的——甚至是偉大的。僅在開疆拓土中發揮了最大的能量、為後人提供了歎為觀止遺產，更重要的，是樹立了精神的信條：丟失國之寸土，即大罪錯也!
我不知道在大清以前，還有哪一個朝代，訂立過如此嚴格的戒律——明文規定丟失國土者，死後配享有聖德神功碑。簡直帶有罪不可賀、死有餘辜的意思。
我寧願將之視為清朝的創舉。開國者居安思危，對後代不放心，才會留下這意味深長的遺囑：要保護好我流汗滴血積累的遺產，稍有差池，即為不肖子孫也!這是對敗家子的警告。
若更早點產生，若更加鋒利——如達摩克斯之劍高懸，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是否可能減少若幹誤國亡國的昏君?
總之，應該有一些製約昏庸帝王的東西(譬如報應，譬如祖訓)，以免其無所顧忌地揮霍、腐化乃至割讓 況且，愛新覺羅氏的家規，雖使道光以下諸帝死後無碑(畢竟還有葬身之地)，並沒有阻擋住國力衰竭、國土淪喪的命運。
從道光開始，到了光緒那裏——雖有寸土必爭之心，苦無寸土必爭之力。以《中英南京條約》為先導，相繼有《中俄璦琿條約》、《中美望廈條約》、《中法黃埔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中日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等一係列不平等協議，為日暮途窮的晚清縫補了一件腐朽的屍衣。從道光到光緒(乃至宣統)．都在身不由己地做著同一件事情：把祖傳的家產分批分批地送進當鋪裏——隻取回了幾張可恥的票據。曾經富甲一方的大清王朝，仿佛一夜之間，變得命比紙薄。辛亥革命拿小手指一捅，就破了。
雕欄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走讀東、西陵，走讀化石版的清史，我仿佛又看見了那個最後垮掉了的王朝。垮掉了的，最後的王朝喲!
清室奉行的諸多規矩，迥異於前朝。你說它是族規也可以，說它是家法也可以——都帶有鮮明的特色。能夠看出，最初的“立法者”很動了一番腦筋的。這些代表著最高意誌的“祖製”，基本上都雷打不動地得以貫徹。譬如我前麵說過的：帝陵是否可建立聖德神功碑，絕對是有條件的。是跟該君主的政績“掛鉤”的——不容失寸土，就像不容白玉有微瑕。道光因鴉片戰爭落敗，丟了香港——哪怕香港在當時不過一彈丸之地，足以讓道光羞辱不堪、死不瞑目了。
清取代明，從宏觀的體製方麵，襲用了前朝之衣缽。本來是件很省心省力的事情。打江山的人卻不滿足，在一些至關重要的細節上又謀求變革，企望製度能更完善。且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點子。
最具創新意識並且與國家命運、皇族命運休戚相關的．要數立以賢的帝位繼承法。
明朝執行的是嫡長子繼承製，誰先出生誰就是最佳人選一有一種論資排輩、聽天由命的意思。表麵上似乎容易減免是非，卻有後患：不是當皇帝的料，偏偏當上了皇帝；而在才能方出類拔萃者，卻不見得有入選的資格。所以，明帝(共十餘位)中頗多昏庸之輩，禍國殃民。恐怕正是因為吸取前車之鑒，清朝選立皇儲的比賽規則修改了：摒棄了輩分的因素，以才取勝、為賢是取——這樣對每一個皇子來說，則顯得公平多了。機會麵人人平等，關鍵看你的才學武藝是否脫俗超群。而對國家的發來說，則更保險一些：畢竟，皇儲是經過嚴格的篩選與客觀的考驗的，非等閑之輩所能企及。
清之先祖作為北方遊牧民族，崛起於嚴酷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比中原王朝要更富於競爭意識乃至憂患意識，也更重視領袖作用。兩軍交戰勇者勝——如果主帥既無勇又無謀，大家跟著吃虧。所謂立儲，等於是在選擇民族的領頭羊，一點也虎不得。“大海航行靠舵手”，舵手必須具備方位感、判斷力及指揮才能，才不至於把眾生之船劃進漩渦裏去。一旦觸礁或擱後悔莫及——還不如預先做好充分的準備。
?紫禁城裏的皇子們，都要接受精密的綜合素質教育。有德高望重的大學士擔任教師爺，“逐日講經史，以擴充聖聰，庶於古今亂興衰之道，可以詳細陳說，而聖德日增其高深。”譬如同治六歲就上學了，啟蒙老師是翰林院編修李鴻藻。繼位後，兩宮太後又特意為這個小皇帝聘請了李鴻章、翁心存及禮部和工部的兩位上書，擔任弘德殿授讀的師傅。
滁了學習書本知識，還必須“軍訓”：騎馬射箭，飛刀舞劍，甚至操練火器。難怪道光哥兒幾個在抵抗天理教襲擊時，臨陣不有那麼好的槍法呢。
皇子們同台學藝，誰不想以優勢取勝呢?不是為了考狀元，是為了當皇帝——太有誘惑力了。因而加倍地勤勉。在主考官(父皇)麵前，拚命顯示自己新學到手的文韜武略。明爭暗鬥是少不了的。就跟西方競選總統似的，隻不過是為了拉著最關鍵的一張選票。假如兒子們的學習成績差不多，就夠讓他們的“皇阿瑪”為難的。該讓誰當“班幹部”呢?
想當年道光一直很為難：四子奕獰(鹹豐)和六子奕，各有千秋——如何取舍呢?他率領兒子們去南苑校獵，無形中將天地作為考場了。當然，他打的是德育、智育、體育的綜合分：鹹豐的武藝雖不出眾，但“政治課”學得好，以仁慈之心獲得了父皇青睞——國家就需要這樣“又紅又專”、全麵發展的人才……
據傳道光曾考問這兩位勢均力敵的競爭者，出了一道題目：何為治國之本?在趙大力著《恭親王奕》一書裏，奕回答：“當然是國富民強，隻有發展經濟大業，國家富強，百姓安居樂業，社稷才能安定，大清國才能穩定。”而鹹豐則回答：“治國之本惟仁孝，賢德最為重要，得人心者得天下，若不恩濟於民，撫育百姓，取信於民，則人心所向難以駕馭，若人心不軌，則難圖大業。”兩人說得都不錯，但各有偏重。我以為奕的態度更務實一些。
事實證明，鹹豐說起來是一套，做起來又是另一回事了，實踐能力較差。在那樣一個黑雲壓城的多事之秋，空談誤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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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的香妃
圓明園的長春園內，和大水法一樣，方外觀也隻剩下一把“老骨頭”了：幾根高低不一的石柱，搖搖欲墜，點綴著廢荒的台基。如果無人提示的話，你簡直猜測不出這些破石頭是作什麼用的。幸好石柱上皆有精雕細刻的紋路，使你能隱隱約約感受到殘餘的王氣。
查閱乾隆末年的西洋樓二十景銅版畫(影印件)，才能一睹方外觀的芳容：三間坐北朝南的兩層小樓，左右各有環形石梯，而樓上的落地窗戶和帶欄杆的陽台，都顯得洋味十足。假如此樓不是出現在圓明園裏，我可能懷疑這是某位歐洲貴族的豪宅。庭院構築得很整齊，用成行的綠樹劃分出不同的使用空間。西南橋外另有一座西式八角亭。
方外觀建於1759年(與大水法同時)。看來中國皇帝從那時起，喜歡住洋房了。
方外觀是乾隆金屋藏嬌的地方。他見到信仰伊斯蘭教的香妃，一高興，就將此樓賜予其作為禮拜堂。傳說室內供奉著兩塊神聖的石碑，碑文可意譯為：“奧斯曼愛真主，真主愛奧斯曼”，“阿裏愛真主，真主愛阿裏”。可惜二碑今已不存。
香妃來自新疆，這位體有異香的維吾爾族姑娘，在異鄉的莊園裏，守望著自己的神。她的靈魂肯定與其容貌一樣美麗，散發出鮮花的芬芳。我估計，當時整個方外觀，都籠罩著浪漫的氣氛，如同灑滿香水的天堂。但實際上，香妃已像籠中鳥一樣失去了自由。假如說方外觀是天底下最豪華的牢房，那麼，香妃則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囚徒。一位冷豔且憂鬱的女俘虜。
我還見過一幅記錄方外觀殘跡的老照片，拍攝於1879年：小樓雖經煙熏火燎，主體建築依然保留著，透過樹叢，能清晰地觀察到精致的屋頂、鏤花的窗欞與陽台……此照足以證明，方外觀是1860年那場大火的幸存者。它僥幸躲過了浩劫，最終卻未能戰勝時間，如今在其遺址，隻有幾根殘柱為昔日的繁華作證。對於它來說，還有比烈火更為可怕的敵人。
台灣女作家瓊瑤拍了部電視劇《還珠格格》，其中一個叫香妃的角色，寄托了這位言情高手對古典美人的理想。劇情發展到香妃病歿，在紅木雕花的床塌下合攏眼簾，身體散發出一種異香，吸引了成千上萬隻蝴蝶聯袂飛來，蜂擁進繡房，在半垂的紗帳裏翩翩起舞，仿佛舉辦一場既淒婉又華麗的告別儀式。在蝴蝶的簇擁下，淑女的遺容栩栩如生,悠悠的芳魂，一定伴隨輕揚的音樂升上天堂了吧?
這斑斕的畫麵，令我聯想到一段外國名曲《蝴蝶夫人》和我國戲曲《化蝶》。香妃所做的這個蝴蝶夢，一點不比莊子的遜色，人們幾乎不用懷疑，這位國色天香的皇妃是蝴蝶的化身。曾經塑造無數個女性形象的瓊瑤，對香妃的刻劃，是很煽情的，使用了浪漫主義的手法。或許，她無意識地在模仿白居易，力圖為一位傳說中的女性譜寫長恨歌吧。不巧的是，在該劇紅遍海峽兩岸之後，飾演香妃的那位女演員劉丹，在廣東遭遇車禍香消玉歿，為流傳了數百年的香妃故事，續上了一段哀傷的弦外之音。
香妃確有其人。我偶然見到宮廷畫家郎世寧繪製的香妃像，用西洋油彩記錄下衣香鬢影，令人懷想當時的情景。這位“老外”居然很會欣賞中國美女。可惜他過於追求錦上添花了，無法還原一個真實的香妃，他筆下的香妃雍容華貴，太近似於西方的聖母像了。郎世寧畢竟是有福的：香妃做過他的模特兒。耶穌會傳教士卡斯提利尼也為香妃畫過肖像，隻不過構思更離奇了：香妃頭戴戰盔，身披意大利式灰暗金屬的鎧甲，一定很像希臘神話裏的雅典娜女神，此畫我未親眼見過，隻是見林語堂在文章裏提過。他說這幅香妃像一直保存在故宮博物院裏。傳教士們紛紛畫香妃，恐怕是為了巴結中國皇帝吧?
香妃是乾隆的愛妃。乾隆一生，先後封有皇後、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常在，共41人，僅次於康熙的後妃人數(55人)。香妃在其中地位不算是最高的，卻是最受寵的，至少是最出名的。乾隆50歲以後選進的12位妃嬪，大都是13歲左右，最大的也不超過19歲，惟獨香妃入宮時已是26歲，屬於特例吧。皇帝一般都偏愛豆蔻年華的少女，香妃身上肯定有一種非同凡響的少婦風韻，才使乾隆心癡神迷的。這位維吾爾族的容妃(俗稱香妃)，在進宮前本已嫁給了新疆喀什附近的一位維吾爾人首領為王後，可惜她的丈夫被清朝的軍隊所殺，整個部落也因戰敗被驅散，至於她本人，則被作為最昂貴的戰利品貢獻給了乾隆皇帝。因來自異域，容妃常常又被記載為“客妃”，暗喻其乃帝國的客人。
乾隆皇帝愛上了一個寡婦，並不顧世俗成見地納為貴妃，可見這個西域女人有一種魔力。據說這種奇妙的魔力表現為：她通體上下都散發一種沁人心脾的異香。這個小道消息被太監們傳到民間，京城的老百姓便給她起了綽號：香妃，多好聽的名字啊。香妃是曆代嬪妃中最有神秘感的，如同穆斯林婦女的習慣，總是蒙著一層如煙似霧的麵紗。你看不清她的麵孔，卻能感受到她的呼吸。她的呼吸都洋溢著濃鬱的香氣。
香妃被擄入深宮，就像一隻野外的百靈鳥被關進籠子，一直鬱鬱寡歡。榮華富貴並未能吸引她的注意力，她對千裏之外的故鄉頻頻回音。乾隆以帝王的恩威邀其作龍鳳遊，也遭到這位烈女的果斷拒絕，她無法忘懷殺夫之恨，不可能與仇人同眠共枕。
? 心胸狹隘、一手製造過文字獄的乾隆，對這位小女子倒表現出海量(可見美能征服人，包括皇帝)，特意為她蓋了座“望鄉樓”，供其在這座豪華的高塔裏居住並眺望遠方。考慮到她形單影隻、人生地不熟加上語言不通，又在樓對麵建成一座既有清真寺、又有密集的突厥人帳篷的穆斯林村寨。這樣香妃每天早起，都能聽見窗外喧嘩的稔熟的鄉音，登高則能目睹老鄉們的生活場景，以慰藉焦灼的鄉情，免得香妃在北京總有“獨在異鄉為異客”之感歎。據說北京新華門附近，緊鄰皇城邊緣的地帶，過去曾有的回民營，就是為香妃所建。可惜這座穆斯林軍營的遺址，已與當年不同了。
乾隆為討好一位美女所做的這一切，可謂用心良苦。隻是“攻城易、守心難”，香妃始終都未移情。最後，她還是尋找機會自殺了，以保持對故國與愛情的貞操。泱泱大國的帝王，麵對這位他怎麼也無法征服的女子的遺體，會作何感想?北京城對於這位對故鄉效忠的烈女來說，不過是最後的客棧罷了。她幽幽的香魂，注定要在蝴蝶的向導下返回西域……雖然有郎世寧等人畫的香妃像為證，但香妃的笑，更多地存留在我們的想象中。沒有哪位畫家，能夠勝任地還原出一位真實的香妃。香妃就像荷馬史詩裏的海倫一樣，甚至老荷馬都無法借助筆墨來描繪這位傾國傾城的美女的外貌，隻好用藏拙的手法，以一場殘酷的戰爭乃至一座城市的毀滅，來烘托海倫的魅力。傷痕累累的特洛伊將士們看見海倫時，情不自禁地感歎並理解了戰爭的意義：“難怪希臘人要和我們打這麼多年的仗呢!”
我估計乾隆皇帝第一眼看見香妃時，肯定會低估這位烈女子的堅強。他得到了這個女人，卻得不到她的心。難怪卡斯提利尼畫的香妃要披掛意大昨式盔甲呢，莫非在暗喻她與海倫相似的宿命：都與戰爭有關，都是以鮮血為代價獲得的戰利品——或者說，都是美神與戰神的結合體。美，在那個時代，也是件很殘酷的事情。
八旗子弟
威風凜凜的八旗，本是努爾哈赤一手創立的集軍事、政治、生產三位於一體的組織。初期隻有黃、白、紅、藍四旗，標幟以色彩相區別；後又增編了四旗，在原有四旗(稱作“整旗”或“正旗”)的標幟上鑲嵌了邊角，即為“鑲旗”。正黃、鑲黃、正白、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合稱八旗。既是一個小社會，又是一個大兵團。彼此呼應、眾誌成城，以弓強馬壯、紀律嚴明著稱。
努爾哈赤與皇太極兩位創業者，正是依靠這支千錘百煉的子弟兵，突起於白山黑水之間，與一牆之隔的明王朝分庭抗禮，對峙並且交鋒。坐守長城的明軍，遙望關外獵獵飄揚的八麵戰旗，既恨又怕。在他們眼中，這異族的旗幡是嗜血的，氣吞萬裏如虎。
掰手腕式的交戰狀態，持續了數十年。守擂的明王朝，被頻頻挑戰的八旗兵擠壓得喘不過氣來,正在這時，揭竿而起的陝西農民李自成對其施予了致命一擊。明王朝因內部矛盾垮台了，八旗兵乘虛而入，潮水一樣湧進山海關,第一件事就是趕走李闖王，占領北京城。
1644年6月6日，清攝政王多爾袞在明降將吳三桂引導下，由朝陽門入居紫禁城,肯定舉行了春風得意的入城儀式，據史料載：“故明文武官員出迎五裏外”。這塊風水寶地是八旗兵垂涎已久的，想不到居然唾手可得。僅僅數月後，清廷便由盛京(沈陽)遷都北京，實現了江山大一統的夢想。
北京，就這樣成為八旗子弟的天下。
多爾袞在策馬跨越北京的門檻時，究竟想了些什麼?他是否想到：闖王進京，也舉行過類似的入城式?李自成隻在紫禁城裏做了42天皇帝，江山得而複失。僅僅這42天，就使他手下的起義軍迷戀上奢侈、腐化的生活，從骨子裏變得酥軟了，而使戰鬥力大打折扣。勝利之師，經曆了一場於無聲處的蛻變：“腰纏既富，已無赴敵之氣概。”北京城啊真是天字第一號的銷金窟,不僅熔化得了金銀，更能消磨英雄的骨氣。
多爾袞肯定不曾預料：高奏凱歌的八旗兵，終將重蹈李自成之覆轍。隻是這過程要漫長得多、痛苦得多：不是42天，而是268年。那種侵襲過李自成大順軍的“軟骨症”，八旗子弟也照樣傳染了,演變為慢性病。可結果是一致的,被無情地驅逐出曆史舞台。所有得到的東西，都將在一夜之間蕩然無存，隻留下指縫間的餘溫與遺憾。追悔莫及!八旗子弟的這場黃粱美夢，雖說做的時間夠長的，但畢竟還是要破滅的。
八旗子弟，由什麼時候變成一個貶義詞了?開疆拓土的威武之師，搖身變作寄生蟲式的遊手之徒。
八旗子弟，不知不覺被歲月解除了武裝,放棄了戰馬、強弓、利甲，放棄了風餐、露營、野獵，放棄了雄心、壯誌、豪情……
旗之萎靡，是因為旗杆倒了。
人之破落，是因為骨質疏鬆。
看來，做霓虹燈下的哨兵，確實是很難的。
清帝翻越山海關、坐鎮紫禁城之後，對人口眾多的漢民族肯定有一絲絲恐懼感，生怕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因而實行滿漢分治，將內城的原有居民全部遷移到外城，填充以攜眷駐防的八旗。正黃旗駐德勝門內，鑲黃旗駐安定門內，正白旗駐東直門內，鑲白旗駐朝陽門內，正紅旗駐西直門內，鑲紅旗駐阜成門內，正藍旗駐崇文門內，鑲藍旗駐宣武門內。另外在西郊還設有三大營：圓明園擴軍營，藍靛廠火器營，香山健銳營。
內城像一塊生日蛋糕，被八旗給瓜分了，共同拱衛著紫禁城。這樣，清帝總算可以睡得安穩些了。
內城實質上已演變為一座旌旗飄揚、刀槍林立的大兵營，實行軍事化管理。八旗子弟，堪稱是天子腳下的“青年近衛軍”了，屬於最親信的嫡係部隊。
內城與西郊三大營，駐紮著10幾萬八旗將士,還不包括其家屬、仆傭呀什麼的。與天子物理距離上的親近，就足以使“京旗”成為“八旗中的八旗”,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擁有先天性的優越感。更何況天子的人身安全，主要由他們提供保障——怎麼也相當於“禦前侍衛”一類吧。
整個北京地區，京旗各營兵額約占全國八旗軍總額的一半，可見其任務屬於“重中之重”。如此重兵駐紮，說到底是為了保衛一個人的。但此舉製造了多麼龐大的一個貴族群落呀：所有“在旗之人”都是吃皇糧的，定期領餉；全體成員均由國家供養。除了養在編的官兵，還要養他們的家屬,包括那些因兵額有限而成為“閑散”人員的八旗男丁。可見八旗子弟，無論兵民，不農、不工、不商、不牧，照樣能坐收漁利,而且是“鐵飯碗”。
有人說：在那時代，當兵不是義務，而是權力。八旗的規矩是“五口為戶，戶出一丁為兵”。按10幾萬的兵額來推算，京旗的總人口應在60萬以上。這麼多張嘴，坐吃山空，長年累月地吃下去(況且還常辦滿漢全席呀什麼的)，再富有的國家也會被吃窮的。“於是‘京旗’和‘寄生’也就成為了同義語。京旗集團到清末時已經發展成了世界上人口最龐大的寄生群體。”(方彪語) 北京城裏的一大窩蛔蟲。
國家不僅管吃，還要管住，管穿；管分房子，分土地，甚至分奴隸。順治二年(1645年)下過一道聖旨，大意是“恩準”“無衣無食，饑寒切身的漢人投充旗下為奴”。
不愁吃、不愁住、不愁穿之後，八旗子弟的全部心思都用來玩了。這真正是一群古老的“玩主”。反正家務瑣事皆有仆傭侍候，衣來伸手，飯來張口,八旗子弟的注意力便由“形而下”轉為“形而上”了。雖對生存的技能一竅不通，卻很稔熟於生活的藝術：琴棋書畫、吹拉彈唱、提籠遛鳥、賭馬鬥狗……不說別的，就說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晉京之後，如無八旗子弟捧場，很難發揚光大為國粹的。他們是最鐵杆的票友，在自家的庭院裏聚眾演唱而有“票房”之說——辦這種純民間的演唱會需向內務府報批，獲得一張寫有“發給× ×票房”的執照(俗稱“龍票”)。當然，也有玩得走火入魔的：“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看來八旗子弟很舍得為自己的嗜好一擲千金，甚至不惜傾家蕩產。
老舍替八旗子弟畫過一幅入木三分的肖像：“在滿清的末幾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漢人所供給的米，與花漢人供獻的銀子而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藝術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們會唱二簧、單弦、大鼓與時調。他們會養魚、養鳥、養狗、種花和鬥蟋蟀。他們之中，甚至也有的寫一筆頂好的字，或畫點山水，或作些詩詞——至不濟還會謅幾套相當幽默的悅耳的鼓兒詞。他們沒有力氣保衛疆土和穩定政權，可是他們會使雞鳥魚蟲都與文化發生了最密切的關係……就是從我們現在還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藝兒中，像鴿鈴、風鼻煙壺兒、蟋蟀罐子、鳥兒籠子、兔兒爺，我們若是細心的去看，就還能看出一點點旗人怎樣在微小的地方花費了最多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