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同時哀歎“這是個極偉大的亡國的文化”;“再抬眼看北平的文化，我可以說，我們的文化或者隻能產生我這樣因循苟且的家夥而不能產生壯懷激烈的好漢!我自己慚愧，同時也為我們的文化擔憂。當一個文化熟到了稀疏的時候，人們會麻木不仁地把驚心動魄的事情與刺激放在一旁，而專注意到吃喝拉撒的小節目上去……應當先責備那個甚至於把屈膝忍辱叫作喜愛和平的文化。那個文化產生了靜穆雍容的天安門，也產生了在天安門前麵對著敵人而不敢流血的青年。”
老舍本人就出生於正紅旗下。客觀地說，八旗子弟中還是出過幾個優秀藝術家的，譬如納蘭性德，譬如曹雪芹，譬如寫《鏡花緣》的李汝珍。但大多數已淪落為迷戀聲色犬馬的公子哥兒，遊戲人生而已。
北京的茶館是靠八旗子弟泡出來的。北京的戲園是靠八旗子弟捧出來的。但八旗子弟畢竟隻是那個時代無用的門客(或食客)，隻懂得消費，卻缺乏創造。
從什麼時候開始，八旗子弟不會騎馬了，不會射箭了，不會戰鬥了?從什麼時候開始，八旗子弟退化為“不敢流血的青年”?隻會閉關鎖國，隻會割土賠款，隻會忍辱求和。他們的膝蓋不再是鐵打的。他們的營盤、城池乃至江山，不再是鐵打的。
在拆房賣地、傾家蕩產之後，他們又將麵臨亡國的命運。他們，把祖傳的基業全送進了當鋪裏。
八旗子弟確實又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或稱旗人文化)。但他們最終被自己所享受的文化給葬送了,他們成了文化的犧牲品。這種文化不僅削弱了他們的武力，更磨損了他們的誌氣。
? “旗人由驍勇騎射的草原民族而成為專事享樂、過寄生生活的特權階層，其剛健悍的民族性格退化而為好逸惡勞、頹靡軟弱，為京師一地民風的弱化提供了一個恰當的注腳。而生活要成為一門藝術，必有鐵定的前提：富裕和閑適。這就是巴爾紮克所說的，近代風俗是由三個階層造就的：勞動者造成忙碌生活，思想的人造成藝術家生活，而無所事事的人造就了風雅生活。專事享樂寄生的廣大旗人成為傳播上層生活文化的中介。”(楊東平語)
尤其晚清，是中國恥辱史的開始，疏於國防與武備的八旗子弟對此負有不容推卸的責任。在那樣一個多事之秋，這一大群“無所事事的人”(京師遊手之徒)顯得格外滑稽與可悲了。在務實的時代，清談誤國，務虛者誤國。八旗子弟是中國特色的“多餘的人”，終將被轔轔作響的曆史車輪所傾軋，或者拋棄。
八旗實際上共有二十四旗，因為每旗之下又分為滿洲、蒙古、漢軍。每旗設一個都統管轄，共有二十四都統,是北京內城的軍事、行政地方官。“北京地區的常住人口(京師土著)，可以說是京旗集團。因為京旗在北京城區和西郊三大營地區定居了二百多年。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在北京世代定居的人口數量遠不能和京旗相比。所以研究北京的曆史，決不可以忽視京旗的地位以及影響和作用。”(引自方彪著《北京簡史》)
看來我們當今所謂的老北京——或京味文化，主要以旗人文化為基礎。雖然北京的旗人文化，本身就是八旗子弟“漢化”的結果。說到底這是一種混血的文化。
由於打江山有功，八旗子弟在有清200多年裏便成了“集體食利戶”，穩穩當當地做著世襲貴族，旱澇保豐收。既有錢，又有閑，也就很容易玩物喪誌，忘卻了祖輩創業的艱辛。所以京旗文化，其實又是一種寄生蟲文化。從物質到精神的寄生性，導致了八旗子弟在生存能力方麵的日趨退化，以及遲早都要發生的經濟危機。
大清帝國借著入關之利勢，經曆了康、雍、乾盛世，盛極而衰。這把挾風帶電的寶刀變得遲鈍，沾染上過多的鏽跡。八旗子弟，也就由此開始走下坡路了。究其原因，恐怕是由於打遍天下無對手，視野中再無勁敵,甚至連假想敵都喪失了。沒有敵人的強者是悲哀的。沒有憂患意識的強者是危險的。世間生物，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天敵的存在而進化的。
沒有了敵人，騎射還有什麼意思?競走還有什麼意思?臥薪嚐膽還有什麼意思?修長城、造炮艦還有什麼意思?和平時期的儀仗隊，會幾招花拳繡腿就可以了。八旗子弟首先是從精神上開始“退伍”的，由赳赳武夫轉為附庸風雅的“文職”——以“文化人”自詡。這還算是好的。有些更成了紙醉金迷的公子王孫，持著折扇、提著鳥籠招搖過市,身後簇擁著打手呀什麼的。
在乾隆之世，旗人的貧富分化已很明顯。八旗子弟成了街頭巷尾的當鋪裏最受歡迎的客人，把翡翠玉石、古董字畫等傳家寶全拋出來了。有些債台高築者甚至不得不偷偷典賣房屋、土地等不動產。那時候的高利貸，叫“印子錢”。看來“鐵杆莊稼”(國家頒發的錢餉)也不夠花費了，隻好寅吃卯糧。八旗官兵：過一天算一天吧。今朝有酒今朝醉。這都是八旗子弟的思維。他們逐漸挺不起腰杆了，把雙手抄進袖筒裏，縮著脖子, 一副怕冷的樣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失去尊嚴了。這比失去家產還要可怕。
為幫助這些無業遊民自食其力，朝廷組織過幾次“移墾”運動——相當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可八旗子弟哪裏願意去“北大荒”插隊落戶呀，寧願賴在北京城裏喝西北風，也不肯報名。即使真有人做著淘金夢去了，也吃不了那個苦(連五穀都分不清又如何務農?),空手而歸，繼續等著“扶貧”的救濟。好在皇帝不會眼睜睜瞧著自己的嫡係餓死的。
八旗子弟吃慣了“大鍋飯”，已不會“開小灶”了。就像被圈養了太久的寵物，已徹底失去了掠食的野性。這是一群在遊戲中度日的有閑階級，每天琢磨著怎麼使生活更好玩些。曾經厲兵秣馬的大清王朝，就給這麼一群沒有謀生技能的懶漢玩完的——還自以為玩的就是心跳呢。八旗子弟，變成了十足的貶義詞，禍患無窮啊。看來血統既能造人，又能毀人。一群封建時代的敗家子。
當敵人從遠方的地平線上出現時，八旗子弟已無招架之力。1860年的英法聯軍，1900年的八國聯軍，都輕而易舉地攻破北京城。早已刀槍入庫的八旗勁旅，匆忙披掛上陣，卻一敗塗地，作鳥獸散。真令人難以置信：努爾哈赤時代的雄風何在?此八旗非彼八旗?他們不僅在軍事上、外交上輸了，在精神上也輸了。他們恍然醒悟了敵人無時不在、無所不在，而自身是如此的弱不禁風。當溫柔富貴鄉一夜之間變為腥風血雨的戰場，八旗子弟還有心思遛鳥、唱戲、賭馬、鬥蟋蟀嗎?在壓境的堅船利炮麵前，這未免顯得太“小兒科”了吧。
仔細想一想，傾家蕩產的八旗子弟，連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都保不住，又如何能守疆衛國?當然，他們典賣的不過是祖傳的房地產(俗稱“吃瓦片”)，而皇帝與太後出手更為大方，動不動就割讓台灣、香港、澳門呀什麼的。難怪有人說：殖民主義者的使節，是清廷的“太上皇”。所謂的《南京條約》、《辛醜條約》呀什麼的，都帶有當票的性質，為了苟延殘喘而賒借幾天和平。
清帝退位之後，愛新覺羅氏對北京的統治垮台了，京旗也就隨之解體。這回輪到皇帝本人破產了。上自皇帝，下至八旗子弟，一律成了破落戶。
八旗子弟，類似於我們後來常說的“世家子弟”或“高幹子弟”，自以為“根紅苗正”，有一個好出身，理所當然就應該養尊處優。即使在成為門庭頹敗的遺老遺少之後，也無法改變這一劣根性。天子已不在了，但他們“生在天子腳下”的那份優越感並未完全泯滅。吃完了物質的老本，又開始吃精神上的老本。
北京似乎是更適宜於阿Q生長的土壤。阿Q喜歡自稱“先前闊過”。八旗子弟的精神勝利法，比阿Q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為若幹代以前的富貴繁華而驕傲不已。再怎麼磨礪，也不可能變得樸素一些。“當初的八旗子弟以他們祖先的光榮，以他們門庭的光彩，玩起賴有財富與時間的精致、優雅遊戲，這是有錢的真講究。待至他們用金子堆起來的家庭連一塊瓦都沒有的時候，他們仍放不下昔日的高傲，仍要維持一份可笑的尊嚴，所以他們對遛鳥、喝茶、走票、清談賞玩不已，隻是少了那一份奢華，多了一份寒酸，這是沒錢以後的窮講究。”(引自駱爽主編《“批判”北京人》一書)
旗人文化，不僅在貴族階層流行，也深深地浸染了北京的市井，影響了整座城市的性格。“民國”前後旗人生活狀態的劇變，大批旗人淪為城市貧民，卻也加速了文化的雜糅混合。“悠閑懶散、幽默詼諧的習性，對花鳥魚蟲、戲曲字畫的嗜好，喝茶和遛彎兒的習慣，重麵子，多禮節的‘窮講究’等等，都融入了老北京人的人格和生活。”(楊東平語)
八旗子弟的風氣，是一種超時空的傳染病。
至今我們能從某些土著居民的言談舉止中，發現八旗子弟的影子。我把他們這種偏執、驕傲的心理，概括為“八旗子弟後遺症”。他們的生活已進入現代文明社會、進入高科技時代，可某些思想還停留在清朝，停留在封建時代的最後一個王朝。他們不去前門外泡茶館了，改去三裏屯泡酒吧；不聽京戲了，改看美國大片；不逛八大胡同了，改唱卡拉OK或“蹦迪”；不吃滿漢全席了，改吃生猛海鮮……有人將之命名為“新旗人”。
看來八旗子弟陰魂不散，隨時可能卷土重來。或者說，八旗子弟在新時代裏找到了新的替身。
太監
說起太監，人們就會想到魏忠賢、李蓮英,這些反麵人物。紫禁城使他們出名了。至今仍臭名遠揚。其實太監本身也是不幸的，是封建時代的犧牲品。帝王們陰暗的心裏導致太監生理的殘缺，說到底這一群群畸形的男人出現，還是為了滿足宮廷的需要。道貌岸然的皇帝才是摧殘人性的真正的劊子手。某些宦官受到器重便如同小人得勢，忘乎所以了；其實他們爬升的地位再高，仍然是皇帝的耳目和家奴。大我數太監卻最能體會到伴君如伴虎的恐怖，稍有不慎，必將受皮肉之苦，而且極可能丟掉卿卿性命。譬如慈禧雖然捧紅了一個李蓮英，但是她勒令杖斃的太監，也是個很大的數目。在她老人家眼中，太監的性命不見得比腳下的螞蟻重要多少。
明清兩代，太監的數量及影響，不亞於漢唐。尤其明朝，內監達一萬人，另有九千名宮女，紫禁城相當於一座小城鎮的人口了，為侍候一位皇帝，居然要動用如此巨大的人力。換句話說，一個男人當皇帝了，就要剝奪一萬個男人做男人的資格，皇帝夠自私的。即使出了魏忠賢之流禍亂天下的宦官，也是他活該，皇帝本人首先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誰叫他倚仗太監為臂膀的?離開了太監，不知皇帝該怎麼活?清朝汲取前朝的教訓，對宦官的勢力加以壓製，再沒有哪位太監執掌過兵權，基本上不讓太監幹預政治。嘉慶以前，太監的人數還多一點，以後逐漸減少，大致保持在兩千人左右(包括圓明園、升平署等處的)。到了晚清，宮內及外圍各處的太監加起來也隻有一千五百多人。太監少了，活卻沒少，每年入宮擔任雜役的“蘇拉”有近萬人次——改為請臨時工了。這倒是明智的，反正太監也幹不了太多的粗活，不過就是看看門、打打更、做做飯、打掃打掃衛生。
明朝皇帝重用太監。永樂年間設立的皇家特務機構東廠，就交由宦官掌管，皇上也夠放心的。成化十三年(一四七七年)，又增設規模更大的西廠，由大太監汪直直接控製。太監成了特務頭子。人們說的“明朝三大害”，即指廠、衛(錦衣衛)與宦官。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劉瑾居然控製了朝政，利用東西廠監控文武大臣，京城一片白色恐怖。若幹年後，東西廠交到了魏忠賢手中，有過之而無不及。魏忠本是個廚師，因為會給熹宗做飯，討得了歡心。後來又跟熹宗的奶媽客氏相勾結，青雲直上，權勢日熾，居然敢以“九千歲”自居。他的權力大到什麼程度?舉個例子，僅天啟三年(一六二三年)，他就假傳聖旨先後害死了選侍趙氏、張裕妃、馮貴人等數位嬪妃，甚至對張皇後也暗下過毒手。他甚至將元代建造的香山丘雲寺選為墳址，大興土木。明亡以後，有大臣驚歎於這位前朝太監生壙的建築規模，向康熙反映：：臣過香山碧雲寺，見魏忠賢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闊。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製作規模，仿佛陵寢。”豪華程度居然能與帝王陵抗衡，可見魏忠賢獨攪大權時的赫赫地位。隻是魏忠賢再無福躺進自掘的華麗墳墓裏。下一位皇帝(崇禎)上台，立即將其逐出朝廷，他在流放的途中上吊自殺。死後仍被五馬分屍，並梟首示眾。給自己預留了尊貴的陵園的人，居然連一具完整的屍體都無法保全。
清代的大太監安德海，雖受慈禧寵愛權傾一時，同樣也不得善終。他倚仗太後撐腰，竟敢得罪恭親王。恭親王密令山東巡撫丁寶楨以“違製出宮”的罪名，將巡行到其轄區內的“安公公”就地正法。先斬後奏，令慈禧太後也無可奈何。他的繼任，“太後掌案”李蓮英就學聰明了，在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間要兩麵派，左右逢源，一直做到了大總管。他本是梳頭房太監，因為會給慈禧設計發型，而受青睞，最後成了紫禁城的大管家。按道理，太監的最高官階是四品“宮殿監督領侍”，李蓮英卻被破格提拔為二品大總管，算是破了先帝們的規矩，可見他受慈禧太後之器重。史料裏有記載：“光緒二十年正月初一日，上交黃單，奉朱筆，儲秀宮三品花翎總管李蓮英，賞加二品頂戴。”李蓮英懂得見好就收的道理，年紀大了，就向慈禧太後告退，出宮養老，太後見挽留不住，就把中南海的花房送給他做別墅。其實這時候李蓮英已撈了不少黑錢，可以逍遙自在地當市井的富翁了。辛亥革命爆發前夕，他安然地病死在家中，至於對身後的罵名，他已不計較了。李蓮英是太監中最狡猾的一個，這條紫禁城裏的老狐狸。
一九二四年，末代的小皇帝愛新覺羅.溥儀被驅逐出紫禁城。樹倒猢猻散，太監們也流入民間，各找各的出路。皇帝都被推翻了，皮之不存，毛存焉附?從此，太監在中國消失了。 參觀故宮，發現各宮門附近，有一排排的小屋，陪襯著皇氣逼人的三大殿。導遊講解：那些小屋就是太監們住的地方。哦，太監們的集體宿舍，原來是這樣的。我湊過去隔著門窗欞往裏瞧，裏麵的光線太暗，什麼也看不見。隻聞到了一股黴味，一股封建時代的腐朽的氣息——我打了個噴嚏。
? 從1861年鹹豐病死後，慈禧控製朝廷達48年之久。名為垂簾聽政的太後，實際上已成了大權獨攬的女皇——雖然中國曆史上正式稱帝的女皇隻有武則天一個。慈禧太後掌權的時間，與武則天大抵相當，但在飛揚跋扈的程度上有過之而無不及。李金旺、孫一影合著的《女媧——隆裕》一書，描述慈禧是一個權力欲非常強的女人：“她為了保持住自己的權威和尊嚴，不論至親骨肉、皇親國戚，一律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決不留情。葉赫那拉氏慈禧殘忍、多疑、喜怒無常，稍不如意，就濫殺太監、奴婢，所以，誰輪到在慈禧太後身邊站班，都是提心吊膽，惟恐突然橫禍從天降，就連她的心腹太監，也都是表麵上卑躬屈膝，唯命是從，百依百順，心裏卻另有打算。太監總管李蓮英是慈禧太後最信得過的人，但是，慈禧太後臨死之前，派人傳李蓮英時，李蓮英卻說，我萬分崇敬老佛爺，願意永遠記住她的音容笑貌，不忍心看到她最後痛苦的神情，拒絕前去。慈禧太後一死，李蓮英便盜去大量金銀珍寶逃之夭夭。”
那個時代，商家更不容易，需要在政界找靠山，需要有達官貴人撐腰。老字號瑞林祥投靠了大權在握的清宮總管太監李蓮英，就像李蓮英投靠慈禧太後一樣。各有各的生存之道吧。亂世求生存、求發展，也隻能如此了。恰好李大總管想在宮牆之外開辟一塊“自留地”(或者說有“下海”意識)，一拍即和。1890年，李蓮英頗大方地將白銀十幾萬兩注入瑞林祥帳房，成為一大股東，隻等著坐收漁利。他也經常以大老板(或“董事長)的身份自居，到店裏來視察一番。”商號上下同仁日久不稱李為總管，而直呼‘掌櫃’，李也欣然得意。李蓮英在宮中以總管太監權勢受賄放官自不待言，通過瑞林祥也偶爾發放官職。例如候補京官齊瑞卿與瑞林祥有交，一日造訪，進店後長趨直入後櫃，入室後突然發現李總管在坐，齊某誠惶誠恐地行叩首禮參拜。事後與孟掌櫃發怨說：“總管在，何不預示?致使餘手足無措耶!’孟笑答：‘汝夢寐以求做官，餘代轉稟可獲!’於是李蓮英應瑞林祥之托放齊瑞卿為湖北省漢陽府知府。”(潘治武語)可見瑞林祥快成李蓮英在宮外的辦事處了。有了這麼一把遮天蔽日的保護傘，瑞林祥在業內自然腰板挺得特直。好在它總體上還是規規矩矩做生意，一直是消費者信得過的老牌絲綢店，從不賣假冒偽劣產品。
旗袍的花樣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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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的女演員中，張曼玉最適宜穿旗袍的。風行一時的電影《花樣年華》，實現了女人與旗袍最經典最完美的結合：張曼玉穿一襲鑲金絲的大紅旗袍，把一位舊上海的幽怨少婦給演活了。旗袍套在張曼玉這樣的女人身上，頓時顯得有生命有靈魂了。這部彌漫著懷舊情緒的電影，無形中在為旗袍做廣告。以至許多女觀眾產生了旗袍情結，恨不得趕緊找上了年歲的裁縫替自己做一套。還有什麼服裝款式，能比旗袍更恰切地裝綴中國女性的花樣年華?
後來，張曼玉又穿著這件旗袍去法國參加電影節，使洋佬們大為驚豔。巴黎雖然是世界時裝之都，在來自東方的旗袍麵前也不敢表現絲毫的傲慢。張曼玉穿上旗袍，如魚得水，既端莊典雅，又風情萬端。仿佛一下子就回到海上繁華夢之中，回到一個風花雪月的時代。
估計在西方人眼中，旗袍是最能烘托女性曲線美的服飾。張曼玉穿著長及足踝的旗袍(玉腿卻又在兩側的開叉處若隱若現)，雖然猶抱琵琶半遮麵，似乎比紐約地鐵站口被風掀起超短裙的夢露還要性感。
然而，旗袍的源頭並不在香港，也不在上海，而是在北京。
清兵入關之後，駐防北京地區的八旗軍就占其總兵力的一半，況且將士們都是帶家屬的，因而形成龐大“京旗”集團。他們的後代被稱為旗人(或八旗子弟)。旗下婦女所穿的民族服裝，也就被叫作旗袍。
旗袍最初是一種很寬鬆的長袍(沒有後來那麼緊的腰身)，既防寒保暖，又便於騎馬或勞動。
當時滿州婦女與漢族婦女最大的區別，一是不纏足，二是不穿裙子穿旗袍。她們一直保持著自己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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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與北京有關的女人，人們首先會想到慈禧太後,她是北京曆史上的名女人。寓居北京的當代影星劉曉慶曾顧影自憐：“做女人難，做獨身女人更難，做出了名的獨身女人，難上加難!”其實這三項條件，也被一百多年前的慈禧太後集於一身,1861年鹹豐皇帝駕崩以後，作為其遺孀的慈禧也基本上算獨身女人了，垂簾聽政，大權獨攬，實際上相當於大清帝國的女皇。跟這位統治朝政達數十年之久的女強人相比，劉曉慶隻能算小巫見大巫,不過巧合的是，她恰恰因《火燒圓明園》等清戲中飾演慈禧而發家的。她是否真正體會到慈禧作為女人的難處
看慈禧太後的老照片，可以對清代的旗袍有較直觀的印象。我手邊就有一幅，估計是她六十大壽時在頤和園拍攝的。穿旗袍的葉赫那拉氏，花樣年華時迷倒過一國之君鹹豐,電影《火燒圓明園》演繹過這一段豔史，劉曉慶扮演的慈禧，在亭台樓閣間暗送秋波。
再美的人也會老的，慈禧晚年的形象，卻依然雍容華貴。她的旗袍不同凡響，刺繡著繁複的花鳥圖案，而且鑲嵌金邊。袖口和下擺都呈喇叭狀。慈禧雖未像武則天那樣正式稱帝，但掌握政權達四十八年，實際上已相當於女皇(或女太上皇)。
她垂簾聽政時所穿的這一身禮服，恐怕算所有旗袍中最尊貴的一件，多多少少帶有“龍袍”的性質。在那風雲變幻的半個世紀裏，大清的江山是由一襲旗袍所控製的。旗袍啊旗袍，曾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外國人布蘭德和柏克豪斯，寫過一部《女皇治下的中國人》，慈禧太後在西方也出名了。若論名氣與地位，她在古今中國女人中算一流的,恐怕隻有武則天跟她旗鼓相當。隻不過她的名聲不太好，遭後人唾罵。
林語堂評價她時還留了點清麵：“當代的維多利亞女皇，曾控製政治舞台達半個世紀之久。想比之下，慈禧具有政治的睿智，剛毅的性格，果斷的決策天賦和牢固控製政權的能力。她具有能影響人際關係的典型女性魅力……但不管怎麼說，她畢竟是個愚昧、頑固的女人。在中國那個存亡悠關、麵臨西方挑戰的半個世紀內，她阻礙了國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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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之所以能牢牢抓住鹹豐的心(一如楊貴妃之於唐明皇)，一方麵因為她非花瓶式的女人，頗具心計，另一方麵，還在於她很會打扮，常有新意，是宮中難得的一大“摩登女郎”，使三千粉黛無顏色。
她甚至對發型與頭飾加以變革，從而領導時尚新潮流：“孝欽皇後時製成新式，較往時之髻尤高；滿州婦女鹹效之。”榮登皇太後之寶座後，對服飾的要求更加苛刻：“常禦之服為黃緞袍，上繡粉紅色大牡丹花”，而且“外邊罩著用三千五百顆珍珠串成網狀的大披肩，頭上常是並排幾朵大花，再加各種珠寶流蘇，風流之極，為宮中一大奇談。”(苑洪琪語)
估計英國的維多利亞女王以及俄國的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日常也不敢如此鋪張浪費。據清內務府檔案記載：光緒十年十月初十日，“皇太後五旬萬壽，臣等照常恭進壽意：紅綢九九件、吃食九九盒……”這還算是額外的。慈禧每年享有綢緞布匹一百六十匹的份額，但幾乎總要“超標”。要這麼多的綾羅綢緞做什麼?做旗袍唄!慈禧擁有帝國最好的時裝設計師與縫紉師。
作為中國最有權勢的女人，慈禧太後在北京城裏作威作福。頤和園就是她下令修建的，也一度成為其私家花園。僅此一舉，就挪用了二千四百萬兩白銀的海軍軍費。也許是作為回報吧，昆明湖畔還停泊了一條兩屋樓高的石舫，供太後遊園賞景時登臨，仿佛視察了大清帝國的海軍。這本身就是個絕妙的諷刺。因為這艘編製之外的仿真巨船，永遠在原地待命，不可能駛向外海，跟列強的堅船利炮對壘的。頤和園那浮華的石舫，在我眼中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泰坦尼克號。慈禧太後，一位失職(或者叫瀆職)的女船長。
慈禧終生都穿旗袍。惟一一次改穿平民化的漢族服裝，是一九00年，八國聯軍兵臨城下，十萬火急，慈禧隻好化裝成農婦(怕被追兵發現)，去西安逃荒要飯去了。那一路上淒風苦雨，慈禧不僅披著老棉襖，而且吃了窩窩頭。吃膩了山珍海味的“老佛爺”，居然還覺得窩窩頭是天下頂好吃的東西；事後還宮時曾令禦膳房仿製。她是否還覺得旅途上的老棉襖，要比宮廷的黃緞袍更實用更溫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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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旗袍本身的價值並未因之貶低。恐怕因為慈禧太後穿過，它所隱藏的皇家之風、王者之氣,或者說貴族格調，似乎至今尚未完全湮滅。畢竟，它曾經傾國傾城，裝扮過整整一個王朝的婦女,除了慈禧之外，還有珍妃，還有紫禁城內寂寞無名的三千宮女，還有大大小小的福晉(王爺的妻子)、命婦(有封號的官員的妻子)、格格(皇族女兒的稱號)……
估計連賽金花之流的娼妓，也靠穿旗袍附庸風雅?
最早出自詩人劉半農之口：“中國有兩個‘寶貝’，慈禧與賽金花。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一個賣國，一個丟臉。”(轉引自葉祖孚著《燕都舊事》)當然，我們必須注意，他所說的“寶貝”，是帶引號的。有“亂世活寶”的意思.與慈禧相比，賽金花的經曆更充滿了亂世佳人的韻味。至少，尚有可同情之處。慈禧畏洋人之鋒芒，逃往西安避難去了；作為一個煙花女子，賽金花自然隻能繼續留在紅塵裏苦苦掙紮。她和所有的北京市民一起，被惜命的太後拋棄了。
鹹豐有個失誤：娶錯了老婆。他不該納慈禧為妃的。慈禧把老公的棺材從承德抬回北京後，就發生政變，由此垂簾聽政達四十八年。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陰盛陽衰的境地，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尷尬：不斷地賠款，不斷地割地，不斷地簽署賣身契(不平等條約)。慈禧不思振作國防，反而把本購置堅船利炮的海軍軍費挪用來蓋別墅(頤和園)了。這個女人瞎攙和的結果，是使首都再度失守：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在中南海飲馬，在太和殿裏跳華爾茲……
我偶爾會作無用的假設：繼承道光衣缽的若非鹹豐，而是身手不凡的恭親王奕忻，那麼曆史是否要改寫了?即使不能說國家的命運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至少，葉赫那拉氏恐怕就沒有機會在舞台上亮相了，更難以成為一個動亂時代的臭名昭著的女主角。慈禧太後的晚清，至今仍是國人痛定思痛的反麵教材。想忘是忘不掉的。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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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亡以後，旗袍並未立即煙消雲散。肖伯青回憶一九二四年元宵節去鼓樓前大街看花燈，看見不少的旗人婦女：“穿長旗袍，梳大板頭，麵部擦了胭脂粉，長身玉立，端莊大方，雜在人群中看燈看花。這時辛亥革命雖已十餘年，但旗人婦女著旗袍的風氣，仍存在於民間。”
而旗人婦女很容易分辨，“她們穿著旗袍，下邊是天足，上邊是常梳著大板頭，就像《四郎探母》中鐵鏡公主梳的那種發式。或隻腦後梳上兩塊黑緞子糊的板，好像蟬翼似的……尤其是王公命婦家的婦女外出，總是塗脂抹粉，穿上盛裝的。”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馮玉祥將軍將退位的溥儀驅逐出紫禁城。“從這一天起，在全北京的大街上再也看不到梳大板頭的婦女了……到北京幾百年來旗人婦女梳大板頭的風氣，到這時根本絕跡了。說來也奇怪，北京街頭梳大板頭的不見了，穿木頭底鞋的沒有了，而旗人婦女穿的旗袍卻悄悄地在北京市民中流行起來了。很快地從北京流傳出去。二十年代中葉起，婦女穿旗袍已風靡全國，不僅各大城市婦女穿裙子的少了，都穿上了旗袍，連鄉村婦女也穿上旗袍了。”
看來旗袍的生命力真夠強的。恰如白居易筆下的離離原上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且趨演趨烈。
在我想象中，“五四”前後北平的女大學生，通常穿著丹士林布料的單色旗袍，再加上雪白的毛線圍布、輕便的黑布鞋。譬如魯迅所悼念的劉和珍君以及他的學生許廣平，譬如死後葬於陶然亭的才女石評梅，譬如楊沫小說《青春之歌》裏的林道靜，都是如此打扮。她們有時在長安街上撒傳單，有時又夾著書本坐在人力車上，去上課或去自由戀愛。那是早春二月啊。我在歲末的梆聲中幻覺著這一係列新女性清純的背影。她們使旗袍變得樸素了，也變得更有思想了。
後來，新月派女詩人林徽因，以及會演話的貴婦人陸小曼，都穿過這種經過“改良”的旗袍，使風流才子徐誌摩(當代的唐伯虎)大為傾倒。穿旗袍係圍巾的“林妹妹”(徽因)，曾陪伴誌摩與前來北京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合影。林徽因的旗袍，已進入中國的新詩史了。
旗袍曾是老北京的特色。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它卻大出風頭。上海的時髦女郎，極具匠心地修改旗袍的風格，既保留了國粹，又顯得洋味十足。
旗袍，似乎迎來了真正屬於自己的“花樣年華”。在征服了紫禁城之後，又風靡了十裏洋場。
讀張愛玲的小說，即使塗去作者的署名，你也能判斷出：那絕對是穿新式旗袍的上海小女人寫下的。意境的華麗自不用說了，甚至連文字，都像旗袍上的針腳一樣縝密而又周詳。
我沒找到張愛玲穿旗袍的照片。但我想，這滬上的一代名媛穿旗袍的造型，應該不比張曼玉遜色。至少，她會使旗袍顯得更有文化了。
京派的旗袍，與海派的旗袍，還是有區別的。傳統的旗袍，和改良主義的旗袍，還是有區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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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伯青描述旗袍的潮漲潮落：“從二十年代中葉，直到一九四九年，近三十年中，服裝設計家，要使時裝常變花樣，去追求新式樣，萬變不離其宗也無非把旗袍的領子做高做低(高時硬領箍脖，高可頂住下顎骨，還釘上三個紐袢，頭部轉動都受限製。低時領子隻有一扁指高，總算有個領子罷了。)把袖子截長截短(袖口長時蓋住手背，短時袖口僅及肘部，再短時隻遮兩腋，乍一看像穿著個大坎肩兒。)把身長裁長裁短(袍身長時下擺掃著腳麵，短時下擺僅至膝部。)把下裉開高開低(下裉開高時高到胯骨，使旗袍的前後襟很像舞台上大將軍的甲片飄在下身前後。低時低到膝部以下，走路時邁不開步。)他們的新裝設計隻是在旗袍的領、裉高低，袖、身長短，變換花樣，爭奇鬥勝，反正就是離不開旗袍。這個風氣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國成立，始漸衰歇。”
他尤其提及十年動亂期間，旗袍與裙子都被視為四舊，列入要打倒的事物之中，“街頭行人中一個穿旗袍的也不見了。”
然而，旗袍最終還是像鳳凰一樣複活了。旗袍回光返照，獵獵飄揚於我們的生活中。它代表著一種美，一種典雅莊重的傳統女性美。穿上旗袍獨步花叢，就會有種畫中人的味道，回眸一笑百媚生，仿佛曆史的煙雲都鑲嵌在錦繡的花邊裏,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旗袍搖曳生姿，令人重溫那逝去的朝代，“當窗理雲鬢，對鏡貼黃”，蒹葭蒼蒼中依舊是秋水伊人。
近年來時裝表演、選美競賽風起雲湧，旗袍作為國粹，不容忽視其溫故其新的審美作用；因而在花團錦簇的服裝款式中，旗幟鮮明，獨尊一席之地。況且在烘托女性體形方麵，旗袍較泳裝(哪怕是比基尼)有出神入化之處，半遮半掩，影影綽綽，反倒增添幾分朦朧的詩意、含蓄的美感。旗袍是高貴的，超凡脫俗。
我在天壇附近觀摹過一場旗袍的專題彙演，具體展示了這種服裝的誕生、發展和變革，可當作一首古色古香的故事詩來閱讀。當一位京城名模高挽雲髻、輕搖團扇，穿一件刺繡牡丹圖案的大紅旗袍徐徐登台，笙歌四起，曹植筆下“淩波微步，羅襪生塵”的洛神頓時在我腦海中橫空出世了。畫山繡水之間，韻味悠遠。旗袍風韻猶存，稱得上是一種文化，而且是一種古典的文化。時代不同了。然而在我的想象與祝福中，大風不止，旗袍飄揚……
我有個朋友，叫薑豐，原是電視台主持人。她去日本拍攝節目，對和服發過一番議論：“和服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極素雅極清淡的，和極明豔極濃鬱的，但是穿起來卻是一樣的溫良、一樣的嫵媚。和服就是有這等魅力，任憑什麼性格的女子，穿上它會不由自主地溫柔賢惠起來，不用等誰來教，自然而然就雙腳並攏，雙手合握，目光謙恭，笑容含蓄。總之，溫良恭儉讓全想起來了。”
其實，旗袍不也是如此嗎?旗袍不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卻能起到同樣的效果。
日本有和服，而中國，有旗袍，作為女人的傳統。
中國女人的內心深處，恐怕都陳列著一襲影子般的旗袍。哪怕壓在箱底幾乎找不到的位置，可畢竟，它還是若隱若現地存在著。
北京沒有風花雪月?
女作家陳丹燕寫出一本《上海的風花雪月》，以其纏綿悱惻的筆調吸引了眾多讀者。我覺得書名起得極好。風花雪月，確實是最能概括這座摩登城市韻味的形容詞：“上海，曾經被稱為東方的巴黎，曾經是個浮華璀璨的花花世界，曾經最西化、最時髦，有著最優雅精致的生活方式……”
因為本人創作過一係列表現北京曆史文化的散文，有聰明的書商找來，約寫一本《北京的風花雪月》。等於命題作文了。他的意思我了解，是想讓京派文人向海派文人“叫板”(或唱對台戲)，同時可搭順風車。
搭順風車本無妨。可這兩座城市的風向並不一致，在氣質、性格上甚至涇渭分明。難道就不怕搭錯車嗎?那會鬧南轅北轍的笑話的。
寫別的內容可以，寫風花雪月，我卻不行。於是我禮貌地拒絕了。理由很簡單：北京沒有風花雪月。非讓我應酬的話，我倒很願意以此為題寫一篇文章。
北京哪來的風花雪月?即使有的話，也與上海不可同日而語，沒的可拚。風花雪月，堪稱江南一帶的專利，北方的城市在這方麵毫無優勢可言。尤其北京，一向是理性的，豪爽的，衣食住行方麵也較粗糙，或者說喜歡湊合。絕不像會享受的上海人，張口閉口講的都是生活質量。北京人，離精致優雅，還是有一段路要走的。
所謂“上海的風花雪月”，其實是一種小資情調。北京的有錢人，並不比上海少，但似乎沒有誰稱得上貨真價實的“小資”，哪怕在外企上班的白領，好像也不太擅長或不太喜歡那一套。上海的舊家底是百年前的那座殖民色彩濃鬱的大都會，“買辦”文化一度盛行。譬如陳丹燕為一幅老照片所寫的說明：“舊時的陽光，舊時的風，舊時的歐洲皮草的招牌廣告，這是三十年代的淮海中路商業街……有薄薄陽光的下午在這裏逛街，這是上海絕大多數女子的享受，窄窄的人行道上，飄浮著埃及香煙、法國香水、羅宋新出爐麵包和新出鍋的生煎饅頭的溫和氣息。”
上海灘的半壁江山，基本上讓形形色色的舶來品占領了。而同一時期，北京的王府井或前門大街什麼樣子呢?依舊古色古香，依舊是盛錫福、同升和、全聚德、同仁堂等老字號的天下。我隻是翻到一張宣武門的舊照，發現箭樓上貼有仁丹的廣告，不禁喟歎：看來仁丹比炮彈更難擋得住……北京若趕時髦，是趕不上上海的。上海不僅跑得快，而且跑得早。好在老北京很自信，不愛趕潮流追時尚。
舊上海的租界麵積較大，因而留下了許多歐式建築，使某些街區顯得頗洋氣，典型的中西合璧。在當時的北京，恐怕隻有一條東交民巷，是忍痛割舍為使館區的，成為外國人的勢力範圍。清朝時作為標本陳列的西洋建築，全集中在圓明園內，後來還叫洋人放一把火給燒光了。
所以，穿梭於北京的舊街區，到處都是民風淳樸的四合院什麼的，很難找到一幢年代悠久的花園洋房，很難發現一個世紀前的歐風美雨所遺留的痕跡。有人說這正體現了北京在近代史上的保守之處。我的理解恰恰相反：這叫堅持你懂嗎?對某些國粹若不加以保護，那麼在文化上無異於混血兒了。說實話，從建築美學的角度來看，我更喜歡不解風情的北京，原汁原味的北京。
上海人很懷念月色撩人的外白渡橋。張愛玲小說裏的男女主角，最適宜在橋上散步，展覽西裝領帶與旗袍高跟鞋組合的花樣年華。在他們心目中，這是一出東方的“魂斷藍橋”。我不禁要說點“損話”了：兒女情長的外白渡橋，能跟揚眉劍出鞘的盧溝橋相提並論嗎?每看見欄杆上立有數百隻小石獅的盧溝橋，我就肅然起敬，想起嶽武穆的《滿江紅》：怒發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
由此可見，京派文化與海派文化，絕對是兩種風格。北京雖然沒有風花雪月，但不算什麼缺點。畢竟，它還有別的什麼，來體現自己的價值。英雄本色嘛。也不是耍把式的，幹嘛非要鬧一些小花樣、弄那麼多西洋景?(寫到此處，我要求自己盡量把語氣放溫和些，免得讀者誤以為這是一篇“強辭奪理”的酷評呢。其實，我不過是拿這個話題，來磨煉自己的辯論水平。)
還有，上海人總對巴羅克式的和平飯店津津樂道(對於上海而言，這已算是“老字號”了)，覺得那是外灘的門臉，而且裏麵的西餐與咖啡很正宗。北京的東長安街上，有個於1901年最初掛牌的北京飯店，可以抵擋一下。始創者是兩位法國人，後轉手給意大利人盧蘇。1907年盧蘇將產權賣給中法實業銀行。又過十年後，中法實業銀行將其擴建成七層高的法式紅樓。
東交民巷曾有大名鼎鼎的六國飯店(今已不存)，但北京飯店此時的規模已超越六國飯店，成為北京飯店業之翹楚。1949年被北京市軍管會接管，1954年在舊樓以西建造一座八層大樓，1973年又在其東新建二十層高樓。
北京飯店接待過多少外國元首，我記不清楚了。肯定不會比上海的和平飯店少的。
我隻知道，2002年2月22日，美國總統布什曾在北京感歎：“長城依舊，而中國卻今非昔比。”他是第374位登上八達嶺長城的外國元首。
於是我又找到一條“歪理”：不要笑話北京沒有風花雪月，上海，有……長城嗎?
但事實上，上海人對於生活的質量與情調，還是充滿優越感的。有點輕視北京人的落伍或慢半拍。我認識幾位搞寫作的“上海寶貝”，來北京，慕名去泡三裏屯，說是很失望：“三裏屯真是徒有虛名。酒吧的裝潢太老土了，桌椅安排得也擁擠，一點情調都沒有。如何叫人放鬆?”她們惟一嘉許的是北京人的酒量：喝啤酒跟喝白開水似的。但我仍從中聽出幾分諷刺的味道。莫非是我多心了?
怕我覺得她們挑剔，她們聲明下次我去上海，一定領我去衡山路一帶泡吧，見識一下真正的酒吧應該是什麼風格與檔次。我隻好訕訕地笑了，辯解道：要想了解真正的北京，不該來三裏屯，應該去泡老舍茶館。聽一段京胡，順便喝聲彩呀，就能找到當大爺的感覺。
上海美眉們卻繼續跟我鬥嘴玩：老舍茶館?不就是駱駝祥子的大碗茶嘛。頂多還賣點茴香豆?
? 我這回有招架的經驗了：別搞錯了，茴香豆，以及改良後的五香桂皮豆，是你們那兒的特產。咱北京人不吃這個。要吃，起碼也得上點炸丸子什麼的。
跟伶牙利齒的上海美眉逗樂，挺有意思的。也算“京派”與“海派”的一次小小交鋒吧。“戰火”是由北京的酒吧所引起。
我大可不必替三裏屯辯護。北京本來就沒啥風花雪月。即使刻意模仿的話，也不大像。很明顯是“克隆”出來的。
去上海旅遊，除了逛外灘，逛南京路、淮海路，逛大大小小的商場、西餐廳、咖啡館，好像就沒什麼別的事可做了。所以它把商業發展到極致，而且盡可能表現得風情萬端。風花雪月，堪稱上海的靈魂。當然，同時又構成其華麗豐腴的肉體。
而這一切，對於北京來說，隻是皮毛而已。北京的靈魂要深厚得多。不在這裏，在別處。外地人逛北京，總是衝著星羅棋布的名勝古跡去的，故宮、十三陵、長城、頤和園等等，還玩不過來呢，哪有剩餘的功夫去琢磨其他內容?北京有的是老本可吃，至於是否有額外的風花雪月，並不重要，並不影響其本真的魅力。
我無法從風花雪月的角度，來讚美北京。身在北京，我甚至都寫不出風花雪月的文字與故事。
我還是按照原先的思路來寫北京吧。不能把一位富有滄桑之美的貴婦人，塗脂抹粉，改造成媚俗的摩登女郎。寫北京，是一個很沉重的命題。我根本找不到輕飄飄的感覺。
北京有風。但這是古風。戰國末期著名的刺客荊軻詠誦過：“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西漢的司馬遷傾聽著風吹過耳，加以評點：“燕趙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荊軻消失了，雄風猶存。北京的曆史一直呈現風起雲湧的局麵。即使在現實中，北京的風也是豪放派(上海的風相比之下簡直是婉約派的小令)。尤其春秋兩季，不僅刮大風，還有飛砂走古的沙塵暴，還有橫空掠過的西伯利亞寒流……
北京有花。譬如景山的牡丹，明代就獨領風騷，甚至《明宮史》裏都提及。還有頤和園的玉蘭(“玉香海”)，係乾隆皇帝要求種下的。北京的花，堪稱天子腳下的國色天香。但在北京，最受關注的不是花，而是香山的紅葉。每年秋天，市民們爬香山，為了看紅葉。紅葉才是這座城市真正的明星。“霜葉紅於二月花”這句詩，頗能體現北京人的審美趣味。北京人最欣賞的，還是不屈服的強者風範。
北京有雪。甚至進入李白的詩篇：“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台。”在中國，還有什麼地域，敢拿(或能想到)草席來比喻雪花?“燕山雪花大如席——是誇張，但燕山究竟有雪花，就含著一點誠實在裏麵，使我們立刻知道燕山原來有這麼冷。如果說‘廣州雪花大如席’，那就變成笑話了。”(魯迅語)上海縱然比廣州稍強點，估計多為雨夾雪或零星小雪吧?
? 北京有月。在北京，惟獨月亮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北京有風、有花、有雪、有月，哪樣都不缺。但還是沒有風花雪月，臆造不出那種溫柔遣倦的整體氛圍。北京，硬件有餘，軟件不足。或者說得更平白點：雄心有餘，柔情不足。它似乎天生就是一座缺乏柔情的城市。說慣了豪言壯語的大嗓門，不擅長講述甜言蜜語。適合作報告、搞演說，卻不適合談戀愛。談戀愛，需要一顆很細膩的心，以及輕柔的語調。
假如我們把風花雪月狹義地理解為兒女情懷，應該說北京曆史上不乏花前月下的風流韻事。雖然鬧過幾次轟轟烈烈的戀愛，但結果都是悲劇性的，令人觸目驚心。唉，連談戀愛都能鬧出天翻地覆的是非!
最典型最慘重的例子，自然算吳三桂“衝冠一怒為紅顏”了。吳三桂從崇禎皇帝的老丈人田畹那裏討要來陳圓圓，這段“自由戀愛”正談得好好的，不料半路殺出個李自成。李闖王橫刀奪愛，導致吳三桂打開山海關，搬救兵來複仇。清軍入關之後，就勢席卷中原，定鼎北京。我知道荷馬史詩裏的特洛伊城，因一場爭奪美女的戰爭而毀滅的：希臘聯軍為報複特洛伊王子劫掠了他們的王後海倫，大舉攻伐……公元1644年，北京城分明成了特洛伊的翻版，因為一個女人而改朝換代。北京的海倫叫陳圓圓。
這吳三桂，脾氣夠大的。人家嶽將軍怒發衝冠，為了一雪靖康恥，收拾舊山河。吳三桂同樣也衝冠一怒，卻是由於美人被奪走。這本沒什麼錯。錯的是他不該棄關不守，投降外敵。太不計代價了。最終，陳圓圓倒是完璧歸趙了，可大好河山卻就此換了主人。得矣，失矣?
清朝的乾隆，討伐新疆喀什附近某維吾爾部落，殺了酋長，卻將其王後運回紫禁城。此即香妃。不僅花容月貌，而且體有異香。香妃非一般的弱女人，對錦衣玉食視而不見。誓死不從。後來果然尋找機會自殺了。乾隆皇帝的這段風流韻事，說到底不過是單相思而已，毫無風花雪月的味道，前前後後都有著血腥的背景。瓊瑤投拍的電視劇《還珠格格》裏，將這一情節演繹成太虛幻境了。香妃死時，無數隻蝴蝶聞香而來，在其床塌間翩翩起舞……瓊瑤到底是瓊瑤，把一位西域女子的恨史都改編成言情小說了。這明擺著是假的，是為了風花雪月而風花雪月，很做作。同時也很殘酷。她把被劫掠的香妃對暴君的深仇大恨(譬如殺夫之恨)給一筆勾銷了。
電影《火燒圓明園》，開頭即是鹹豐皇帝與一個叫葉赫那拉氏的少女在圓明園邂逅的場景，山美水美人也美，很有點風花雪月的意思。可影片的結尾卻是圓明園葬身火海的特寫鏡頭。
鹹豐絕對想不到，他與這那拉氏一相遇可就壞了。秀色可餐的懿貴妃，在其死後成了慈禧太後，成了近代中國臭名昭著的一位女暴君。最恥辱的一頁，就是由她寫下的。慈禧的容貌，不知比之楊貴妃如何?但在傾國傾城方麵，她所造成的影響要嚴重得多。
光緒與珍妃的琴瑟相和，倒是才子佳人的絕妙搭檔，有幾分鴛鴦蝴蝶派的影子。偏偏西太後從中作梗(如同西王母用銀河拆散了牛郎織女)，想變法維新的才子(光緒)被軟禁在中南海瀛台，他的紅顏知己呢，則被投進紫禁城的一口水井淹死。光緒與珍妃雖屬封建色彩的“包辦婚姻”(最初也經慈禧太後撮合並批準的)，卻嚐到了“新式戀愛”的甜頭。光緒很開明，想求新變革，恰恰珍妃思想觀念上亦很時尚，頗能助其一臂之力，他們都以找到了夢中情人為驚喜。可惜，再浪漫的愛情花朵，也經不起凜冽的秋風摧殘。珍妃井周圍，落紅遍地。
北京曆史上較著名的愛情故事，很少能贏得皆大歡喜的“大團圓”結局。相反，很多是以悲劇(不是自己的悲劇便是別人的悲劇)來收場的。這也是我認為北京沒有風花雪月的理由之一。
至於某些豔史或緋聞，更談不上什麼風花雪月了。譬如賽金花，是晚清北京的一大交際花。可她之出名，乃是因為作為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的姘頭。八國聯軍是幹什麼的?不用我解釋大家也知道。
我將北京的風花雪月全盤否定，或許有人會反對，會質問，北京的舞台，畢竟上演過詩人徐誌摩的“人間四月天”，如果那不算風花雪月，還有什麼能算?
徐誌摩與林徽因、陸小曼這兩位名媛之間的關係，似乎已成一闋愛情經典。有部叫《人間四月天》的電影，即取材於此。“人間四月天”一語，出自才女林徽因的詩句。她把熱情如火、才華四溢的徐誌摩形容為“人間四月天”。
我想說的是，徐誌摩與林徽因的詩化友誼，或許還沾點風花雪月的邊。但他跟陸小曼的情感糾葛，則算不上，在當時甚至是北京名流圈子裏的一樁醜聞，鬧得滿城風雨。那樣的年代，搞“婚外戀”，要遭到千夫所指的，當事人所感受到的巨大壓力是不言而喻的。弄得徐誌摩隻好暫時“流亡”歐洲。當然，他們最終還是如願以償地進行了一番“優化組合”。可結婚後即移居上海了，那才是風花雪月的大本營。另外，徐誌摩並非正宗的北京人；而是浙江人(靠近上海的)。他不過是把上海的風花雪月，帶了一些到北京來，因而吸引了北京的有夫
之婦陸小曼。
說到底，風花雪月的發源地，還是在上海。北京本地的“土特產”中，似乎並無這一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誌摩與小曼的羅曼史，結局也很讓人痛心的。由於小曼沾染上上海摩登女郎的毛病，熱衷於高消費乃至超前消費，弄得“精神富翁”徐誌摩腰包日漸幹癟，甚至債台高築。隻好每月數次乘飛機來北京大學兼職授課，賺點紅包以補貼家用。如此頻繁地往返於京滬兩地之間的天空，不巧就趕上一次浩劫：1931年，徐誌摩在上海飛往北京途中，因飛機墜毀而喪生，時年35歲。
恐怕正因為憐憫詩人悲慘的夭亡，我將徐誌摩與陸小曼的“苦戀”，排除在風花雪月之外了。畢竟，結果是苦澀的。
這其實並不重要。還有更多的事例(譬如前麵所列舉的)，使我早已把風花雪月，排除在北京之外了。
北京沒有風花雪月。沒有就沒有唄。
所謂“北京的金粉遺事”，一一聽來，總讓人百感交集。既有愛與恨的味道，更有血與淚的味道，乃至鐵與火的味道。
北京的曆史上缺乏風花雪月，卻充斥了逐鹿問鼎的金戈鐵馬、獵獵旌旗。這座古都的畫外音，一般都屬於銼鏘激昂的洪鍾大呂。偶爾哼幾首卿卿我我的抒情小曲，也會“跑調”。所以，北京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溫柔富貴鄉”。它富貴，卻不夠溫柔。在這裏找不到低斟淺酌的泡沫化的香檳，卻隨處可見狂飲的烈酒。
以北京煙熏火燎的往事下酒，我一醉方休。凜冽的大風，以及鵝毛大雪，落滿我左右兩邊的肩頭……
在火中，在水中，在荊棘叢中，我尋找著這座城市古老的靈魂。
賽金花的緋聞
賽金花是一百年前的“北京寶貝”。想當年賽金花穿過刀山火海拜見攻占北京的八國聯軍元帥瓦德西，也充滿了以酥胸抗衡列強的堅船利炮之勇氣，她為聯軍籌措過軍糧(可從糧商那兒吃點回扣)，但畢竟曾經勸說敵酋不要對平民百姓施暴，效果好像還挺明顯。賽金花的挺身而出，“使不可終日之居民頓解倒懸，至今猶有稱道之者。”(引自一九二二年出版的《賽金花事略》
在樊山的《後彩雲曲》(賽金花嫁洪鈞前名叫彩雲)裏，賽金花深入敵營時特意換了身“薄、露、透”的洋裝，以顯示其新潮與時尚：“忽報將軍親折簡，自來花下問青禽。徐娘雖老猶風致，巧換西裝稱人意。為環螺髻滿簪花，全匹鮫絹長拂地。鴉娘催上七茗車，豹尾銀槍兩行侍……”沙場老將瓦德西．也抵擋不住這勾魂的“糖衣炮彈”，留下她在儀鸞殿同居數月。某夜失火，“瓦挾賽裸身跳窗而出”……他算是嚐到“北京寶貝”的甜頭了，甚至在燃眉之急時也不舍得拋棄。在其眼中，賽金花才真正是無價之寶，比紫禁城內的那些文物重要得多。瓦德西“火中取栗”，首先搶救的自然是賽金花，三軍不可一日無帥，瓦帥不可一日無美人。由此亦可見賽金花的魅力：使瓦帥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將賽金花稱作“北京寶貝”，並不完全是我的創舉。最早出自詩人劉半農之口：“中國有兩個‘寶貝’，慈禧與賽金花。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一個賣國，一個丟臉。”(轉引自葉祖孚著《燕都舊事》)當然，我們必須注意，他所說的“寶貝”，是帶引號的。有“亂世活寶”的意思。
與慈禧相比，賽金花的經曆更充滿了亂世佳人的韻味。至少，尚有可同情之處。慈禧畏洋人之鋒芒，逃往西安避難去了；作為一個煙花女子，賽金花自然隻能繼續留在紅塵裏苦苦掙紮。她和所有的北京市民一起，被惜命的太後拋棄了。她又能怎麼樣呢?難道必須像聖女貞德那樣慷慨就義?如果非要以花木蘭、穆桂英等古典女英雄的品質來比照賽金花這樣的弱女子，近乎苛求了，或者說是不太現實的。賽金花的政治覺悟不可能那麼高，她在亂世裏也必須混口飯吃；其他的生存技能早已退化，還是隻能幹老本行，然而賽金花千不該萬不該把八國聯軍當成自己的主顧，因此沾上了永遠洗刷不清的汙點。畢竟，在中國的妓女階層，也曾經出現過李香君這樣的人物。《桃花扇》是血染的風采。而賽金花呢，則隻配被寫入《孽海花》之中。
曾樸以賽金花為模特兒著述的小說《孽海花》，甚至將許多虛構的情節安在賽金花身上，對讀者造成了誤導。譬如說她隨洪鈞出使德國時，“浪漫放蕩，天天交際，夜夜跳舞”，並且勾搭上了瓦德西，以至瓦德西後來率軍侵占北京，公務之餘四處查找老情人賽金花的下落，終於重續前緣。上海某記者采訪曾樸(筆名“東亞病夫”)之後，也以訛傳訛：“賽於隨洪出使德國時，與瓦德西將軍有染，故八國聯軍入北京時，瓦德西尋之。賽應瓦德西將軍之召到北京去仍掛牌子，日夜陪伴瓦德西，騎馬招搖過市，紅極一時，北京市民號之為‘賽二爺”’。
對此，賽金花本人做過兩點反駁。首先，她翹起三寸金蓮給記者驗證：“你看我這雙小腳，怎麼可能跳舞呢?”更不可能在德國與瓦德西一舞訂情，那時候根本就不相識。其次，她聲明庚子事變時與瓦帥交情雖好，彼此之間關係還是清清白白的：“就是平時在一起談話，也非常守規矩，從無一語涉及過邪淫。這都是有人見我常同瓦騎著馬並轡在街上走，又常常宿在他的營裏，因此便推想出我們有種種不好的勾當來。”但在中國，有許多爭是“越描越黑”。賽金花再怎樣開脫自己，也無法打消人們豐富的聯想。瞧她還著男裝、穿皮靴、騎戰馬，與敵酋並駕齊驅，並且喜歡別人以“爺”相稱，這不跟後來的川島芳子似的嗎?幸虧賽金花在戰前即是一代名妓，否則人們非懷疑她是女間諜不可。
瓦德西與賽金花，都是因緋聞而遭到街談巷議，就像百年後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萊溫斯基一樣。因為緋聞的緣故，後人才記住了八國聯軍的統帥叫瓦德西，他的相好叫賽金花。緋聞，居然比慘痛的曆史本身更有感染力——這真是中國人的悲哀!更恥辱的，是居然還有人津津有味地編造瓦、賽二人在儀鸞殿同床共枕的情節。這是哪來的雅興?要知道，那可不是在別的地方，而是在中國的皇宮。侵略者在中國的皇宮裏作威作福，不就等於是對一個民族的侮辱嗎?
戰爭，原本是應該讓女人走開的。可曆史上常常有如此尷尬的時候：一個國家的男人們無力保護自己的女人，於是女人們隻好自救，通過各種方式，苟全性命於亂世。賽金花很不幸地選擇了一種比較“出格”的方式，使名譽受到極大損害。她確實為德國軍官伴宿，但畢竟沒有為虎作倀、助紂為虐，某些場合甚至還是頗有良心的。汪嘹翁編撰的《賽金花事略》記載：“庚子聯軍之役，德法則殘暴奸掠無虛日。賽金花目睹傷心，以洪夫人名義盛妝往謁瓦德西帥，具陳民苦。瓦頗嘉納，極約束本軍，更通牒於法營，居民可寧居。京師人甚德之。”救民於水火，按道理講應該是皇帝和慈禧太後的職責，卻成了妓女賽金花不得不多管的“閑事”。她這一管，也給自己帶來了諸多麻煩。
好在天地人心是杆秤，勇於為賽金花主持公道的，絕非僅僅我一人。蘇曼殊在《焚劍記》中說過：“彩雲為狀元夫人，至英國，與女王同攝小影。及狀元死，彩雲亦零落人間。庚子之役，與聯軍元帥瓦德西辦外交，琉璃廠之國粹賴以保存……能保護住這個文物地區，不使它遭受搗毀破壞，也應算她做了一樁好事。”更大的貢獻，恐怕也超越了她的身份與能力。賽金花畢竟隻是賽金花。一個弱女子而已。
賽金花是蘇州人，家境破敗，吃過點苦的。1886年生活出現轉機：嫁與洪鈞為妾。兩年後隨洪鈞出使德、俄、荷、奧四國，體會到作為大清帝國外交官夫人的感覺(譬如拜見過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和德國威廉皇帝)。也算是出國見過大世麵的。這挺不容易的，要知道那個時代的中國婦女還裹著小腳呢。纏足的賽金花，居然也步步蓮花地走出國門，見識了西洋景。賽金花確實稱得上是那個時代的“寶貝”。
正因為這一番不同尋常的閱曆，賽金花有一定的外事經驗，懂點外語(“居德即習德語”)，以至後來跟八國聯軍打交道並不怯場，很講究技巧。況且她1894年被排擠出洪家後，一直是歡場上的交際花，三教九流皆有交往，應該說是比較諳熟於世態人情的。《日出》裏的陳白露若跟她比，隻能算小巫見大巫了。賽金花是最富於傳奇性的一位妓女。
1934年，劉半農向得意門生商鴻逵倡議寫一本賽金花的傳記。采取口述實錄的方式，由劉親自出麵，約請賽金花在王府大街古琴專家鄭穎蓀私宅訪談，由商執筆記錄。這樣的會晤共舉行了十幾次。其時賽金花已是美人遲暮，但仍操著一口吳語依腔，將往事娓娓道來。這本署名“劉半農初纂、商鴻逵纂就”的《賽金花本事》，由北平星雲堂書店出版，暢銷一時。引得影後胡蝶也萌動了演賽金花之心，函請商鴻逵陪同賽金花赴上海，談判拍攝電影之計劃——遭到婉拒。我覺得這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大遺憾：若由胡蝶來演繹賽金花的生平，一定會淋漓盡致——況且當時正是日軍侵華戰爭爆發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
如今，不僅賽金花本人不在了，胡蝶也不在了。我實在想象不出還有誰能飾演好這個角色。還有誰，能真正地懂得賽金花?
王國維與辜鴻銘：辮子的葬禮
大清帝國於公元1912年土崩瓦解，隻給那些愚忠的遺老遺少留下一根陰魂不散的辮子。他們就像捍衛最後的戰旗一樣保存著自己的辮子，以此為沒落王朝的僵屍守靈。
張勳是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個。他要求麾下的士兵全體保留發辮，因而其統帥的部隊有“辮子軍”之稱，他本人並不以“辮帥”的形象為恥，反以之為節烈的標誌。宣統小皇帝退位已三載，張勳仍虔誠地來北京謁見，因腦後懸掛的小辮子而遭路人嘲笑，他惱羞成怒，發誓至死留辮：“誰敢動我的辮子，我就跟他同歸於盡!”1917年6月，這支駐防徐州的辮子軍借調停“府院之爭”為名，風塵仆仆地奔赴北京城，擁戴清室複辟。這自然屬於螳臂當車之舉。沒隔多久，聞訊趕來的討逆軍就輕而易舉地解除了辮子軍的武裝，不知繳槍之餘，是否還順便剪掉他們那畫蛇添足的辮子?畢竟，辮子也算他們精神上的武器。
文化界也有遺老遺少。且不說遺老遺少本身能否算一種頹廢的文化，文化上的遺老遺少，頑固程度一點不亞於張勳之流。“武死戰，文死諫”。文人的辮子，似乎比武夫的辮子還要根深蒂固。“辮帥”複辟失敗，被手下強行架上汽車，送往荷蘭使館“政治避難”，至少他本人尚有求生欲，才“走為上策”。
而時隔十年，作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的王國維，卻更為極端地發動了“一個人的戰爭”。他不僅蓄辮子、穿馬蹄袖口的長袍馬褂，而且采取了最偏激的方式——自殺，來為一個日落西山的王朝殉葬。
如果說叛逆者(譬如刺秦的荊軻)不無悲壯，愚忠者的死則是悲哀的，他僅僅是自己的刺客。估計王國維其心已成死灰．赴水時平靜如赴宴。
據趙萬裏《王靜安先生年譜》敘述：“五月初二夜，閱試卷畢，草遺書懷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盥洗飲食，赴研究院視事亦如常。忽於友人處假銀餅五枚，獨行出校門，雇車至頤和園。步行至排雲殿西魚藻軒前，臨流獨立，盡紙煙一支，園丁曾見之。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不及二分鍾已氣絕矣，時正巳正也。”
王國維精心選擇的自殺地點，頤和園昆明湖，曾是慈禧太後龍舟戲水處；他拖著冗長的辮子(有詩人說他是拖著一個時代的問號)投身其中，莫非水中有著他所懷念的帝國的影子?
張寶章與嚴寬兩位研究者，曾據此聯想：“頤和園是清朝八代皇帝夏宮。昆明湖東岸的耶律楚材和蘇氏夫婦合葬墓，就是他寫的《耶律文正年譜》的主人公，而且夫人蘇氏為蘇軾的後裔，也是王國維先生考證出來的。先生曾多次來頤和園散步、遊覽，他喜愛這裏的碧水青山，曾寫有千言長詩來傾心地描繪它，以高度抒情的韻味寫道：西直門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賜山名呼萬壽，舊疏湖水號昆明。昆明萬壽佳山水，中間宮殿排雲起。拂水回廊千步深，冠山傑閣三層峙……玉泉水、萬壽山、昆明湖、排雲殿、佛香閣、長廊，雄偉聳峙，峻秀嫵媚，而無限鍾情的那位國學大師卻與它們果決地告別了。”
其實，王國維在頤和園裏，絕非觸景生情，初次產生自殺的念頭；此前在紫禁城裏為清廢帝做陪讀期間，就曾想投禦河自溺，幸被家人所勸阻。
想死的人，終究是攔不住的,尤其當他對於死有某種目的，其願望便顯得尤其強烈。別說旁觀者了，即使他自己，也挽救不了自己。王國維把死作為特殊的抗爭手段，哀悼傳統文化之衰敗及封建王朝的覆滅。這是一場遲到的水葬：在相隔十五年之後，大清帝國又死了一次：這次垮掉的不是它的體製，而是它的精神,在苟延殘喘之後，終於麵臨真正的末日……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王國維無意識地在模仿屈原，誤以為昆明湖就是汨羅江。他墮入了曆朝曆代的書生很難解開的一個迷宮。滄浪之水清兮，抑或濁兮?照出了封建時代最後一位士大夫的影子。祝勇認為：“屈原投江與王國維沉湖，一個在傳統文化的源頭，一個在傳統文化的尾端，它們像兩座界碑，標定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走向。”
但我們必須認識到：王國維比屈原多一根辮子,我指的是思想上的辮子。可以用悲劇之類來形容屈原的縱身一躍，至於王國維的自沉，則沒有多少美感，隻剩下悲哀了。他企圖用搖搖欲墜的辮子垂釣點什麼,譬如說舊王朝的亡靈。
說到底，王國維是被自己的辮子絞死的。所以，我個人覺得：將王國維與屈原相提並論，還是有點太抬高他了。他骨子裏不過是張勳的翻版,一位文化界的“辮帥”而已。況且，他還隻是個手無寸鐵、孤家寡人的“辮帥”。
張勳的複辟，是辮子的複辟。王國維的葬禮，是辮子的葬禮。都在把辮子當作槍杆子來使喚。王國維對張勳很崇敬：“三百年乃得此人，庶足飾此曆史。”他以自沉掀起軒然大波，即使不是在遙遙地聲援張勳那流產了的政變，也仍然是清朝那根辮子的餘響,或弦外之音……
張勳死後，溥儀賜“忠武”的諡號。王國維死後，溥儀賜“忠愨”的諡號。這是給兩位死者的辮子紮上的“蝴蝶結”。
王國維懷揣的遺書，是以父親的名義寫給兒女們的：“五十三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槁葬於清華塋地。汝等不能南歸，亦可暫於城內居住。汝兄不於奔喪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門故也。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致不能南歸。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除“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一句外，所談盡為家務事。
我覺得他真正的遺囑並非這封家信，而更充分地體現在他自沉的那一天,給溥儀所上的奏折中：“臣王國維跪奏，為報國有心，回天無力，敬陳將死之言，仰祈聖鑒事。竊臣猥以凡劣，遇蒙聖恩。經甲子奇變，不能建一謀、畫一策，以紓皇上之憂危．虛生至今，可恥可醜!邇者赤化將成，福州荒翳。當蒼生倒懸之日，正撥亂反正之機。而自揣才力庸愚，斷不能有所匡佐。而二十年來，士氣消沉，曆史事變，竟無一死之人，臣所深痛，一灑此恥，此則臣之所能，謹於本日自湛清池。伏願我皇上日思辛亥、丁巳、甲子之恥，潛心聖學，力戒晏安……請奮乾斷，去危即安，並願行在諸臣，以宋明南渡為殷鑒。彼此之見，棄小嫌而尊大義，一德同心，以拱宸極，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迫切上陳，伏乞聖鑒，謹奏。宣統十九年五月初三日。”
這就是王國維的“出師表”：他向清廢帝辭行，踏上了一個人的征途,一條不歸路。這就是王國維的“死亡宣言”：他想作死於社稷的第一人，以示大清雖沒落，猶有敢死者。這就是王國維賦予自己的“神聖使命”。
究竟值不值得呢?
他已經管不了那麼多了。他隻想去死。他把死當作一場短兵相接的戰鬥了。所以我說：王國維是自己的刺客——他赴水時恐怕自以為是屈原、是荊軻。他被臆想中的烈士情節給感動了。
可那麼多士大夫都受過傳統教育，為什麼偏偏隻有王國維一個,將腦海裏的節烈觀化為行動了?隻能說，他迂腐到家了。一個書呆子，成了昆明湖邊的堂吉訶德。那位落伍的騎士挺著生鏽的長矛向風車衝鋒；王國維沒有長矛，隻有一根辮子。他把迎麵而來的新時代視為擋道的巨人與邪惡的怪物，而充滿仇恨。最終，是他本人被時代的車輪給狠狠地拋下了，摔得頭破血流，一命嗚呼。
王國維的出身是前清的秀才。清末曾任學部總務司行走。1923年，被溥儀召為“南書房行走”(領五品官俸祿)，等於給退位的小皇帝做家庭教師。後來馮玉祥將軍將清廢帝驅逐出紫禁城，王國維又“失業”了。清華國學研究院“雪中送炭”，欲聘王國維為教授，他原本拒絕(有一股“不食周粟”的勁兒)，多虧溥儀相勸，他才奉廢帝“麵諭”上任。可堅持蓄辮子、穿馬蹄袖，以示不忘前朝恩情。最後，他又把這“行為藝術”發揮到極致：在昔日的禦苑投水自盡，以生命作為犧牲品。
遵其遺願，屍骨被安葬在清華大學東二裏西柳樹的七間房。解放後遷葬至西山福田公墓。
至今在清華校園工字廳東南方土山下，仍能找見那塊“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係當時國學研究院師生捐款籌建的，由梁啟超之子梁思成設計。看來王國維的人緣還是不錯的。
碑文由其同行陳寅恪撰寫：“海寧王先生自沉後兩年，清華研究院同人鹹懷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愈日，宜銘之貞瑉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詞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誌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日：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生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斟詞酌句，總算完成了這極富難度的任務。
早先讀過梁漱溟所寫一篇《王國維先生當年為何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的實情》，披露的內容，已記不清了。
祝勇倒是對王國維之死不無同情：“至今還沒見一種關於其死的解釋是有說服力的，而王的自沉，又絕對是出於深思熟慮。這種無法解釋，正好證明了王國維之死的深刻性：他並非死於具體的時世，而可能是死於對他身處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對於中國文化中某些無法補救的闕如的拒絕。從大的曆史觀來看，他的死，不僅不拘泥於一些具體時務，更超越了個性生命；他以死來將自己同淪落的文化分割開來,他看到，倘若肉體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滅，所以，隻有以肉體的死，換取精神的永生。”這是往高尚的方向去解釋。在學術界，願意為這“二十世紀中國第一學人”做辯護的，似乎大有人在。
夏中義在《九謁先哲書》中，就認為王國維之沉並非殉清，而是殉文化：“目睹‘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卻又無力補天，則先生作為‘此文化精華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於是可以說，先生之死是對處於價值轉型期的傳統文化危機的悲劇性放大……民族或人類文化是在其精英身上體現得最純粹，故其裂變之陣痛，也是他們體驗得最深刻，若至痛不欲生則舍身耳。假如能這麼看先生之死，當不得不承認先生確實死得回腸蕩氣，凝重而悠遠。”王國維之死是一麵多棱鏡，從不同角度能看出不同效果。
曾為王國維治喪的吳宓，更是認為“世傳似是而非”。據他所知：“王國維並不留戀清朝，但看到很多人士在民國肇始之前，怒罵革命黨，穢詈萬端。等到民國建立，他們急轉彎：剪辮子，穿西裝，高喊民主、共和。王國維深以為恥。為了表示對這種無恥投機的憤慨，他就以蓄辮子、穿馬蹄袖來表示品德之分……”(轉引自張紫葛著《心香淚酒祭吳宓》一書)照這種觀點，王國維是“反潮流”的，反人性中的陋習的，出淤泥而不染的。他的死不是墮落，而是超越。
諸多學者替王國維辯解，瀏覽之後，我如陷雲裏霧裏。王國維，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啊?
可再讀王國維臨死前獻給溥儀的遺奏，我又覺得白紙黑字很清楚。我還是堅持自己的態度：王國維之死是消極的，是複古主義思想的犧牲品,他死在公元1927年6月2日(他仍視為之宣統十九年五月初三)，可他的靈魂一直跟封建時代保持著藕斷絲連的聯係。這種聯係，不僅僅體現在一根辮子，還有著更為深厚的血脈與筋絡。悲劇發生的原因在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和王國維一樣留辮子的，還有個辜鴻銘。辜鴻銘也是“帶著瓜皮小帽及其下的發辮去見上帝的”(張中行語)，隻不過他是古稀之年無疾而終。
辜鴻銘曾受張之洞賞識，先後在兩廣總督署和湖廣總督署做幕僚，又去外務部，由員外郎升郎中，直至左丞——也算是青雲直上。大清帝國壽終正寢，他衣冠不改，依舊蓄發梳辮，戴紅頂瓜皮小帽，穿綢長袍緞馬褂，並且公開聲明效忠清室，宣揚複辟帝製。
王國維與辜鴻銘，都屬於文化“辮子軍”吧?不約而同地以辮子作為政治態度的符號。對於新時代，他們采取了不同的抵抗方式：前者是以死，後者是以生——其戰鬥力並不遜色於前者。張勳複辟時，辜鴻銘為之鼓與呼，因而列名為外交部次長。《清史稿》：“湯生好辯，善罵世。國變後，悲憤猶甚。”可見他是以謾罵來鬥爭的。他不會輕易去死的，因其不甘示弱，寧願拖著根灰白色長辮招搖過市，堅持不懈地做前清的“形象代言人”。這恐怕正是其長壽(享年72歲)的原因?與辜鴻銘堪稱伯仲的還有林紓、嚴複。
蔡元培受孫中山之命接管北京大學，既廣納李大釗、陳獨秀、魯迅等激進革命派，對政治上保守但學術上有實力的舊式學者也不摒棄——誠邀辜鴻銘來北大教授英國文學和拉丁文。胡適對此提出異議，蔡元培替辜鴻銘開脫：“我們尊重的不是辜鴻銘的辮子，而是他的學問。”使遺老遺少也物盡其用。辜鴻銘亦曾親自出馬反駁眾人的偏見：在那些腦袋後麵光禿禿的所謂革命者那裏，他們思想上的辮子卻仍很固執——他似乎並不以自己物質的辮子為恥。
有人據此猜測辜鴻銘隻是表麵上的遺老遺少，骨子裏很叛逆：“他隻是一個天生的叛逆人物罷了。他留著辮子，有意賣弄，這就把他整個的為人標誌出來了。他脾拗，以跟別人對立過日子。大家都接受的，他反對。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視。他所以得意洋洋，就是因為與眾不同。因為時興剪辮子，他才留辮子。要是誰都有辮子，我敢保證辜鴻銘會首先剪掉。他的君主主義也是這樣。對於他，這不是原則問題，而是一心想特殊……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以孔教為人生哲學的浪漫派，一個誇耀自己的奴隸標識(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樣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溫源寧語)這剖析了辜鴻銘性格中的悖論，或者說，揭示了另一個不為人知的辜鴻銘。
辜鴻銘肯定比王國維更堅強、更有韌性，才能遊刃有餘地堅持“韌的戰鬥”。他旁若無人地特立獨行於新潮青年雲集的北大校園。一尊活著的老古董。他把新文化運動貶得一錢不值。連堪稱“韌的戰鬥”之模範的魯迅都被激怒了，與這位陰陽怪氣的老夫子打起了“嘴仗”：“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代的空氣，卻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魯迅責難辜鴻銘誤人子弟，他內心是祈望著文化“辮子軍”們早日斷子絕孫。這簡直像一場魚死網破、你死我活的鬥爭。一根辮子，擋任了新青年的道。恨不得除之而後快。魯迅，也正是靠與辮子(封建禮教與國民劣根性)決鬥而出名的。
辜鴻銘被世人視為守舊的遺老不僅在於他自己留辮子，還在於他主張女人纏小腳(三寸金蓮在其眼中有一種銷魂的美），主張男人納妾。
有洋女士反駁其一夫多妻的觀點，說未嚐不可實行一妻多夫製。辜鴻銘悠然道出著名的“茶壺理論”：一把茶壺可配四隻茶杯，未嚐見一隻茶杯配四把茶壺的……他某些觀念頗像封建社會的大地主，令人難以置信他居然留過洋，並且精通西學。
但你若認為他完全受儒家傳統熏陶，他也會說一些讓孔夫子汗顏的話，譬如曾跟英國同行大肆鼓吹中國妓女的文化品位：“一個人要想真正了解中國文化的精神，他必須去‘八大胡同’親眼看一看那些歌妓的優雅、殷勤及其嫵媚嬌柔，但又不失尊嚴的風度，特別要注意汙言穢語會多麼讓她們臉紅……”
連來自自由社會的西洋人，都震驚於這位舊中國遺老思想上的開放與新潮。有學界怪傑之稱的辜鴻銘，是遺老遺少中極特殊的例子。這位有文化的遺老的發言，在今人聽覺中——怎麼有點像“後現代派”?看來遺老遺少也不容小瞧。
辜鴻銘是鐵杆保皇派，但不願像王國維那樣以死相殉，他偏要活得津津有味，讓自己的對手難受。他一有機會就大肆宣傳忠君思想，幾乎達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譬如五四時期蔡元培校長曾有辭意，北大教授們開會挽留；輪到辜鴻銘發言，講出的道理最簡單，也最“另類”：“校長是學校的皇帝，所以非挽留不可!”其他教授聽了，目瞪口呆。怎麼也弄不明白：教育與帝製有什麼關係?居然被老辜一線相牽。
辜鴻銘挽留不了帝製，隻能苦苦地捍衛著自己的辮子。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訪華。國際通訊社的約翰斯為之“導遊”：來北京不看紫禁城沒關係，但不可不見辜鴻銘。芥川去辜宅時，恰巧穿一身中式服裝，給主人留下頗佳的第一印象：“你不著洋裝，難得!”繼續打量，又覺得少了點什麼——辜鴻銘不無遺憾地說：“隻可惜沒有發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