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子腳下皇城根
天子腳下皇城根
紫禁城是皇帝住過的大四合院，現在叫故宮。至於環繞巍巍宮牆的護城河，有一個挺俗的名字：筒子河。弄不清這名字是咋起的。自從紫禁城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基本竣工，筒子河便已開掘成形了，並且構成城池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景山望去，筒子河恰如一根碧玉的腰帶，收束住皇氣逼人的宮牆及角樓。而外側，則是煙柳如織的街道、蒼苔斑駁的民居，洋溢著市井氣息。儼然兩重世界。這是皇權與民生接壤的地帶。
紫禁城周圍，約定俗成地稱作皇城根。住在皇城根，真正是住在天子腳下了。跟皇帝做鄰居，怎麼也算是一等公民吧。所以皇城根文化，是京味文化中最貴族化因而最驕傲的一種。
屈指算來，紫禁城裏先後住過明清兩代二十四個皇帝。
皇城根地帶，住過的達官貴人、皇親國戚，不計其數。即使今天，風流皆被雨打風吹去，你在橫七豎八的胡同裏穿行，稍不留神，就會撞見遺留的某某王府，或某某官邸。想當年，可都是代表著皇恩浩蕩的“賜第”。皇城根的子民，怎麼能賜除盡骨子裏的那份優越感呢?推而廣之，整個京味文化，都隱隱約約地被這份優越感籠罩著。
這份優越感在清朝時愈演愈烈。因為北京劃分為內城與外城，能夠躋身內城的，是清一色的八旗子弟。而原先的漢族居民都成了拆遷戶，紛紛把家搬到外城。泱泱皇城，寸土寸金。即使能在邊緣地帶安營紮寨的，也肯定不無來曆。即使不是正宗的皇親國戚，也算得上是皇帝的遠房親戚——沒一點裙帶關係，怎麼可能離皇帝那麼近呢?當時皇城根的居民，稱得上是世襲貴族，沾了皇帝的光，由國家供養著，不愁吃不愁穿，於是提籠遛鳥、唱戲捧角，甚至鬥蟋蟀、養金魚……這是一群在遊戲中生活的有閑階級，靠吃祖宗打天下的老本度日，相當於“食利戶”。
當皇權被推翻之後，樹倒猢猻散，他們也紛紛成了破落戶。隻是積習難改，仍然在懶散中保持著近乎荒誕的傲慢與偏見。
老舍的小說中有很多這樣的人物，譬如《四世同堂》裏的一位：“平日他很自傲生在北京，能說全國尊為國語的話，能拿皇帝建造的禦苑壇社作為公園，能看到珍本的書籍，能聽到最有見解的言論……”他們怎麼也忘不掉自己年久失修的老屋——畢竟也是皇城根的建築，門前曾經車水馬龍、人來客往。其實那空空落落的栓馬石，已是現實對曆史的絕妙諷刺。老舍本人在正紅旗下出生時，八旗子弟的風尚已衰落了。
解放後，皇城根改叫黃城根了，恐怕是為了蕩滌這舊名稱裏的封建氣息。黃城根，再也不是八旗子弟的皇城根了。它進入了民主的時代。
但是皇城根的文化並未煙消雲散。直至今天，東黃(皇)城根一帶，與南河沿大街平行還遺存有一溜花鳥市場，街兩邊的店鋪頗具百科全書風格，什麼都賣：從花鳥蟲魚，到古玩字畫，甚至撓背的木製“不求人”也擺上了台麵。別的城市的旅遊商店，賣的大都是金屬或塑料泊工藝品，而這裏才是北京最典型的旅遊商品市場，能找到最有代表性的紀念品：要麼是活物，要麼是貨真價實的古董——譬如地攤上的幾枚綠鏽斑駁的銅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絕對不是贗品……走在這條博物館似的露天街道上，你能感受到八旗子弟怎麼千方百計、別出心裁地遊戲人生——有關玩的點子，他們似乎都已想盡了。你會長歎：他們哪來那麼多時間，哪來那麼多金錢，哪來那麼多閑情逸致?這肯定很讓現代人困惑。如今這條街走過的，大多是看客，而非真正的“玩主”。花鳥市場的生意，肯定遠遠不如清朝了。
西什庫本是明朝儲存宮廷禦用物資的十個庫房，至清朝則封閉了。它之出名，乃是因為西方利用十庫舊址建造的教堂，義和團運動時曾遭拳民圍攻。所以說起西什庫，我們首先會想到那座頗有歐洲風格的帶鍾樓的教堂。此是一景。西什庫往北，就是西皇城根，這一帶最熱鬧的地點是廠橋。據說原屬宮城範圍的西付庫，是挖開了一段宮牆，而與廠橋相通的——有“一枝紅杏出牆來”的意味。老北京人把這一段叫做“廠橋豁子”。可見市井生活的誘惑力與穿透力之巨大，即使等級觀念的銅牆鐵壁也非堅不可摧。
東、西皇城根，遙相呼應，如同兩條溫柔的臂膀，擁抱著冷血的紫禁城。
皇城根富於人情味的景觀，還有許多。東華門外，有著名的“小吃一條街”，尤其是夜市，燈光與爐火交相輝映，合盤托出的是老北京傳統的風味小吃：灌腸、炒肝、鹵煮火燒、爆肚、杏仁茶等等，芳香撲鼻。我估計皇帝在時，若聞見的話，也會經不住誘惑而微服私訪，邁著官步踱出宮牆。小販是否會上前招呼：“客官，能飲一杯無?”
這樣的事情並不是沒有發生過。
一牆之隔，就是民間了。
王府井變遷
我尚是外省的學童時，從地方小報上讀過一篇叫《亨得利斧影》的偵探小說，內容已記不清了，它惟一的教育意義在於：讓我很早就知道北京有個王府井，王府井有個“亨得利”。
後來移居北京，王府井是必逛的項目，走著走著，就到了亨得利鍾表店門前。那一瞬間沒想到別的什麼，而是想起了一篇遙遠的偵探小說——亨得利果然還在啊，仿佛一直等待著我。
我有一種重逢般的感覺：這是我曾經神遊過的地方。直至此刻，那篇虛構的小說才真正完成了現實中的使命——把我引導到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地點。
雖然鍾表店裏的老板、營業員乃至進進出出的顧客，恐怕都不曾讀過那篇沒什麼名氣的小說。這隻是我一個人的秘密。夢想中的亨得利，和生活中的亨得利，終於重疊了。而生活中的王府井，同樣也證實了夢想中的王府井：並不僅僅作為背景而存在，它是一條現實主義的街道，兩側商鋪林立，人流如織。我和我的那點心思，很快就被新時代的喧囂與躁動給淹沒了。
亨得利的鍾表，仍然在很刻板地走著——時針、分針、秒針，交替邁步。雖然也曾幾度停擺，但並未阻撓時光的流逝。亨得利，以自己的方式為王府井的曆史計時。
逛王府井，我耳畔總回響著鍾表的滴答聲。真奇怪，它似乎比汽車的喇叭聲、商販的吆喝聲、遊客的說笑聲更漂亮，也更真實。我把它當做王府井的心跳，一顆古老的心在跳動。
王府井的老字號，可遠遠不止亨得利一家。
這些年來，我不隻在亨得利買過電子表，還在盛錫福買過遮陽帽，在同升和買過千層底懶漢鞋，甚至還在大明眼鏡公司配過變色鏡。至於稻香村的南味糕點，更是要嚐一嚐的。
對於我來說，在王府井走一圈，購物並不是目的，更主要的是為了感受那古樸而熱鬧的氛圍（仿佛在茫茫人海中用腮呼吸），為了朝拜一係列的老字號——我的心情可比懷揣的錢包豐厚得多。
“文革”期間，亨得利曾改名首都鍾表店，正如盛錫福改叫紅旗帽店、同升和改叫長征鞋店。可結果怎麼樣呢？被摘去的老牌匾最終還是重新掛了起來。老百姓都已叫慣了，要改口是很難的。再說，又有什麼必要改呢？
包括王府井也是這樣。民國四年（1915年），袁世凱下令將這條街道更名為“莫裏遜大街”——因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喬治?莫裏遜在路西100號（今271號）居住，而他替袁世凱當皇帝捧過場，後擔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顧問（1919年以北洋政府代表團顧問身份出席巴黎和會）。可王府井是絕對不屬於某一個人的。雖然西方人士習慣稱之為莫裏遜大街，但“北京的老百姓沒有人承認它，依然叫這條街為王府井大街。1948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原在王府井大街南口所立的用英文書寫的莫裏遜大街路牌也被老百姓推倒，將其投進垃圾堆中。”（王永斌語）
王府井是屬於老百姓的。
老百姓愛怎麼叫就怎麼叫吧。
至於王府井為何叫王府井，還是很值得研究的。
此地曾有王府是無疑的，曾有井也是無疑的。隻是王府早已湮滅，井也“地址不詳”:有人說原工藝美術服務部門前便道上有一口井，有人說經濟日報社院內有一口井……為了開發旅遊資源，有關部門確實在天主教堂隔馬路的斜對角挖掘了一口井，新配置井蓋與護欄，並加以文字說明。但它是否確為原始的王府之井遺址，估計誰也不敢擔保。
那口大名鼎鼎的井在與人類捉迷藏。或者說，是時間在與人類捉迷藏。
大街南段西側，尚存大、小甜水井胡同——可也隻是空洞的地名，因為井已失蹤。隻是在史料中有相應的記載。譬如清代朱一新著《京師坊巷誌稿》，言之鑿鑿地聲明“王府街”有“二井”。
也可以講，這一帶的水井太多，反而讓人弄不清王府之井究竟屬哪一座。
多多益善。或許王府之井本來就不僅指一座。惟獨井水之甜是無疑的。
探查大、小甜水井胡同，我步履謹慎，生怕踩破了一個夢。胡同本身，在蒙古語中即是水井的意思。北京城裏，胡同之密集，亦可想見水井之眾多。當然，隨著社會的進步，有些被填平了，有些遭到廢棄，總之大多數已名存實亡。在普遍安裝了自來水設施的時代，井已成文物，抑或作為古典的象征。井已非為飲水之用，它真正的功效在於審美。
“有井水處皆有柳詞”，本是誇獎宋代詞人柳永的。若泛指的話，有井水處皆有人情，有井水處皆有世故——似乎也說得過去。
北京的胡同，是難以統計的。北京的水井，也是無法計算的（據說帶“井”字的胡同曾有上百條）。它們都屬於被遺忘的角落裏被廢黜的事物，不斷地遭受損壞，隨時都可能麵臨滅頂之災。因為水井的沒落，我不禁擔心起胡同的命運——同樣也會傾覆，隻留下象征性的地名。沒準兒某一天，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雖張掛著某某胡同的門牌，卻已無胡同之格局與氣象。
王府井不就是這樣嗎？豈止不見王府，更找不到那口古老的井了。於是隻好以贗品來代替。
北京的水井，剩下的已不多了。碩果僅存的一些，水都已經枯了吧？甜水井，甜水井簡直像神話。再甜也甜不過滿大街熱銷的雪碧與可樂呀。有了工業化的軟飲料，人們也就忽略或忘卻了田園情調的水井。
參觀為旅遊觀光而發掘的那口“王府井”——銅鑄的井蓋上鐫刻著對典故的解釋。我怎麼讀，怎麼覺得像是為北京水井這一光榮的集體所擬定的墓誌銘。北京的水井已經死了！
而在元代，在明清，整座北京城都是靠井水哺乳、滋潤的。整座北京城，都不過是一扇龐大的井蓋。
北京的水井中，最膾炙人口的當數王府井，其次才是珍妃井呀什麼的。王府井已蛻變成一個抽象的地名。不僅已枯竭，連井址都失傳了。可它仍然是生命之源。它以另一種形式的井水（商業）澆灌著老北京的後裔，人們稱之為“北京的窗口”，以及“中華第一街”。
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的王府井大街，確實出名了，為之提供原始依據的王府與井，卻先後消失，徹底變成傳說：“這裏原來是王府的住宅。王爺府中有一口有名的水井……當年井上有一座精巧玲瓏的六角亭子，井口是一塊大石頭鑿的圓孔，井沿很高。井的南麵就是王府大院，很闊氣……”（轉引自趙誌忠著《北京的王府與文化》）
王府井的現實，是與“王府井”的傳說分不開的。
我一度沒弄清王府井所稱的王府，屬於明代的，還是清代的。偶然翻閱《明太宗實錄》，才解開了謎團：“……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建十王邸。通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六日興工，至是成。”看來此地曾為明代十位親王的“集體宿舍”—— 一座座王府唇齒相依。據說這十王府位於今烤鴨店的帥府胡同至長安街一帶。王府井大街就因之而得名：明時稱十王府或十王府街，清時稱王府大街。
十王府選址於東安門外，肯定是因為永樂皇帝的恩賜。東安門是皇城的東門，這十王府屬於“皇城根兒”。皇城根兒下多貴族。東安門在1912年“壬子事變”中被燒毀，南段的皇城城牆於1917年拆除。城已消失，門也不存，惟有東安市場能喚起人們的回憶。東安市場的原址，在清初曾為某王府——你猜是誰的？是吳三桂的。吳三桂被順治封為平西王，其宅邸一定很豪華。他後來因叛亂而身敗名裂，風光一時的“平西王府”自然也難逃厄運——被連根拔除，平毀後移交八旗兵神機營作操場。可惜呀，“平西王”自己最終也被人“平”掉了。王府的遺址，駐紮著一群“打靶歸來”的大兵。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原在王府大街兩側擺地攤的小商小販，全被收容進廢棄的神機營操場，統一管理——命名為“東安市場”。東安市場沾了東安門的光，沾了皇城根兒的光，生意火爆。宣統元年（1909年）的《京華百二竹枝詞》述及其盛況：“新開各處市場寬，買物隨心不費難。若論繁華首一指，請君城內赴東安。”原詩附注：“各處創立市場，以供就近居民購買。東安市場貨物紛錯，市麵繁華，尤為一時之盛。”看來大清帝國的“市場經濟”，最初是從這裏搞起來的。
如今你要去王府井，再也找不到那露天搭棚(俗稱“魚來散”)的東安市場了—— 一座現代化的“新東安市場”大樓淩空屹立，取而代之。
清末的王府井一條街，是靠東安市場帶火的。加上它南接東交民巷使館區，可以很方便地掙洋人的錢。同樣，它也比其他地段的商鋪銷售更多的進口貨。譬如亨得利，主要推銷瑞士的名牌鍾表——勞力士、浪琴、歐米茄之類。
王府井的明代十王府，早已成了海市蜃樓。廢棄的十王府遺址，清雍正年間營造了賢良寺。
王府雖未留下一磚一瓦、隻鱗片爪，但王府井大街就是這麼叫響的。
其實在未有王府之前，此街就存在了，據元末明初熊夢祥著《析津誌》記載：元朝時名稱為“丁字街”。主要指今燈市口至金魚胡同一段。這一段，在民國後又叫“八麵槽”——據說路中間有一架八角形的水槽（清朝遺物），原是供南來北往的客商飲馬用的。我想，那時候載人運貨的騾馬（可能還有走過絲綢之路的駱駝），俯飲的一定是甜美的井水吧！
對奔波於城鄉之間的騾馬而言，這架巨大的水槽就是北京的標誌，就是最好的街心花園。
估計那口井，離飲牲口的水槽不會太遠吧？否則一桶桶地拎過去，多麻煩呀。
而今井已失傳，水槽也蕩然無存。
在原先安裝水槽的位置，站立著一位指揮交通的警察。他可以疏導車輛，卻喚不回遙遠的馬群。所有的往事，隻服從歲月的指揮。
四合院與大宅門
【保衛四合院】
北京曾經是一座積木之城：由無數方方正正的四合院組成。甚至在我想象中，由巍峨的城樓和逶迤的城牆銜接的北京城，本身就如同巨大的四合院，坐北朝南，自成方圓。是誰把它搭起來的？又是誰，將其一舉推翻？
城門沒有了。城牆消失了。胡同拓寬了。灰磚黑瓦的老式民居，也一片接一片地夷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高樓大廈及種種現代化設施。可以說北京的積木搭得越來越高了，越來越大了，不，它不再像積木一樣生硬與單調，簡直燦爛如一塊塗滿奶油的生日蛋糕，剛剛出爐的。
作為在四合院住慣了的人，我仍然有淡淡的遺憾。記得拆遷的前夜，我並未因即將搬入帶電梯的高層建築而欣喜若狂，卻做了一個很懷舊的夢：推土機一直開到我的門前，我四處張望，發現偌大的北京，隻剩下這一座四合院了。我不知是該堅守還是該退卻，隻能徒勞地呼喊：請等一等，等一等……生怕匆忙間會遺漏了什麼。說實話，我真想把這孤零零的院子，連同家具、行李一起運走。因為它更有價值。
幸好這僅是個夢而已。
夢中的抵抗，是很無力的。
醒來之後，我還是搬家了。沒法帶走完整的院落，卻帶走了對它的記憶。
在夢中，北京最後的四合院，是屬於我的。或者說，我願意做四合院最後的居民。
我住過的四合院已經拆了，無影無蹤。可在我的意念中，它依然保留在原地，等我歸來。直至今天，我仍收藏著原先那把作廢的鑰匙。沒準什麼時候能用得著，哪怕是在另一個夢中。它或許會成為另一個夢的道具。
假若北京的四合院全拆了，那隻剩下故宮了，作為最後的標本。紫禁城是皇帝住過的四合院，也是全中國規模最大的一座四合院，體現了古典建築的精髓，可惜需要買門票才能進去參觀。況且，我真不希望故宮是後人了解消失的四合院的“樣板間”。
說起最後一座四合院的話題，似乎有點危言聳聽。請不要笑話我杞人憂天。畢竟，北京的四合院，越來越少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的增加、城區的改造，它還將麵臨更大的危機。我的擔心，並不見得是多餘的。
保衛四合院，快成為一句口號了。想不到四合院也像瀕臨滅絕的珍稀動物那樣，需要保護了。還是趁早清點一番吧，數一數，北京城裏，究竟還剩下多少座四合院？
沒有了四合院，北京，還能叫北京嗎？正如沒有了城牆，北京城，已非嚴格意義上的北京城，念起來總有點拗口。
要想了解真正的老北京，怎麼能不穿過曲裏拐彎的胡同，到四合院裏坐坐呢？在我的記憶裏，任何一座四合院，都是老北京的縮影。從中可透視到局部的北京。任何一座四合院裏所發生過的故事，都堪稱北京的故事（或北京曆史）的組成部分。
和最後一座四合院類似的話題，還有最後一條胡同、最後一座牌樓、最後一眼水井、最後一段長城抑或最後一個老字號呀什麼的。這說起來就沒完了。
說來說去，都是為了給大家提個醒兒，都是為了一個目的：但願老北京的故事，不至於失傳。
橫空出世的北京城，曾經由一座座古色古香、毗鄰而居的四合院與胡同組成。可以說每一座四合院都是北京的標本，從其苔痕斑駁、光線黯淡的鏡麵中可透視到局部的北京。每一座四合院裏所發生過的故事，都可以說是北京的故事(或北京曆史)的組成部分。
後來，高樓多了，立交橋多了，可並行六輛以上汽車的現代化公路多了，胡同被拓寬，四合院被拆遷，推土機在古城裏耀武揚威，舊式風格的居民區遭到工業社會的蠶食。我驚訝地發現，一方麵，北京在擴建(周邊已延伸到四環以外)；另一方麵，北京又在不斷地縮小(另一種意義上的北京，傳統的北京)。它越縮越小，在市政建設規劃地圖上收縮得隻有一隻拳頭般大小，像一隻被蒸發了水分的幹癟的蘋果(邊緣有蟲蛀的痕跡)。
讓林語堂或老舍再來看現實中的北京，他們會覺得麵目全非。我不禁擔心，若幹時期以後，被高層建築與現代化設施包圍的北京城已再無退路，隻剩下最後一座四合院，遺世獨立，搖搖欲墜，那樣，我們將留給子孫以何等的遺憾與惋惜呀!
【四合院，中國的盒子】
四合院的造型與結構在我眼中有一種神秘的美。我常想，住在四合院裏的人是有福的。
說起北京的民居，自然要說到四合院。其實所謂的四合院，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形成基本格局，但不知為什麼就像跟北京有緣似的，一直是北京民居的代表建築。北京現存的四合院，多是明清兩代的遺物，住在四合院裏，就是住在一種曆史感裏，等於守護著祖宗的遺產，你能說這不是一種福氣嗎?也許若幹年以後，想住還住不到呢。
現代社會，住高樓容易，住四合院難。老北京常誇耀的“天棚魚缸石榴樹”，大抵是四合院裏才能找到的陳設，再不留心，這種風景也快消逝了。
汪曾祺形象地把四合院比喻為“一個盒子”。為什麼要造這個盒子，因為“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獨門獨院”。四世同堂，在一座天圓地方的全封閉式四合院裏其樂融融，可算舊時代北京人對生活的最高理想。據說隻有在那樣的境界裏，才知道什麼叫天倫之樂，以及什麼叫大隱隱於市。
喜歡住在盒子裏的北京人，他們的四合院大多分內外兩院，內院用於居住，由正房、耳房及東西廂房組成；外院則用作門房、客廳和客房。還有大型的住宅，向縱深發展，增加幾進院落，或橫向發展，增加幾組平行的跨院。雖然都叫四合院，但四合院也是可以分出貧富來。可以造得很簡潔，也可以造得很繁複乃至豪華。這魔方般的中國盒子，裏麵究竟還藏著什麼?
四合院裝飾性的附屬設施，還有景壁、垂花門(或屏門)、抄手廊、南山牆、後罩樓等等。隻是經曆了歲月滄桑，把它比喻為“盒子”的汪曾祺也不得不感歎——這個盒子已快磨損了：“除了少數宅門還在那裏挺著，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經很殘破，有的地基基礎甚至已經下沉，隻有多半截還露在地麵上。有些四合院門外還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馬樁、上馬石，記錄著失去的榮華。有打不上水來的井眼，磨圓了棱角的石頭棋盤，供人憑吊。西風殘照，衰草離披，滿目荒涼……”
縱然如此，北京的四合院在我這個外鄉人眼中，依舊充滿了神秘的美，仿佛那裏麵收藏著某種不為我所知的古老的傳說。或者說，它的神秘感就是它的美感，它的美感就是它的神秘感。這是一個可以無窮複製、放大的中國式盒子。
我在北京尋訪過許多遺留的王府、衙署，發現它們基本上都屬於四合院的結構；於是我讀《紅樓夢》時，大觀園在我想象中也是四合院的模樣，一座風花雪月的大四合院。及至參觀故宮，覺得也是四合院的翻版與擴張，那不過是供皇帝居住的四合院。
推而廣之，清朝的整個北京城，乃至那個時代的中國(奉行閉關鎖國政策)，不都是一座全封閉式的超級四合院嗎?我真擔心四合院不僅是一種建築，更是一種心理。
趁四合院還在，正是後人們參觀、剖析這個盒子的時候。了解四合院佇守過的曆史，就等於進入一隻心靈的黑箱，會有思想曝光的。
四合院是舊中國的影子，有一種頹廢而令人心痛的美，所以我對北京的四合院總是百讀不厭，它像線裝書一樣孤零零地橫插在城市的書架上，周圍全是鋼筋水泥的新潮建築。
我甚至覺得，沒在四合院裏住過，不能算真正地了解北京，即使你自以為很了解它的現狀了，也應該去四合院裏補課。不了解一座城市的往事，絕不能算了解一座城市。在四合院裏住過的人會有思想的，因而也是有福的。
北京的居民，若按居住條件來劃分，大抵可分為住樓房的和住平房的(多指四合院)。樓房一般帶“雙氣”(煤氣與暖氣)，平房則要靠蜂窩煤生爐子，所以冬天的四合院有一點點冷，但也能使你清醒地看見它的過去，過去的北京人在圍牆裏生活的情景。你可以坐在天井裏曬太陽，想一些有關或無關的心事。
很幸運我剛來北京時，在東城的某座四合院裏借住過半年。可隨著北京城區的改建，四合院快拆得差不多了，隻怕未來的文人懷舊時想住四合院，要比住五星級飯店難得多。聯想至此，我加倍覺得自己幸運。甚至想對四合院哼一首流行歌曲：讓我再看你一眼……
北京確有星級飯店是模仿四合院建造的，即香山腳下的臥佛寺飯店。一律平房，帶天井，室內不鋪地毯，不設席夢思，代之以板床、藤椅，明清風格的木質家具。仿古的建築，刻意嗬護客人做一個傳統的夢。我曾在那裏開過一星期的會，卻找不到住具正的四合院的感覺。看來這就是文物與贗品的區別。真正的四合院並不是一種形式，它更具有古老的內容。這隻不起眼的盒子裏裝的東西可太多了。
【大宅門是四合院的極品】
老北京灰蒙蒙的胡同地帶，真可以說是魚龍混雜,既有駱駝祥子一類販夫走卒居住的破舊院落，也不乏公子王孫、達官貴人的豪宅。一路走過該怎麼區別呢?
主要是看它的門樓。因為刻意保護住戶隱私的四合院是封閉性的，一旦大門緊鎖則滴水不漏。即使宅門是虛掩或敞開的，你也很難認得廬山真麵目,通常還有影壁作為第二道防線遮擋住外人的視線。
四合院的門樓，類別繁多，名稱各異，譬如“清水脊”、“道士帽”、“花牆子門”、“洋門”什麼的。但門的建築形式分為牆垣門和屋宇門兩種，牆垣式大門較單薄。無疑屬於貧民的；屋宇門的空間更富於立體感(相當於蓋一間房的麵積)，還有聊楹、門簪、門墩、石階等具有裝飾意味的附件。真正的大戶人家的宅門，肯定屬於後者。
如果你發現哪座四合院的門前還設有上馬石什麼的，它原先的主人肯定是當官的。不僅僅自用，還可以方便前來做客的同僚。武官在此上馬，文官在此坐轎。隻可惜現在，也一律門可羅雀了。
大宅門的門墩兒，又叫門枕或門鼓，分別是長方形的鼓形的，一般都是石製的(也有少數木製的)，雕有形形色色的圖案、花紋。偶爾能見到雕有石獅的門枕，說明這是昔日的王府。沒有爵位的人家哪怕再有錢，也不敢請石獅守門的，那叫“越製”，會受到懲罰的，輕則抄家，重則殺頭。
所以，即使過其門而不入，僅僅從宅門的規模與氣勢，也大致能判斷出主人的家底與身份。當然，我指的是它的老主人。我談論的是它的往事。
還需要強調一點：現在人們常隨口說的“大宅門”(有一部紅火的電視連續劇就叫《大宅門》)，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大戶人家的宅門”。“宅門”還有特定的意義，指具有垂花門等的多進院的住宅(即複合式的高級四合院)，與隻有東西南北房的一般的四合院相區別。
大宅門，至少可分為前、後院,甚至更多的院落，豪華點的還有後花園呢。住在宅門裏的，自然是人丁興旺的大家庭了。有的還“四世同堂”呢。
什麼叫垂花門，為什麼構成宅門的標誌?垂花門由柱端雕有蓮蕾狀垂珠的垂蓮柱出挑屋簷組成，像一座典雅的亭榭，隻不過安裝有開閉的屏門。它之所以是宅門的核心，因為劃分著內宅與外宅,普通的賓客是不允許穿過垂花門進入後院的(那屬於主人家庭的私密空間)，大多隻能在作為外宅的第一進院裏逗留。用現代房地產的概念來說，客廳歸客廳，主臥室歸主臥室，井然有序，涇渭分明。
聽行家賡昭詳細解釋過：“俗話說的大家閨秀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二門，就是指的宅門中的垂花門。垂花門用垂蓮柱加深出簷不占地麵很符合二門的功能需要。婦女們在此寒暄、行禮、殷殷話別需要一定的空間，如果兩根簷柱落了地，那門前活動地麵就要受到很大的局限，用不落地的垂蓮柱，地麵就寬敞多了，上麵有遮陽擋雨的屋頂，再加上華美的垂花門的襯托，環境、氣氛均極恰當……”可見，沒有垂花門，就稱不上是大宅門。它是大宅門詩意最濃的部分，堪稱是其靈魂。
外地人來北京旅遊，別忘了到古樸的胡同裏轉轉。但應該了解，什麼是普通的四合院，什麼才是真正的宅門。假如你有幸走進了一座結構繁複的大宅門，一定要找一找它的垂花門立在哪裏，並且慢慢品味那絕妙的造型。哦，簡直像一個尚未完全醒來的華麗的舊夢似的!
想把老北京的風味給琢磨透了，是要有技巧的：不僅需掌握一定的曆史知識，還應對中國古代的建築藝術充滿興趣。最好是有備而來，但也不妨邊參觀邊補課。
大宅門可比一般的四合院講究多了。除了垂花門之外，四隅還有抄手廊曲折相連，雨雪天氣也不影響主客通行。有的增加了好幾組向縱深發展的跨院，最後麵甚至蓋有兩層的後罩樓。加上魚池，假山什麼的，真是重巒疊幛，別有洞天。
“天棚魚缸石榴樹”，是四合院一景。可最有權勢的大宅門，瞧不上石榴樹了，種的是海棠樹。也摒奪了小家子氣的金魚缸，而就地挖掘了仿真的池塘。貴族的作派，是市井人家沒法比的。大宅門啊大宅門，胸有城府，深不可測。因而藏龍臥虎。進進出出的皆非等閑之輩。在花開花謝的舞台上，演繹過數不精的繁華富貴、悲歡離合。也可以算作豪門恩怨吧。
老舍的《四世同堂》，應該發生在大宅門裏。曹雪芹的《紅樓夢》，同樣是大宅門的故事.。榮、寧兩府，都是有資格安裝石獅門礅兒的大宅門。
虎坊橋附近，紀曉嵐的閱微草堂(今晉陽飯莊)，屬於文化意義上的大宅門——書香門第，這位頗受乾隆皇帝器重的清代大學士、禮部尚書在此寫了著名的《閱微草堂筆紀》。恭王府、攝政王府什麼的，都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宅門。至於皇帝住的紫禁城，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呢，堪稱大宅門中的大宅門了。
隻不過，歲月無情，人事變幻，所有的大宅門，都已經飽經滄桑了。溫故而知新。要想了解這座城市的變化，要想重溫老北京的生活，又怎麼可能繞過胡同深處那一座座殘存的大宅門呢?
胡同與牌樓
胡同是元朝的產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據說這蒙古語的意思是指水井。莫非那時候每條胡同都挖有一眼水井(作為微型水庫)，供居住的軍民飲用?
想一想也可以理解，來自沙漠與草原的遊牧民族，是很重視水源的；雖然他們尚不很適應人煙稠密的都市生活，門前若有水井相伴，也一樣可以“飲馬北京城”。況且那是一個沒有自來水的年代，水井就是命根子啊。你去那些最古老的胡同走走，仍然能發現幾口已枯竭的井眼，有的井欄上有繩索長年累月磨損的痕跡——在歲月麵前，石頭也是挺脆弱的，有些上麵索性蓋一個蓋子，估計是提防孩子失足失藩。看著這些廢棄不用的枯井，你會覺得是對胡同的名稱最好的注釋與追悼。當年水井可是深宅的居民們抬頭不見低頭見、摩肩接踵的社交場所，在井邊與左鄰右舍談天說地、噓寒問暖，恰恰可以彌補四合院的封閉性所帶來的不足——既保護了每個家庭的隱秘空間，又為鄰裏之間提供了交流的機會。胡同與四合院的完美組合，體現出元大都統治者在城市建設與管理方麵的聰明之處。胡同橫平豎直，四合院錯落有致，怎麼看都像是軍事化管理的結果。無胡同的分割與疏通，北京城便成了一座由遊牧民族安營紮寨的大軍營。難怪汪曾祺要讚歎：“北京城像一塊大豆腐，四方四正。城裏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東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識極強。“方位感強恐怕也是蒙古人的遺傳，他們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上遊牧時，一般都要根據日出日落來辨認方向，才不至於迷路。我甚至於有個浪漫的猜測(考古學家們不一定注意)：四合院之所以有開闊的天井，沒準是為了方便蒙古人養馬的，馬匹是他們個人的交通工具——相當於今天的自行車；他們即使移居都市，也習慣了以坐騎代步，否則為什麼要把胡同修得那麼直呢?天井是馬圈，胡同是跑道，人馬同居，是一種牧歌般散漫的生活方式。
水井既要飲馬，又要養人，難怪蒙古人對此感恩不盡，甚至把日常居住的街巷命名為胡同呢。宋朝時曾如此形容詞人柳永在民間的影響：“有井水處皆有柳詞。”婦女們在井邊淘米洗衣、梳妝打扮，都會情不自禁地哼唱柳三變的慢詞。蒙古人取而代也、奪得江山之後，又是什麼情景?應該是“有井水處皆有元曲”吧。關漢卿、王實甫成了當紅的明星。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並使元大都戲曲界鼎盛一時——元大都儼然已是舉世矚目的文化中心。一曲傳出，便在帝國的疆土上眾口相傳、不脛而走。
今北京西四南大街丁字路口西南側，有一條磚塔胡同。磚塔胡同的名稱，元朝時就流行了。這確實是一條700多歲的胡同。得名來自於胡同東口有一座七級密簷式青灰色八角形磚塔。山門石額上至今仍可辨認出“元萬鬆老人塔”六字。古塔曾目睹過這條胡同的黃金時代：元大都城是北方雜劇的中心，而它是戲曲活動的中心地區(即史書上所稱“勾闌”、“瓦舍”地帶)，堪稱“中心中的中心”了。豪華點的勾闌設有戲台、戲房(後台)、腰棚(看台)和神樓，可容納幾千人，熱鬧程度不亞於當今有港台歌星“走穴”的萬人體育館。即使簡陋點的，估計也不比如今街頭巷尾的卡拉OK歌舞廳遜色。元朝人愛看雜劇，正如後來清朝的八旗子弟愛看京戲，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也能看熱鬧。勾闌瓦舍地帶，台上鳴鑼敲鼓，表演著人間的喜怒哀樂，夠煽情的，使台下的觀眾流連忘返——據說曲終人不散，會有濃妝豔抹的歌舞伎依著闌幹向台下拋繡球、拋媚眼，願者上鉤。不知關漢卿是否曾在磚塔胡同登台亮相，但磚塔胡同肯定上演過他創作的戲曲，《竇娥冤》啊什麼的。我曾專程去胡同裏走了個來回，很納悶：這窄窄的一條胡同，當年如何裝得下那麼多的作家、演員、琴師、樂手以及身份各異的觀眾的——帝王將相與布衣草民，是否會在這羊腸小道上撞個滿懷?隻是我忘了查找胡同深處，是否有一眼曾經含情脈脈的水井了。磚塔胡同，在元朝時相當於京城的演藝圈吧，不知那時是否有“穴頭”，經紀人、媒體記者，或類似的人物?直到清朝，這裏還是曲家樂戶的聚居之地，“閭閻撲地，歌吹沸天。金張少年，聯騎結駟，揮金如土，殆不下汴京之瓦子勾闌也。”(引自清人震鈞《天咫偶聞》)隻不過這已是它黃金時代的回光返照了。門庭改換，元曲也被京劇所代替。
磚塔胡同61號(現為84號)，是魯迅故居之一。他搬出八道灣後，即改住磚塔胡同，並且在低矮的北房裏寫下《祝福》、《在酒樓上》、《肥皂》等小說，還寫了本《中國小說史略》。磚塔胡同，會記得他的祝福的。魯迅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肯定比關漢卿要厚重——雖然他們一今一古。他是不會為太平盛世錦上添花的，他在胡同深處的那尊青磚古塔上，打磨他的投槍、他的匕首以及他的呐喊。塔既是磨刀石，又是大師的證人。魯迅是藏身陋巷、臥薪嚐膽的文字刺客。
由於磚塔胡同的曆史積澱與文化含量，我個人想把它命名為北京城裏的1號胡同。因為像這樣自元代保持名稱至今的古老胡同，已屈指可數了。胡同胡同，如果依然叫著元朝時的舊名(或曰乳名)，仿佛才是最正宗、最有資曆的。許多很有典故的胡同名字，大都是明清時給起的。譬如王府井大街北段西側的東廠胡同，因明朝永樂十八年在此設東廠署而得名，東廠堪稱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皇家特務機構，而且由太監直接指揮，設詔獄、興廠刑，腥風血雨——這胡同名稱因有東廠二字，令今人讀之仍有毛骨悚然之感，恨不得繞道而行，想來那孽債太重、陰魂不散。又如東單迤北路東的“外交部街”，曾叫石大人胡同，500多年前這裏有明代天順年間忠國公石亨大將軍的府宅。“石大人”曾率領禁衛軍殺入皇城，擁戴英宗發動了“南宮複辟”(又叫“奪門之變”)，廢掉景帝，這場宮廷政變使石亨一舉成名、權傾朝野。皇常賞賜的這套豪宅比一般的親王府還要奢侈。可惜若幹年後又被皇家收回——石亨因有“謀反”跡像被沙家並死於牢獄。“石大人”成了“小人”，石大人胡同的名稱卻一直這麼叫下來了。清末又在石亨舊第新建外交部的迎賓館(相當於接待外國使節的國賓館)。袁世凱登上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寶座，在此辦公。1912年8月24日孫中山來北京，即下榻於迎賓樓——這也算是袁世凱表麵上做出的歡迎姿態……
東皇城根北街有一條弓弦胡同，本沒什麼名氣，但這裏麵有個半畝園卻吸引著文人雅士——這是清初中丞賈漢複請李漁設計、修築的私家園林。李笠翁自然是大手筆了。半畝園因李漁而出名，弓弦胡同又因半畝園而出名——說到底，北京城裏的許多胡同，皆是因人而出名的，不管這人是胡同的主人呢?還是客人。人與事，才是胡同潛在的主題。
跟磚塔胡同一樣，鐵獅子胡同(現名張自忠路)也是北京胡同中的元老。因有一對鐵獅子而得名——而這鐵獅子是元代成宗年間鑄造的。明末，它們成了崇禎寵妃田貴妃之父田畹府第門前的鎮宅之物，目睹過田畹愛妾陳圓圓的長袖善舞、迎來送往。這追求陳圓圓，吳三桂曾在鐵獅子的眼前屢屢進出。李自成的大將軍劉宗敏又占據田府，拘禁了陳圓圓……這一切把眼花繚亂的鐵獅子都搞迷糊了，弄不懂這些猛男美女在走馬燈般地表演什麼。可以說鐵獅子那鈴鐺般的眼球裏，裝進了一整部明朝滅亡的故事。這還僅僅是開始。很多年後，一個叫馮玉祥的將軍發動政變，把此宅作為政敵曹錕的牢房。1924年馮玉祥以國民軍總司令身份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大計，這裏又辟作孫中山的行館。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此逝世，並簽字留下“總理遺囑”、“致蘇聯遺書”、“家事遺囑”等三份遺囑。鐵獅子胡同東口還有雍正第五子和親王府，民國後先後成為北洋政府海軍部及段祺瑞“臨時執政府”——門前發生過“三?一八”大慘案。日軍侵占北平期間，這裏是其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沿著鐵獅子胡同漫步，能看見牆上釘著的一係列“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還有清代和敬公主府等)，仿佛穿梭於時空隧道。這短短的一截胡同，包容著何其漫長且富於變幻的曆史。有關胡同的例子，就像胡同裏發生過的人與事一樣，舉不勝舉。北京城是座露天的大博物館，胡同是其最公開、最生活化的展覽品。
鐵獅子胡同屬於比較寬闊的胡同了，也有極“袖珍”的胡同，譬如耳朵眼胡同，這名稱是很形象的。還有錢市胡同，最窄的地段隻有0.4米，最寬處也不過0.8米，據說明清時是極繁華的金融市場——真讓人難以相信，銀行會開在這裏麵。至少今天，運鈔車是開不進去的。
二十世紀(尤其是解放後)，胡同紛紛改名換姓，能保持原有名稱的胡同越來越少了。譬如將新街口附近豬八寶胡同改為珠八寶胡同，將大啞巴胡同改為大雅寶胡同，王寡婦胡同改為王廣福胡同，羊尾巴胡同改為小羊宜賓胡同……難道真的非改不可嗎?這無異於讓老頭老太套上不合身的花衣花褲。改了之後，也許字音字義上好聽一些，但也破壞了原有的俗俚風采。大俗才是大雅呢。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希望能像古人那樣脆蹦蹦地叫著胡同的名字。我還是偏愛土裏土氣的胡同，原汁原味的胡同。
最能體現老北京風格的除了胡同、四合院之外，就是街頭巷尾無處不在的牌樓。如今消失得最徹底的也是老北京街道上的牌樓了。東單、西單、東四、西四，皆是著名的鬧市，我們卻不知如何理解這地名的含義。當年可不是這麼稱呼的，它們的詳稱應該叫東單牌樓和東四牌樓，西單牌樓和西四牌樓——可見是因為此地有牌樓而得名的。後來，牌樓作為建築物被拆除了，地名中的“牌樓”二字也就省略了。念起東四、西四等，也就不知所雲。不知它是用來形容牌樓的數量或順序。念起來方便了，理解起來卻困難了。同樣被拆除的還有許多曾深深烙印在老北京市民記憶中的華美的牌樓，譬如正陽門大街五牌樓，堪稱是北京麵孔上頗威風的胡須。還有東長安街牌樓、西長安街牌樓。相當於雙耳或鬢角……至於東單牌樓和西童牌樓，無疑屬於眉毛的位置。仿佛一夜之間，北京的臉被刮幹淨了，變得年輕了，但也失去了那種滄桑的味道。朝陽門外神路街南麵，孤零零地屹立著一座帶圓穹的石頭牌樓(上麵鐫刻有文字)，屬於碩果僅存的一類；跟兩側的豪華商廈並排站在一起，如同穿在生鏽鎧甲的武士，不言自威地陪襯著錦衣華服的紳士淑女——這種鮮明的對比是多麼有意義啊。我每次騎自行車從牌樓的穹門內穿過，都恨不得下“馬”深深一拜——激動的心情，不亞於目睹於雅典的那座古希臘神廟遺跡。這一座臨街的牌樓無論如何要保留，後人中會有更多如我這樣的懷古者，麵對它那被風雨摧殘的遺容脫帽致敬。向它致敬，就等於向歲月致敬。保留這一顆散發著滄桑之美的美人痣吧。
牌樓即牌坊，是中國古代建築中極有代表性的一種典型。在組合的建築群落中，它雖屬於起點綴作用的裝飾品，但也相當於“門麵”；書要封麵人要臉，牌樓就是街道或建築群的身份證。我們自己不珍惜牌樓，但在外國人眼中，它是中國建築景觀的文化符號，清末訪問過北京的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在其《變化中的中國人》一書中寫道：“隻要有石頭的地方，沿途你就會看到一些橫跨主路的紀念性拱門。這些建築就是經過官方許可後建立的名聞遐邇的‘牌樓’。人們以此紀念某種行為或某人高尚的一生。但隻有那些取得重大成就的文人學士死後才能受此殊榮，那些榮立戰功的兵士死後卻享受不到這樣的禮遇。牌樓中門兩側各有一個或兩個與中門樣式十分接近的小門。所有的門都十分精美。由於結構牢固的牌樓可以聳立幾個世紀，還由於建立這樣的紀念物是那些博愛的中國人的幾種原始的資金消費方式之一，因此，牌樓越積越多……”可見牌樓相當於西方的紀念碑，隻不過帶有更濃鬱的民間色彩。
北京的牌坊成百上千，隻有一座是為一個外國人立的。僅此一座，已構成國恥了；它簡直是大清帝國的恥辱柱。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曾參與鎮壓義和團而雙手沾滿鮮血的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趾高氣揚地於4月20日路過東單牌樓，因言行專橫觸犯了眾怒，被當地軍民打死。德國以此為借口向清廷施壓，先是要求高額賠償(以及許多苛刻的條件)，後來據傳還是靠與洋人有交情的名妓賽金花從中斡旋——她跟克林德遺孀說我們中國人一般是為死去的大人物立牌坊的，這是死者所能享受的最高待遇了。德國最終提出在克林德被打死處立一石牌。清廷隻得滿足其無理要求，在東單總布胡同西口修築了屈辱的牌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而中國屬於戰勝國的陣營，才挽回了點麵子，並將這塊顛倒黑白的紀念碑改名為“公理戰勝”坊。1919年將石牌坊從東單鬧市區移至中央公園(現為中山公園)。解放後又將此坊再次改名，叫“保衛和平”坊——由郭沫若題字。這座三間四柱三樓的廡殿式牌坊，全部以漢白玉石為材料，銘記著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恥辱與自尊。
與之相比，西四牌樓則是古老得多的牌樓。這個如今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在明代卻是處決死囚的刑場。明末楊士聰《甲申核真略》一書提及：“西四牌樓者，乃曆朝行刑之地，所謂戮人於市者也。”據說當時還立有一根極高的木柱，用來掛起被砍下的人頭示眾。高聳的牌樓，還見證過太多的冤假錯案——如果你從西四牌樓被處死刑的一串黑名單裏，發現了於謙、袁崇煥等民族英雄的名字，請不要吃驚。嶽飛的風波亭，可比西四牌樓早得多了。袁崇煥蒙冤受死，等於是明朝“自毀長城”——可在他被千刀萬剮時，聚集在西四牌樓的觀眾們卻不明爭相，爭相掏錢買其肉食之，以解心頭之恨。這個曆史的誤會可鬧得太大了。西四的牌樓已拆掉，誰能為過去那腥風血雨的歲月作證呢?誰又能以曆史的錯誤為我們的現實乃至未來敲一記警鍾呢?清代的刑場，由西四牌樓轉移至宣武門外的菜市口。說實話，我知道菜市口，還是因為譚嗣同等六君子在那裏就義的。
大大小小的牌樓拆得差不多了。北京城內幸存下來的牌樓，主要是壇廟寺觀門前的——像地壇的牌樓，重新刷上了鮮豔的油漆，反而顯得媚俗了。之所以盡拆街道上的牌樓，主要為了交通的緣故，馬路要拓寬，車流量要增加，不得不為之。這頂舊時代的帽子顯小了，戴不上了。但我總以為，應該把那些被拆的牌樓，轉移到一個更開闊、更安全的地方，重新組裝、恢複原樣，集中起來展覽，並一一標明原有的名稱、原先的地址，供大家參觀。一方麵可以憑吊其昔日的風采，一方麵可以揣摩其在曆史中占據的位置。應該開辦一所露天的牌樓館!這可都是些寶貝啊，照此下去，若幹年後連影子都找不到了——多可惜啊。若幹年後，孩子們將不知牌樓為何物了，更無從想象自己的祖輩，是在高聳的牌樓下行走並且生活的。老北京的牌樓喲，難道真的隻能在舊照片裏見得到?至少目前，它們甚至已從地名裏消失了。
塔影與人影
北海曾有太液池之美譽，湖心的瓊華島又叫萬歲山——當年元世祖最喜歡住在這裏(有點像金庸小說《射雕》裏盤踞桃花島的東邪黃藥師)。忽必烈汗的這座廣寒殿(相傳又是遼甘肅省太後的梳妝樓)，於明萬曆年間忽然倒塌了，瓊華島頓時顯得失重而又荒涼。好在清順治八年，一座白塔仿佛天外飛來般出現在山巔，填補了空白——並且構成風景中的風景。按照前寺後塔的建築原則，白塔的腳下自然還有一座依山勢蔓延的寺院，即永安寺。從此，湖光塔影，相映成趣。人們再也不可想像：假如北海沒有這座塔，會是什麼樣子?它仿佛已是不可取代的標誌了。
這種白塔其實是喇嘛塔，藏式秘宗佛教裏佛的化身或象征，其造型刻意模仿坐佛的輪廊：豐滿的肩膀、收緊的腰圍、盤屈的下身，塔刹(又叫塔脖子)上端的華蓋及塔頂，更是預示著一張無比權威的麵孔——這張臉正從神秘的雲端俯瞰著芸芸眾生。隔水相望，你看見的是一座線條流暢的塔呢，還是一尊盤腿打坐的佛——包括他的蓮花寶座?由可以鑒別出你自身的悟性與誠意。當然，風景也許比任何宗教更容易感化人心，哪怕你是個無神論者，也照樣會因湖光山色而變得溫柔。對於雲水一色的北海來說，白塔確實起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果，為之補充了無窮的活力。它更像是彼岸的燈塔，不僅使人間的苦渡感受到希望，而且錦上添花般地為風景照明，使美變得更美……尚勇先生曾如此詮釋：“北海白塔是宗教建築與園林景觀巧妙結合的典範，其作為園林名勝的點綴，審美價值遠勝於初建者寄予它的宗教意義。這也是它在失去了作為宗教建築存在的意義之後，仍然在人們的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之一。因而我們可以說，北海白塔是喇嘛塔用做風景塔的最成功的範例。”文革期間，宣揚破舊立新，許多宗教建築都受到了致命的衝擊(譬如法源寺、臥佛寺等等)，卻沒有哪位紅衛兵小將想過把永安寺的白塔連根拔掉——那無異於拔掉了老北京的門牙。我以為這該算作風景的勝利。野蠻可以摧毀美，但最終仍將為美所馴服。在北海一波三折的水麵上，白塔至今仍是最牢固、最有份量的鎮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