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過的單位，曾租借泡子河一帶某宅院辦公。這幢老房子格局較奇怪，四麵皆兩層小樓，中有天井。房間數量多，但各自的麵積小，頗封閉。作為互不幹擾的單人辦公室倒正合適。於是同事們紛紛搶占有利地形。雖然年久失修，但室內及走廊所鋪實木地板絕對是好材料，依舊棱角分明，隻不過踩起來咯吱響而已。後來聽街坊說，此處日偽期間曾為妓院，各間暗室裏皆擱有貼地的榻榻米。有女同胞頓時花容失色，上班時全敞開著門。我想她們的緊張是可以理解的：誰知道這老宅裏有沒有孽債，有沒有冤魂?說不定曾有鐵蹄下的歌女（或慰安婦)在此被逼迫而死呢。天井裏本有一口枯井的。我在井邊跟領導下過棋。從此盡量繞道而行。
後來，單位搬遷了，離開那幢宅院，那條胡同。大家全由衷地舒了一口長氣。
讀老照片，能對清末的妓女有更為直觀的印象。我發現，當時有兩類女性頗愛照相的，其一是宮廷女性 (以慈禧太後為代表)，其二是煙花女子。前者是因為與洋人接觸的機會多，難免忍不住好奇心，攝影留念。後者也同樣如此，隻不過場合不同罷了。外國使節或傳教士，在紫禁城與頤和園裏，跟慈禧太後之流打交道，是很累的，生怕破壞了禮儀。於是，業餘時間，就去泡八大胡同，放心大膽地見識神秘的東方女性。飲酒作樂之餘，難免技癢，順便掏出照相機來，摁一摁快門。在中國，民間的女子中，很難有誰能像妓女這麼大方，經得起陌生的藍眼睛的挑逗與注視。於是，這些來自大洋彼岸的“攝影愛好者”們，終於在胡同深處尋找到最稱心如意的模特兒。
賽金花各個時期的玉照，我見過許多幅。她堪稱是當時最“上鏡”的中國女性了，拍照時比慈禧太後要放鬆，況且也更年輕。挺會擺姿勢、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說明，你會以為畫中人是某大家閨秀。
更多的則是一些無名女郎，穿著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襖，在畫棟雕梁間搔首弄姿。客觀地說，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較樸素(有些尚未擺脫村姑的稚氣)，比同時期上海灘的摩登女郎要顯得土氣一些。她們雖然碰巧進入“洋鏡頭”了，但估計還沒使用過巴黎香水、倫敦口紅。
有一幅照片，我看了特別不舒服。那是兩位俄國大兵(肯定是八國聯軍的)，各自正摟著一個強作笑顏的妓女(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強作出來的)，圍坐在八仙桌邊，高舉酒杯合影。隻需看一眼，你就會明白，所謂的“鐵蹄”，指的是什麼。當時，連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顫栗，更何況八大胡同呢?這一回，他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照相機了，還有口徑更大的槍炮。想一想那一時期的中國，命運的悲慘，似乎並不比苟且偷生的妓女強到哪裏。需要同時麵對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簡直連招架之力都沒有。
舊中國，對於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強來說，就是可以自由進出、肆意妄為的八大胡同。他們到這塊古老而豐腴的土地上來，是為了尋芳的，為了探寶的，更是為了最大程度地蹂躪其自尊。他們並不是腰纏十萬貫來消費的，而是借助堅船利炮來掠奪的。
從上麵這張妓院的照片裏，我看到了一個時代的影子，一個無比屈辱因而無比漫長的瞬間。對其中的那兩位表情尷尬的女性，我很憐憫，有什麼辦法呢，身若飄篷的弱女子，隻能隨波逐流地忍受命運的擺布；她們承擔著的其實是雙重的恥辱(從肉體到靈魂)，因為她們不僅是飽受欺淩的妓女，同時又是毫無尊嚴的亡國奴。
我關心的是：在畫麵之內以及之外，中國的男人們，都到哪裏去了?為什麼拋棄了自己柔弱的姐妹?據了解，當時中國的天字第一號“男子漢”——皇帝本人，已一溜煙地逃出紫禁城，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難去了。唉，光緒真夠窩囊的，臨出逃前不僅無法搭救心愛的珍妃(被慈禧太後下令投進井裏)，更顧不上照料皇城的婦女們(包括社會底層的妓女)，眼睜睜地看著她們即將身陷水深火熱之中……
難怪有騷客借用古代國夫人的詩句(當時她所在的王國的軍隊，全部向入侵者繳械投降了)，來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盡無一人是男兒!”
這張八國聯軍逛窯子的照片，是侵略者親手拍攝的。他們以此紀念自己的雙重征服(或全方位的征服)?
日本電影《望鄉》，通過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經曆的滄桑，表現了一群“南洋姐”被祖國拋棄(甚至歸國後還受到歧視)的苦難生活。作為一個戰敗國，能以電影的方式對那一卑微的群體加以關注與追悼，恐怕需要一番“激烈的思想鬥爭”才能做出決定的。
而中國人，不大可能為八大胡同(尤其是作為聯軍侵華期間的)拍一部電影的。正如他們在心理上，把八大胡同排除在古跡保護的範圍之外。八大胡同，哪能算“文物”?哪能辟作旅遊景點?這不等於自己打自己嘴巴嗎?傳統的觀念是：家醜不可外揚，舊事(主要指負麵的)不必重提。
中國人，不大好意思(或沒有勇氣)直麵慘痛的曆史與慘淡的人生。
更談不上反思以及檢討了。
他們通常選擇回避或遺忘，來化解曾遭遇的尷尬與羞恥，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錯誤。
莫非正因為如此，中國人雖經曆了幾千年興盛衰亡的大循環，卻一向被公認為是“樂觀”的民族?
自19世紀初至20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屢屢受傷，很容易受傷。卻很少真正地“傷心”。因為他們掌握了遺忘的技巧。因為他們的想法很簡單：要活下去，就得朝前看。你說這是魯迅先生所批判的“國民劣根性”也罷，你說這是民族性格中堅韌的一麵也罷。
畢竟，而今的中國人，已徹底改變了“亡國奴”的身份，並且“洗腦”般地擺脫了恥辱的記憶。
可我想，痛定思痛，倒也不失為一種美德，或一種勇敢。
逛北京城，無意間碰見八大胡同遺址，其實大可不必繞道而行。
花木滿京華
北京的花木仿佛是有靈性的。每逢春暖花開，與其說是“冠蓋滿京華”，莫如說是花木滿京華——整座城市的街道、公園、建築物，都不約而同地鑲嵌著鮮豔的花邊，令人刮目相看。在這方麵，一點也不遜色於草長鶯飛的江南。甚至可以說，其花樹的品種要比南方的城鄉更繁密而集中——畢竟是悠悠的古都，皇帝在的時候，各地爭相進貢的項目也包括奇花異草。而養花遛鳥，更是老北京人的傳統。“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漫步花木叢中，我不知自己是在觀賞那些青春的容顏呢，還是在端詳這座古老的城市?花樹是北京的一麵時時擦拭的鏡子，花樹的興衰無形中也記載著城市的年輪。“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潭柘寺始建於西晉，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曆史，因寺後有“龍潭”山，上有柘樹而得名。它也是一處與植物最有緣分的古跡，假若深山中無柘樹，又何來其命名呢?所以，應該說先有柘樹，然後才有潭柘寺。每去潭柘寺拜佛之前，我總要先參見古風猶存的柘樹——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地哪有你，沒有你哪有千年後的我呢?我與柘樹的相遇，純粹算一種修行。在這座因受曆代皇帝青睞和推崇而享有皇家第一寺院之譽的佛教聖地，能找到著名的“帝王樹和配王樹”，皆皇氣逼人。另有植於方丈院內的兩株千年柏，據稱用手觸摸，一個冒涼氣，一個有熱氣——這也像是神話。潭柘寺還有兩株華北地區最大的紫玉蘭，皆有300年曆史而尤顯名貴，被喻為“二喬”(東吳大喬和小喬，一個嫁給了孫權，一個嫁給了周瑜)。“銅雀春深鎖二喬”，曹操未完成的夢想，在潭柘寺實現了。原來潭柘寺不隻有柘樹，不隻有古樹，還有名花。鄰近的戒台寺，常與潭柘寺合為一景。始建於隋開皇年間，至今也有1400年。內有1000多株古丁香，其中樹齡在200年以上的竟達20棵之多——據考證係乾隆皇帝來玩時命人自圓明園移植來的。如此古老的丁香，即使在故宮禦花園也僅有兩棵而已——戒台寺堪稱富翁了。這裏還以牡丹為驕傲，傳說是乾隆於1764年第二次來時專門賞賜的。除有紅、白、粉、黃諸色，還有罕見的黑牡丹。還能見到恭親王奕親手栽種的珍貴品種綠牡丹。姚黃魏紫，都是皇親國戚。
景山也有牡丹。景山栽培牡丹的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明宮史》也未忘對景山牡丹提及一筆）。真不知道崇禎皇帝為逃避李自成追捕，究竟是吊死在景山(時稱煤山)的槐樹上呢，還是算醉臥花叢?時至今天，位於市中心的景山公園，牡丹是越發繁榮了——已種植牡丹、芍藥20000餘株，約200多個品種，而且幾乎每年都要舉辦牡丹花展。純粹看牡丹的話，不勞遠途(戒台寺畢竟在城西30餘裏)，也有近路。天子腳下的國色天香。
想當年慈禧的時代，頤和園就開創了不用花盆栽牡丹的先例——千金博老佛爺一笑。排雲殿東側設國花台專門培植外地進貢的牡丹，有十層之高，鋪滿半個山坡。但頤和園真正的名花，尚屬玉蘭。頤和園與玉蘭結緣，可上溯至清漪園(頤和園前身)的始建年代。1750年,還是那個風流皇帝乾隆，率先將玉蘭引種於樂壽堂庭院內，譽之為“玉香海”。遺憾的是，乾隆時期的玉蘭，大多未躲過1860年和1900年兩次大劫難，在異族的鐵蹄下香消玉殞。碩果僅存的當屬樂壽堂後院的紫玉蘭(樹齡超過200年)，以及長廊起點邀月門口的白玉蘭，雖曆經磨難，卻癡心未改。頤和園辟為公園後，一直傾重玉蘭，密植廣種，恐怕也是為了再現太平盛世“玉香海”的景觀。玉瀾堂、南島及部分院落，均有玉蘭分布——遊園時最能體會到對玉蘭的厚愛。玉蘭又稱木蘭，本屬南方花木，在氣候寒冷的北方栽培成活實屬不易，可見煞費苦心。聽園丁解說：“頤和園玉蘭的種植配置體現了中國傳統的藝術追求，與中國傳統文化又密切相連，具有豐厚的文化內涵。頤和園的玉蘭多栽植於生活區的高堂大院內，常常和西府海棠、牡丹、桂花共同配置栽植，取自‘玉堂富貴’之諧音，暗寓帝後身份的高貴，大清江山的國富民殷，而樂壽堂東配殿的西匾額‘舒華布實’更明顯了，明指花木，實寓大清皇室的昌盛。”如聽天書。古人想得真夠多的，真夠細的——對簡單的花草，都寄托了如此深奧的寓意。頤和園的四時花木尚有迎春、連翹、桃杏、丁香、臘梅、二月蘭、梨花、芍藥、木槿、榆葉梅、紫薇、月桂等，再加上夏日水麵的荷花(專供觀賞的紅蓮)，可謂紛至遝來、絡繹不絕——花簡直比人類還要繁忙，也更富於競爭性。你方唱罷我登台——都是匆促的過客。但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也隻有它們，才是頤和園真正的主人——從古到今，從遠到近，抬頭不見低頭見。頤和園被譽為最具代表性的博物館式皇家園林，同時也算一座花草的博物館——與其相比，北京的其他公園，頂多隻能得單項獎，而無法成為全能冠軍。假如從亭台樓閣間剔除了花樹的影子，頤和園隻剩下空洞的萬壽山和蒼白的昆明湖，將何其寂寞，不可一日無此君。
中山公園(其前身是明清兩代的社稷壇)的鬱金香，則集三千寵愛在一身。幾乎每年4月份，都要舉行大型鬱金香花卉展覽，展出40餘個品種30餘萬株鬱金香，可得單項獎也。不知為什麼對這西洋之花情有獨鍾?與之相類似，玉淵潭則以櫻花而獨樹一幟，招徠著遠親近鄰。
天壇雖有二月蘭“香雪梅”，但其魅力並不在花而在樹。樹是天壇公園裏的偉丈夫，花隻能算作小女人了。百年以上的古樹就有3562株，其中許多都是有名字的，如“九龍柏”、“迎客柏”、“屈原問天柏”、“槐柏合抱”等。認是認不全的，數也是數不過來的。看見鬱鬱蒼蒼的古柏林(表情夠嚴肅的)，我不知該奔擁而去，還是繞道而行?在花木世界裏，它們堪稱嚴厲的父親。天壇是一座父權的公園。
“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要想拜訪這位自然界著名的隱士，最好去紫竹院。紫竹院公園是解放後新建的一處以竹取勝、以竹造景的自然式山水園林，因園內有明清時期廟宇“福蔭紫竹院”而得名。作為華東地區最大的竹園，竹是其當之無愧的戶主：現有80餘個品種，約100萬株。“中華民族創造了竹文化，而且形成了竹文化的精神，其概括起來就是：自強不息、堅貞氣節、剛直品性、厚德載物以及剛、柔、忠、義之高尚品德……”這是我參加紫竹院每年一屆的竹文化節，抄在筆記簿上的。開個玩笑:紫竹院堪稱北京公園裏的文化部長。或者說，這是一座文化程度最高的公園。鄭板橋若路過這裏，會認同為精神故鄉的。不知為什麼，逛紫竹院，我會想起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還會想起詩書畫，想起笛與簫。
若想學神農嚐百草，最好去西山臥佛寺的北京植物園，這裏共引種栽培植物62萬餘株、6000餘種(含品種)。僅觀賞植物區就由牡丹園、芍藥園、月季園、碧桃園、丁香園、海棠園、木蘭園、竹園、海棠荀子園、宿根花卉園和梅園等11個專類園組成。參觀這大百科全書般的植物園，你會覺得自己逐漸變得學者化了。富於戲劇性的是：園內有曹雪芹紀念館，藝術地再現了大文豪晚年的生活環境——而這位文豪恰恰是以描繪了一座大觀園而出名的。瀟湘館、怡紅院、絳芸軒、蘅蕪苑、水月庵、柳葉渚、凸碧堂、凹晶館、稻香村……讀書人會對《紅樓夢》裏的園林建築記憶猶新。而北京植物園，堪稱花木的大觀園，是真正的花花世界。在植物園中迷路，也是幸福的——像是在大觀園裏夢遊。
北京的花木，我是看不夠的; 北京的花木，靠我一個人也是說不完的。被我忽略的還有很多。我無法不忽略——視力有限，腳力有限，心力有限。而美是無限的。花是開會迷——花的會議是沒完沒了的。走馬燈一樣的花期與花會喲。隨處可見的花園——做個看客似乎比做園丁還要辛苦。
朱自清本無心於花草，初來北京時，住在花事很盛的清華園裏，接連過了三個春，卻從未想到去看一回。隻在第二年秋天，曾經和孫三先生在園裏看過幾次菊花(“清華園之菊”是著名的)，後來卻傳染了花的嗜好：“有了些餘閑，在花開前，先向人問了些花的名字。一個好朋友是從知道姓名起的，我想看花也正是如此。我們一天三四趟地到那些花下去徘徊。”這是他個人的經驗。有一次還特地冒了大風到中山公園看海棠。朋友Y勸阻——他是前一天去的，去時地上已有落花了，這一日一夜的風，準完了。”他說北平看花，是要趕著看的：“春光太短了，又晴的日子多；今年算是有陰的日子了，但狂風還是逃不了的。我說北平看花，比別處有意思，也正在此。”幾十年之後，北京城裏，我們仍然在趕著看花——仍然很有意思。在看花的間隙，我甚至還趕著寫了這篇文章。是花開得較以前慢了，還是我的動作更快了?
看花不如養花。本世紀的北京文人中，老舍是最愛花的：“我愛花，所以也愛養花。我可還沒成為養花專家，因為沒有工夫去作研究與試驗。我隻把養花當作生活中的一種樂趣，花開得大小好壞都不計較，隻要開花，我就高興。北京的氣候，對養花來說，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風，夏天不是幹旱就是大雨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會鬧霜凍。在這種氣候裏，想把南方的好花養活，我還沒有那麼大的本事。因此，我隻養些好種易活、自己會奮鬥的花草，不過，盡管花草自己會奮鬥，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滅，它們多數還是會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們，像好朋友似的關切它們。”養花像交朋友，看花也相當於會朋友。與老舍的時代相比，北京的花木，越來越豐富了，而且越長越漂亮了。不知是因為北京的氣候好轉了，還是花本身的生命力增強了?
風與沙塵暴
北京的風仿佛也具備某種神性——這是我來到北京最大的體會。空氣流動形成了風——風本是大自然的特征，但在北京可不一樣，北京畢竟是一座有三千年建城史的古都，又作為當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從它頭頂與雙肩掠過的風也沾染了俯瞰群雄的王者之氣，或者說，飽受人間煙火熏陶，帶有某種難以言傳的曆史感與文化味。
風是無形的，但護城河裏的波光閃爍使它披掛上榮耀的鱗甲，禦花園的宮牆柳、廣場與城樓的旗幟每時每刻都在臨摹它高貴的體態——構成最具代表性並受到萬眾矚目的風景。風使國旗獵獵飄揚，吹拂泱泱大國的麵龐——這自《詩經》年代就存在的古老的風，悠悠的國風，是金木水火土的造化，又是唐宋元明清的化身。它仿佛從鬥轉星移的曆史課本、從龍飛風舞的民族傳記的上遊順流而下，席卷眾多的朝代與逐鹿英雄的呐喊，挾雨帶電，披荊斬棘，遠道而來，最終幸運地逗留在我們的頭頂，代表大自然擔任我們這些城市居民四季的保護神。北京賦予了風以特殊的性格。風又仿佛是從北京出發，呈幅射狀，與時光同步，無撫慰九州——撫慰外省的各大行政區劃，撫慰三山五嶽、五湖四海，撫慰星羅棋布的城鎮鄉村乃至十餘億國人。它借助政策、新聞媒介、電波、郵路、航空網絡、鐵路線乃至高速公路(或國道)，傳遞消息(政治氣候、國際關係、經濟動態、新聞連播或天氣預報)——這超自然的風，國風悠悠喲!北京時間，就是中國的時間概念——它報時的鍾點就是祖國心髒的跳動與脈搏。我寫這篇文章時是在深夜，我聆聽著收音機裏吹出的晚風：“……剛才最後一響，是北京時間零點整。”新的一天又開始了。我的文章剛剛開頭。
北京的風也有平民化的一麵。如果你願意到四合院密布的老居民區走走，在窄窄的常常隻容兩人並肩行走的胡同(大多有個古怪的名稱)，緊貼泥土地麵、鼓舞著落葉與廢紙嗖嗖穿梭的風會迎麵撞上你，你會聞見類似於掉漆的木製家具、翻曬的棉花被褥、鞭炮屑與新磨的玉米麵窩窩頭的老北京生活的氣息。風在迷魂陣般的胡同地帶從不迷路，它似乎閉著眼睛趕路也能摸到家門——輕車熟路。這是一股古風，京腔京味地哼著小調的風。一旦坐在誰家的四合院裏(頭頂常常有棗樹蔭、槐樹花或主人搭設的葡萄架)，穿堂風會繞過苔痕斑駁的老式影壁來找你，早早地跟你這位陌生人套個近乎、打個招呼。有一群馴養的鴿子啪啪地撲扇著風聲掠過四合院上空，拉著長得沒完沒了的呼哨——你抬頭仰望，直射的陽光炫目，鴿哨與風聲還縈繞在耳畔，可那群古典主義的市井飛行物已了無蹤影，仿佛趁你一走神——就融化在藍得沒法再藍的天空裏了。你不禁胡亂猜測：當年周作人在八道灣的苦茶庵品茗時，是否也做過類似的夢境——今天的你，不過在延續那種樸素且閑適的滋味罷了。英國詩人雪萊曾吟詠過：“不羈的西風喲，你秋神之呼吸……”北京的風則是一座古老城市所做的深呼吸，它並不為傾述什麼，卻無意識地表達了某種凜冽到骨子裏的美感與歲月的惆悵。
北京的風是有特色的。所以風箏愛好者們有福了。尤其春秋兩季，工人體育場以及在原先城門位置(如東直門)建造的二環路立交橋上，都有放風箏的人；甚至在堪稱祖國殿堂的天安門廣場上，也飛揚起許多紙剪的蝴蝶、蜻蜓、鷹或金魚。放風箏本適宜於天高氣爽的鄉野，這簡直帶有抒情色彩。有那麼多成年人(而不是兒童)，也陶醉於這與風合作的遊戲，可見北京的風非同凡響。目睹他們奔跑著扯線的身影，我覺得這是在天地之間垂釣的姿態——用紙箏與長纓去垂釣風嗎?這是徒勞的還是有效的?這畢竟是一種愛的方式，與風相親近如魚得水的方式。我走遍全國各地，覺得北京是熱愛放風箏的人最多的一座城市——關鍵在於這不僅僅是娛樂，而是熱愛。這種對生活的熱愛是從明清遺傳下來的吧。養花、遛鳥、聽戲與放風箏，是北京風俗中生命力最強的傳統。
林語堂寫過一部《輝煌的北京》：“城市的自然特征主要取決於它的地理位置和氣候，還有起著色作用的太陽光，起反射作用的天空以及我們周圍的大氣層。北京的氣候似乎打定了主意要一成不變，通常它總是陽光明媚……對北京的第一印象是它的天候，天藍得讓人無法置信……”他又強調，“任何的氣候都在人們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有人說希臘的生活觀念，甚至希臘散文的清新風格都是遼遠開闊的愛琴海和地中海上明媚可人的陽光的反映。”那麼北京的風有什麼影響呢?我覺得，它使這座城市顯得大氣，也使市民們的性格顯得粗獷與剛烈。“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風歌》洋溢著王者之氣，它也能出自劉邦這樣的英雄之口。北京古老的風氣同樣帶著神曲的意味。西漢的司馬遷有如下評價：“燕趙自古多悲歌慷慨之士。”譬如戰國末期借進獻燕國地圖為名刺秦的俠客荊軻，曾經引吭高歌：“風簫簫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英雄末路唱大風——在我的聽覺中，它一點不比漢高祖的《大風歌》遜色。悠悠的古風喲，吹拂著秦磚漢瓦、唐詩宋詞，吹拂著將軍的大旗也吹拂著美人的舞袖，吹拂著荊軻也吹拂著兩千年後的我們……
從地理上看，北京鄰近內蒙古大草原，西風東漸，赫赫有名的西伯利亞寒流常經過它而南下，它也首先經曆風雪的洗禮與寒流的考驗，所以古時即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誇張形容。北京冬天的風自然是嚴峻的，但令人終生難忘的還是它春秋兩季的沙塵暴——飛沙走石、征塵漠漠，是一般城市的居民怎麼也想象不出來的。林語堂回憶本世紀上半葉的北平：“人們至少要每年一次做好準備，對付來自蒙古沙漠的大風沙，它不在五月便會在十月到來。屆時天空陰暗，太陽看起來泛著黃色。塵土很像一層厚厚的雲。它鑽進人們的耳朵和鼻孔裏，弄得滿嘴沙礫。漂亮的女人坐在黃包車中，用美麗的絲巾蒙著臉，絲巾隨風飄動著。家中的每件物品也都被蒙上一層細塵土。不管門窗關得多緊，塵土都會鑽入縫隙。大風沙要持續一兩天，然後太陽才會重新露麵……”他描述的大風沙像個暴君。半個世紀後，這種情況已有所好轉。但我在北京這些年，還是體驗過幾次林語堂筆下(我不再懷疑它是虛構)的沙塵暴。有時正在街上騎車，大風迎麵襲來，我需用雙倍的力氣踩腳踏，才能使自行車勉勉強強極緩慢地前進；若是步行，肯定進一步退半步——此時此刻，北京的風就像個大力士，在和你賭氣，和你較勁。再看看頂風行走的路人，都因被吹得喘不過氣，而背過身倒退著……風沙漫漫，天空為之變色。躲進街邊雜貨店避風，抽一根煙的工夫再出來，停靠的自行車座上已蒙了厚厚一層塵土。北京的大風不僅力度驚人，而且會吹各種各樣的口哨，你即使躲在高樓裏也沒有安全感，而且樓層越高，聽得越逼真。它在林立的高層建築之間扭曲著，變換著角度也變換著腔調，發出無法破譯的奇怪的聲音，巨人的聲音。你會覺得北京的天空很高，風的上麵還有風，層出不窮，風起雲湧——可用作電影裏博大的曆史畫麵與風雲變幻的大時代的背景。北京的大風，仿佛特意為了鍛煉、考驗人類，而不斷加重著語氣。
也有熱愛這種大風的詩人——譬如我的學兄王家新：“在北京的生活給我帶來了某種精神的東西，而這主要取決於中國北方那種嚴峻的生存環境，開闊的天空，秋天橫貫而過的大氣流，在霜寒中變得異常美麗的紅葉，以及更嚴酷但也更能給我們的靈魂帶來莫名喜悅的冬天。我想這比北京的政治文化生活要更深刻地影響到一個人。”他簡直是大風的知音，他多次讚美美國詩人勃萊的名句——“清貧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並聯係到自身的創作中，“當中國北京的大自然景觀和它的政治、文化、曆史相互作用於我們，在我的寫作中就開始了一種雪，或者說‘北京’與‘北方’作為一種主題在我的詩中出現了。我想這是必然要到來的東西——在一種內心的呼應下，這北方的風暴在飛雪中轟鳴的公共汽車，以及北京上空那時而從陰鬱中發藍，時而異常高遠的天空，必須成為內心生活的標誌，這即是我蒙受的神恩：我的詩中開始了一種與整個北方相呼應的明亮……”
這就是北京的風的個性。但大多數情況下它是安詳的、平等的，甚至溫情脈脈的。或者從總體上來說，它是屬於浪漫主義者的，有一種抒情的天賦。它畢竟為我們的精神生活提供了某種力度——如果我們不至於因為功利而忽略它的審美效果的話。我考慮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我是個詩人，我在風起雲湧的北京城裏寫作——“清貧而聽著風聲也是好的。”或許我在這座偉大城市生存的最大意義，莫過於記錄它的心跳、感受它的呼吸，然後以雙手給它獻上一首平民化的《大風歌》。這就是一個行吟詩人的任務，同時也是這篇文章產生的原因。悠悠的國風喲。
取暖的方式
我在北京城裏漂泊了多年，終於分到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子，是1993年11月15日。根據市政府規定：每年的11月15日，全市樓房的暖氣設備開始供暖。我住的雖是老式的筒子樓，牆壁上照樣有一溜漆成銀灰色 (像飛機的顏色)的暖氣管。我站在空蕩蕩的房間裏(與我相伴的是前任房主遺棄的一小堆垃圾)，撫摸著逐漸增溫的暖氣管道(裏麵有沸水循環流動)百感交集:我在這座城市的個人生活終於進入一個溫暖而有保障感的階段。
每年的11月15日，都人為地劃分了自然季節。從這一天開始——在北京人心目中，就進入冬天了。人們需要考慮過冬的方式了。市民的居住環境被嚴格地分為兩種：住樓房的與住平房的。凡是樓房都有暖氣供應——不失為某種優越感。至於平房(包括舊式的四合院)，則需要提前儲存大量的蜂窩煤，以便生爐子取暖。所以對住平房的，單位會補貼一定的煤火費。凡是住入樓房的，從此便與蜂窩煤無緣，因為北京的樓房大多帶“雙氣”(煤氣和暖氣)，他們欣然地與一個灰蒙蒙的舊生活告別，並且憐恤地關注著搶購蜂窩煤的平房居民在濃烈的人間煙火中掙紮。
在搬入樓房之前，我有過租平房住的漫長經曆——每逢冬至則暴露出弊端——怎麼取暖過冬是很傷腦筋的問題。南方人一般是不太會生煤爐的——尤其是有許多高超技巧，譬如怎樣封火，以便上班回來後打開爐門，就能使爐火複燃。我試過幾次，可每次下班推開家門就感到寒氣森森——煤爐早已令人泄氣地熄火了。重新點火不僅費事，而且費時間——至少要兩小時後，室內的溫度才能轉暖。臨睡覺前仍然需要給爐子封火。這一切真是太難伺候了。我總是看見工人出身的房東手腳麻利地用濕煤餅封上火，然後甩上門頭也不回地上班去了。徒有羨魚情，卻無法退而結網。在北京的平房裏過冬，我這個外省來的讀書人，是很尷尬的。這是屬於冬天的尷尬。幸好單位的辦公樓裏有暖氣，我每天總在樓裏滯留到很晚，從不缺勤，以至領導跟我開玩笑：“辦公室在你眼中相當於賓館了吧。”這就是暖氣對我的吸引力。就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我想有個家——但這必須是個帶暖氣的房間，有暖氣才稱得上真正的家。
所以我搬進沙灘北街的筒子樓，那份進入了天堂般的喜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永遠記住了1993年11月15日，暖氣進入了我的生活，我也算終於擺脫了冬天的圍困及其尷尬——我可以滿麵春風地過冬了。我住的是文化部後院，有一座陳舊結實的鍋爐房，據說這一帶的暖氣供應，全靠鍋爐房日夜燃燒——把沸水通過暖氣管道輸送到每個家庭。因而院內還有一片空地，每年冬至之前，便有整車整車的煤卸在這裏，供燒暖氣用。第二年春天，半層樓高的煤堆也消耗殆盡。人類就是這樣向大自然索取光與熱的。走在寒風凜冽的街道上，仰望著樓群裏那一扇扇燈火通明、溫暖如春的窗口，精神不禁為之一振。
我同樣想深入這座城市的記憶，了解舊時代的北京人是怎樣過冬的。在林語堂的筆下有所記載：“人們逃進了掛有厚棉門簾的大門內，門簾上有木板加固以防寒風吹得它嘎嘎響……屋子裏是用炭火盆取暖。燃燒的木炭放在廚房中，直到不冒煙了再放入銅盆裏，蓋上熱灰。窗戶用厚實、耐用、柔軟的紙蒙住，可用來隔離冷風和熱氣。真正的禦寒措施要屬土炕。那是修在屋內的臥榻，通常是順著屋子的長度而設的，能有七八英尺寬，和一般床的長度一樣。這種炕用泥和磚築成，生火和通風都在屋外，白天它的功能是代替坐椅，晚上才用作床。不富裕的家庭，取暖設備很有限，冬天裏可能全家人都擠在一個熱炕頭上睡覺……”駱駝祥子是這樣過冬的，八旗子弟也是這樣過冬的。再往遠點想，曹雪芹恐怕正是趴在這樣的炕桌上，一邊嗬氣搓著手，一邊斷斷續續地用蠅頭小楷寫下了《紅樓夢》。北京的冬天喲。
現代人是幸福的，可以在帶暖氣的房間裏過冬，一進門還需脫下外套，在室內僅需穿一件毛衣——他們是無法想像舊時代冬天的嚴酷。北京城裏的最後一座土炕，恐怕也已經拆除了。在冬天，我們享受著溫室裏花朵的待遇。有一個下雪天陪外地朋友逛故宮，忽發奇想，仔細觀察殿堂裏的陳設，發現禦寒用具也不過幾隻銅炭盆和手爐腳爐之類——跟今天的生活相比真是太落後了。皇帝也不過如此。回到帶暖氣的樓房裏大家感慨良多：看來我們比那個時代的皇帝還要幸福。於是多了一份比較而言的優越感。
船板胡同
寄居於單位作書庫之用而在近郊購得的一座破舊四合院裏，白天騎車去市區的大樓裏上班做些編書寫書的活計，夜晚歸來，在紙墨味很濃的窄窄的過道裏搭一架行軍床，便堪以棲身安夢了。青燈黃卷的日子，幸虧有值夜班看守書庫的邢老頭(河北人氏)相伴，棋盤上便有了對手，可以相互撐著打發一些月色，漸漸地，臨窗對弈成了不可或缺的功課。老人來自平原農村，淳樸厚道，雖是臨時工，但燒爐沏水、清掃倉庫、守夜封門，無一不盡心盡職。
所在胡同以船板命名，巷名起得古怪——不提遠近無大水，連雨窪泥塘都屈指可數；事後聽說，清末這一帶緊鄰某船廠，頭腦裏頓時浮現出鋸末刨花滿地的情景。若說造船，恐怕也多為舢舨一類吧。我一介書生，從南方雲遊至此，清風滿袖，胸中不缺的惟有文章；易地謀生求職，自然入鄉隨俗，但深感北方缺水——尤其春秋風沙襲麵，氣候幹燥，人情性格也粗獷凝滯，空乏的是故鄉的花紅柳綠、漁歌唱晚，那份細膩與滋潤，我確實疏淡許久了。碌碌無為於京城一隅，高遠並非朝思暮想可得，所幸夜夜托夢於船板胡同，地名的巧合，連續了我命中注定與水若即若離的緣分。便足以耐風塵仆仆了。
加上身為書生，本就在專管編書出書的機構裏幹活，偏偏又安排在汗牛充棟的書庫裏借宿，與僅擁有一間書齋畫室的小戶人家相比，也類似於“以天地為廬”的氣魄。我輩既視書如命，僥幸為單位兼任書庫看守者，在本質上自然等同於“金庫保管員”的地位，伴書而眠，盡可以享受精神上富有的錯覺。與書的緣分難分難解，增強了我跨出校園時選擇筆墨人生的信心。難道一切都是天意?
庭院深深，牆腳處有兩棵粗壯的棗樹——我想到了魯迅《野草》裏的名句。邢師傅在他精心鋪設的絲瓜架下告訴我，這是座木質結構的老宅，朱漆的門柱，瓦頂、高簷，人走動在下麵覺得自己不很偉大，四麵很空，這裏的“空”字不是空曠的那種“空”。前任的房主是位華僑，據說是因為鬧鬼的緣故才廉價易手給我單位。邢師傅又說起他的前任——迷信的喬大爺，某夜聽見四壁如紙般顫抖，甚至有咳嗽聲，第二天慌忙去大樓彙報。領導置之一笑，喬大爺憤然辭職。替補的邢師傅是無神論者，安然無恙。聽到這裏天色從瓜棚上黯淡下來，方桌上擱置的兩杯清茶不知不覺已涼了，邢師傅進屋去開了燈。很久以後我都會記著這個夜晚，渲染著淡淡的美麗，給人以置身聊齋的幻覺。聽故事時我啞然失笑：在這改作書倉的院落裏假若真有鬼的話，日積月累地受書香熏陶，也該文雅如蒲鬆齡老先生描繪過的?我下意識地望望那堵斷牆，隻有低矮的天空，和鄰院孩子放飛舞動的一角風箏。
我和邢師傅養成了茶話的習慣。每晚在格子上爬累了，便邀邢師傅談他河北家鄉的風土人情，順便共品故人從江南給我捎來的龍井。茶盅裏的話題是沏不完的。我也發現了住四合院的樂趣，天圓地方，清風穿堂，很自足、很適宜閑情逸致的審美空間。若是庭院裏再搭配一架轆轤井，氛圍則不亞於江南了，我甘願在四堵院牆之間踱步尋詩。上班的早晨，我的自行車從睦鄰的院落中間穿過，像穿過一群安詳地收攏著翅膀的鳥，穿過好多的故事，甚至，穿過一座城市的曆史。
再說些什麼呢?除了那些夜晚……我如今已遠遠離開那裏了，又投身於其他的屋頂；今夜瓜棚豆架，是否仍然逗留著我的影子?邢師傅是個好人，書庫是做夢的好地方。想起船板胡同的那一段日子，我很懷念。
陽光燦爛的大院
很久以來，北京市民的居住環境有兩大特色: 首先當然是胡同多，據說真正帶有土著血統的老北京(包括提籠遛鳥的八旗子弟後裔)，大多散落於古色古香，民風淳樸的胡同四合院裏，延續著“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的市井生涯；其次，則是大院多——我不知道使用“大院”這個概念是否規範，它主要指北京地麵上那些國家機關、部隊或文化部門割據的辦公及宿舍區，以及別於胡同地帶小巧封閉、平民化的獨門獨院。這裏所說的大院，相當一部分是北平解放後在舊皇城外圍(包括當時的近郊)擴建的，高高的院牆，結實笨拙的蘇式低層樓房，大門可通汽車，有威風凜凜的士兵或係紅袖章的門衛看守。在大院裏集結並和平共處的，是一些操外地口音或說著蹩腳普通話的幹部及其家屬，從那麼一天開始，他們遵照這個古老國家重新編排的戶籍製度——成為名正言順的北京人。北京有一半的空間，是屬於這些新時代的移民的。他們的孩子，也是在這塊土地上成長的；後來，他們的孩子又有了孩子……這些孩子們啊，在紅漆院牆的保護下醒來，在樓房之間的綠化地帶玩耍，或者去鄰近的學校上課，說標準的北京話，漸漸淡忘了遙遠的老家。
王朔的小說《動物凶猛》，描寫的就是這樣一群部隊大院裏的少年，自恃遺傳著貴族的血統，而在那整個社會人性都麵臨考驗的特殊年代，無意識地被推舉到荒草滋長的舞台上，成為一幕荒誕戲劇的角色:逃課，躲在大院角落的假山石背後學抽煙，比賽喝啤酒，吹噓各自追逐女孩的經驗，砸仇人家的玻璃，偶爾糾合起來，騎著自行車、脖子上斜挎的黃書包裏藏有鐵器，浩浩蕩蕩地去和另一所大院裏的少年團夥打架……他們的青春，就是在目空一切的優越感和張揚的野性中荒廢的。這些在紅旗下長大的孩子啊，當年齡的迷彩被院牆外麵的風雨剝離，脫離了溫室之後也獲得清醒，回首那被時代誇張的少年血性，開始溫和、平淡且豁達地看待周圍瞬息萬變的世界。《動物凶猛》之所以被薑文改編為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因為他也曾經是部隊大院裏的孩子，他太了解這些少年的夢想是如何在綠樹紅牆之間奔突而最終尋找到出路的，因為歲月將作為隱形的導師，以鐵一樣的法則教育它階梯課堂裏所有蒙昧的學生。
北京錯落有致的大院，在那些少年眼中是帶有母性色彩的——搖籃般嗬護著他們盲目的青春，寬容得簡直近乎縱容。天永遠是藍的，樹天生就是綠的，一生中又能保持多少陽光燦爛的日子……
西郊某些地段是軍事單位所在地，較著名的有海軍大院、空軍大院以及玉泉路的國防大學校園等等。據說王朔本人就是在海軍大院裏成長的。走過那由綠琉璃瓦院牆、鵝卵石甬道乃至假山石、月亮門組成的街邊公園，我忽然幻想《動物凶猛》裏女主人公米蘭美若天仙的笑靨是否曾在這裏綻現?
我從南方移居北京已不少年頭了，剛來時借宿在三裏河一帶某位朋友的空房子裏，那是計委大院，層層疊疊的蘇式老樓房排列成方陣，中間是蟬聲不絕的林陰道，樹木已長到三層樓那麼高。我下班時從木樨地地鐵站口鑽出來，才發現十裏長街已繁星滿天、華燈初上。往北走約一站路，就是三裏河——地名雖與河有關，我卻連一條稍氣派點的溪流都未找見，倒是附近修築有玉淵潭公園，可惜那是一塊巴掌大的湖泊。計委大院與公園僅僅間隔一條馬路，我在灰漆斑駁的筒子樓裏寫詩，隻要推開窗戶，就能聽見對麵公園裏傳來孩童們嬉戲的笑聲——不知為什麼，世界一下子就顯得仁慈安詳了許多。
朋友姓盧，自小便在這座花紅葉綠的大院裏跌打滾爬，根據父母的官職——他也算高幹子弟吧，喜歡在老式的工作手冊裏寫點卡夫卡風格的劄記，不太願意出門做生意，性格中有點閑散的禪境。他在大院裏還有幾位小時候在同一所幼兒園看圖識字的鐵哥們兒，周末之夜大夥找一處閑置舊家具的空房間，以深色床單代替窗簾掛起來，沿牆根擺一溜五星啤酒，然後拉開褪色的八仙桌，劈裏啪啦地搓麻將。介身其中，我感受到他們習慣周期性的搓麻將，似乎並不完全為了消磨時間，打發寂寞，分明借助這平淡溫和的氛圍清點心事呢。夜深人靜，恍若隔世的大院，雖安插於鬧市之中，卻彌漫著濃鬱的田園情調，給都市裏勞碌的遊子心靈以一種特殊的安全感……
北京的大院，我似乎是很熟悉的了。然而即使我每天的夢都安置在其中的某一幢樓房裏，我，仍然是一位冷靜的旁觀者。因為我已習慣了以長安街上外鄉人的身份，來發現這座偉大城市所無處不有的平凡的美感。
在結束一年搬數回家候鳥般東挪西遷的流浪生涯之後，我終於改變了認為家的形式不過是一隻稍大點的旅行箱的看法。單位在沙灘北街的文化部老宿舍區給我分了間陋室，我終於可以把浪跡天涯的心寄存在這裏了，安安穩穩地吃點利息。那裏又是一所簡直帶有文物性質的大院，張中行老人在《府院留痕》中講解：“這個大院落，指坐落在北京景山之東一條街(舊名馬神廟，民國後改景山東街，大革命後改沙灘後街)西部路北高牆之內那個大方塊，早是清乾隆時期的公主府，中是清末起的‘國子學’——京師大學堂，後為國立北京大學第二院(理學院)”，至於我住的院落，僅僅是舊公主府附屬的部分，“路北第一個門，原北京大學的西齋，男生宿舍中麵積大、牌號最老的，1904年所建，現在門戶依然，但已成為文化部的宿舍。”我住的俗稱老灰樓，三層，四麵回環，留一豁道，明顯是模仿四合院的格式，天井寬敞得可舉辦足球賽，但幾棵槐樹、銀杏之間蛛網般係滿了晾衣繩；樓內每個單間都不足10平方米，僅可容一床一桌一幾，附帶壁櫥，是老北大的獨身老師寢室。北窗外的空地屯積著煤堆，因為西側即是冬天燒水供應這一帶暖氣的鍋爐房。這幾幢老樓好幾次都想拆除了擴建，都被文物保護機構阻止。我在昏暗的走廊上燒火做飯，生怕煙熏火燎影響了文物的價值，但轉念一想: 或許多少年以後，在後人眼中，這恰恰增添了一個典故——該有多麼好!有時深夜在院內空地上散步，一抬頭望見周圍黑黝黝的樓群一扇扇燈火通明的窗口，眼前便浮現出本世紀初那一批莘莘學子偎依的青燈黃卷，甚至，耳畔還會突然響起當時的琅琅書聲……假若一所有曆史的院落有其靈魂的話，這不失為一種回光返照吧?
向南麵臨街的方向走，可以瞻仰到老北大的紅樓——也算那一個時代中國教育核心之所在。而這條西通北海、東連美術館的大馬路，名叫五四大街，五四運動最初的學生遊行隊伍舉著旗幟與標語，就是由這裏出發的——雖然今天的車水馬龍已淹沒了那急促於曆史甬道的腳步聲。於是我心平氣和地邁著書生的步伐向西走，步行約5分鍾，就看見黑鴉如織的故宮後門，就看見文武百官、粉黛三千的清朝了。我不再遠足，而是在景山腳下駐步懸聽——那山頭的鬆濤陣陣，曾經吊死過明朝的最後一個皇帝。文化部大院裏的好多居民，月初都去訂購了景山公園的月票——以便每天清晨沿石梯的山路跑步，並去山頂的亭台樓閣練氣功、練嗓子或花拳繡腿地舞一回劍。而我總是在景山公園門口轉過身來，過其門而不入，我總是在那塊刻有講解詞的雕花石碑前折回現實。
京派與海派
北京是一座男性化的古都，上海則是一座女性化的新城,正如男性越滄桑越有成熟的魅力，女性越青春越有驕傲的資本。北京與上海，都可以說是性別特征明顯的城市,當然，這種特征更多地表現在精神上。北京人的政治情懷和上海人的生意頭腦，都可以說是發揮到極致了。北京以政治為中心，上海則以經濟為根本,自近代以來，北京的洪鍾大呂，和上海的風花雪月，一直形成鮮明的對比。它們也就分別成為中國的北方文化與南方文化的最佳代表。
在客觀形態上，北京是精神的天堂，適合男人胸懷遠誌、建功立業；上海則是物質的樂園，適宜於女人消費、購物，玩味一番小布爾喬亞的情調，如果說北京的雕梁玉砌間洋溢著英雄主義的空氣，令有誌者俯仰之間欲聞雞起舞、拔劍四顧，那麼上海的燈紅酒綠裏則灑滿浪漫主義的香水味，在霓虹燈下做個冷靜的哨兵都很難的，會叫人英雄氣短、兒女情長的……
表現在文學上也是如此。二十世紀上半葉，北京出了個老舍，屬於土生土長的京味作家；上海也不甘落後，推出了張愛玲，文字的肌理光滑圓潤，而又柔若無骨。這是兩座城市當時分別推出的文學偶像。男人愛看老舍，女人愛看張愛玲，老舍是粗礪的，符合北人的欣賞趣味，張愛玲則是細膩的，迎合了南方人的審美觀點。至於當代，寫上海寫得最好的還是女作家(甚至給我這樣的錯覺；上海搞文學的大多是女人，至少在男女比例上是如此)。譬如王安憶，專門為上海的繁華夢寫了一闋《長恨歌》，有貴妃傷逝之感。譬如頗與此地風水吻合的所謂“小女人散文”。又譬如以新人類自命的衛慧(代表作就叫《上海寶貝》)，還有棉棉……
在北京文學則一直是男人的霸業，繼王蒙、劉心武之後，獨領風騷的要算是王朔了，以北京痞子自稱，作品也有地域特色，如《頑主》、《動物與凶猛》等。上海人的小說太像輕音樂，受鴛鴦蝴蝶派毒害太深，北京人的小說一向以口語化取勝，很容易改編成電視劇或話劇什麼的。仔細比較還能發現：上海製造的小說大都籠罩著悲劇的氛圍，北京生產的小說則塗抹喜劇的色彩，連苦難的歲月在記憶中都會變成陽光燦爛的日子。
上海總是在懷舊，蹙眉捧心作怨婦狀，顧影自憐。北京人最關注的則是現實(幾朝的富貴對於他們都是不屑於繼承的遺產)，因為他們憧憬未來。這或許就是悲觀主義者與樂觀主義者的區別。在上海，隻有一百年曆史的名宅、教堂、老飯店，似乎都值得當地文人們去憑吊、徘徊、撫今思昔、涕淚交錯。而北京有那麼多貨真價實的名勝古跡，主要是用來吸引外地遊客的，本地人沒事很少去閑逛或傷懷的。
北京，連女人都有點大大咧咧的，落落大方，心直口快，一切全寫在臉上，爽朗有餘，含蓄不足，繼承了太陽的性格。至於上海，則充滿了月亮的特點，陰晴圓缺，雲籠霧罩，連男人都難以避免這種影響，他們溫和細致，禮貌文雅，習慣在咖啡廳角落綿綿私語，不太勝任在大庭廣眾之中慷慨陳詞；當然，涉及到利益的問題他們又帳目清晰、纖毫不亂，絕對算稱職的商人……
北京人和上海人，都是天之驕子，也各有千秋。上海人身上，也不無值得北京人學習的地方。商界的一位高手對我說，他喜歡跟上海人做生意，跟北京人做朋友。跟上海人簽合同特費勁，討價還價至少要好幾個回合，經常為小數點後麵的數字爭吵得麵紅耳赤，像家庭婦女買菜時所為，斤斤計較。但有個好處：一旦雙方達成了協議，就不用擔心了，一定會兌現。上海人輕易不承諾，而兌現承諾時的認真態度，不比討價還價時遜色。他們真正繼承了商人的傳統：重信譽。
北京人重的則是信義，因為他們講的是江湖義氣。他們意氣用事時樂於助人，喜歡承諾，而不考慮兌現的難度。即使談買賣，營造出的也是朋友的氛圍，而不願分清合作夥伴的關係。經常感情用事：“咱倆誰跟誰呀?”或“你還信不過我嗎”。但衝動時說的大話，有些酒醒後就忘了，有些則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你可千萬別當真呀。否則你會有某種受騙的感覺：這人怎麼說話不算數呀，口口聲聲是朋友，這也太不夠朋友了。其實他並不是存心騙你的。他就是這麼個馬馬虎虎、咋咋呼呼的性格。
跟北京人做朋友有樂趣，總能感到人間自有真情在，江湖大一統，像守著個火爐似的。跟上海人做生意則很清爽，朋友歸朋友，生意歸生意，涇渭分明，不容易產生不必要的糾紛。上海人做生意，時刻遵守遊戲規則。北京人的生意，則容易演變成無規則遊戲。所以北京出熱血的政治家，上海出冷靜的生意人。
城市對人的影響，有時是不可逆轉或違抗的。但如果能把兩者的優勢結合起來，則是更大的勝利。關於這一點，魯迅早就說過：“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是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經指出缺點道：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閑階級而言，我以為大體是的確的。缺點可以改正，優點可以相師。相書上有一條說。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人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能厚重。北人之所謂‘貴’，不過是當時的成功，在現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業了。這是中國人一種小小的自新之路。”在美學上也是如此：陽剛之氣與陰柔之美，相映成趣，相得益彰。
京派與海派之爭，久矣。在魯迅的時代就沸沸揚揚地鬧過。北京人與上海人，堪稱北人與南人的典型，也是其成功者，但一直似乎都有點互相看不順眼的意思。或許，雙方都過於自尊了。在當代也是如此。這似乎就不太順應潮流了。幸虧上海的王安憶評點得好，未帶什麼偏見：“上海和北京的區別首先在於小和大。北京的馬路、樓房、天空和風沙，體積都是上海的數倍……即便是上海的寺廟也是人間煙火，而北京人的民宅俚巷都有著莊嚴肅穆之感……北京和上海相比更富於藝術感，後者則更具實用精神。”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讓北京變成另一個上海，或讓上海變成第二個北京，都會有遺憾。差別中才有美，才有價值。
外省人的北京
外省人心目中的北京，有時是巴黎，有時是紐約。它有類似於大歌劇院的包廂式音樂廳，有貴婦人主持的上流社會的沙龍，甚至還有流浪藝術家的畫廊(譬如圓明園的畫家村)，這曾經是巴黎的專利。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北京有浪漫主義。北京又是現實的，不斷地拆遷皇帝時就有的四合院與胡同，以營建蝴蝶狀立體交叉橋和燈火通明的摩天大樓，遠遠望去，這簡直像積木堆砌的王國。玩偶之家的主要成員，包括金融家、個體商販、世襲貴族以及各種各樣的明星人物。舞台已經延伸到車站、電話亭甚至就在十裏長街上，這都使人嗅聞到紐約的氣息，權力與金錢相混合的氣息，有點兒陌生，有點兒熟悉。
我剛才所說的外省人主要指兩種，一種是從來沒到過北京的邊遠地區居民，他們主要通過電視、報紙、中央文件、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甚至羽毛般的謠言，來想象北京的。另一種是來北京出公差或自費旅遊的，包括基層幹部、供銷員、群眾代表乃至度假的觀光客，他們手持地圖、走下火車，在高樓廣廈之間稍有一走神就迷路了，於是重新向擦肩而過的行人打聽方向；北京在他們眼中是一張放大的地圖，是藏龍臥虎的名勝古跡。甚至連故宮有幾個門都沒搞清楚，他們就打道回府，向鄰居吹噓沿途的見聞，他們對北京的印象不過是一篇蜻蜓點水的遊記。
還有第三種外省人。他們是一些背井離鄉來北京尋求生存空間的外省人，他們的血型、姓名、學曆不是北京給予的，但他們的夢在北京，他們將北京視若角鬥場、視若第二故鄉，他們兩袖清風地走在長安街上，向這座高聳入雲的城市索取職業、索取成功與輝煌。他們是祖國版圖上的候鳥，以夢想家的陶醉吹著新移民主義的鄉村口哨。他們還不了解北京，但需要了解北京，因為他們熱愛北京——這份宗教式的熱愛甚至會使本地土著自歎不如。他們的童貞屬於外省，但他們的青春卻是獻給北京的。所以他們對北京的感情是特殊的，他們擁抱這座城市的姿態也是與眾不同的。北京這個地名，是他們驗證自身價值、驗證光榮與夢想的一張試紙，不來這兒他們找不到自己。他們以樸素唯物主義態度來認識北京，就像通過一枚枚硬幣的遞增來積累財富，通過一枚枚硬幣的總和來考證金錢這個概念、考證資本論。在他們眼中，北京不是巴黎、不是紐約，不是天堂更不是地獄，北京就是北京。生活不允許他們產生任何錯覺。因為莫斯科不相信眼淚。
從剛走出北京火車站的那一天起，他們便以北京人自居，他們不得不以主人自居，因為他們使用的是單程車票，他們甚至連鋪蓋卷兒都從家鄉帶來了，他們準備把一生作為賭注投擲在這座輪盤城市。這是他們一生中的諾曼底。在登陸之前，他們就已破釜沉舟。縱然在本地居民眼中，這一張張充滿夢幻的新麵孔不過是固執的外省人。他們租平房住，或索性睡地下室，沒有取暖設備照樣過冬；他們騎自行車上班，在食堂吃飯，每年一次探親假；他們夢裏不知身是客，甚至對做夢的時間都很吝嗇，白晝和夜晚對於目光迥炯的他們而言，不過是穿鞋子和脫鞋子的過程，一切都處於原始積累階段，他們隻能選擇加倍地投入……這是些能吃苦的外省人。很多年過去了，他們安營紮寨、穩操勝券，有的升官有的發財，混得最差的也聚妻生子、粗茶淡飯，北京終於承認他們為自己的嫡係，他們的下一代也真正擁有北京的血統。除了早年的口音無法徹底更改，他們完全是北京的主人翁。他們接待遠道而來更年輕的外省人：“好好幹。慢慢會適應的。有什麼困難就說話。你們是北京的新血液。”然而，躺在北京的戶口簿上，高枕無憂之時，他們才想起自己的籍貫，毫不懷疑自己外省人的身份。
他們開始患懷鄉症。他們教育子女老家在哪兒，祖父和祖母是誰。一走上長安街就思念長安。買一斤高價的煙台蘋果便夢見膠東半島。在五星飯店麵對美女如雲、山珍海味，反倒像李白那樣停杯投箸，反倒像周作人那樣回味家鄉的野菜，眼前的一切都不如家鄉溪頭的野菜秀色可餐……
這，就是我據說的第三種外省人。生活在北京的外省人。他們既是北京的合法居民，又是永遠的外省人。我是其中之一。我甚至覺得：北京有兩個，一個是本地人眼中的，另一個是這些外省人眼中的——他們對北京的認識注定是有區別的。雖然他們的勞動，共同創造了北京，共同改變著北京。
成吉思汗的騎士來過北京。李自成來過北京。八旗子弟來過北京。科舉時代，書生們紛紛進京趕考，北京有國子監，北京出狀元。在天子腳下讀書，其樂融融。後來，毛澤東帶領解放軍進了北京。可以說，北京的曆史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外省人寫下的。北京出部長，北京出將軍，甚至北京的報紙都是全國發行的——這一切，足以對外省人構成永遠的誘惑。我愛北京天安門。
外省人這個稱謂，帶有濃鬱的法國味，而且是十九世紀的法國味。十九世紀出浪漫主義，而法國的浪漫主義舉世無雙。在莫泊桑、左拉、福樓拜筆下，外省是與巴黎相對立的，巴黎紙醉金迷，外省炊煙嫋嫋，巴黎是貴婦人，外省是荊釵布裙的村姑。巴黎的社會名流去外省度假，美其名曰：“去鄉下。”而樸素憨厚的外省人進巴黎，準會迷路的。因而外省人在法國含有布衣草民、老實人、鄉下佬或老百姓的意味。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虛榮心。外省人在北京居民口頭上，也帶有中國特色了，叫外地人，無法判斷是否有貶意。至於說起外國人，又稱老外，則明顯有幾分仰慕。北京姑娘有吹噓嫁老外的卻沒有以嫁外地人為榮的——除非傍大款的是外地的大款，兩項又扯平了。但這種情況已好多了，總而言之北京是好客的，慷慨大度的。現在，至少粵菜已進了北京，廣東人(更確切說是商人)進了北京，像巴黎香水、人頭馬酒一樣受歡迎。估計北京將為越來越多的外省人提供市場。至於對外省的書生、藝術家，其興趣何時升溫，估計還要等一等。
不巧的我恰恰是外省的一介書生，我恰恰又是第三種外省人——來北京創業的外省人。我估計自己的標價一時半會抬不上去。好在我不著急。我還年輕呢。北京的股市行情就像天氣預報一樣，是說不準的，道是無情卻有情。沒準明天早晨我就大發了——我想象著自己的詩稿在長安街上被眾人爭搶的情景，笑眯眯的。北京的天平是公正的，給每一個人以機會。外省人住在北京的四合院裏，就沒被排除有衣錦還鄉的可能。北京的林子很大，什麼鳥都有，但棲息枝頭的外省人不會覺得渺小，不會覺得羽毛黯淡。這巴黎能比得上嗎?紐約能比得上嗎?倫敦更別提了，那兒隻出產霧都孤兒。
紐約對富人是天堂，對窮人是地獄，帝國銀行大廈太高，饑餓藝術家的手夠不著。巴黎有聖母院，卻沒有聖母，沒有持富濟貧的慈善院，所謂的貴婦人也太小氣，她們邀請你參加沙龍，允許你噌飯、喝雞尾酒(或迷魂湯)，是為了套你的話兒，她們附庸風雅，卻並不真掏錢買你的畫，你願意免費為她們演講及演出嗎?況且在巴黎，並不見得走哪兒都能撞見茶花女——那是小仲馬的福氣。你這個外省人，靠山有他爹硬嘛。巴黎的最後一班地鐵早停開了，倫敦上空的鷹都被獵槍打光了。在紐約的北京人都把綠卡搶購一空了，而莫斯科的眼淚都快淹死普希金了——所以，寫詩的外省青年，漢語的劫持者與流浪者，咱們還是回家吧，家門是北京，國門是北京。想來想去還是北京好啊。北京的烤鴨好。北京的美術館好，王府井好，圖書館好，音樂廳好。北京的公共汽車好。北京人好。北京話好聽。
上海曾經是冒險家的樂園，相信某一天，北京會成為藝術家的樂園。譬如諸多流浪畫家安營紮寨的圓明園村，就是北京城裏的藝術梁山，外省人譜寫的水滸傳。如果沒有冒險的勇氣，千萬別來北京，北京的風沙大，北京的交通擁擠，掉進人海裏就沉底了，就找不著了。在北京，外省人的肺活量要大，要有耐心，屏住呼吸，才可能氣球一樣浮出海麵。在北京，要為生活憋那麼一口氣，要和生活賭那麼一口氣。在北京，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做魔鬼或做天使都不可能，你隻能老老實實做人，因為誰比誰傻多少，誰怕誰?這麼看來無論對外省人抑或本地人，在北京都不容易，各有一本難忘的經。但對於寫詩的我，對於我這樣的外省人，北京有海市蜃樓，北京永遠是一個千錘百煉的夢，因為北京出狀元，北京出大師，所以我愛北京天安門!
流浪作家古清生說：“京都，有三百萬暫居的外省人。當我得知這個數字的時候，我知道我是這三百萬外省人中的一個了。三百萬外省人，沒有戶口，沒有勞保，沒有固定的收入，在遠離家鄉的異鄉掙紮著，不屈地向命運之神抗爭著。這三百萬外省人，是懷著怎樣的夢想走向京都嗬……”這個數目同樣令我吃驚：三百萬，相當於一座大城市裏的小城市——還不包括那些已幸運地獲得本市戶口的外省人。他們來自祖國版圖的各個角落，憑藉著夢想的力量在北京城裏集結，街道、車站、工地、商業區、廠礦、學校——到處都有他們的影子和外省的口音。也就是說這三百萬流動人口已經像雨水一樣滲透進這座沙盤城市(來自武漢的小說家邱華棟愛用的比喻)的腹地，甚至進入它的毛細血管與神經末梢。這既是外來的一股消費的力量(蠶食著每一頁白晝與黑夜的邊緣)，更是一股創造與建設的力量(他們的呼吸不可或缺地編織進城市的輝煌)。北京這個博大的概念，不應該把這三百萬人排除在外；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城市的光榮與夢想，毫無疑問有他們血汗的股份。這三百萬人的流動軍團，勞動者占大多數，包括施工隊、個體商販、服務員、手工匠人、保姆、駐京機構業務員、流浪藝術家……可以說各行各業都無法忽略外省人所起的作用——雖然他們習慣於默默無聞了。
三百萬人，多麼龐大的一個部落，都市裏一個形散而神不散的部落——他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那就是創造。既創造社會價值，又創造個人財富。所以說這又是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現代部落。一個沒有酋長的部落。但每個人都是自己的酋長，單兵作戰，在紛繁複雜的生存環境中最充分地發揮個體的才智，以順應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他們攜帶著不同的故事選擇了這塊寸土寸金的大時代灘頭陣地登陸，白手打天下，單槍匹馬闖世界，終於成功地安營紮寨，成為北京城的額外居民。誇張地說，每個人的經曆都是一部獨立成篇的傳奇小說。每個人又都是自己的讀者：許多辛酸的心事或榮耀的履曆都已被都市的霓虹萬花筒給混淆了，甘苦寸心知。我同樣也是他們中的一個。我這篇文章，就是作為代言人，替他們寫的。他們的故事中有我的影子。
這個特殊的部落令我聯想到曾經在歐亞大陸上長途跋涉的吉普賽人(在普希金筆下，他們又叫茨岡人)。兩者的共性即流浪——許多時候他們並不是不得不流浪，而是因為熱愛流浪。流浪也是一種生存方式(而且是最自由的)在流浪中他們才能實現人生的最大價值。所以流浪對於真正的流浪者並不是苦行，而是某種幸運(或稱幸福的機緣)。流浪首先是他們的天性，然後才體現為若即若離的生命軌跡。這是一些在鄉村或城市張開雙臂大踏步行走、隨時準備擁抱幸福的人——樂觀生義者才能在流浪中堅持下去。隻不過生活在北京城的外省人沒有大篷車，沒有公開的牧歌，沒有狂歡節的篝火，甚至可以說：沒有什麼明顯的特點。長步代車，長歌當哭、長袖善舞——流浪更多的體現在他們的精神中，感情世界的風景，可能會被一張鎮定自若的麵孔所掩蓋。或者說得更抽象點：與沒有國籍、又能以世界公民自居的吉普賽人相比，他們的流浪更多的體現在時間上，而非空間上。他們結繩紀事、對月懷鄉，每逢佳節倍思親，屈指計算進京的年頭，感歎於歲月蹉跎：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他們麵壁磨劍、閉門造車、臥薪嚐膽，在異鄉的天空下憂心如焚、揮汗如雨，進行著人生中的第二次紮根，渴望刷新過去的紀錄。外省對於他們是屬於回憶的，北京才是每天必須認真麵對的現實；再華麗的往事也像發生在另一個人身上，一切仍需要以零開始，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這就是他們新的世界觀。這就是生活給他們上的新的一課。
我仿佛看見三百萬外省人排著長隊，前呼後應，每天夜裏走過北京的夢境。這三百萬張滿懷夢想的麵孔，如葵花向太陽，仰視著北京城頭的晨鍾暮鼓。這出現在黎明地平線上的夢之隊。我仿佛從大街小巷、市聲塵囂中，能辨別出這二百萬外省人沉重且穩健的足音。這是一場沒有檢閱者的操練，他們每天自覺地舉行著，用智慧，用力量，用勇氣甚至用耐性，和命運拔河。勝利屬於他們——也就等於說，他們屬於勝利。他們沒有番號，沒有等級，沒有嚴格的隊形，甚至彼此素不相識，但他們在這座城市裏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外省人。聰明的外省人，勤勞的外省人，能吃苦、會幹活的外省人。為這座偉大的城市貢獻著自己的光和熱——星星點燈，這三百萬個目光炯炯、神采奕奕的外省人喲。這北京城裏的吉普賽部落喲。這國際大都會裏的現代遊牧民族喲。北京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北京是我們大家的。我們共同擁有的北京，我們共同創造的世界。
北京包容著這三百萬流動人口。北京接納了這三百萬遠道而來的客人。這來自祖國各個省份的客人。所以對於北京來說，外省人的概念包涵著這樣的意思：外省的客人。如此設想一番，便覺得這稱呼夠親切的。北京是一座好客的城市。同樣，任何客人，一旦為創造、建設新北京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他也就是北京的主人翁。他也就是北京的新主人。這，也就是北京同樣要求外省人擁有的主人翁意識。在北京的金山上，沒有永遠的流浪者。在摩肩接踵的人流與隊列中，沒有永遠的陌生人。北京就是這樣認識我的。我就是這樣認識北京的。
北京街頭至少有兩種平民化的風景，是我不能忘記的。一種頗常見，即頭戴圓頂花帽的新疆人賣烤羊肉串。他們很明顯是維吾爾族，翹著八字胡，怎麼看都有阿凡提的影子。橫架在鐵皮炭爐上的肉串被麻利地翻動著並撒上紅紅綠綠的胡椒麵茴香粉，而這些來自遙遠的地方的攤販，還偷閑用憋腳的漢語，大聲向過路人兜售著。一走近他們，我似乎聞見戈壁的石頭、哈密瓜、帳篷與波斯地毯綜合的氣息。我被他們熟稔的動作迷住了，忘掉他們在做買賣，而以為在表演一種傳統的手藝。當曲終人散，這些遊牧民族的後裔滅了爐子收工，我不禁猜測：他們住在哪裏呢?星光斑斕的北京城，密布著大街小巷，但何處能安紮下他們祖傳的帳篷和古老的夢呢?我目送著他們剽悍的背影，在紅綠燈下停頓片刻，就緩慢地沿著斑馬線過街了。雖然在草原馬背上長大，但他們也開始懂得城裏的交通規則了。他們在白天出現，一到黑夜就消失了——仿佛從城市的記憶中失蹤，瞬間就返回千裏之外草肥馬壯的牧場。就像一些影子，掠過我們夢境的影子。我們對於這些流浪者而言，永遠是異鄉的麵孔。
還有一種風景，雖不常見，但令我過目不忘。那就是彈琴賣唱的——據說這是舊中國就有的老風景。我在天壇公園門口見過一位來自合肥郊區的老者，盤腿而坐，低眉閉眼，披一件蹭滿油漬的舊棉襖，手操一架二胡。我駐足聆聽，竟然是《二泉映月》。他整個人顯得髒兮兮的，無論衣服、鞋子、手、麵色和胡須，都因長途流浪而風塵仆仆，確實有礙市容；但哀婉的琴聲卻是極其清潔的。流淚的泉眼和冰鎮的月亮。清潔的琴聲使一切(包括過往車輛卷起的塵埃與喧囂)都微不足道。我們有什麼權力嫌棄或責怪琴師的落拓不羈呢?正是他在用琴聲給我們洗澡，給我們的心靈洗澡。屬於他也屬於中國的《二泉映月》——那可是人間的神曲啊。
當然，這隻是作為一位詩人的感歎。從此，我路遇彈琴賣唱的外省藝人，總是從內心向他們致敬，並對他們的困境充滿憐憫與同情：樂器是他們最後的武器，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能抗衡生存的危機呢?熱愛生活的惟一標誌就是不能放下武器。一位流浪藝人懷抱樂器時是高尚的，這是一種拒絕投降的姿態。即使命運已背叛他了，但音樂是他最後的保護神。有神庇護的人是幸福的，也是值得尊敬的。
這就是北京街頭我難忘的兩種風景。我為什麼惟獨對這兩種風景感歎良多呢，或者說，我為什麼要把它們混為一談呢?新疆人賣烤羊肉串，外省藝人彈琴賣唱，一種是推銷食物，一種是出賣自己的歌聲。這是城市裏的兩種流浪者，或者說，這是流浪者的兩種藝術。羊肉串好吃。歌聲動聽。陶醉的同時，我們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活著，活著真好啊。而他們在想什麼呢?作為風景的主人，他們在想什麼呢?為謀生的動機所驅使，或許他們什麼都沒想，在都市的萬花筒裏，這兩首平凡的風景，卻至少感動過一位過路的詩人。
這篇文章就是獻給他們的——北京城裏的外省人。我對他們的祝福，相當於過客對風景的敬禮。風景不朽。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