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估計有兩種。主要是因為城市長高了、變胖了，像個躺著的胖子，視線被臃腫的肚皮給擋住了，這是類似於一葉障目不識泰山的悲哀。城市的天際輪廓線因之而變得複雜且壓抑。在密不透風的水泥叢林裏，說到底我們都是些井底之蛙。老舍曾指明舊日北平的好處在於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周圍都有空閑的地方，使它們成為美景。第一個城樓，第一個牌樓，都可以從老遠就看見。況在街上還可以看見北山與西山呢!”遺憾的是現在的北京很少有空兒了，擁擠不堪。還有一個原因也不可忽略：環境汙染造成的空氣質量差，懸浮顆粒增多，二氧化碳濃度超標……僅據上世紀80年代的統計結果，全年的煙霧日由50年代的60天上升為150天左右。更別提愈演愈烈的沙塵暴了——最厲害的時候可視率隻有幾百米。再這麼發展下去，就差伸手不見五指了。北京的天空越來越缺乏透明度，城市的瞳仁逐漸變得混濁、布滿雲翳，所以城裏人不僅看不見西山，許多更親近的景物都顯得模糊。
林語堂當年說人們站在西山臥佛寺或碧雲寺，就得以鳥瞰輝煌的城市: 五裏長厚重的灰牆清晰可見，若在晴天，遠處門樓看起來如同灰色大斑點，驚人的大片綠色呈現於閃爍的金黃色殿脊間——那就是遠處的太液池（北海和中南海)……我前些天特意爬上了香山的“鬼見愁”(頂峰)，俯瞰北京城——就像擱在蒸屜裏的一盤餃子，被濃重的煙霧所籠罩。我差點懷疑——霧氣中究竟有餃子沒有?在我的視野裏，北京城也變得子虛烏有了。
在城裏，看不見西山。在香山，同樣也看不清北京。
林語堂在《京華煙雲》裏歌頌過北京那如同明鏡高懸的天空：“……城外環繞著清澈的玉泉河，遠處有紫色的西山聳立於雲端。天空的顏色也功勞不小。天空若不是那麼晶瑩深藍，玉河的水就不會那麼清澈翠綠，西山的山腰就不會有那麼濃豔的淡紫。”可惜這快要成為過時的讚美。我們總有一天會明白：保護天空、保護自然，和保護文物同樣重要。說到底，我們是在保護自己的眼睛和心靈。是該把蒙滿灰塵的眼鏡取下來，好好擦一擦了——為了能夠看得更遠些，更清晰些。
當然，有些景物是再也看不見了，而不僅僅是被擋住了(像遠處的西山那樣)。譬如林語堂曾在西山一側鳥瞰的厚重的灰城牆，就已成為太虛幻境。即使站得更高，或站得更近，也看不見老北京的城牆和城門——這與我們的視力無關。
北京原本有三重城牆：中央是宮城(紫禁城)，第二層是皇城，第三層是京城——分為內城、外城(即南城)。至於遠方拱衛的長城，隻能算編外了——三重門之外的“城外城”。裏應外合的三道城牆，如今隻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另外兩道先後被拆除。最外層的京城雖然是解放後消失的，中間的那道皇城的夭折則要早得多。幾乎可以是伴隨著20世紀的抵臨而敲響了第一記喪鍾: 1900年，東安門在曹錕的“壬子事變”中被燒毀；左安門又於1912年傾塌；1917年拆除了東安門南段皇城城牆、西皇城根靈清官一帶皇城城牆；1923年後又拆除了除中南海南岸經天安門至太廟以外的其餘東、西、北三麵皇城城牆……從此，皇城基本上就名存實亡了。北京人經常念叨的皇城根兒，確實隻剩下“根兒”了。或者說，北京人隻能憑借記憶來“尋根”了，尋找那被鏟斷的根。
外城牆遭到破壞，也同樣始於解放前：1915年為在正陽門(即前門)甕城兩側修建火車站，拆除了雄偉壯觀的甕城; 後來修築內城環城鐵路，又陸續拆除了朝陽門、安定門、德勝門、東直門、宣武門的甕城及朝陽門、宣武門城樓，並挖開了許多道“豁口”以輔導交通。當然，北京城牆遭受的致命一擊，還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城被徹底“解除了武裝”，解甲歸田。它的麵貌顯得有點陌生。
其實城牆並不懂得疼痛，懂得疼痛的是人心。台灣作家林海音，不敢麵對自己的“城南舊事”——那已是一座紙上的空城：“我常笑對此地的親友說，北平連城牆都沒了，我回去看什麼?正如吾友侯榕生(1990年故)十年前返大陸探親，回來寫的文章中有一句話我記得最清楚，她說，我的城牆呢?短短五個字，我讀了差點兒沒哭出來。”哭有什麼用?假如孟薑女確曾哭倒過長城，難道我們的哭——就能使城牆重新站立起來?更值得一哭的並不僅僅是城牆的垮掉，而是在拆城牆時肯定曾有人歡呼：倒也，倒也!最令人悲哀的應該是精神上的損失與殘缺。
我們的城牆呢?我們的良知呢?
另一位台灣女作家，有“龍卷風”之稱的龍應台，於上世紀80年代叩訪北京後頗為惆悵：“新建築給我的整體印象是毫無個性、特色和美感，把古城溫馨、傳統的氛圍破壞了，使老北京蕩然無存。這些古跡屬於整個中華民族，也屬於我。我有一種被剝奪的感覺。好像趁我不在的時候，有人把它毀掉了。”促使她直言相諫的，其實是一份更為深沉的愛——“為什麼我的眼中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艾青詩句)北京城是所有中國人的老家。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在重建北京城的過程中，我們確實應該多聽聽批評性的意見，哪怕這已是遲到的警鍾。但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對於古老的記憶，必須更為殷勤地挽留。據說一位“老外”也毫不客氣地發表過一番“酷評”：“由於外國的侵略，如今圓明園一片廢墟。但是古老的北京城連同它的城牆、宮殿、寺廟、公園這些文明的象征橫遭破壞，則要由中國人自己負責了。現在的北京，與其說是一座城市，毋寧說是街道、建築物和空地的堆砌……沿馬路走上幾個小時，竟然看不到一座前兩個世紀留下的古建築物，更不用說具有引人注目的建築風格了。”(轉引自《城市季風》一書)說實話，聽此言，我的臉還是有點紅了。我覺得，比自責更重要的，是自省。自省才能自強，自強才能自尊。
北京的自尊心，再也容不得傷害了。北京，再也容不得傷害了。該怎樣撫慰這顆飽經滄桑的古老的心呢?
臥佛寺尋夢
每次去西山的臥佛寺燒香，看見那尊單手托腮側躺著的臥佛，我總要下意識地放輕腳步，並且無端地猜測：神是睡著了，還是醒著?
其實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
假如它醒著，應該能看見我，看見我鞋子上沾滿的塵土，看見我雙手合什的動作，看見我無聲地嚅動的嘴唇。它應該明白我的來意，應該聽得懂我沉默的祈禱。
假如它睡著了，是否說明：我來的不是時候?
它睡著了，能夢見我嗎?夢見我的到來，以及離去?這一點，我想應該能做到的。畢竟，它是神嘛。神比人偉大之處，在於全方位的感知，甚至，未卜先知。
幾乎所有人，都曾經很關心：是否有神——在人類之外?以及神是睡著了，還是醒著?在喜出望外的時候，在大禍臨頭的時候，在有懺悔的心事的時候——在很多很多時候，人會覺得自己很渺小。
臥佛寺始建於唐貞觀二年(628年)。至於這尊5.3米長、1.6米高的釋迦牟尼臥像，則是元至治元年(1321年)冶銅50萬斤鑄成的——(總重量約54噸)——為我國現存最大的銅鑄臥佛。算起來，它已經不變姿勢地躺了700餘年。這一覺睡得可真夠長的。
殿內的香案上陳列著許多雙大鞋，皆是清代皇帝敬獻的禮物。皇帝們考慮得很周到，連拖鞋都給預備好了。
假如神是睡著了，對這一切渾然不覺。那麼，它什麼時候才能醒來——起身穿上碩大的鞋子?對於睡者來說，鞋子僅僅是擺設。
說實話，神在我想象中，原本是不睡覺的。神先知先覺，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神的視力與聽力是永遠有效的。假如它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多辜負那些善男信女的膜拜呀。假如不相信神的存在，他們怎麼甘心麵對一堆堆青銅、泥土、頑石念念有詞呢?
然而臥佛寺，偏偏供奉著一尊慵懶的臥佛。是怕它老人家累著了吧?
臥佛之存在，是有典故的：紀念涅於拘屍那國城外娑羅樹下的釋迦牟尼，這是無比漫長的最後的瞬間。一、兩千年過去了，神依然保持著當初入睡的姿式:頭衝西、麵朝南，微抬起上半身，以右手托腮，左手則平放在腿上……仿佛正在閉目養神，抑或考慮什麼問題。
我覺得這尊臥佛比羅丹的“思想者”更為深沉，更為莊嚴，更具威懾力。因為佛祖所沉浸於其中的，是一個更為博大的世界——人類對此頂多隻能算一知半解。
婆羅樹為釋迦牟尼遮擋過陽光，由此而出名了，成為佛教徒公認的聖樹。臥佛寺原本有三棵古娑羅樹：“兩棵在天王殿前，早已不存在了，另有一棵在三世佛殿前，1949年5月4日被大風吹折，現存的一棵是1954年補種的，實際是和娑羅樹近似的一種七葉樹，並非印度產的娑羅樹。”(趙迅語)我去臥佛寺，總要在這棵“中國特色”的婆羅樹下繞三圈。算作問候吧，假如樹能懂得我的意思的話。
所謂的臥佛寺，僅是約定俗成的稱謂，老百姓叫順嘴了。畢竟，臥佛是其最大特征。可寺廟的本名，反而被逐漸淡忘了。在三世佛殿前月台左側，有雍正禦製十方普覺寺碑；而山門殿懸掛的金匾，上麵也寫著“賜十方普覺寺”。這是雍正皇帝的賜名。
那麼，在雍正之前，該怎麼稱呼呢?
臥佛寺的曆史，簡直就是不斷改名換姓的過程: 唐代叫兜率寺，元代叫昭孝寺，後改作洪慶寺; 明代正統八年(1443年)，英宗賜名壽安禪寺; 至崇禎年間，又改叫永安寺；據說英宗、憲宗、武宗、世宗、神宗等五位皇帝，都曾親自來拜謁臥佛，並為寺廟的幾度重修捐贈過財物——英宗送了一部大藏經，陳列在佛殿內；憲宗敕命於寺前蓋了座高6丈9尺的如來舍利寶塔及其左右二殿，並額外賜地525畝，作為香火錢；神宗甚至拿出宮內的“私房錢”作為重新裝修的費用，同時賜大藏經及錦被等物——他很細心，給臥佛送了床保暖的被子，以免著涼?
到了清代，帝王們來得更為頻繁：三世佛殿的門額，懸掛著雍正禦筆“雙林邃境”木匾，兩側又有乾隆題寫的對聯：“翠竹黃花禪林空色相，寶幢珠絡梵宇妙莊嚴”；院內那座四柱七樓式五彩琉璃牌坊，正麵寫著“同參密藏”，背麵寫著“具足精嚴”，均為乾隆的書法；與雍正禦製十方普覺寺碑相對的，還有乾隆詩碑。至於作為本寺靈魂的臥佛殿，內懸乾隆題詞“得大自在”之匾額；殿外的門匾“怯目恒明”，及楹聯“發菩提心印諸法如意，現壽者相度一切眾生”，均是慈禧太後的手跡。想不到慈禧也練過毛筆字，寫得還挺“帶勁”的。
臥佛寺，仿佛在舉辦帝王們的“書法比賽”?看得我眼花繚亂。不知道該誇誰的字好，不知道又會得罪了誰。他們一個接一個趕來舞文弄墨，難道不怕打擾了佛祖的清夢?或許，生怕佛祖不了解自己肚裏有墨水，文化程度較高?我覺得這多多少少有點賣弄的意思。
尤其乾隆，來了後簡直不想走了。三世佛殿因供奉木質漆金三世佛像(唐代遺物)而得名，“兩壁列置清代泥塑彩繪十八羅漢像，所不同的是，十八羅漢中有十七位都是身著袈裟，出家人打扮，惟獨東南角的那一尊卻是穿靴戴盔，身披鎧甲，一副武將裝束。據說這是乾隆帝搞的名堂，奉他的旨意，取消一個真羅漢，換上自己的聖容。在中國佛寺建築史上，恐怕是僅此一例。”(鬱壽江語) 乾隆也真是的，明明當著皇帝，還想搞“第二職業”，親自出馬來給佛爺做衛士。總算成了第十八條羅漢，滿足了吧?過癮了吧?
其實，佛爺哪需要你看大門呢?你能把自己的江山管好就不錯了。
寺廟兩側，有三座以遊廊連接的院落，係清代皇帝避暑的行宮。看來皇帝恨不得由紫禁城搬來這裏來辦公?或許會感到更踏實一些?這分明是找靠山來了。
而寺廟東側相對稱的院落，則是僧侶們的“集體宿舍”：大齋堂、大禪堂、霽月軒、清涼館……以及為本寺開山祖師爺所虛設的祖師院。
臥佛寺，大抵由牌坊、山門殿、鍾鼓樓、天王殿、三世佛寺、臥佛殿、藏經樓等構成，顯現為坐北朝南的三組平列的院落。建築大師梁思成說：這種講究對稱與平衡的布局方法，為唐宋時期伽蘭七堂製度之遺範。
四大天王、哼哈二將、十八羅漢什麼的，其實都是陪襯，那尊高枕無憂的臥佛，才是真正的主人。即使皇帝來了，它也懶得睜開眼瞧一瞧。再顯赫的皇帝，也不過是曆史甬道上的匆匆過客。鬱壽江先生認為銅鑄臥佛表現了元代高超的冶煉技術，臥佛殿是寺內的精華部分：“臥佛前有銅製‘五供八寶’，後麵環立十二圓覺塑像、原為泥塑，采用高超的‘撥金花’法雕成，反映了我國古代卓越的技藝。殿中的全部造像，向人們描述了釋迦牟尼涅前向弟子囑托後事的情景。”傳說殿內原先另有一尊檀香木雕的唐代臥佛像，明末清初兵荒馬亂時遺失。
我來臥佛寺，是為了尋夢的，尋一個古老的夢。我的動機，估計比那些抱佛腳的皇帝要純粹一些。
京劇之光
除了遊覽故宮、長城、頤和園等名勝古跡，也應該關注北京平民化的一麵。我私下以為：沒住過四合院，不能算真正地了解北京；沒逛過胡同，等於沒來過北京；同樣，生活在北京，不能不看京劇。
舊時代的北京，有兩個公共場所是極有名的。其一是茶館(老舍寫過)，第二就是戲園子。可能因為京劇界雅稱梨園，戲園子的命名，比後來的“劇院”、“劇場”等，多幾分田園情調。老北京市民對城南的戲園子一往情深，不亞於巴黎的紳士貴婦對大歌劇院包廂的熱衷。至今仍能聽見老年人懷念梅蘭芳老板在天橋演的《貴妃醉酒》，找不到形容詞，眼淚汪汪地嘮叨：“那真叫絕了!”隻可意會，不能言傳。稱得上曠世風流了。那時候的“追星族”無論老少，皆叫票友，或玩票的——一個“玩”字，透露出老北京人性格中的頑主氣質，不隻對花鳥蟲魚如此，即使再嚴肅的藝術也會產生遊戲心理。這份心靈的輕鬆是異地少有的。看戲又叫聽戲，一字之差，把握住眯縫起眼睛，用耳朵捕捉唱腔，腦袋撥浪鼓浪般悠揚起伏的陶醉狀——這才是真正的戲迷呢，不癡無以成迷。
記得剛移居北京時，正趕上紀念徽班進京二百周年，甚至百貨商店也在推銷京劇麵譜，我因忙於立足謀生，未有閑情逸致參加任何活動。後來雖以現代文人形象屢屢進出音樂廳、美術館、豪華電影院甚至迪斯科舞廳，卻總是與漸趨蕭條的古老京劇失之交臂。直到前些天有人送來幾套京劇票，問我可感興趣，才恍然想起：我在北京十年，居然未曾現場看過一次京劇，不能說不是一種缺憾。再打電話邀約其它朋友，大多數情況都跟我相似，甚至有聽說是京劇票而婉言謝絕的。我惆悵地感到：京劇已快成了北京的記憶——尤其拉開了和我們這一代人的距離。問題在於，是它遠離了我們，還是我們遠離了京劇?
所以我騎車去虎坊橋的工人俱樂部看京劇，帶著補課的心情。京劇確實很古老了。據說全市的京劇表演，有時幾個月也輪不上一台戲，這麼發展下去有怎樣的危機呢?但在劇場門口，遇見幾個穿工服的中年男人手持人民幣，問進門的觀眾是否有富餘的票——有一個典型是票友模樣，在老槐樹蔭下悠然自得地哼著像模像樣的段子，很明顯已按捺不住“技癢”。我從他稍顯粗拙的唱腔裏卻聽出了希望。那天是幾位名角演的《盜禦馬》、《打漁殺家》等片斷，當鑼鼓聲震耳欲聾，著戲裝的生旦淨醜魚貫登場，我仿佛重溫了北京的記憶，或古典的北京。不知為什麼，我耳畔仍縈回著劇場門外那位業務票友偷閑練功的聲音——或許，這是今夜另一種畫外音吧。
在電影業發達以前，老北京居民的娛樂生活中，看戲是最重要的項目。由於北京城曆朝曆代都不乏外來人口會集，市民們興趣廣泛，各路地方戲都能找到自己的市場與忠實觀眾，確實是“你方唱罷我登台”。黃梅戲、昆曲等等，都不如京劇幸運;自乾隆五十五年四大徽班進京以後，北京城似乎對這項戲劇藝術情有獨鍾，慷慨地貼上自己的標簽，將之命名為京劇(俗稱京戲)。北京是一國之都，所謂京戲自然也就是“國戲”——正如若幹年代後北京話被定為普通話一樣。徽班進京，走的是“上層路線”，從此京劇藝術便發揚光大、風靡全國，獲得了惟我獨尊的曆史地位。直到今天，它仍然是本土戲劇藝術的重大代表(或曰“國粹”)，堪以和外來文化 (譬如西方的歌劇、話劇乃至交響樂之類)抗衡。
徽班進京，最初贏得了遊手好閑、附庸風雅的八旗子弟歡迎，於是有了“票房”、“票友”等特定的概念。這是京戲在清朝時得以“流行”的基礎。正如《“批判”北京人》一書指出：“票友唱戲猶今之唱卡拉OK，自娛自樂也……最初是三五同好者湊在一起，拉起胡琴唱小段，既不帶鑼鼓場麵，也不對外演出，純粹自娛自樂。後來票友活動逐漸變到大場麵上，開始唱整出的大戲，甚至粉墨登場，對外演出。”至於清末北京二黃 (即京戲)流行，“因走票而破家者比比皆是”(見夏仁虎《舊京瑣記》)，那都是玩物喪誌的結果，不能說是京戲誤人子弟。
為了便於票友們的享樂，京戲有一部分出現在街頭巷尾的茶館，但大多是清唱，這樣的場所也叫清唱茶樓或茶社。和飲食文化接軌，既滿足口腹之欲又兼顧聲色之歡。若欣賞完整的正宗京劇，還得在設備完善的戲園子裏，不僅音響效果、舞台效果好，而且氛圍逼真，容易“入戲”。可見京戲雖有娛樂消遣的一麵，但畢竟還是個嚴肅的劇種，需要感情投入的(或曰參與意識)。京劇行業之所以又叫梨園，是很講究詩情畫意的——它終究追求在市聲塵囂中構築一席超脫的淨土、一方特立獨行的世外桃源。人生是舞台，舞台上亦有人生——或人生的補償。這就是它對現實所具備的誘惑力——難怪好此道者人稱戲迷呢。
平民化的戲園子大多在城南。譬如天橋一帶有幾座著名的戲園子，是那個時代的四大名旦常去表演的地方，當年也曾觀眾雲集、掌聲雷動。聽戲時發出的讚賞，那叫喝彩。隻是後來有一段時期，上演得更多的是所謂革命現代京劇(別稱樣板戲)，《沙家》、《紅燈記》、《杜鵑山》以及《智取威虎山》之類。觀眾們的神態一律很嚴肅，不像是看戲，而是帶著學習的心情。劇場也變成革命教育的課堂了。今年我又騎車去城南走馬觀花，驚異地發現：許多曾經赫赫有名的舊式戲園子，居然進行了現代工藝的裝修，改成電影院、錄像廳甚至迪斯科舞廳了。和現代盛行的影視藝術相比，古老的京劇或許捉襟見肘，它並不是給人以視覺的刺激，但重在調動觀眾的想象。汪曾祺說：“雖然戲台上尚司徒隻是搖著一根馬鞭，看不出他騎的什麼”，但了解《封神榜》的觀眾看京劇《南陽關》，必然背得出那回腸蕩氣的唱詞：“尚司徒跨下呼雷豹”……所以我肯定，京劇是一門想象力豐富的藝術。它之所以曲高和寡、趨於蕭條，是因為在燈紅酒綠的消磨中，現代人的想象力大大地退化了。詩意也成為讓人費解的東西。
京劇的命運幾起幾落，至今已成為少數人的藝術(或老人的藝術)。如此推論下去是很可怕的。京劇最令我懷念的還是梅蘭芳的時代，那也是它鼎盛的時代。聽老人回憶，《貴妃醉酒》上演的時候，可真是萬人空巷——幾乎所有票友都雲集到城南去了，即使票早脫銷了，哪怕站在戲園子外麵聽幾句也好。我去陶然亭玩，總要順便拜訪鬆柏庵，那兒有座大半個世紀前的梨園公墓。據京劇演員孫毓敏說：“民國初年廟已殘破，廟外有一大塊空地。當時京劇藝人地位低下，晚景淒慘，有的流落街間，死後無處埋葬。由荀慧生發起，梅蘭芳、程硯秋、尚小雲、楊小樓等人呼應，每人交300元大洋，買下廟前十二畝荒地，辟為墓地，專供藝人們死後葬身，被稱為梨園公墓。修建了梨園先賢祠，祠內還設‘先人注’，凡對戲曲事業有貢獻的梨園界先人，都在祠內立有牌位。一代名優楊小樓、金少山等都先後安葬在這裏……”離此不遠，就是解放後創辦的北京市戲曲學校。我有時看見青年學生在圍牆那邊練武功和吊嗓子。或許，這裏正是京劇藝術記憶與現實的結合部吧。
京劇的英雄時代已經結束了，我卻懷念著那些以唱腔、身段、臉譜、台步征服人心的英雄。他們是過去年代的人們的偶像。霸王別姬、秦瓊賣馬、趙雲求駕、宋江殺惜、林衝夜奔、楊家將及穆(木)桂英掛帥……他們使死去的英雄複活了。他們在表演英雄的過程中成了英雄，藝術的英雄。如果說京劇如今已是一門黃昏的藝術，他們身上卻永遠洋溢著朝霞的魅力——曾經映紅過無數張中國人的麵孔。觀看有關的電影資料，傾聽那些塵封的唱片，便能感受到那個黃金時代的光輝：金嗓子、銀嗓子爭相碰撞的嘹亮，使我們的日常生活顯得黯然失色。隻可惜，我生不逢時，無法親眼目睹那一群弄湖兒“手把紅旗旗不濕”的雄姿英發。
程長庚算得上是第一號英雄，有廉頗老將之風。他走紅時，恰恰是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飽受西方列強淩辱的中國民眾普遍有呼喚英雄的心理，至少可以從其舞台上的壯士形象獲得些許安慰。有人以杜甫的詩風比擬程氏的唱腔，謂為“天風海濤，黃鍾大呂”。哦，“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更能夠表現程氏雄渾沉厚的藝術風格。當時，“伶界大王”譚鑫培也獲得相當一部分票友青睞，程長庚卻不敢苟同：“惟子聲太甘，近於柔靡，亡國音也；我死後，子必獨步，然吾恐中國從此無雄風也。”我不以為這是同行冤家的互相嫉恨。他抑鬱的遺囑分明充滿了對家國命運的擔擾以及對世風日下的悵惘……
幸好後來出了個楊小樓——程長庚可以無憾了。楊小樓是個生龍活虎的武生，並且成為“武戲文唱”的典型。蔣錫武在《京劇精神》中說：“許多武生演員或長於短打，或拙於長靠；或多為俊扮者，而無勾臉戲等等。他們中間有人能拿‘單項第一’，然‘全能冠軍’卻非楊氏莫屬。這就是說，長靠的，短打的，箭衣的，勾臉的，俊扮的，以及猴戲、關羽戲(紅生)等等，他都能‘拿’得起來，且無不精到。”可見，楊小樓屬於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的全才。不僅武藝高強，而且大有精神——能勾去觀眾的魂魄，非真英雄難以有此魔力。“猶記小樓在世，戲簾一揚，側身而出，輕微地顫那麼兩三下，然後猛地把頭向台口一轉，眼睛一張，仿佛照亮了全場；雙腳站定，又似安穩了大地，全身挺住連背旗也像塑就的，這時全園雅雀無聲，過了兩三秒鍾才似大夢初醒般齊聲來一個‘碰頭好’。”章靳以回憶楊小樓的一次亮相，簡直就像描繪英雄出世似的。楊小樓演武戲時擅長運用自己修煉的氣功，但有時候又完全是情不自禁地用力——進入劇情了，認為自己就是英雄人物的化身。他與梅蘭芳同台演《長板坡》，有個“趙雲”從背後“抓帔”的動作——被他抓了一下的梅蘭芳，事後讚歎”楊小樓的左手五指像小鐵棒似的貼在我的脊梁上”。他演《野豬林》裏的林衝，又抓了一回高衙內，雖然抓的隻是衣領，扮演高衙內的孫盛世卻感覺到那隻手像鐵箝子一樣越抓越緊，堪稱“鐵爪”。作為北派武生大腕的楊小樓，還曾與南派武生魁首蓋叫天合演《薛家窩》，有點打擂台的意思了。為表示謙讓，小樓請蓋叫天演黃天霸，自己配演恭金龍。蓋叫天不識抬舉，以為正好可以趨勢把楊小樓趕下台。雙刀相會時滿不是那麼回事，楊小樓“始終是蜻蜓款款、蛺蝶翩翩”，穩紮穩打，蓋叫天卻開始“目不暇給，手不暇接，往日玲瓏，似迷六孔”，被打得落花流水，隻得且戰且退。台下的看客紛紛讚歎：“滿台隻有楊小樓，找不到蓋叫天。”連蓋叫天也折服了：“楊老板的把子，不是慢而是快!快得那麼趕落人!可又快得那麼真著清楚。真是功夫!真是功夫!”從此不再敢輕視楊小樓的慢條斯理了。這也算京派與海派的一次交鋒吧。楊小樓生於1878年12月3日，8歲學戲，11歲粉墨登場，整整演了半個世紀，花甲之年還在北京吉祥戲院演了整部《康郎山》，算是告別演出了。因為僅僅半個月後——1938年1月31日，他就病逝在家中床上。或許，他是夢想死在舞台上的。老天爺未遂其願。
據傳說顧隨教授談京劇必談楊小樓，讚美其人有王者風範：“楊小樓唱霸王別姬，那真是帝王氣度；一到金少山，那就完全是山大王了，哪裏有半點兒帝王氣呢……”金少山在他眼中，似乎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他是以貶金的形式來褒楊。但確實，金少山與楊小樓不可同日而語，僅僅學了點皮毛罷了。他的走紅，隻證明大英雄已絕跡了。
同樣有傲骨的是“譚派”傳人餘叔岩(又有“新譚”之稱)。有“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之太白遺風。1931年6月，上海灘上作威作福的黑社會頭子杜月笙修建家祠，舉行落成典禮，遍邀京滬名角演戲。京派的梅、楊及其他大腕都應召而去，惟獨屢約餘叔岩卻遭到拒絕——這是一尊請不動的菩薩。杜月笙可能還沒遇到過這樣的硬骨頭，火了，又派人傳話：“如不去，此生休想再到上海灘。”等於是威脅了。餘叔岩針鋒相對：“寧此生不到上海，也不去杜家演戲。”從此果然再未去申城。真正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的好朋友張伯駒賦詩稱讚：“笑他勢力豈能移?直節幹霄竹是師。縱使滬濱難再到，不來出演杜家祠。”
現在，說起京劇，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梅蘭芳。其實，那是個英雄輩出的年代，技藝超群、擔識超群的演員大有人在。隻不過，梅蘭芳後來居上的光彩過於耀眼了，使其周圍的星辰被忽略了。梅蘭芳是幸運的，他的演藝生涯一直延續到解放後；而這時候譚鑫培、楊小樓、餘叔岩等高手都已亡故，梅蘭芳大有獨步劇壇之勢。隻好“舉杯望明月，對影成二人”了。
梅蘭芳堪稱“四大名旦”之首，另三位是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據行家介紹，四人中最難學的是梅蘭芳，因為“抓不住”他——他的技藝太圓熟了，滴水不漏，天衣無縫。“現在梅大爺在台上的玩藝兒，是沒法學的。他隨便抖一抖袖，整一整鬢，走幾步，指一下，滿都好看。很普通的一個老身段，使在他的身上，那就不一樣了。讓人瞧了，覺得舒服。這沒有說的，完全是功夫到了的關係。”這是跟他配過戲的趙桐珊的看法。梅蘭芳演《天女散花》時，真稱得上是吳帶當風，飄飄欲仙也。他的扮相也恰似仙女下凡——比女人還要女人，或者說，塑出女人中的女人，使女性美達到了極致。張中行回憶梅氏的造型：“那是20年代晚期，夜場，我陪一位鄉先輩到中和戲院去看梅演《紅線盜盒》。前麵幾郵演過，台上燈光微弱，該大軸了，一挑簾，梅走出來，台上燈光忽然大亮，滿堂碰頭好。我定晴看，全身珠光明滅，露出的麵部和手，白而像是透明如玉。身材窈窕，真如文言濫調所說，長身玉立。當時的印象是，難怪舊小說形容美女，常用仙女下凡，我確信世間必沒有這樣美的。”雖然吾生也晚，無緣現場觀看梅蘭芳的華姿風韻，讀到張中行的文字描述——知見其人，如聞其聲。一個男人，能把美女給演活了，太了不起了。前蘇聯作家愛倫堡在《人?歲月?生活》裏也提到梅蘭芳，他於1951年9月來中國把斯大林和平獎金授予宋慶齡，順便觀看梅蘭芳的表演：“我第一次看見梅蘭芳時他已60歲。這位著名的演員扮演一個懷春的少女，他的兒子扮演女仆：所有的演員都是男人。”這使愛倫堡百思不得其解。在外國是找不到這樣的演員的。
梅蘭芳年輕是初露鋒芒，便使老前輩譚鑫培刮目相看。當他風頭正健時，譚大王開始有英雄末路的喟歎了。據說“民國”二年五月間一次“義務夜戲”群雄合作，把觀眾的熱情點燃了，胃口也吊起來了，連譚鑫培都“壓”不住台，隻好請正在另一家戲院表演的梅蘭芳火速趕來，臨時加演了一段，戲迷們才滿意而歸——仿佛不看梅蘭芳一眼，怎麼與不夠盡興似的。梅蘭芳曾經跟譚鑫培“唱對台戲”，以時裝新戲《孽海波瀾》把觀眾都吸引過去了，場場滿座，擠得譚鑫培那兒連連掉座。後生可畏，使老漢不敢提當年勇了。
還有比譚老板更體會到遲暮之感的英雄，餘派的楊寶森。蔣錫武在《京劇精神》中轉引吳小如的回憶：40年代初楊唱雙出《罵曹》、《洪羊洞》，誰知《洪羊洞》“快三眼”一段唱完，觀眾紛紛離席，越唱台下人越少，前排隻剩下吳小如和一位友人，他們便聽一句喝一聲“彩”，楊見此情景，認為是真正“知音”，雖隻剩幾句“散板”，卻愈唱愈好，味道愈濃，友人邊喝彩邊說：“一字一珠，好!”確是“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楊寶森當時超水平的發揮，估計也是內心酸楚的結果。50年代後他每況愈下，曾經在北京開明劇院(民主劇場)演雙出《當鐧賣馬》和《洪羊洞》，張中行也在場，並記下了那傷心的一幕：“看客稀稀落落，樓上全空，樓下充其量不超過一半。最殺風景的是前幾排裏有兩排外國人，正在鐧已當、馬將賣的時候，一齊起立，列著隊退場了。對於這種情況，捧餘派的人都會難過，何況表演者，正在為英雄末路的秦瓊聲淚俱下呢。”楊氏的淚，是在為秦瓊流的?是在為自己流的?還是在為京劇的沒落流的?英雄啊英雄，都是在鑼鼓喧天中登台，在四麵楚歌中退場。這是誰也擺脫不了的輪回。誰能做到永不言敗呢?
京劇雖然逐漸衰微了，但它確實曾經深深影響過北京人的生活。看戲，是老北京人酷愛領略的一種精神輝煌。舉個小例子：楊小樓演《豔陽樓》裏的高登，念了一句台詞叫“閃開了”，這可不得了，第二天就惹得北京城裏滿大街拉車的，邊跑邊不停地喊“閃開了”，呼請行人讓道；甚至飯館跑堂的在坐滿食堂的餐桌間穿梭，也模仿小樓的腔調叫嚷著“閃開了”。可見京劇的深入民心。不管怎麼說，京劇捧出了早期的明星——他們在我眼中，要比當代的影星呀歌手呀更有人格魅力。或者說，要更有英雄主義的色彩。他們力圖在觀眾心目中樹立的，也是至剛至柔、盡善盡美的藝術形象。他們是當之無愧的藝術家。跟他們相比，許多當今的明星太蒼白了。
老字號
所謂的老字號，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其實就是名牌。而這名牌是靠數十年甚至百餘年的苦心經營才能樹立的。幾代人的誠信與汗水，全凝聚在上麵，自然就贏得了良好的口碑。老字號不僅要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更要經得起人心的考核——所以“買賣和氣、貨真價實”是古今通用的生意經。
北京的老字號，大都是一些古老的“個體戶”，其發家史是很值得研究的。私人投資，既要注重目前利益，又不能忽略長遠利益——這涉及到家族的延續與興衰。況且對於商家店鋪而言，起名容易出名難，創業容易守業難，真是一點也大意不得啊。在天子腳下做生意，原本就如履薄冰，再加上眾口難調——可以想見老字號的創立者們是如何勤勉與辛苦。據說這些老鋪子當年使用的包裝紙上，都印有“貨真價實、言不二價”之類字樣，相當於拍著胸脯承諾了，一言九鼎，擲地有聲。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們如願以償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既留下了蒸蒸日上的產業，更留下了遠近相傳的名聲(即今人常說的無形資產)。在那個廣告與策劃業尚未形成的時代，在那個沒有消費者協會監督的時代(自然也沒有什麼“3?15”紀念日、打假熱線之類)，老字號卻深入人心，廣泛獲得了信譽，真挺了不起的。甚至如今，它們仍然是工商行業的老前輩或大哥大。
在琉璃廠、大柵欄抑或王府井走一走，會發現許多老字號的門麵與牌匾。雖然已改為國營了，但匾額依然沿襲著原先的模式(名人題字)。李鴻章、曾國藩、梁詩正、陸潤癢、康有為、張伯英等政治家、軍閥、書法家的手跡隨處可見，不禁令人刮目相看。我知道清代的乾隆皇帝曾為“都一處”(燒麥館)題寫過店名，四處查找，發現店址早已由鮮魚口外南側遷往前門大街，而匾額也換成郭沫若重新題寫的了(聽說解放後就改了)。為什麼要改呢?難道牌匾必須追隨朝代的更替而演變?郭沫若的字也挺清秀的，但不夠虯勁，他能模仿出乾隆的那份王者之氣嗎?當然，老字號的身價並不僅僅靠名人的題辭來抬高的，比那些雕花燙金的牌匾更堅固更恒久的，還是平民百姓的口碑。老百姓念叨著老字號，念叨著過去的好時光。
我有一位詩友叫鄒靜之，他在寫《琉璃廠傳奇》、《康熙微服私訪記》、《鐵齒銅牙紀曉嵐》等電視之餘，還寫過一篇叫《美人與匾》的小文章。他說在北京的大街上最愛看兩樣東西：美人和牌匾——而看到老字號的匾額時似乎比看到漂亮的女人還激動。為什麼?因為老字號的牌匾大多請名人書寫，怎麼著都是韻味獨特的書法。看字又等於看名人。誰的字，看多了一眼就能認出來。他有時走在街上，離遠了一看，自己就跟自己打賭——那是某某的字，近了一看，正著。於是平白地在街上笑笑，很得意的樣子。他除了讀書法，還讀文字：“老字號的文字據說有典，我不知道，隻覺得把好字眼連起來的意思。‘盛錫福’、‘瑞蚨祥’、‘瑞厚珍’，一看就老，就像有故事……”
北京的老字號是有福的。恐怕隻有在北京，才能一下子湧現這麼多聞名全國的老字號。恐怕隻有在北京，生意才能做得這麼大、這麼張揚，才能請得到並且請得動這麼多的名人來撐腰。連萬人之上的皇帝都曾經為老字號留下墨寶，還有什麼說的?
受鄒靜之的影響，我上街時就不僅僅看女人了，而且多了個看牌匾的嗜好。這至少比較高雅吧?假如說看女人算是落俗的話。看美女時我臉紅心跳，看牌匾時卻盡可搖頭晃腦，甚至叫聲好呀什麼的。可惜，街上的美女越來越多了，寫得好的牌匾卻越來越少了，老字號，也越來越少了。
很多老字號已看不到了——即使看到的話，恐怕也變味了。鋪了大理石地麵，裝上電梯，放著港台音樂呀什麼的，可掌櫃的笑臉卻少見了。我最怕碰見冷美人類型的女售貨員。凡是看不到的，隻能靠回憶了。回憶老字號。
熱播一時的電視劇《大宅門》，說白了就是對同仁堂的回憶。這家中藥鋪至今仍在，但它的發家史不見得誰都清楚。於是全國的觀眾都準時趴在電視機前，看老字號的故事。據說編劇兼導演是同仁堂創業者的後裔，他為自己生於這樣一個光榮的家族感到驕傲。他以此懷念祖輩播種的血汗。同仁堂是從風裏雨裏走過來的。由同仁堂的盛衰與變遷，折射出北京城乃至整個中國的那一段曆史。據此可以演繹：三千年建城史的北京是城市裏的老字號，五千年文明的中國是世界範圍內的老字號。難道我說得不對嗎?
同仁堂、懷仁堂等等，都是久負盛名的中藥鋪。但其中最古老的，要數建於明嘉靖四年(1526年)的鶴年堂，它比飲譽中外的同仁堂整整年長二百歲。即使跟其他領域的老店鋪相比，它仍然算得上是至尊長者——堪稱老字號中的老字號。鶴年堂曾長期保存著嘉靖年間使用的帳簿(這部流水帳整整流了四百多年)，可惜“文革”期間被銷毀了。帳房先生已換過無數撥了(多少代人啊)，這哪是記帳啊，分明在接力賽跑。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那部失傳的帳簿，相當於鶴年堂的家譜——紙張泛黃、墨跡模糊。
“丸散膏丹同仁堂，湯劑飲片鶴年堂。”這句老話是用來形容同仁堂與鶴年堂的雙峰並峙。鶴年堂以選料嚴格、製作精良的湯劑為“拳頭產品”，打開了局麵，並且一直擁有穩固的地位。
據傳說鶴年堂原址位於明代大奸相嚴嵩的後花園，鶴年堂原本園中堂名。解放後因道路改建，鶴年堂由今菜市口商場北部的地段略往西移，但是它對麵的菜市口胡同，舊稱為“丞相胡同”——可見這家中藥鋪與那位奸相不無關係。還有一點是肯定的：鶴年堂昔日的牌匾，確定由嚴嵩題寫——而且是藥店發家致富的最原始的資本。民間謠傳“鶴年堂”匾剛掛出時，路人皆誇這三個大字寫得氣宇軒昂，獨有一位外地來的老頭細加揣摩後發表了不同意見：“字是好字，出手不凡，可惜筆鋒轉折處過於圓滑，時時透露出一絲奸氣。“他的眼光挺“毒”，仿佛看出了這是一位將遭到曆史唾罵的奸臣。
嚴嵩的名聲太不好聽了，所以後來鶴年堂將其手書的匾額移入店內幽暗處——至今仍懸掛在那裏。好在明代的東南沿海抗倭、後又調到北京重修長城的民族英雄戚繼光，也曾替鶴年堂題寫過“調元氣”、“養太和”兩幅橫額，畢竟能鎮壓住嚴嵩的邪氣。隻好，戚將軍手書的匾額，在“文革”期間不知被哪位紅衛兵小將摘走了，下落不明。
頭頂“馬聚源”(帽)，腳踩“內聯升”(千層底緞鞋)，身穿“八大祥”(衣料)，腰裏別著“西天成”(煙袋)……這是老北京流傳的一段民謠，也是那個時代出門時一身最好的“行頭”。可見北京人有重名牌、愛精品的傳統，知道怎麼“包裝”自己。穿衣戴帽，一點也不馬虎。可說到底還是要靠錢來撐腰，於是又加上了一句：懷裏揣著“四大行”(即“中央”、“交通”、“中國”、“農工”四大銀行的洋鈔票)。
這一身裝束，在那個時代，至少也相當於“白領”了嗎?窮人恐怕隻有羨慕的份。但據我所知，老舍筆下拉洋車的駱駝祥子，也很愛穿內聯升的鞋——一種雙臉帶“筋”、外觀顯得虎頭虎腦但柔軟吸汗的“轎夫灑鞋”，物美價廉。這是內聯升為販夫走卒特製的。因為它有兩句口號。第一句是：“要想賺大錢，就得在坐轎的人身上打主意”。第二句則是：“要伺候好會轎子的，就得想到抬轎子的。”它既要照顧貴族的趣味，但也未因之而忽略平民的願望。所以連祥子這類車夫、腳夫都穿上了內聯升——都穿得起“名牌”了。考察得如此周到、如此有人情味——這樣的名牌，肯定名不虛傳。
你肯定想像不到，這被祥子讚不絕口的內聯升，是以生產官靴而出名的。甚至連浦儀在太和殿登基時穿的那雙“龍靴”，都是向內聯升訂製的——內聯升替年僅六歲的宣統皇帝打造了小小的“龍靴”。不僅天子的腳下穿著內聯升，文武百官、皇親國戚拜謁時穿的朝靴，也大多來自內聯升……一個王朝都依賴著一個老字號而行走。我這麼講是否太誇張了?
其實仔細分析內聯升的店名你就不奇怪了。“內”指“大內”，即皇宮；“聯升”，即“連升三級”的意思。內聯升確實是靠那些熱衷於走仕途的人發大財的。誰不圖個吉利呀?誰不想升官發達呀?他們更容易領會一種商品的名稱裏所隱含的吉祥與祝福，於是大把地掏錢——內聯升生產的朝靴行情看漲，賣到了幾十兩白銀一雙。
鞋店的創始人叫趙廷，原來就是個皮匠(相當於三分之一個諸葛亮吧)，他很早即意識到“官商”一詞的厲害，於是找到京城達官丁大將軍為靠山，籌集白銀一萬兩於鹹豐三年(1853年)正式開店，並且匠心獨運地取“內聯升”為字號。店名自然取得好，但更主要的是大掌櫃的經營有方。據蔣寒中先生透露：“趙廷密藏一本‘履中備載’，專記王公貴族和知名的京官、外省大吏的靴鞋尺寸、樣式和特殊腳形。那時各地進京的舉子為巴結在京為官的‘恩師’，或窮京官為謀得外放的肥缺，常常到內聯升打聽上司、恩師的‘足下之需’，花重金為上司、恩師定製幾雙朝靴送去，表示‘善體上情’——連上司穿多大尺寸的鞋都知道，自然是心腹之人，從而博得青睞和賞識，飛黃騰達。為此，內聯升生產的朝靴身價倍增……”像股票一樣飛速漲上去了。可即使是天價，也有人買呀——這畢竟關係到仕途的升遷。
穿著龍靴的末代皇帝於1911年退下曆史舞台，內聯升的主打產品不再是官靴了，改為民用的禮服呢麵千層底鞋和緞子麵千層底鞋。在運用高檔材料方麵一點也不含糊：從美國進口的禮服呢做鞋麵，用日本的亞細亞牌漂白布做千層底包邊，連納底時都選用溫州出產的上等麻繩。“錐鋌要細，勒得要緊，針碼要勻，拉力要大，每平方寸要納146針。納好的鞋底要放到80℃——100℃的熱水中煮，然後用棉被包嚴熱悶，悶軟後再用木錘錘平、整型、曬幹，這樣就使幾十層布和十幾層袼褙組成的鞋底變成一個整體，穿著柔軟舒適、吸汗、不走樣、不起毛。”(蔣寒中語)這哪是做鞋呀，仿佛在做藝術品。簡直像造飛機那樣專心、認真、嚴謹。我算是佩服你了，內聯升!由此可見，老字號之所以成為老字號，名牌之所以成為名牌，肯定是有原因的。更值得現代企業學習的是那種一絲不苟的精神。要想贏得大眾的口碑，光靠花錢做廣告可不行。比黃金地段更重要、比打折或有獎促銷更靈驗的，還是產品的質量本身!
我不知道內聯升獨特的製作工藝和精品戰略在今天是否還能保持，或保持了多少?它的“祖傳秘方”被公開之後，每每逛大柵欄時遇見這家老字號，我總要肅然起敬。這才是合格的廠家，這才是我們民族優秀的商人……
至於民謠裏提及的“八大祥”，則指北京綢布皮貨行業的八個“祥”字號：瑞蚨祥、瑞林祥、瑞增祥，等等。八大祥都是山東省濟南府章邱縣舊軍鎮一戶孟姓人家的產業，相當於現在家族式管理的集團公司。這是那個時代的大財主，經營絲綢布料，堪稱是華麗的家族。孟氏兄弟分家後，名建本支堂號，不斷發揚光大——彼此仍呈遙相呼應之勢。
其中的瑞蚨祥最牛毛，在全國各地開設了數十個分號，“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說得一點也不假。據說解放前的大柵欄，一直是由東、西瑞蚨祥和同仁堂平分的天下。瑞蚨祥，占據了前門外大柵欄的半壁江山。它要撤的話，寸土寸金的天平便會失重的。
而頊林祥才是八大祥的“開山祖”，創立於清代道光、鹹豐年間，傳至光緒初年，已在前門外東、西月牆(甕城內)和鮮魚口外路東分別開有三號綢布店，掌櫃的叫孟燮元。潘治武先生曾講述：“瑞林祥以經營蘇杭上等絲綢錦緞、南繡乃北京‘廣盛茂’細毛皮局加工的海龍、水獺、貂皮、玄狐等高檔商品為主。由於孟燮元精明善謀、交遊廣泛，並在業務、理財上高出同業一籌，使瑞林祥在京城以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而贏得顧客稱讚，更由於地處繁華之地的優勢，瑞林祥一路成為北京綢布皮貨行之魁首。光緒中葉，日本巨商井彥一郎曾派數名日本留學生到瑞林祥學商，後於1900年回國。可見，當時瑞林祥的經營管理在國內外都享有極高聲譽。”連外國人都要來北京的老字號學習經商，孟燮元恐怕相當於那個時代的榮毅仁或李嘉誠了——知名的民族企業家。
但那個時代，商家更不容易，需要在政界找靠山，需要有達官貴人撐腰。瑞林祥投靠了大權在握的清宮總管太監李蓮英——就像李蓮英投靠慈禧太後一樣。各有各的生存之道吧。亂世求生存、求發展，也隻能如此了。恰好李大總管想在宮牆之外開辟一塊“自留地”(或者說有“下海”意識)，一拍即和。1890年，李蓮英頗大方地將白銀十幾萬兩注入瑞林祥帳房，成為一大股東，隻等著坐收漁利。他也經常以大老板(或“董事長)的身份自居，到店裏來視察一番。”商號上下同仁日久不稱李為總管，而直呼‘掌櫃’，李也欣然得意。李蓮英在宮中以總管太監權勢受賄放官自不待言，通過瑞林祥也偶爾發放官職。例如候補京官齊瑞卿與瑞林祥有交，一日造訪，進店後長趨直入後櫃，入室後突然發現李總管在坐，齊某誠惶誠恐地行叩首禮參拜。事後與孟掌櫃發怨說：“總管在，何不預示?致使餘手足無措耶!’孟笑答：‘汝夢寐以求做官，餘代轉稟可獲!’於是李蓮英應瑞林祥之托放齊瑞卿為湖北省漢陽府知府。”(潘治武語)可見瑞林祥快成李蓮英在宮外的辦事處了。有了這麼一把遮天蔽日的保護傘，瑞林祥在業內自然腰板挺得特直。好在它總體上還是規規矩矩做生意，一直是消費者信得過的老牌絲綢店，從不賣假冒偽劣產品。
近來北京有句流行語：翠花，上酸菜!老北京的名菜館裏還真有個叫翠花樓的，不知道那裏麵的酸菜是否由翠花姑娘端上來?
餐飲業的老字號可太多了，比翠花樓更有名的是全聚德、便宜坊、東來順、六必居、鴻賓樓、同和居……包括在虎坊橋一帶紀曉嵐閱微草堂遺址的晉陽飯莊。
梁實秋在《雅舍談吃》一書裏如數家珍，例舉了正陽樓如烤羊肉，致美齋的鍋燒雞、煎餛飩、爆雙脆、爆肚，東興樓的芙蓉雞片、烏魚線、韭菜簍，中興樓的咖喱雞，忠信堂的油爆蝦，鹽局蝦，厚德福的鐵鍋蛋，潤明樓的沙鍋魚翅，青華樓的火腿煨冬筍，曰盛齋的醬牛羊肉，玉華台的水晶蝦餅……都是這些老字號的拿手菜，在別處吃不到的正宗味兒。西城天福號的清醬肉，如今似乎已失傳了，可在梁實秋眼中是能夠跟南方的火腿抗衡的。梁實秋記得正陽樓的烤肉炙子比烤肉宛、烤肉季的要小得多：“直徑不過二尺，放在四張八仙桌上，都是擺在小院裏，四周是四把條凳。三五個一夥圍著一個桌子，抬起一條腿踩在條凳上，邊烤邊飲邊吃邊笑……”這是需要像梁山好漢一樣站著吃的燒烤。
有“超級老店”之稱的是柳泉居，原址在護國寺西口路東，後遷至迤南路西。原先院內有一棵垂楊柳(讓人聯想到花和尚魯智深)和一口甜水井，因而得名。可惜經營到民國時期一搬家，全沒有了，名稱也就變得抽象。“柳泉居者，酒館而兼存放。蓋起於清初，數百年矣。資本厚而信譽堅……”(引自夏仁虎《舊京瑣記》)可以證明它的年齡。老舍童年時就住在柳泉居對麵的小羊圈胡同(在《正紅旗下》一書裏提到)，估計為之流過口水。
西珠市口的豐澤園飯莊的字號，是其老板1930年遊中南海豐澤園後所得，為了沾一點殘存的皇氣。他起名時絕對想像不到，幾十年後，國家領袖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遇見豐澤園的特級廚師，親切握手：“貴寶號和我的住地都叫豐澤園，很有緣分。代我向全體職工問好!”來往的食客一進豐澤園飯莊，聽到這典故，肯定會有特殊的感覺。豐澤園飯店真有福氣，受到了偉人的點評。
舊時的許多餐館都是四合院結構，座落於胡同深處，有“酒香不怕巷子深”之氣概。譬如菜市口的廣和居，以擅長烹飪山東菜而出名，引來過張之洞、翁同和、譚嗣同等無數名流光顧，也隻是一套大四合院：“臨街房三間，南山半間為門洞，其門麵磨磚刻花，如今尚有磨麵刻花的小門樓舊跡可尋。門洞正對著院內南房的西山牆，牆上的招牌是磚刻製的，好似影壁院內設前後相通的兩進北房，靠東側設一月亮門，門內南北房是為雅座目成一體。院內各房，皆分大小，或獨飲，或小聚、或大宴，皆盡其妙。”根據穆雪鬆先生的描繪，我們大致能猜測出舊京老餐館的格局與情調。然而可別小瞧了：“廣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東，曆史最悠久蓋自道光中即有此館，專為宣南士大夫設也。”(《道鹹以來朝野雜記》)相當於官場的外延。清末書法家何紹基與廣和居為鄰，落魄時像孔乙己一樣在這裏賒賬，店主把他打的欠條當寶貝一般裝裱起來，以展覽其鐵劃銀勾。後來，那位塑了孔乙己的魯迅，也寄宿於附近的紹興會館，常“夜飲於廣和居”(在其日記裏有記載)，借酒澆愁，並且最終爆發出一聲《呐喊》。
魯迅曾經與鄭振鐸合編《北平箋譜》，在書信中評價：“至三十世紀，必與唐版媲美矣。”這部用宣紙、木版、水墨套印的箋譜，是在琉璃廠請人鐫刻、印刷的。魯迅對琉璃廠的水墨刻印信箋情有獨鍾，多次去選購。他1933年還函告同仁：“去年冬季回到北平，在琉璃廠得了一點箋紙，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已比《文美齋箋譜》時代更佳。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諸箋，其刻法已在日本木刻專家之上……”琉璃廠是很讓魯迅先生牽掛的地方。
我覺得琉璃廠堪稱老北京的一條“文化街”，密集著眾多的書店、紙店、文具店、古董店。經營文房四寶、名流字畫的老字號，首推榮寶齋——店名隱含著“以文會友，榮名為寶”的意思。榮寶齋的匾額是請清代的大狀元陸潤癢書寫的，溫文爾雅。
琉璃廠是看牌匾、看名人手跡的最佳場所。寶古齋古玩鋪是翁同和題寫，韻古齋是寶熙題寫，萃珍齋是寺石公題寫，靜文齋南紙店是徐世昌題寫，鬆古齋是胡浚題寫……類似的老字號還有鬆華齋、清秘閣、淳菁閣、懿文齋呀什麼的。不過有些因世事滄桑早已停辦。不僅找不見牌匾，連門臉兒也沒了。
和魯迅合編《北京箋譜》的鄭振鐸，當年就遊走於琉璃廠，搜訪箋樣、交涉印刷事務。他最讚賞榮寶齋，稱之為“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箋肆”，在這裏他找到了林琴南的山水箋、齊白石的花果箋，吳待秋的梅花箋等諸多珍品。鄭振鐸踏破鐵鞋也不嫌其累，因為這一係列鱗次櫛比的老字號像約好了在等他這個有心人似的……
老字號永遠給人以一種溫情。當然，也同樣令人懷舊。當年周作人在西四牌樓以南走過，望著異馥齋的丈許高的獨木招牌，不禁神往：“因為這不但表示他是義和團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陰暗的字跡又引起我一種焚香靜坐的安閑而豐腴的生活的生活的幻想。”看見老字號的牌匾，他仿佛就走不動路了，忍不住想入非非。我難道不也是如此嗎?我是老字號的一個夢遊者。
八大胡同
談論妓女，是比較敏感的話題。但在舊時代，把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範圍之內，與販夫走卒無異。因而我輩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時，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雖然唐宋的詩人(譬如贏得青樓薄幸名的杜牧，以及擅長寫“花間詞”的柳永)與妓女的關係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然很難登上大雅之堂的，頂多屬於“民間團體”罷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之地位的是關漢卿，他作為當紅的詞曲作家出沒於勾欄瓦舍之間，與媚眼頻拋的歌伎舞女們打情罵俏。關漢卿生長於元大都，堪稱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裏一樣能找到大腕的感覺。
對妓女的記載一般隻能見諸於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馬可·波羅遊記》，較早介紹了北京地區(時稱元大都)妓女的規模與狀況。馬可·波羅說新都城內和舊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約有2.5萬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個特設的官吏監督，而這些官吏又服從總管的指揮。給人的感覺，元大都對妓女也實行半軍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員相當於百夫長或千夫長，行之有效地統率著天子腳下的紅粉軍團。妓女甚至進入了這個歐亞大帝國的外事(外交)領域：“每當有外國專使來到大都，如果他們負有與大汗利益相關的任務，則他們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為了用最優等的禮貌款待他們，大汗特令總管給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個高等妓女，並且每夜一換。派人管理她們的目的就在於此。”妓女的“覺悟”好像也挺高，“都認為這樣的差事是自己對大汗應盡的一種義務，因此不收任何報酬。”不知馬可·波羅統計的妓女數目是否有誇張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冊登記的暗娼?“賣淫婦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內營業的，她們隻能在近郊附近拉客營生……這些地方共有娼妓二萬五千人。無數商人和其他旅客為京都所吸引，不斷地往來，所以這樣多的娼妓並沒有供過於求。”看來那是一個“性解放”的時代。不過在當時，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沒有第二座城市，能養得起如此龐大的妓女隊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觀了。
明朝的北京，紅燈區又是什麼樣的呢?我不太清楚。手頭沒有現成的資料。我隻聽說，導致吳三桂衝冠一怒的紅顏——陳圓圓，就是“三陪女”出身：“姓陳名沅，為太原故家女，善詩畫，工琴曲，遭亂被擄，淪為玉峰歌伎，自樹幟樂籍而後，豔名大著。凡買笑征歌之客，都喚她做沅姬。身價既高，凡侍一宴須五金，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馬王孫，墜鞭公子，趨之若鶩，大有車馬盈門之勢。即詞人墨客，凡以詩詞題贈沅姬的，亦更仆難數。”後來，崇禎皇帝駕下西宮國丈田畹，以千金購之，將其包養起來。再後來，吳大將軍去田府串門，一見圓圓，驚為天人，愛得要死要活的……
明清兩朝，皇帝都住在紫禁城裏，妻妾成群。紫禁城儼然已成最大的“紅燈區”。大紅燈籠高高掛。隻不過三千粉黛，都是為一個人服務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宮女無辜(雖然也會爭風吃醋“搶生意”)，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貪婪最無恥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沉溺於女色的緣故。而清帝中，甚至出過覺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訪去逛窯子的人物。鬧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脫下龍袍換上布衣，讓小太監扮作仆人，頻頻光顧八大胡同，跟上了癮似的。結果染上梅毒，18歲暴卒。既誤國，又害了自己。
好像這也是有傳統的。更早的時候，宋徽宗就嚐過去民間做嫖客的滋味。他迷戀東京名妓李師師，偷偷挖了一條地道通往妓院。不僅跟“追星”的詞人周邦彥“撞車”了，還中過梁山好漢宋江的“埋伏”。
明末出了個陳圓圓，晚清出了個賽金花。賽金花絕對屬於“另類”。她生長於煙花巷陌，遇見大狀元洪鈞，就從良了。雖然隻是妾，卻以夫人身份隨洪鈞出使德、俄、荷、奧四國，算是出過遠門，見識了外麵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過維多利亞女王與威廉皇帝)。很出風頭的。自海外歸來，因洪鈞早逝，家裏斷炊了，就重操舊業。陳宗蕃《燕都叢考》記載:“自石頭胡同而西曰陝西巷，光緒庚子時，名妓賽金花張豔幟於是。”以昔狀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門賣笑，本來就適宜作為花邊新聞炒作，賽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錯，弄不好還能成為巴黎茶花女式的傳奇。偏偏賽金花天生是盞不省油的燈，又卷入了更大的是非：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期間，她與德帥瓦德西鬧了場滿城風雨的“跨國之戀”……真不知她怎麼想的。
1936年，劉半農領著研究生商鴻逵訪問人老珠黃的賽金花，由賽口述、商執筆，寫了本《賽金花本事》。此為比當代的暢銷書《絕對隱私》要早得多的“口述實錄”。“大學教授要為妓女寫書，轟動了整個社會，書出版後銷售一空。”(葉祖孚語)
說起老北京的妓院，人們首先會想到八大胡同。所謂八大胡同，並非某一條胡同的名稱，而是由八條胡同組成的，位於前門外大柵欄附近，因妓館密集而成一大銷金窟。《京都勝跡》一書引用過當時的一首打油詩：“八大胡同自古名，陝西百順石頭城(陝西巷口的百順胡同、石頭胡同)。韓家潭畔弦歌雜(韓家潭)，王廣斜街燈火明(王廣福斜街)。萬佛寺前車輻輳(萬佛寺係一小橫巷，西通陝西巷，東通石頭胡同)，二條營外路縱橫(大外廊營、小外廊營)。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民國後，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為八大胡同火上澆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價收買參、眾兩院800名議員(號稱八百羅漢)，每人月薪800塊現大洋。而國會的會址位於宣武門外象來街(今新華社)，“錢來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帶產生了畸形的繁榮，許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40年代還津津有味地談起‘八百羅漢’鬧京城時的盛況……古有飽暖思淫欲之說。‘八百羅漢’酒足飯飽之後，當然不乏有些尋花問柳的青樓之遊。位於前門、宣武門之間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紅燈區，許多妓院竟然掛出了‘客滿’的牌子。”這段文字，見之於方彪著《北京簡史》。唉，八大胡同，竟然“載入史冊”了。
八大胡同曾是賽金花“重張豔幟”之處，但畢竟出了小鳳仙那樣真正的義妓。袁世凱複辟稱帝期間，滇軍首領蔡鍔身陷虎穴，為擺脫監控，假裝醉生夢死，放蕩不羈於八大胡同，因而結識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小鳳仙。小鳳仙膽識過人，掩護臥薪嚐膽的蔡將軍躲避了盜國大賊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個叫蔡鬆坡(蔡鍔)的人，在雲南舉行了倒袁起義，打碎了袁世凱的迷夢。這位蔡鍔的名字永存於北海西北角的鬆坡圖書館。麵對蔡鍔的起義，袁世凱籌劃已久的君主製度像一枕黃粱般破滅了……”(林語堂語) 蔡鍔為中國的民主製度立下汗馬功勞，其中似應有小鳳仙的一份，多虧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說英雄救美，可這回卻是淪落風塵的美人救落難的英雄。
有一部老電影叫《蔡鍔與小鳳仙》，就是表現這位紅塵女子跟北伐名將的知音之情。蔡鍔是王心剛演的，小鳳仙是張瑜演的。
根據《燕都舊事》一書引用的資料：“民國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民國七年 (1918年)，妓院增至406家，妓女3880人。民國六、七年間，妓院之外私娼不下7000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萬人之上了。民國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遷，北平不如過去繁榮，妓院、妓女的數字也隨之下降。民國十八年(1929年)，北京頭等妓院有45家，妓女328人；二等妓院(茶室)有60家，妓女528人；三等妓院 (下處190家，妓女。1895人；四等妓院(小下處)34家，妓女301人。以上共計妓院329家，妓女3052人。但實際上暗娼的數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數字比這大得多。”據說妓院的房間很矮小擁擠，跟鴿子籠似的，隻能放下一張床及一桌一椅，那裏麵收容著煙花女子們扭曲的人生。幸好新中國成立後，妓女們也得到了解放。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決議，一夜之間封閉了全市所有妓院。“八大胡同”可以休矣！
葉祖孚先生曾重新參觀了從前妓院舊址。他去了朱芳胡同9號，原來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寶茶室，門框上麵“聚寶榮室”四字猶存。“聽說在一次房管局修繕房屋過程中，居住在裏麵的居民憤怒地要求鏟掉門口這四個字，他們不願意這些象征恥辱的痕跡仍舊保存著。”朱家胡同45號，原先的妓院叫“臨春樓”(一聽這名字就很媚俗)，門框上刻有“二等茶室”的字樣；裏麵的住戶，抬頭低頭都能看見，估計同樣很不是滋味。“這裏樓下5間房，樓上也是5間房，每間房約9平方米，原先樓上樓下都是7間房，每間房隻有6平方米，後來改成5間，略大了些，但仍是鴿子籠似的……”6平方米的空間，雖小，裏麵卻浸染著一部血淚史。當然，故事早已失傳了，麵目模糊的主人公也下落不明。妓院分三六九等，其中的頭等者，硬件設施要高檔一些，甚至很豪華，可以想見其門前車馬喧囂的情景，進進出出的都是舊時代的大款吧?百順胡同，就是精裝修的頭等妓院之集中點，專為上流社會提供服務的。譬如49號，是個四麵環樓的院落(屬於另類的四合院)，“每麵4間房，樓上共16間，樓下也是16間，每間房均10平方米大。有個樓梯通到樓上，樓梯還結實，樓上還有雕花的欄杆。看了這個頭等妓院，可以想像從前這裏妓女倚門賣笑，過著紙醉金迷生活的樣子，從這裏散發出來的汙濁空氣腐蝕著整個北京城。”我嚐試用現成的古詩句串聯一番: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可惜隻批駁了站在台麵上的商女，沒來得及諷刺幕後的嫖客。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嫖客比商女更鮮廉寡恥——那是在花錢買“亡國”啊。頭等妓院除了經營“老本行”，額外還提供餐飲遊樂，堪稱全方位的服務。韓家潭27號，即叫做“清吟小班”的地方，“門口上麵有個名叫李鍾豫的人題了‘慶元春’三字，是這家妓院的名字。這裏院子比較寬暢，隻有南北兩麵有兩層樓房，每麵都是樓上4間，樓下4間，兩麵共16間房，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間約有10平方米。這是富人們的銷金窟，除了可以嫖妓外，吃得也不錯，經過修理的樓梯上還釘著一塊‘本莊寄售南腿’的木牌，證明從前這裏的飲食水平。”連金華火腿都成為一大招牌了。隻是，聞風而至的公子王孫，並非真的垂涎於此地之夥食，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樓宇間的妓女們，為投其所好，即使不會跳埃及的肚皮舞，也得將南美的大腿舞學上幾手。嘣嚓嚓，嘣嚓嚓。推金山，倒玉柱。
值得一提的是，這花枝招展的韓家潭(今名韓家胡同)，曾是閑散文人李漁的隱居之地(大隱隱於市嘛)。“他生於明清之際，進北京似在入清以後，請張南垣為他在韓家潭壘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別墅‘芥子園’為名，題楹聯曰：十載藤花樹，三春芥子園。”此語我是聽詩人邵燕祥說的。我想，芥子園，恐怕是八大胡同地帶惟一的文化遺跡吧?想這放蕩不羈的李笠翁，即使挾妓醉飲，也不會怎麼臉紅的。他老人家並不在乎與八大胡同的秦樓楚館為芳鄰，不在乎後人說閑話。
而邵燕祥，50年代中期，曾和袁鷹結伴去韓家潭小學跟少先隊員們見麵。是否輔導作文?“那時候還不知道李漁在這條街上住過。隻知道韓家潭是所謂‘八大胡同’之一，不免有些感慨；當時看校舍破舊陰暗，猜想或許正是舊日青樓，又不便問，心中如堵。近年有時去鐵樹斜街(原名李鐵拐斜街，頗富民俗色彩，不知為什麼一定要改名，是怕誤解為嘲弄殘廢人嗎)，房管所在那兒；左近屬於‘八大胡同’的石頭胡同、陝西巷，四十多年前已盡掃勾欄穢氣，不過民居沒太變樣；韓家潭胡同較大，寬敞些，但也絕無芥子園的痕跡了。”
前一段時間，有好事者，倡議修繕八大胡同妓院遺址，作為旅遊景點，吸引中外觀光客，哪怕是進行一番“憶苦思甜”的教育，也有積極意義。此言一出，在報端立即招致眾人反對：有人說，老北京的風俗，不能靠八大胡同來表現，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橋、大柵欄、琉璃廠等等，夠玩的了；有人說，讓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過是為了滿足某些現代人對妓女生活的好奇心與窺視欲，會產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種種，都恨不得將八大胡同夷為平地，最好是索性將其從中國人的記憶裏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畢竟是北京特定的曆史階段的產物。至於是否有必要列為景點隆重推出?確實夠讓人為難的。懷古乎?懷舊乎?八大胡同，似乎跟巴黎的紅磨坊、紐約的紅燈區還是有區別的。東、西方的道德觀念，也還是有區別的。所以，本地雖然一直向外來遊客推薦“胡同遊”(坐在老式的人力車上，體驗一番“胡同竄子”的感覺)，但八大胡同並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屬於被(刻意)遺忘的角落。
像我前文中提及的葉祖孚、邵燕祥諸君，要麼是“微服私訪”，要麼是不期而遇，都沒有大張旗鼓的意思。我本人，也不大敢打著“文化考察”的幌子，去八大胡同探古溯源。甚至寫這篇文章，都不得不斟詞酌句，生怕錯說出什麼不得體的話。
至今沒踏訪過八大胡同舊地，加上不想招惹是非，隻得借助前人的文字，想像並評述一番這昔日青樓地帶的風風雨雨。
談論妓女，一如在談論洪水猛獸。八大胡同，乃至天底下所有的紅燈區，仿佛是人類囚禁、奴役自身的“動物園”。或者說，都展覽著人性向獸性演變的複雜過程。令後世之觀眾惆悵不已、五味俱全。是的，我們無意間目擊了人類心靈中曾有過的陰暗麵。華美的肉體與醜陋的靈魂，形成鮮明的對比。
《燕都往事談》一書，在原則乃至語氣上把握得很準、很正，雖涉及了一些煙雲往事(或煙花往事)，但特意在代序中強調：“舊北京也有它的陰暗麵：公開和不公開的妓院，形形色色的賭博，以及算卦相麵、坑蒙拐騙……充斥著這座古城的底層，散發著臭氣，毒害著人民。紙醉金迷的‘八大胡同’是罪惡的淵藪，使古城失色。北京解放以後，這些垃圾堆被鐵掃帚掃到九霄雲外去了。本書記下這些資料，目的在於讓後人知道舊社會曾有這樣的渣滓，以便提高警惕，千萬不能讓沉渣泛起。”正氣凜然，可作示範。該序言雖署名“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聽說執筆者正是葉祖孚先生，文風老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