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開國元勳，肯定預料不到自己的末代皇帝會死在一個農民的手裏，而且是在兵臨城下時上吊的（有點像是“畏罪”的意思）。有什麼辦法呢，這個王朝終將遇見自己的天敵：一位敢於在皇宮裏放馬的西北農民，他用自己的韁繩打了個死結，居然把皇帝給勒死了。
李自成認為十個燕京也比不上一個西安，可見他並不情願在北京安家落戶。北京對於他來說，不過是中途遇見的一座最大的客棧，飲馬、歇腳、飽餐一頓之後，還是要打道回府一當然，最好是把此地的寶貝全搬運回去。所以他特設“比餉鎮撫司”，向明王朝的皇親國戚、遺老遺少們追索贓銀助餉，處決了一大批前朝的貪官汙吏，將其私產罰沒充公（共獲白銀七千多萬兩）。然後論功行賞，散發給將士們做工資，皆大歡喜。
李自成過於看重銀兩，卻忽略了長城。他把幾萬名太監哄出紫禁城，就感到天空地廣，可以高枕無憂了，卻一點沒把山海關外的邊患當回事。他未慎重對待遠處黑雲壓城城欲摧之態勢。其實，長城的城磚比他孜孜以求的那些金銀玉器重要得多。一旦大牆頹塌，則玉碎宮傾，玉石俱焚。
李自成僅在北京城裏做了42天皇帝（用俗話說就是“吃了42天餃子”，一說18天），長城就出現了新的缺口。垂涎已久的清兵由投降的吳三桂引路，自山海關湧入，就像滾滾洪流一樣，淹沒了北京城，淹沒了中原以及江南，淹沒了整個明王朝的版圖。
李自成初舉義旗時，為突破敵人圍剿，甚至帶頭殺掉自己的妻妾，以示輕裝前進之決心。可自打占據北京城之外，他徹底放棄了遊擊隊員的精神，心甘情願地為財色二字所束縛。
後人回避了李闖王為錢所累的一麵，將其失敗歸因到一個女子的頭上。陳圓圓也就像曆史上的諸多“紅顏禍水”一樣，成了替罪羊。因而給人們造成了這樣的錯覺：仿佛大順政權是因李自成、陳圓圓、吳三桂之間的“三角戀愛”而垮台的。
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在明末有田畹府。田畹是崇禎的老丈人，他的女兒是皇上最寵幸的田貴妃，崇禎死後就草葬在田妃墓中。而陳圓圓，則是田畹家收養的歌伎。戌邊的軍閥吳三桂去田府玩，一眼就看上了美若天仙的陳圓圓，厚著臉皮向田畹老頭討要，田畹雖心疼，也隻好故作大方地促成這兩位年輕人的好事。李自成打進北京城，將吳三桂的親屬全劫作人質，以勒令其投降。審訊的時候，他覺得吳三桂的“小蜜”確實光彩照人，於是將其充做自己的嬪妃。屯兵山海關的吳三桂原本已臣服了，在回北京城“報到”的路上，聽說愛妾被李闖王占有，忍無可忍，索性投靠關外的清兵，而且甘當急先鋒，與李自成決一死戰。此即“三軍慟哭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之典故。吳、李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政敵兼情敵。
吳三桂圍城時，李自成將其父母全綁上城頭，企望以此舉退兵。吳不屈服，眼睜睜地瞧著父母被斬首。
李自成突圍，陳圓圓謊稱：“大王若放我，三桂必不追也。”李依從其計。聰明的陳圓圓，就這樣回到情人的懷抱。
闖王進京，陳圓圓算是一件特殊的戰利品，也正是這件戰利品，導致他最終兵敗，使唾手可得的江山美人全化為泡影。小小的一個女子，居然有這天大的本領？她甚至還改變了一座城市的命運：北京被八旗子弟所占據，成了大清帝國的都城。
假如闖王與陳圓圓擦肩而過，那麼吳三桂是否就不會因戴上“綠帽子”而惱羞成怒？不會借刀殺人了？那麼，曆史是否就要改寫了？
其實不然。清軍垂涎大明江山已久，取而代之是遲早的事。吳三桂求援，不過為其提供了一個借口而已。因為多爾袞最初聽見李闖王逼死明帝的消息，即起趁火打劫之心，八旗兵馬早就整裝待發。入侵中原，根本不需要什麼理由、不需要什麼通行證的。
如此看來，即使沒有吳三桂開門迎敵的原因，闖王的江山也不見得坐得牢。他的起義具備破壞性，卻缺乏建設性給風雨飄搖的明王朝添亂了，並施以致命一擊，卻沒有收拾殘局的本領。從客觀的效果上來說，他無意識地推動了清兵入關、執掌天下的步伐。
然而吳三桂與陳圓圓的豔情，確實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或者說，混淆了曆史的視野。喧賓奪主的兒女情仇，遮掩了國家興亡的真實內幕。過多地關注那被誇大了的吳三桂與陳圓圓對改朝換代的影響，必將使吾輩顧不上總結李自成的教訓。在居庸關通往北京城的途中，有一尊李自成快馬加鞭的紀念塑像（後人樹立的）。他正如探囊取物般直奔紫禁城的金鑾殿而去，渴望在古老的龍床上歇歇腳。可是他為什麼忽然勒住了馬，永遠地停留在過程之中，成了一尊令人慨歎不已的雕塑？應該銘記住闖王的教訓。馬還是那匹烏騅馬，人還是那個人，可人物頭上的光環，已經被摘去了。雖然他依舊戴著那頂寬邊氈帽。
成者為王敗者寇。曾經輝煌也曾經失敗過的李闖王，像曆史上無數悲劇英雄一樣，讓人感懷不已。
梁思成
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曾著力研究過北京周圍的古代建築，並合著《平郊建築雜錄》一書，其中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間建築物極多，偶爾郊遊，觸目都是饒有趣味的古建……無論哪一個巍巍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裏，無形中都在訴說或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這不像是理論性的文字，簡直為北京地區的古代建築唱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讚美詩。在他們的理解中那些飽經滄桑的亭台樓閣、寺廟塔院也有靈魂，為昔日的繁華吟詠著纏綿悱惻的挽歌，而且是神秘的曆史最可信賴的證物。
正是基於這份刻骨銘心的愛，新中國成立後，被任命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提出了把北京改造成新中國首都的建議：第一，北京市應當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業中心；第二，必須阻止工業發展。因為它將導致交通堵塞、環境汙染、人口劇增和住房短缺；第三，嚴格保持紫禁城；第四，在老城牆內的建築物要限製在兩層到三層，在城西建造一個沿南北軸向的政府行政中心。隻可惜除了保留紫禁城這一條得到采納外，其他的都被政府否掉了。
其後，北京城的麵貌便開始了自明清以來最大的演變。古城牆全被拆毀，除了保留南麵的前門和北麵的德勝門以及東南角樓外，其餘的城門樓子也都被夷為平地。梁思成在他一生的最後20年裏（他於1972年逝世），一直遺憾地關注著這一切。在當時的北京，他恐怕算最心疼的一個人了。尤其城牆的拆毀對於他來說，肯定比拔牙還要痛苦，但他也隻能無奈地接受現實。“文革”中，他在筆記本裏如此排遣自己的積鬱：“在思想上我覺得整個世界在飛躍前進，我實在跟不上。奈何！奈何！”他曾被作為複古主義思想的典型一批再批，隻能在內心堅持自己的觀點。直到今天，人們才認識到並承認他的良苦用心。
梁思成一直認為建築是一本石頭的史書，忠實地反映著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不能否認曆史，更不能切斷曆史。他說：“我對北京市的城市規劃正是從這個曆史觀的角度提出來的。對北京這個曆史留下來的傑作，我們不能輕舉妄動，它是封建社會的精華，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是一個巨大的博物館。我並不是認為北京城就不能動了，我們就不能建設了。但是首先應當有一個嚴密完整、有遠見的總體規劃，才能行動。像龍須溝這樣的地區當然必須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長安街上金代慶壽寺雙塔，為什麼一定要把它拆掉？為什麼不能把它保留下來作為一個街心綠地看一看？如果效果不好再拆還不遲嘛，這就是要慎重。”隻是在當時破舊立新、熱火朝天的建設場麵中，他的聲音太弱小了，很快就被推土機、起重機的喧II給淹沒了，但這弱小的聲音也是很寶貴的，曆史會感激他的。真難得他能保持局外人般的清醒，也許不是清醒，而是出於對北京城的近乎狂熱的愛戀。梁思成在“文革”期間曾遭受揪鬥，據說他當時胸前掛著一塊黑板，上麵用白字寫著打了一個大X的“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踉踉蹌蹌地沿街遊行。
但他作為20世紀中國傑出的建築學家，最終還是獲得了姍姍來遲的肯定。他的老友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在《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結尾時寫道：“梁思成於1972年1月9日逝世，終年七十歲。十四年後，在本來該是他八十五歲生日之際，清華大學舉行了對他一生事跡的紀念會。一大批同事、學生、家屬和朋友，以及一些官員參加了會。麵對差不多七百名參加者，約有四十人致詞頌揚他的人格和成就。這些頌詞都刊載在清華大學出版社於1986年出版的題為《梁思成八十五周年誕辰紀念文集》的白皮書中。”
梁思成出身名門，他是梁啟超之子，又是北京忠實的兒子。他雖然對中西建築文化了如指掌，並且曾經留學美國，但他在北京一直喜歡住在老式的四合院裏。靠近東城牆的北總布胡同三號的一座四合院，就是他和林徽因在30年代的舊居。
林徽因原是新月派詩人，後受夫君影響在建築學方麵也有造詣。她參與過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以及國徽的設計。1948年，女學生林洙成了梁家的小客人，林徽因經常給她講北京城的規劃、講建築，培養起了她對建築的興趣。說來也巧，林徽因病逝七年後，林洙成為梁思成晚年生活的最後伴侶。她一直認為，“林(徽因）先生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生活的領路人。”
林徽因是1955年離開梁思成、離開這個世界的。用美國學者史景遷的話說，是“在寒風凜冽的北京，在最後一堵龐大城牆頹然倒塌之時死去的”。史景遷為《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寫了前言：“我還看到，思成和徽因一道，乘火車，坐卡車，甚至駕騾車跋涉於人跡罕至的泥濘之中，直至最終我們一同攀援在中國曆史大匾的梁架之間，感受著我們手指間那精巧的木工和觸手即得的奇跡，以及一種可能已經永遠不可複得的藝術的精徽。”對於梁思成與林徽因而言，古代建築不僅是曆史大廈的梁柱，也是藝術的祭壇。
遼南京
人們常常不自覺地忽略北京城在遼代的曲折故事。
南京一開始僅為皇家避寒的“冬宮”。軍閥混戰的五代十國時期，鶓蚌相爭，漁翁得利。於長城外坐山觀虎鬥的契丹族，扮演了漁翁的角色。契丹主耶律阿保機於公元916年建立遼王朝，對一牆之隔的幽州（今北京）垂涎三尺，曾傾巢出動，親率三十萬兵馬跨越燕山強攻，而未得手。可他並沒有死心。幽州城下有一唐代舊廟，因供奉大悲觀音菩薩像而得名大悲閣。傳說遼太祖曾遙指白衣觀音像說：“我夢神人叫送石郎為中國帝。”所謂的石郎，即後唐太原節度使石敬瑭。
石敬瑭謀反稱帝，不得不借助外族的力量，一直對契丹主暗送秋波。他開出一張“空頭支票”：許諾割讓包括幽州在內的燕雲十六州，以這份厚禮獲取“友邦”的佑清泰三年（136年），中原朝廷調集平叛大軍圍剿晉陽，命幽州刺史趙德鈞西進，斷其退路，遼太宗耶律德光見有利可圖，當然不會坐視自己的“幹兒子”覆滅，遂火速增援。
趙德鉤旣違背君命，坐失截擊契丹援軍圓遼台山清水院(大覺寺山門〕。
阻擋其與石敬瑭會合之良機，又未能跟耶律
德光談成“買賣”，結果落了個裏外不是人。投機者的小算盤徹底打錯了，最後隻好舉手投降。契丹人馬兵不血刃地占領幽州，並且席卷燕雲十六州。窮大方的石敬瑭，為爭王冠不惜犧牲民族利益，乖乖交出被割讓的州府圖籍，以示成交。
被石敬瑭這個大倒爺轉手出賣的燕雲十六州，一直是中原王朝的一塊心病。尤其是自古即為邊防要塞的幽州淪落敵手後，無異於門戶洞開，長城頓時形同虛設！。雷厲風行的遊牧民族盡可以此為橋頭堡，揮鞭南下，登堂入室，掏內陸之心窩。
正因有唇亡齒寒的危機感，後周世宗於公元959年親率北伐軍，溯運河而上，收複關南三座州府。本想造橋後渡拒馬河直逼幽州，可皇帝偏偏在這節骨眼上生病了，隻好就此作罷。
第二年，一位叫趙匡胤的將軍奉新上台的七歲小皇帝之命，再次征遼。然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出開封不遠，便在陳橋驛發動了兵變。趙將軍黃袍加身，搖身變作了宋太祖。
宋太祖同樣很掛念並入契丹版圖的燕雲十六州。他揚言道：“我以二十匹絹購一契丹人頭。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矣。”他相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然而事情絕不像他想得那麼簡單。繼承其遺產與遺誌的宋太宗趙光義，於公元979年圍剿幽州，仰攻多日而未克。兩軍選擇高梁河畔（今西直門外）進行大決戰，末太宗親自擔任前敵總指揮，懸賞百萬。此舉剛剛奏效，不巧的是，一代猛將耶律休哥率生力軍自草原趕來，給苦苦撐持的遼軍打了一針強心劑。宋朝將士也不貪圖那點獎金了，保命要緊，於是紛紛丟盔卸甲抱頭鼠竄，一口氣潲退了數十裏。耶律休哥血染戰袍，卻“輕傷不下火線”，身先士卒，策動剩勇追殺窮寇，砍下了無數人頭。為報一箭之仇，宋軍第二年複攻遼，又重蹈覆轍。宋雍熙三年（986年），太宗還不死心，發動第三次圍剿一史稱“雍熙北伐。其時遼景宗駕崩，聖宗年幼無知，由蕭太後說了算。出於投機心理，宋軍三十萬人馬趁火打劫，突襲這“孤兒寡母”之邦。
遼南京的現任留守正是那位謀勇雙全的耶律休哥。他在幽州城外打起了遊擊戰，不僅堅壁清野，而且專門偷襲宋軍運輸糧草的車隊，弄得大宋遠征者饑一頓飽一頓的，就差挖野菜嚼草根了。饑腸轆轆，又如何有破城攻堅之力氣？而蕭太後亦非頭發長見識短的平庸女流之輩，她臨危不懼，自草原深處驅動所有能戰之士，日夜兼程，火速增援南京。她本人甚至懷抱幼子（聖宗》，親臨前線，像母獅一樣怒吼，以示魚死網破之決心。是的，對於她與她的子民來說，遼南京簡直比生命還重要一這是一座血肉之城、尊嚴之城。小時候我們聽到的《楊家將》的故事，蕭太後是作為女魔頭的形象出現的，其實這是小說家的立場，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遼國與宋朝時在大中國的版圖上開展的內戰，根本不是敵我矛盾。楊業是漢民族的英雄，蕭太後是契丹族的英雄。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蕭太後才是北京城的英雄，一個習慣被人忽略的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