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大學夢
辛亥革命以後，清政府於1898年維新運動時期設立又於1905年停廢的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續辦。1917年，一代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長，標誌著新教育體製在這古老的封建國度裏的推行。這對中國現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以北京作為策源地，起著至關重要的鋪墊。
我查閱有關史料，發現了一個忽略的細節：1912年2月25日，蔡元培等五人曾作為孫中山派遣的專使，代表南方革命勢力規勸當選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去臨時參議院根據孫中山提議決定的首都南京就任。袁世凱表麵上以隆重的禮節歡迎，內心卻根本不願被調離北京這個封建老巢，秘密策劃了一次大規模的兵變亂兵們四處放火洗劫，甚至把蔡元培等專使在煤渣胡同的住所也搶掠一空，專使們被迫到使館區避難。這導致了參議院隻得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並決議遷都北京……我不知道蔡元培那次來北京的心情，與他幾年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心情，差距究竟有多大？
同樣是在1917年，陳獨秀、李大釗等被聘請到北京大學。在此之前，陳獨秀在上海創辦了《新青年》，率先掀起了新文化運動的大旗一是否可以這麼認為：新青年們開始移師北京？那時候的北京大學集結著一批最精銳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沒。正因為他提出“兼容並包”的方針，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製度和教學內容，大批吸收了各種思想觀念的師資力量，既有梁漱溟、辜鴻銘、林紓為主的宣揚國故的舊派，又有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主張變革的新派一同在一座校園之中，計鋒相對，通過授課、演講及辯論等方式進行著白熱化的思想鬥爭，進而影響著青年學生、廣大知識分子甚至整個中國思想界。據史料記載：1918年統計北京大學教員總數達217人（內含教授90人），學生總數1980人內含研究生148人），在當時是全國規模最大的大學。所以它容納著那個時代如此之多的文化精英。難怪有人說：卒“五四”運動以前，北京大學已經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可見北京新青年們思想的先鋒，已比1919年5月4日的遊行隊伍提前出發了一兩者是一脈相承的。
當時的北京大學校園坐落在景山東街馬神廟，處於北京城區的中心地帶，多少年以後才改遷到西北角的海澱區。七十年以後，我作為一位外省文人投奔北京，居然奇妙地在這片舊校址尋找到棲身之所一今已改作文化部辦公院及宿舍區。分給我的單身宿舍居然就是原北京大學的所謂西齋據張中行老人說此乃牌號最老的男生宿舍，1904年所建》，鬥室隻容一床一桌一書櫥，轉身都困難，但我初次著陸的心卻豁然開朗，不知當時曾住過哪些先賢？縱然無法猜測，但晚輩在此有禮了。我是把它當作冥冥之中的緣分來看待：雖然無福成為北大的門生，畢竟有緣在它古老的屋簷下頂禮膜拜。當初的新青年都該老了步他們的後塵，我是最新一代的青年。他們世紀初的夢與世紀末的夢是否會些許雷同？一出門就踏上了橫貫東西的五四大街不知這條街道的原名），街邊恰巧又有一座五四書店，我目睹的景觀盡是現代化的車水馬龍(北京街頭的進口轎車頗多，數不勝數），聽覺中卻充斥著五四運動時學生運威遊行隊伍的胸步與口號一從世紀初回響到世紀末，如果我生在當初，會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嗎？今天我在街頭凝神獨立，是因為掉隊了還是遲到了？我該邁著怎樣的步伐去追趕他們，通趕那逐銜消失在地平線上卻又永葆青春的隊伍？我寧願做固執的尾隨者也不做聰明的落伍者，我逆風而行的身影應該投映在他們當初對未來的想像一一這支不斷延續的隊伍永遠沒有最後一個旅行者……
站在五四大街，能看見老北京大學的紅樓今文物出版社院內）。紅樓本身就是一個沉甸甸的文物，證明著一段輝煌的曆史，同時也是諸多文化名流的見證。想當年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等等，都曾經穿著灰布長裳、圍著白圍巾在北大校園內的未名湖比西湖還要文雅一些。湖畔的那座塔卻不是雷峰塔。紅樓裏出入呢？紅樓這個名稱，永遠給人似曾相識的感覺。我甚至相信，最著名的紅樓至少有兩個，一個是曹雪芹夢見的，另一個則從屬於現實一即老北京大學的紅樓，簡直稱得上世紀初的一座文化堡壘，它對曆史的影響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樓閣遜色。紅樓，親愛的紅樓！我很榮幸成為你今天的鄰居。一座古老的樓與它年輕的鄰居。紅樓是不朽的，我不過是其影子下一位最年輕的過客。
這裏還曾經有過一位偉大的過客。1918年9月，湖南書生毛潤之送本省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第一次來到北京。就住在北大附近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一間民房裏（由於留法預備班設在北大）。他還在北大圖書館擔任助理員，經常和李大釗、鄧中夏探討中國的出路問題。半年後他就告別了北京，將這段青春的經曆保存於記憶：“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窮苦的，可是另一方麵這座古代都城的美，對於我可算是一種補償。”見李銳《毛澤東同誌的初期革命活動》)這是他對北京最初的讚美。他恐怕也不曾預測到：再見北京已是1949年，不過這一次他站到了天安門城樓上一也是這座美麗的古代都城最尊貴的位置。他主持了開國大典。北京從此成為新中國的首都。
我印象中周樹人改名魯迅，從紹興變賣了古宅舉家北上。他在北京大學執教，講授過哪些課程，我無法查考了。我隻知道，1918年4月到五四運動前夕，他在北京用那字體剛健的小楷寫下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一係列作品。這一係列代表這位文學大師人生中第一座髙峰的作品同樣震撼了那個時代。
那段時間，北京大學的學生中恰巧有個叫徐誌摩的人。梁實秋介紹：徐誌摩在二十歲的時候與張幼儀女士結婚於浙江硤石，翌年入北京大學。在北大讀了兩年書，又於1918年到美國人克拉克大學社會學係。有趣的是，十年以後他居然重回北大做了教授一因為胡適任北大文學院長，勸寓居上海的徐誌摩去北平換換空氣。我舉這個例子僅為了說明：那個時代北大的師生人才濟濟，甚至無名學生中也會湧現未來的英才。我與其說在關注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前後的那段曆史，莫如說在關注那個時代的思想與文化或者說在關注那個時代。那是一個文化精英輩出的時代。而北大的新式教育，將全國各4北大校史的重要一頁，總是會留給老校長胡適的。地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吸引到北京這座城市。從本世紀初到世紀末，北京一直是中國的文化中心一構成對外省文人最大的誘惑。自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起它就是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的橋頭堡。是北京貫徹了世紀文明的啟蒙。我這篇文章就是為了通過回憶來紀念這座偉大城市本世紀以來的文明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