誇張地說，我覺獁沈從文有兩個，一個是湘西人沈從文，一個是北京人沈從文……槐們共同組合成本世紀一位文學大師完整的人生曆程。沈從文生長於苗漢雜居的湘西，未曾受過正規的學習和大學敎育，他的文風與人格都帶有蠻荒之地所孕育的淳樸與野性，如魃蟄存所說：“……在他的早年，中國文化傳統給他的影響不大。這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題材、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基礎。各式各樣單純、質樸、粗野、愚昧的人與事，用一種直率而古拙、簡淨而俚俗的語言文字勾勒出來。他的文體，沒有學院氣，或書生氣，不是語文修養的產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經驗的錄音……這是一個苗漢混血青年的某種潛在意識的偶然奔放……”沈從文一貫自稱是永遠的鄉下人……甚至在向張兆和求愛時也詩意地表達“讓我這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張兆和心有靈犀地給他回了電報：“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弄得發報員好生奇怪，猜不出是什麼暗號。
這不是一般的鄉下人的愛情，這簡直是鄉下的詩人的愛情。他移居北京後，接受了城市文明，跟知識分子中的紳士派廣泛交往，沾染了不少紳士氣，但仍然帶有鄉村紳士的傾向：“早年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氣，似乎已消磨了不少……他在紳士們中間，還不是一個洋紳士，而是一個土紳士。”(施蟄存語)他成為北京人後，由於血統與身世的緣故，依然是一個複雜的北京人，或者說是一個複雜的北京文人。當然沈從文自己意識不到這點。1933年他發表《文學者的態度》，把南北作家劃分為“海派”和“京派”，褒揚京派而貶低海派，並自居於京派之列誘發了一場轟動南北文壇的大爭論。沈從文作為“海派”“京派”之爭的始作俑者，對自己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京派文人而不無自豪。李輝轉述過陳思和在《巴金傳》中對三十年代包括沈從文在內的京派文人的評價：“這些以清華、燕京大學為中心的幾代由作家、理論家組成的文人，是在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中形成的。他們於樸實中見開放，對外來思潮也不保守，受到的壓迫與政治幹擾暫時還不大，正是新文學發展的理想時機。”他進而聯想到“這種自由主義傳統，是否也包含著這樣一層含意：像沈從文這樣的作家，作為個體，在構造自己的文學理想的同時，將一顆不安分的靈魂，同源自湘西山水的性格結為一體，該是同樣的美妙。
這種不安分，後來被寂寞表現出來的一種平和所湮沒了。人們更多地看到的，隻是他並非出本意的與文學的疏遠，以及久久的沉默……”李輝把沈從文身上的這種不安分稱為“極為難得的五四傳統”，這自然與沈從文生活在爆發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北京城、以及他個人努力弘揚京派文人的精神不無潛在關係。
雖然沈從文的後半生屬於北京城，但解放以後由於一言難盡的原因，他出人意料地告別了自己的文學時代。有黃苗子的說法就是“我們這位五四以來具有影響的作家，由於從事文物，便沒有生產文章。”他改行美術考古學，在故宮博物館的青燈黃卷中浮沉，由文學轉向學術一另一個沈從文出現了，並推翻了自己的前身。黃苗子還辛酸地描繪過浩劫期間的沈從文：“天安門城樓上的男女廁所，沈先生認認真真地天天去打掃（後人如寫天安門史，應該補這一筆》，他像摩挲一件青銅器那樣摩挲每一座馬桶。”沈從文後半生是寂寞的，簡直跟他的前半生判若兩人一北京給過他輝煌，也給過他蕭瑟。他的得意門生汪曾祺說：“沈先生五十年代後放下寫小說散文的筆，改業鑽研文物，而且鑽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國人、外國人都很奇怪。實不奇怪。”而常風則說：“沈從文先生的後半生的貢獻是大家不會想到的，也是他本人始料所不及。他的古文物學者、專家的聲譽三十年來讓人忘記原來是小說家了。他在知命之年，不得不離開他原來的文學專業，改行重起爐灶。”據說他的葬禮遵其遺囑未放哀樂，而改放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他生前最喜愛的音樂。莫非是有原因的？悲愴啊悲愴，老人的悲愴正是中國的悲愴一今天夜裏，我在紙上欲為之一哭。沈從文後半生在北京城裏，像任何一位平凡的北京人一樣生活，默默經曆著歲月的流逝一對於我們國家的文學來說這是多麼巨大的損失。今人與後人所能讀到的，都隻能是他前半生的作品了——以《邊城》為代表。沈從文，是屬於北京城的，又是永遠屬於湘西的邊城的。他永遠是邊城的哨兵。幸好他後半生撰寫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被稱為“前無古人的巨著”，他不再剖析今人的靈魂，改而研究古人的服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