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 周作人與北京
有時候，談魯迅難免提及周作人，談周作人就不能不以魯迅作為比較。文壇上也習慣以周氏兄弟相稱。用他們的三弟周建人的話：“就以魯迅和周作人來說，生長在同一個家庭裏，受相同的教育，後來兩人所走的道路，為什麼竟這樣不同？……在青少年時代，他們攜手走過一段路，他們都上新學堂《當時為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學，共同翻譯《域外小說集》；五四時期，都投入新文化運動……”兩人命運的軌跡還曾經有一個共同的交叉點，即都以南方文人的身份自紹興老家北上，將北京作為第二故鄉謀生並發展事業，都在北京大學教書。知堂）老人和他的長兄魯迅，都是《新麼魯迅和周作人，都坐在前排。這哥倆！青年》五四運動中推進新文學新文化革命的主力之一。他們後來都是語絲社的領導人。老人在北京大學任教數十年……”(曹聚仁語）隻不過魯迅在北京隻住了14年，1926年轉去廈門。而周作人則在北京城裏生老病死。從這個道理上講，就個人而言，周作人的生涯與北京城這座城市的關係尤為密切。
魯迅是1913年到北京的，比周作人稍早點，先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相當於外省市駐京辦事處），直到1919年購買了公用庫八道灣11號的舊宅院，才把全家從紹興搬遷到北京，兄弟兒女團圓。可見周作人可能是1919年攜帶家眷北上的，住進八道灣後至死都不願挪移。三弟周建人在八道灣隻住了一年八個月，就去上海另謀生路了。魯迅又比周建人多住了近兩年，因和周作人發生矛盾(文壇上著名的周氏兄弟的一次衝突），而搬到磚塔胡同及後來的西三條胡同，“永遠地離開了八道灣”（周建人語）。周氏兄弟從此不相與謀。周作人從此將八道灣作為自己隱逸的樂園，甚至“七七”事變後北平成為淪陷區，眾多文化名流以各種方式敦促其南遷，他也不願離開八道灣一步。在八道灣遇剌，在八道灣就任偽職，直至在八道灣帶罪修行……周作人在八道灣經曆了半個世紀的是非榮辱，於1967年5月16目淒涼地死在這座破敗的防落，其時身邊無一人。
八道灣11號院最初是魯迅獨自奔走購置並修繕，後來變為周作人大名鼎鼎的苦茶庵，直至作為其葬身之地。但曆史會創造戲劇性的巧合：1949年1月拘押於南京老虎橋監獄的周作人被保釋出獄，在上海逗留了半年，於8月間返回和平解放了的北京，怕連票家屬而不敢直回八道灣，暫時住在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托人打探消息。紹興會館正是魯迅早年初進北京時期的寓所。周作人住紹興會館的滋味肯定不好受……不知是否想到魯迅？令他如坐針氈的更應該是他自身前途叵測的命運。周黎庵回憶：“上海剛一解放，津浦路已經通車，他急不可待地北歸。據去送行的朋友告訴我，那時旅客擁擠，車行遲緩，情況狼狽得很，但畢竟又回到闊別四年的苦雨齋中。”蓼寥數語，勾勒出一個落魄者的歸心似箭。周黎庵還描述了周作人在上海借宿於學生尤炳圻家中，尤宅是橫浜橋一座極擁擠的舊式弄堂房子，住室正麵臨水呈暗綠色的混濁且狹窄的蘇州河支流，“要是在盛夏，怎麼使人受得了，若與北平新街口八道灣幽靜寧謐的環境相比，真有天壤之別了。”但我想環境的差異並不是真正的原因。八道灣在顛沛流離的周作人心目中，更是心靈企望的庇護所一他急需一方與世無爭的淨土，以舔拭傷口。這就是周作人對八道灣的感情。
周作人多年前自紹興投奔北京，懷著怎樣的心情？這是很耐人尋味的。也許雄姿英發、胸懷壯誌？抑或是其作文時一貫的閑適散淡？他在北上的路上，肯定想像不到，北京這座城市即將給他巨大的榮耀，也將給他終生的恥辱一他是在向二十餘年後自己的滑鐵盧靠近。對於北京而言，還不能算作一般的失敗者，曆史是以“漢奸”的名稱來裁判、評定這個人一他不僅是這座城市的叛徒，亦是民族的叛徒。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於八十年代邀請專家開會重提周作人問題，與會者各抒己見，“但對周氏曾以背叛祖國墮為漢奸一事，則一致認為無法推翻。”(據香港文學報報道）周作人曾自稱他在思想中有一個“叛徒”，另外還有一個“隱士”一但那是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叛徒”的稱謂甚至不無炫耀。“在五四時代，他對中國封建傳統的儒家思想是竭力加以排擊的，同時對古文學也是反對的，當時他確實是以一個叛徒而兼戰士的姿態出現於文壇的。”(任訪秋語)至於他後期由傳統文化的叛徒而蛻變為民族的叛徒，已不可寬宥了。兩者榮辱不言自明。這不是白玉微瑕的問題了。
北平淪陷時周作人不願隨眾多文人南遷，情願留守八道灣一此為一例。又據說出獄後，胡適等人曾許以教授邀其去台灣，他拒絕了，還是執意要回朝思暮念的八道灣。周作人對八道灣的感情究竟何在呢他命運的轉變似乎總是與八道灣有關？魯迅曾在八道灣寫了《阿(？正傳》，而周作人《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等等也大多在八道灣寫下的一一他給八道灣的書房先後取過兩個名字，苦雨齋與苦茶庵，並分別以齋主和庵主自命。別人曾以老僧來形容他，他臨死前還風趣地比喻：“我是和尚轉世的，隻可惜他在自己膜拜的這方世外桃源裏也犯下過罪行不知因為八道灣本非淨土，還是主人站汙了它？“八道灣在北京，箅不上有名的胡同”（潘際炯），它完全是因為魯迅與周作人出名的，也承受了有關的是與非、榮與辱。任訪秋感歎過八道灣的風景，我想那是因為主人名聲的緣故一這樣的街景在北京城裏幾乎隨外可覓：“八道灣位於西直門內，街道比較偏僻，大門裏有一棵幾丈高的白楊，微風一吹，即嘩嘩作響。再進去，即知堂老人的苦雨齋。後來又曾改名為苦茶庵。這是他的書房會客室。”謝興堯也頗欣賞八道灣，“沒有絲毫朱門大宅的氣息，頗富野趣，特別是在夏天，地處偏僻，遠離市廛，庭院寂靜，高樹蟬鳴，天氣雖熱，感覺清爽。”據說當年每有客至，周作人總是彬彬有禮地遞一柄日本式由竹絲編排再糊以棉紙的輕巧的紙扇，再捧上一杯消暑解渴的苦茶，“確是隱士清談之所，絕非庸俗擾攘之地”，隻是解放以後，八道灣一直門可羅雀一一惟獨在紅衛兵運動做批鬥現場時熱鬧過一陣子。八道灣啊，一言難盡的八道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