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地壇
如果說天壇是父性的話，地壇則是母性的。地壇表達了人類對母愛最高形式的回報，而這種特殊的愛是由大地給予的，無微不至。天父、地母，人子，神話是人類童年時代的產物，人類的童年就把自身與自然的關係模擬為家庭的結構。這種對天地萬物的詩意想象伴隨著它整個成長的曆史。直至今天，我們仍然對腳下的土地保持著嬰兒般的依戀，這是從巨人安泰身上遺傳的精神：大地是人類力量的源泉。恐怕正是基於這種感情，中國古代的人民在他們的都城裏構築了神聖的地壇，以最默契的方式跟大地進行年複一年的交流與對話。祭祀大地，是人類向諸神致敬的所有禮儀中最樸素、最有親情色彩的一種了，它更多的是出於感激，而不是出於敬畏。或者說，大地是人類想象中最擬人化的一位神了。我們的糧食、建築、愛情、生死乃至肉體，都與大地唇齒相依，這是一位與人類同甘共苦、永遠處於哺乳期的女神。
地壇，翻譯成白話，應該叫大地的祭壇。最初是明朝的皇帝為祭禮地神所建，位於北京城安定門外，與城東的日壇、城西的月壇、城南的天壇與先農壇遙相呼應、共成方圓。大地是人類的溫床，對大地的祭典，即使再隆重，也會顯得菲薄。我們供奉在大地祭壇上的禮物，實際上都是大地施舍的，大地默默地做出了更大的犧牲。這甚至稱不上回報，而隻能說是一種感恩的方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無論物質還是精神，大地是富有的，人類是清貧的。江山社稷，都是大地對人類的無私奉獻，而人類精心堆砌了一座感激的祭壇，以象征它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形式並不重要，這是一次最徹底的心祭。土有五色，心卻隻有本色。但這種本色的愛會使祭壇裏的五色土呈現人性與神性疊加的光輝。人類在讚美大地的同時也等於讚美了自己在大地上的勞動。地壇裏很安靜，仿佛能聽見人類汗水墜落的聲音，這是從刀耕火種的年代傳來的。
皇帝被推翻之後，地壇也辟作公園了，平民百姓皆可自由參觀。大地之門是不上鎖的。我估計布衣草履的拜訪者，才是最虔誠的拜訪者，大地能辨別出它紛至遝來的客人們的心情。即使在無神論者心中，大地的養育也是一闋充滿人情味的神話。雖然我是一個現代派的詩人，每次走進地壇，都無法自控地浮現出一臉農民式的表情，以及某種被疏忘的感激。我首先聯想到在唐朝時就傳誦的一首農民之歌、勞動之歌：“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這是人類對土地的獻辭。我從土地的形象中看見了人的影子。
我來北京之前，對地壇似乎就很熟悉了。因為讀過輪椅上的作家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我在好幾篇小說中都提到過一座廢棄的古園，實際就是地壇。許多年前旅遊業還沒有發展，園子荒蕪冷落得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記起。地壇離我家很近。或者說我家離地壇很近。總之，隻好認為這是緣分。地壇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坐落在那兒了，而自多的祖母年輕時帶著我父親來到北京，就一直住在離它不遠的地方，五十多年間搬過幾次家，可搬來搬去總是在它周圍，而且是越搬離它越近了。我常常覺得這中間有著宿命的味道：仿佛這古園就是為了等我，而曆盡滄桑在那兒等待了四百多年……”實際上大地的祭壇等待過每一個人，包括你，包括我。有的來了，有的沒來。地壇老而又老了。我不止一次地拜訪過這座都市裏的廢園，每次都會回憶起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不知道舊時代有多少文人墨客為地壇題過詩詞，可我偏偏隻記住了今人的一篇文字。或許因為它揭示了一個平民化的地壇，一位平民和一座神壇的關係?“我”與地壇，我與地壇，這個題目每每也會喚起我強烈的創作衝動。可我移居北京近十年了，如願以償地成為地壇的鄰居，卻無力寫一篇屬於自己的《我與地壇》，頗有點“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的感覺。是離地壇太遠了，還是太近了?直至今天，才穿透時空發現地壇隱含的母性；到時候了，我的感情已像植物一樣成熟了，可以給地壇寫一首詩了，可以給大地寫一首詩了……
國子監
路過這個叫國子監的地方，便會聯想到封建時代的科舉製度。如果說孔夫子是個教師爺，他推行的僅僅是私塾教育，那麼國子監算得上是最古老的大學了，而且是皇家學院。國子監的領導不叫校長，而叫祭酒(這名稱確實體現了儒家的傳統)，別小瞧祭酒，他也執掌著四品官印，享受著司局級待遇吧?至於學生，則叫監生。他們進國子監幹什麼?還不是為了考狀元嘛。這是一項旱澇保豐收的教育，他們可比那些民間的酸秀才強多了，畢業後大都能分配到外省擔任縣級幹部，雖然隻是七品芝麻官，但前途無量；運氣好的還能留在中央直屬機關從事文秘工作。所以能進國子監的都是幸運兒，踏上了一條金光大道。所謂的“國子”，不就等於是皇帝的幹兒子嗎?
北京的國子監，是元代首創的。明清兩朝又將其發揚光大了。元代的遺址，已無任何建築物可尋了，隻留下一棵古柏、一棵老槐，據傳是當時的首任校長許衡親手種植的。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啊。現存的彝倫堂、大成殿以及林立的石碑，基本上都是明清留下來的文物。尤其作為校園中心建築的辟雍殿，建成時係由乾隆皇帝親自給剪的彩，皇帝還坐上講壇，主持了“開學典禮”，並即興演講，無非是要求大家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之類。這無異於聘請皇帝本人擔任客座教授或名譽校長了。皇帝夠給國子監麵子的。辟雍殿相當於大禮堂，彝倫堂則是校長辦公室，另有“四廳六堂”，作教師的科室、學生的課堂。不知圖書館在哪一間房子裏。我在國子監的古舊建築間漫步，逐一猜測它們的用途。國子監，可比劍橋、哈佛古老多了。
國子監是培養大學生的，貢院則是高考(或考研究生)的考場。明清兩代，朝廷一般每隔3年舉辦一次會考，地點選在京師。明洪武四年(1371年)是首屆，在南京夫子廟附近的貢院舉行。永樂九年3月，將全國科舉會考地點移至北京。明朝時南京也有國子監，北京的這一座是後成立的，相當於它的分校吧。直至清光緒三十年止，500多年裏兩朝共舉行進士考試201科，取中進士51624人。國子監內最吸引人的就是那快飽受風雨摧殘的進士題名碑了，鐫刻著所有進士的姓名。人都已不在了，隻留下一個個空洞的名字，但當時那種“金榜題名”的狂喜，仍然是可想而知的。
進國子監，就等於進名牌大學了；鯉魚跳龍門，需要縱身一躍。但聽汪曾祺老人說過，國子監後來也有不權威的時候：“(清朝)每年國子監收入的監照銀約有14萬兩，即每年不經過入學和考試隻花錢向國家買證書而取得大學畢業資格，監生的人就有八十二三萬。原來這是一種比烏鴉還要多的東西!”這等於說，國子監也在賣文憑。誰花錢誰就能成為監生，哪怕他連國子監的校門(集賢門)都未親眼見過。這比當今的函授啊夜大啊還不如。但由此可見：文憑在那時候就很吃香了。
國子監，今已改作首都圖書館的館址，倒也一脈相承，都是為了安慰讀書人的靈魂的。書香依舊。讀書才能成材，這在古今是一樣的道理。但國子監裏出來的人，雖然是科班出身，真正留名青史的也屈指可數。至少我所感興趣的明清文豪，似乎沒有誰是國子監畢業的。國子監：一所像培養士兵一樣來陪養文人的學校，培養出的也盡是些禦用文人。讓他們草擬點機關文件、首長發言稿、工作報告還行，卻絕對寫不出好詩來的，即使能寫，也脫不下宮廷詩人的緊身衣。所以國子監不知是幸運的呢，還是不幸的?500多年的教育，還不如孔夫子在私塾裏講的幾堂課生動、精彩且有效果。
東交民巷
東交民巷是作為北京最早的使館區而出名的。明朝時接待各國來京的外交使節及留學生的賓館就設置於皇城正門以南的東江米巷，鄰接著中央各部署衙門集中的辦公區(包括負責處理外交事務的禮部和鴻盧寺)。清朝時縱然奉行閉關守國政策，但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國門還是被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英、法、德、俄、美、日、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蘭等帝國主義國家爭相在東江米巷一帶開設使館，形成比較集中且初具規模的外國使館區。為追求地名的審美效果，東江米巷也就根據諧言改為東交民巷。但東交民巷被正式劃為使館區，文字記載還是見諸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清政府簽訂的屈辱的《辛醜條約》，明文規定“各使館境界，以為專與住用之外，並獨由使館管理，中國民人，概不準在界內居住，亦可自行防守”。於是這一區域的清政府名衙署及土著居民全部拆遷，各國使館還建立了駐紮本國軍隊的兵營，並構築了耀武揚威的炮壘與界牆。這是中國大地上最早出現的“華人與狗不得擅入”的禁區。
據說義和團運動時各國就以保護使館為名，抽調大量兵力入京，在東交民巷各路口張貼“往來居民，切勿過境，如有不遵，槍斃爾命”的布告，並無辜槍殺過路百姓。這導致了義和團攻打使館達五十六天的戰鬥。東交民巷也就在《清史》裏留下醒目的一筆。
直至1949年北京解放，東交民巷才真正地收歸國有。新中國成立後，隨著與世界各國陸續建立新的外交關係，新的使館區在建國門附近的雅寶路及三裏屯兩處平地而起。印象中三裏屯的使館區以當時的第三世界國家居多數，而美國、蘇聯等國家使館都駐設在雅寶路。記得中蘇關係緊張時，我還是個外省的學童，卻聽過許多大同小異的反間諜故事，開頭總是說“從夜深人靜的蘇聯使館大鐵門裏，悄悄駛出一輛神秘的伏爾加轎車……”陰森的故事氛圍使作為聽眾的我渾身發冷。成年後來北京了，偶然路過前蘇聯使館，發現並不像想象中那麼神秘。那些道聽途說的克格勃故事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現在最令人注目的是美國使館，據說每天清晨等待辦理簽證的人群能排成長陣了。出國熱愈演愈烈，十幾年來，那麼多人頂風冒雨排隊去美國，還不禁令人想到閉關自守的清朝，恰成鮮明的對比，那時候國門是被撞開的(自外向內)，現在則是主動開放的(自內向外)。這是門的兩種姿態。
玉淵潭
北京的秋天，我隻有一個願望，那就是把離我最近的一片梧桐落葉，彎腰撿起來，夾進書裏。誰叫我是這個秋天的散步者呢?
樹葉上沒有署名。我隻能把它當做錯投的匿名信來看待。秋天的郵局是露天的，林蔭道上，鋪滿金燦燦的落葉。那麼還有什麼不能公開呢，譬如我內心小小的願望。在清風颯爽的北京街道上走過，我簡直相信自己是富有的。我不敢穿帶鐵釘的皮靴，不知為什麼，總覺得它帶有殖民主義色彩，嗄吱嗄吱踐踏橫陳的落葉，它會疼的。秋天也會心疼的。穿一雙輕軟的布鞋在風景中散步，我以為靈魂也是飄浮著的，就像那搖搖擺擺、被風從地麵卷起的朽葉，仿佛在向堅持者敬禮一樣。
陽光燦爛的花園，老人在空地上下棋，來自外省的流浪畫家在寫生，而情侶在幽靜的角落無聲地擁抱，仿佛戰爭、旅行或災難就要使他們告別一樣。這就是秋天裏的愛情給人造成的錯覺。所有發生在秋天的故事，都會使人內心單薄的紙張，被看不見的手揪動得繚亂。誰叫我是北京的過客，是一個多愁善感的散步者呢?我和上街後遇見的第一位行人，是有緣分的，哪怕他服飾古怪、表情生硬，總有誰在安排他迎麵走來，提醒我正置身於城市裏，置身於別人的城市。秋天，異鄉的秋天，你為什麼擦肩而過卻沒認出我呢?
看來隻有落葉能證明我的身份了。旋舞的象形文字，遮蔽視線，抵觸我缺乏保護的靈魂。這位衣裳襤褸、口音模糊、緊握的拳心隻有幾枚銅板的青年是誰呢，他的根在哪裏，他為什麼來到陌生的街道承受風的捉弄?又一個饑餓的秋天，煙消雲散，我開始懷疑自己是異鄉最後的堅持者，守衛著虛構的陣地。我在紙上生一堆暖昧的篝火，烘烤長滿青苔的名字、潮濕的鞋墊、孤獨以及怎麼都不忍拋棄的詩歌。
幹糧已經吃完了。火種快要熄滅了。上帝死了。沒有救世主。我鞭撻自己穿過落覆蓋的大街小巷，連影子都要消失了，那麼我還能留住什麼呢，時間、幸福抑或憂傷?北京是一座別人的城市。秋天對我類似饑餓的感覺。已經記不起來了，那是我流浪經曆中的第幾個秋天，白晝睡覺，夜晚寫詩，黃昏時則在玉淵潭附近的林蔭道上漫步，不是為了尋找食物、靈感、曬幹的劈柴或愛情，而僅僅舔拭自己的傷口。遙遠的秋天，邊緣是鋸齒形的，我是靠舔拭傷口而忘掉饑餓與苦難的。我的詩是寫在蒼白的繃帶上的。
連自己都不敢重讀那疼痛的秋天，那十一月梧桐樹下一張憔悴的臉。公園最盡頭的長椅上，隻坐著我一個人，塞滿書本、舊衣物和詩稿的牛仔布行囊默默陪伴著我。一片樹葉落下來了，碰撞著我風塵仆仆的衣袖，又一片落下來了……我一動不動，像城市角落一座失傳的雕塑。我簡直覺得落葉快要堆積到我膝部。我隻有一個願望，那就是把離我最近的一片梧桐樹葉撿起來夾進書裏。如此簡單的一個彎腰動作，耗費了我一生的決心。
創傷在愈合。記憶在恢複。夜幕低垂，華燈怒放，我的腦海裏陳現同樣的景觀。從那以後，我仿佛是秋天的逃犯，所有秋天在我心目中充滿悲劇感。秋天是一個名詞，它卻以虛擬語氣安慰著我、吹拂著我。這簡直是無法推翻的敗局，落葉是時間的俘虜，秋天收容我就像收容一枚流浪的落葉。而我卻從鋸齒下奪回自己：用殘損的手掌，拚接坼裂的骨頭，用眼淚清洗傷口，用詩歌取暖，在秋天的債券上，我用自己贖回自己……1990年的北京，離我一紙之隔。那是十一月，玉淵潭還沒結冰，稀疏的遊艇在湖心打轉，農舍的窗台上已晾曬儲備過冬的大白菜，那是北京惟一不收門票的公園。
三裏河
去三裏河看一位朋友，她住在計委宿舍區，院內有眾多的梧桐和環繞樓群的花圃。花圃左右有一群學齡前的兒童端著塑料槍打水仗。我們小心地繞過那些那些穿花褲衩的莽撞的身影，趕緊規避到旁邊的林蔭道上。朋友無奈地笑了：“這一陣我到哪兒都能看見孩子。北京怎麼到處都是孩子?”孩子本身是世界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沒什麼值得奇怪的，關鍵在於我們長期忽略了他們的存在。我們眼中的世界是成人的世界。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夥伴或對手，大都是成年人。所以那些真實的兒童，在我們視野中反倒影子般虛幻飄忽。
馬路牙子上有幾個揮蒲扇的退休老者在下象棋，進行一場無聲的戰爭。再遠處的街心花園裏，三五個戴紅袖章的居委會老太太推著嬰兒車邊散步邊聊天。世界真安詳啊。今天是星期一，又是正午，大院裏的成年人恐怕都去遠處的機關或工廠上班了，隻留下了老人和兒童。我第一次發現，眼前的世界，居然全部是由老人和兒童構成的。我簡直懷疑自己來到生活的大後方。
我真應該仔細觀察他們，了解這世界的另一半是怎樣的模樣。平日裏我對他們的關心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