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進京
張中行老人回憶二十年代後半期在通縣念師範，曾來北京：“走的是林黛玉進京那條路，入朝陽門一直往西。更前行，我是穿過東四牌樓的豬市大街，進翠花胡同。”人的記憶力真怪，他居然能清晰地記得大半個世紀前初次進京的印象，並且聯想到這也是林黛玉投奔大觀園的路線，過於清醒的人是無法做紅樓夢的。所以我們不必探討林黛玉是否確有其人，隻管相信曹雪芹書裏記載的都是真的：“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車輛久候了……自上了轎，進入城中，從紗窗向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煙多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小城市人初見大都會的心情基本是相同的，那時候南方人(如蘇州女學生林黛玉)北上，大多走京杭大運河的水路，通縣(時稱通州府)是終點站，再換乘車馬進城。黛玉進京是投靠親戚的。江南的小姐後來病死在京城。
比黛玉進京更有名的李闖王。有一折戲就叫《闖王進京》。他是名副其實闖進來。據史料記載他是帶著兵馬從八達嶺長城豁口打過來的《呈泰山壓頂之勢)。城北沙河或順義一帶某十字路口樹立著李自成揚鞭躍馬的青副塑像，作為今人的紀念。闖王進京，是為了坐江山的，或者說，為了做皇帝。
1949年毛澤東離開河北西柏坡，準備進入和平解放了的北平(他在西柏坡指揮打贏了三大戰役)，在動身之前，特意做了一個重要的講話，大意為“我們不能學李自成”以及“要防止糖衣炮彈”等，可謂高瞻遠矚，語重心長。毛澤東帶領解放軍進入北平，新中國就成立了。曆史掀開全新的篇章。黃震將軍為西柏坡題詞：“新中國從這裏走來。”毛澤東是乘火車北上的，第一夜好像就住在香山腳下的頤和園。後來住進中南海。
古人進京，搭乘車馬或舟船，交通很不便利，路途上要花不少時間，風雨兼程，書生進京為了考狀元，商賈進京為了做生意，官僚進京為了彙報工作或升級。幸好人類發明了火車。火車自本世紀初在中國運行，頓時使其它交通工具黯然失色。我估計魯迅、周作人等文人進京，都遵循的是鐵道線，他們對北京的第一印象是相同的，那就是市聲塵囂的火車站。湘西來的沈從文在北平站下火車時，視野一片茫然。但還是很有勇氣地說了一句：“我是來征服你的!”這是一個年輕文人對一座古老城市大膽的致意。一下火車，他就永遠地告別了青春記憶中的邊城。浙江某銀行家的兒子徐誌摩，念的是北京大學，他也是在北京遇見了上流社會的貴婦人陸小曼。他是少數能乘坐飛機往返於南北的文人之一，1931年，三十五歲的天才詩人徐誌摩從上海飛往北京，飛機在大霧中墜毀在山東某座山上。他是一個死在途中的情人，死在路上的詩人。
魯迅是變賣了紹興的舊宅舉家進京的，頗有點破釜沉舟的感覺。周氏兄弟在八道灣購置了一座北方風格的四合院，這就是周作人的苦茶庵以及今天的魯迅故居。我聯想到野草裏的文筆：“院子裏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還是棗樹。”故都寂寞的秋天喲。
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進京的路線，每一個進京者都對這座城市有著不同的體會。一言難盡。我是坐京廣線火車的硬座進京的，口袋裏隻裝了外省大學給的幾百元畢業分配派遣費，托運的行李極簡單：一副舊鋪蓋卷和兩箱書。我是作為帶方口音的窮學生進入這座富麗輝煌的改革開放時期的國際大都市的。一位我早在中學課本裏即讀過其作品的老詩人安慰我：“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也隻揣了一塊家傳的袁大頭銀元就冒冒失失地闖京城了。”進京是光榮的，但內心又是靦腆且羞怯的。讓我也在一塊碩果僅存的銀元上構築起個人的天堂吧。那枚想名象中的銀元被我勤勞且汗濕的手掌揣磨得光亮可鑒，哦，我精神領空不落的月亮!記得我走出北京站的第一件事就是轉乘公共汽車去看天安門。我愛北京天安門。在向單位報到之前，我要首先向夢見過無數遍的天安門報到：我來了。天安門會記住我的。記住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樸素的書生。我的滿懷豪情，我的兩袖清風。
浪浪藝術家、大學生、新兵、公司駐派辦事員、建築工程隊、外地保姆及打工仔、個體戶……當然，也包括快要從這座星球上絕跡了的浪漫主義的行吟詩人。多少人體驗過進京的感覺。進京的感覺不是抵達的感覺，恰恰相反，它是出發的感覺。北京人在紐約，上海人在東京，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然而為什麼不寫寫他們呢，寫寫外省人在北京?我經常這樣質問自己。我不正是他們中的一員嗎?或者換句話說：我為什麼不寫寫自己呢：我的身上就有他們的影子。作家們讀者們總對出國熱津津樂道，為什麼不願意把焦距調近點，關注一下這國門之內的移民潮呢，隨著社會的加速發達，省際之間(或說跨省的)人口流動、人才交流愈趨頻繁與密切。尤其是實行居民身份證製度以及取消糧油票證關係之後，戶口本顯得沒那麼重要了，這就是一個明顯的例據。人才、人力開始學會在流動中尋找發展自己、兌現個人價值的機會。所以我偏頗地認為：這是一種在國土上湧動的新移民主義，不再像過去那樣被動地服從組織分配、領導安排，而是充滿主觀能動精神的有意識有調節、自我調遣。人在異鄉的命題與感覺，不僅僅在生活中，也應該在文學中擴張著自己的疆域。而其中最博大、最強勁有力、最引人注目的一條支流，莫過於外省人在北京。進京這一概念，在我們民族的文化、曆史中甚至堪稱一種傳統。帶著一台電腦來京賣文為生的湖北作家古清生是我的朋友，我們在交談時一致認為：“文人進京自洛陽、開封及長安立都時便成為一個社會普遍關注的現象，而北京在元、明、清進京文人更是數朝風流。本世紀的大文人如魯迅、何其芳、鬱達夫等等，無不自外地進京始名揚天下。”但外省人這個概念則出現在十九世紀法國浪漫主義中，巴爾紮克等作家描繪那些蜂擁而至的外省人聚集巴黎，使巴黎成為歐州大陸興盛一時的文化大都市的曆史畫卷。今日北京也處於這樣一個盛世，自外省湧入北京的各色人等多達300萬之巨，尤以這個群體中的文化人引人注目。作為他們中的一個，作為一個半路進京的行吟詩人，我有表達這一社會現象、文化現象以及這特殊的群體心態與命運的使命。我要歌唱在北京的外省人，一代又一代的外省人，這同樣也等天在歌唱這座偉大城市的魅力。外省人給北京補充了新鮮血液，同樣，也是因為北京吸引著四麵八方的外省人。
我在筆記簿裏曾經寫過：“不知道為什麼，我越來越習慣以遊牧民族後裔的身分，來觀察北京。雖然並不具備草原的血統，這座城市卻總能帶給我突如其來的豪邁與激情……”由於根不在這裏(或者說需要在這裏重新紮根)，可能每個遠道而來的外省人都要體驗一段類似於遊牧的心情。這就是我所說的遊牧北京。既是一個艱難的階段，又是一個幸福的過程。許多初來北京的外省人，沒有親友，沒有靠山，沒有屬於自己的住房，沒有錢(或至少沒有什麼固定資產)，甚至沒有戶口，沒有穩定感與保障感，有時候還沒有越碼的信心，他們確實是這座城市裏的遊牧者，一無所有的遊牧者。但總有一天，命運會向他們證實。他們有智慧，有力量，有勇氣，這是他們精神上的馬匹。他們還有一雙勤勞的手，身外之物朝來暮去，但有了這雙手，什麼都不缺呀。所以，他們又是精神富翁，是這座城市裏很富有的遊牧者。
我就是這樣遊牧北京的。我不是遊客，而是牧人。我就是這樣在遊牧中，越來越理解、越來越熱愛北京的……
京華煙雲
舊時代北京城的風俗民情，在今人的回眸中已籠罩著濃重的煙雲。難怪林語堂在異鄉追懷北平生涯而創作的一部長篇小說要以《京華煙雲》命名。冠蓋滿京華，象征著權貴與名流的寶馬香車以及冠蓋如雲，曾經遮蔽過六朝古都的街道與天空，掩飾了數不清的英雄業績、文壇佳話、風流韻事乃至官場現形記……我們也隻能以憑吊的心情，抽蠶剝繭地借助歲月之手梳理發生在這塊神奇的土地上的如煙往事，屏住呼吸，放輕腳步，生怕驚散了紙張般單薄的塵封的夢境、凍結的繁華抑或逝者的囈語。究竟現實是往事的翻版，或者往事是現實的投影?若隱若現，忽暗忽明，以至我在文字的迷宮中驀然回首之際，不禁懷疑自己也是古人的替身，在延續他們的進取與失落、喧囂與躁動、恭順與抗爭、彷徨與呐喊……久久不能自拔。作為城市，北京是不朽的；但對於在這座曆史舞台上演過的悲歡離合、陰晴圓缺而言，一切都是瞬間，一切都是過客，無論什麼聲名顯赫的人物，轟轟烈烈的事件。
北京的名人故居多。首當其衝的自然是故宮(皇帝們的故居)，其次屬形形色色的王府，雍容華貴的程度確實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南池子有睿忠親王府，正義路有肅親王府，什刹後海有醇親王府(其西花園後來又是宋慶齡故居)，雕欄玉砌應猶在，隻是朱顏改。我在寬街的板廠胡同住過，黃昏散步路過胡同深處一座破落的四合院，發現苔痕斑駁的灰牆上，鑲嵌一塊文物局立的牌子，走近一瞧，居然是僧格林沁王爺的舊宅，而當時我恰恰在讀這位驍勇善戰的蒙古王爺的傳記。真使人感概於世事莫測：想當年這裏肯定門庭若市、貴賓如織，而今蛛網密布，門可羅雀。若隨便在街上問一個手持大哥大的年輕倒爺，他恐怕不知道僧王是誰。這對於我有時也難免：某次應邀赴虎坊橋一家叫晉陽飯莊的老店聚餐，酒過三巡，多虧東道主介紹，我才知道這幢翻修的樓即是紀曉嵐的閱微草堂，乾隆年間他在此地寫過著名的《閱微草堂筆記》。再飲酒，覺得滋味似乎醇厚了許多。，這杯酒的源頭可上溯到清朝，且有文化味。
香山腳下有個古樸的農家院落，被發現為曹雪芹故居(但又有部分紅家學反對這種考證)。我是買了門票進去參觀的。帶著將信將疑的態度，聽憑導遊講解得天花亂墜：石碾、棗樹、牆上模糊的字跡、一盞生鏽的油燈，都是有來曆的。但我內心還是希望它是真的：曹雪芹在這裏嘔心瀝血給中國文學留下了一部殘局：而我，佇立在《紅樓夢》誕生的地方，也算是沾了古人的光。以後再讀紅樓，我腦海裏總浮現著那堵斷牆，牆頭沒心沒肺地瘋長的荒草……
八道灣的魯迅故居卻是明確無誤的。有半個院落，又是周作人的苦雨齋，他著文時屢屢以苦雨齋主自命。不知為什麼，與貴族、政客、將軍、巨商們的府第相比，我對文豪的故居更感興趣。畢竟，他們給後人留下了一部部百讀不厭的名著，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講，書本身也算他們靈魂的故居。讀其書如見其人。
梅蘭芳故居在北京有多處。從李鐵拐斜街(出生之地)、百順胡同、鞭子巷三條、蘆草園，到無量大人胡同、護國寺街、西舊簾子胡同。他多次遷徒。其中無量大人胡同的宅第最有名，瑞典皇太子以及印度詩人泰戈爾等都來做過客。那個年代，一批又一批國外慕名者，都把“遊故宮、登長城，到梅蘭芳家做客”列為主要活動日程向外交部提出。至於蘆草園的房子，是把兩所四合院打通內牆合並起來的，梅蘭芳經常邀齊白石、徐悲鴻等來這養有牽牛花的院落吟詩作畫。
北京的大小名人故居多得幾乎無法，列出，大多數並未專門辟作參觀場所，而改作單位辦公地點，或由平民居住。在北京生活過的曆代名人太多了。譬如張自忠的歐陽予倩故居，由多家市民合住，門洞裏停有自行車，走廊推有蜂窩煤，窗台上晾曬儲存過冬的大白菜，如果不看臨街牆上所立文物局的字牌，你怎麼能想象到原先的主人誰?我有個朋友，就住在史家胡同的賽金花故居裏。我去做客時跟他開玩笑：“小心，做夢時別沾上那濃得化不開的脂粉氣。”他也詼諧地說：“我在這兒住了幾年，越來越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了。”
張中行在《畫夢集》中屢屢述及豪華的曆史舊跡：“限於人而有文名的，其故居，隻是宣南，就可以找到幾十處吧?人而有豔名的就更容易引起思古之幽情，如鐵獅子胡同有明末田畹府，從門前過，我們就禁不住想到陳圓圓。這樣的幽情也許不該有嗎?人生就是這麼回事，我們是俗人，俗是本分事，不矯情，也可以說無傷也。”是啊，想到陳圓圓，又會輾轉想到吳三桂、李自成乃至清兵入關，想到“衝冠一怒為紅顏”的警句。更主要的是想到曆史，曆史居然是這樣演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