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睫說要到療養院伺候董東風的太太，這種知錯就改的態度固然很值得稱道，不過誰也不能指望她真幫上什麼忙。一個二十出頭的女孩，沒錢沒關係，有點兒姿色偏還特別要臉，這樣的人是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自己能照顧好自己就不錯了。
但是精神還是可嘉的。每次我開車去給董太太送衣服、日用品和“作讀書筆記”用的活頁紙，她都跟著，到了地方就像個勤勉的小丫頭，低聲問董太太還有什麼需要、住得可有不順心的地方。董太太呢，情緒不好的時候就不理她——不光是她，連我也不理；情緒好了也淡淡地與人聊幾句，還對姚睫說：“又來了。你老來。”可見她去探望的次數比我多。
我知道，和董太太之間是不會有什麼共同語言的。她的心思全在那幾本翻譯名著上，因了這個愛好，便把大多數人視為俗人。這倒也對：過得越是不好的人，就越應該保持對這個世界的優越感——哪怕是強迫症一般的優越感呢。同理，僥幸混出人樣的人，則一定要抱有羞愧之心。這是生活中隱性的“平衡法則”。
我從來沒有試圖與董太太探討與那幾本名著相關的話題，因為我知道，不說實話是不尊重人，說實話則會得罪她。姚睫卻不自量力地提過“普魯斯特到底想說點兒什麼呀”之類的問題，董太太麵無表情地截斷她：“你還沒到對這個感興趣的時候。”
作為“病人”，董太太自然也是要發作的。發作的時候，她滿身大汗，手抓著輪椅的扶手，像坐在電椅一樣顫抖。她的身體不疼，靈魂卻疼得無法忍耐。她仿佛眼看就要窒息，像極了一個無法靠氧氣呼吸、暴露在可怕的地球環境中的外星人。她大喊董東風的名字，說他要拋棄她了。趕上這種時候，醫生會及時趕到，職業化地讓我們出去，然後趕打針打針，該喂藥喂藥。
有一次，我一直等到她“好了”，又走進去，對這個虛脫的女人說：“董老師怎麼會拋棄你呢？他讓我們看著您呢。”
“怕我跑了？”“好了”的董太太便有心思開玩笑了，“我又沒腿。”
我無法說出“輪子一轉跑得更快”這樣的話來，便沉默的看著她。她和我對視了幾秒鍾，說：“你這人倒不錯，怪不得他挺喜歡你。”
她又誠懇地說：“你來就是打攪我，以後沒事兒就少來。”
打那以後的一段時間，我和姚睫果然去得少了。探望變成了“謹遵醫囑”，隻有醫生打電話讓送東西的時候，才過去一趟。倒不是真的聽了董太太的勸，而是姚睫那邊又出了麻煩。
這次的事兒就不是姚睫惹的了，而是我們這個城市裏常見的“意外情況”。那天晚上姚睫在宜家商場上完白班兒，傍晚回到“前八家”，卻看見院兒門口圍了小小一群人。都是這裏的租戶，有學生有打工仔也有收廢品的，大家誰也不進去。她再一細看，原來房門已經換了鎖，牆上寫了個巨大的“拆”字。還有一個帶了紅袖箍的京郊農民，正在給眾人“宣講政策”。
那人告訴大家：這片城中村為了修建一個“創新產業總部大廈”，馬上就要拆遷了。而他們的房東已經率先簽了合同，不日就要從這裏拆起。
顛三倒四聽了半天，大家才明白：無家可歸了。本來拆遷這種事兒，按理說是誰堅持到最後，誰拿到的補償也就越多，要不那麼多人要當“釘子戶”呢——不過這麼做也有這麼做的風險，釘子戶多拿的那些錢，可是腦袋拴在褲腰帶上掙來的呀。然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的人越來越多，就讓政府很難做：畢竟是首善之區，又不能真把誰弄死。北京農民的命，好歹比別處農民的命要金貴一些。總結經驗，政府這次就試行了新的策略：先挑一兩家好說話的去做工作，直接許諾給他們腦袋拴在褲腰帶的價錢，讓他們起到模範帶頭作用。這樣一來，真成了“早拆遷，早騰退，早日奔中產”，先簽字的反而比後簽字的拿得多，姚睫他們的房東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