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精神還是有點不正常。在場的人一致說，不管怎麼說，先送醫院去作檢查，萬一腦袋讓哪塊碎磚砸著了呢。這麼一說，紅袖箍那廝卻犯了難，他結結巴巴地說：
“我也是幹活兒的——我們，都是幹活兒的，一個月也就拿一千來塊錢，比交通協管員多不了多少……”
姚睫突然一個健步跨到他麵前，當胸推了這廝一把：“那你們就敢拆房！”
我看到紅袖箍坐在磚頭堆上，哭喪著臉，無奈的樣子，隻好搖搖頭對姚睫說：“算了，把他宰了也派不上用場。”
然後我掏出兜裏的錢數了數，也就幾百塊，好在幾個仗義的租戶你湊點兒，我湊點兒，攢齊了一千多塊，大家一齊把那姑娘搬上我的車，姚睫扶著她的腦袋坐在後座，先送醫院。
到了醫院一拍片子，還真是有點腦震蕩。不過總算也是萬幸。我們安排她住院監護兩天，姚睫又從她兜裏掏出手機來，找出她山東家裏的電話，通知了她媽媽。完成這些工作之後，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
我問姚睫：“餓不餓？”
她撇撇嘴說：“餓倒是不餓，就是怕困——我無家可歸了。”
我想了想，說：“總會有辦法麼。偌大一個北京，收容個把迷失少女還是有能力的。”
然後我找了個提款機，把前兩天剛存進去的、從b哥那兒罵罵咧咧地要來的“策劃費”提出來，硬拽著她去了五道口那邊的“熊家”燒烤店，要了一桌子韓國人過年才吃得上的五花肉、小牛排，勒令她：“吃，越不容易越不能虧待自己。”
盡管我做出表率，吧唧吧唧地大嚼，但姚睫仍是沒胃口。我看著她捏著勺子，若有所思地攪和醬湯，不知該怎麼勸她。
而吃完飯後，我又能把這姑娘帶去哪兒呢？我有兩個選擇：第一，給她點兒錢，讓她找個賓館先湊合，過兩天再去租一間房子；第二，把她領到我家去。第一個選擇是不是顯得太“生分”了呢？我想到她揪著我的衣領，在臉上蹭著尋找安慰的樣子：那是怎樣的一種信賴的姿態啊。
那麼第二個選擇呢？是不是又太“熟”了一些？我住的那套房子，鄰居都是院兒裏的長輩，從小看著我長大的，要是貿然帶個妞兒回去，他們一定會擠眉弄眼、扒牆根，過夠了癮之後還得找我媽媽去嚼舌頭。且不說這個了，就是我願意帶，姚睫願意去麼？她明明是喜歡著董東風的啊，怎麼可能跟我擠在一套一居室裏過起日子來？
就算她願意，我能管住自己麼？
這麼想著，局麵竟變成了我們飯桌上拖延時間了。我無助地看著姚睫，指望她說出個辦法來，但她卻隻是發愣。
直到牛肉涼了爐火滅了，我們還是幹坐著，誰也說不出一句話。這個飯館的生意特別好，晚上九十點鍾了，門外還擠滿了等座兒的韓國留學生。那些餅臉的女生瞪著小眯縫眼，以他們民族特有的、自以為正義的粗鄙眼神譴責我們這種占著茅坑不拉屎的行為。而對於那些不是餅臉的韓國女生，我反而很擔心她們：爐火一烤，把她們鼻子底下和乳房裏的矽膠烤化了可怎麼辦？
這麼說來，烤肉對於今天的韓國人來說，其實已經是一種很不合適的吃法了。特別不環保。
這兒的領班是位東北延邊來的“雙語人才”，他先傾聽了朝鮮語的抗議，又朝我們走來，用東北話不好意思地說：“哥，要不我給你們打個折……”
我歎口氣：“我們走，我們走。”
姚睫木木地站起來，也同意把茅坑讓給韓國人。
我索性問她：“去哪兒？”
“還去前八家吧。”她說。
“你的房子不是已經——”
姚睫看了我一眼：“我得從廢墟裏找點東西呀——別的都沒什麼，關鍵是書。”
抱著“能拖一步是一步”的心態，我又把她帶回了“家”。巷口的路燈照不到裏麵，牆倒屋塌的磚瓦堆如同一座小山，黑漆漆地立在四周的院牆之間。院兒門也倒了，空地裏一個人也沒有，原來的租戶大概都找到了暫時落腳的地方。我們到一個“一律兩元”的五金店買了個粗製濫造的小手電，走到廢墟之上，扒著磚瓦的縫隙往裏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