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我過得的確身心舒暢。仿佛每一次呼吸，吸入的都是純氧，讓人莫名其妙地精神振奮。我感到有無數話想對姚睫說，又感到其實什麼都不用說了。盡在不言中了，一切詞藻都成廢話了。
對於男女關係，我仿佛也有了全新的領悟。那種既非陌生人，又非情人或雲姘頭的狀態讓我驚喜。和姚睫相處的時候，我感到自己身在另一個維度的世界，這個世界存在於“真實”與“臆想”之間，它令真實變得美好，也讓臆想相對務實——非情感微妙之人不能體會，對於這一點，我很自負。
那麼姚睫算是我的什麼人呢？或許她理智地想一想，還是會說：朋友。但是她的眼神、呼吸、一顰一笑都告訴我：不完全是。我很不想用“紅顏知己”之類的描述，因為在漢語的語境裏，這個詞兒已經髒得像塊臭烘烘的兜襠布了——我聽過很多比血汗工廠主品味略高一點的有錢人歌頌他們的“紅顏知己”，但前提一律是可以在床上綻開的“紅顏”，離了這個基礎，“知己”的意思就和“狗屎”差不多了。英文有個詞叫soul mate，聽起來略微幹淨一點，但卻有過於拔高之嫌。況且我不太相信今天的人還有嚴格意義上的“靈魂”。
不管怎麼說，看到姚睫精力勃勃地生活、工作，我就感到由衷地快樂，非常單純也非常無私。正所謂你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我的境界不高，這樣的情懷無法像雷鋒或者佛祖那樣均分給所有人，但僅為一個“他者”（不是你的親人、戀人或其他利益攸關者）真誠地喜或者憂，相信這已經是很多人這輩子也無法了解的了。我依然有資格自負。
我甚至思索起了“全人類”的問題：假如有一天，我們這個世界消滅了剝削與壓榨，消滅了所有毒蛇猛獸，也消滅了國家乃至家庭之類的“特定曆史概念”，那麼男女之間的關係會變成什麼形態？我認為就是眼下這樣——一片天真爛漫的曖昧。曖昧怎麼了？隻要不夾雜私利，曖昧就是無比美好的東西。曖昧和天下大同、公有製一樣，是人類曆史發展的大勢所趨。恩格斯也說過，所謂婚姻，無非是階級社會的財產契約嘛，他能了解我。
姚睫愛著董東風又怎麼樣？我依然可以為她好。我產生了一種以偉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衝動——起碼是在男女關係上。
說到底得感謝姚睫，她讓我又對生活充滿了興趣。也感謝b哥甚至那個二百五的小妹子，他們給我提供了一個好環境好圈子。我簡直成了一個胡子拉碴、腰圍二尺七的怡紅公子，暢遊在溫柔鄉裏，青山隱隱遮不住，綠水悠悠流不斷。
這段日子幾乎讓我忘了時間，後來在回憶中，它顯得那麼悠長，長得沒有盡頭。但實際，它僅僅持續了一個春天。
夏天將至，兩個故人先後從遙遠的地方歸來。
董東風是來了又走。他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正是周末，b哥自然又張羅著在小院兒裏開宴。姚睫和小妹子備了一大桌子吃食，因為飯點尚早，我們四個就在屋裏打起麻將來。
我正在看著眼前的一對“幺雞”犯猶豫，電話響了。我看到董東風的號碼，下意識地瞥了眼姚睫。她正托著腮，同樣一臉躊躇。
想了想，我放棄了起身到門外去接電話的念頭，裝出一幅大大咧咧的姿態問：“董老師啊？您在哪兒？”
董東風的聲音依然低沉：“在北京呢，剛下飛機。”
我心頭凜了一下，再看姚睫。她仍然鼓著嘴看牌，那樣子簡直像故意做鬼臉。
“回來了？”我驚喜地對電話說，“用我接您麼？”
“那不必那不必，老麻煩你，我都不好意思了。”董東風說，“我隻是覺得回來一趟，得跟你打個招呼。”
也許他隻我這麼一個需要“打招呼”的朋友吧。我有點兒感慨，卻又不想顯得自作多情，便繼續用熱誠、公事公辦的口吻問：“回來辦事兒還是留下了？上次聽您說，到新疆支教好像是半年……”
“辦點兒事兒。”董東風遲疑了一下，說，“我可能要在那邊多呆些日子，一年兩年都說不準，所以幹脆就把我太太……”
“接到新疆去？”
“對。”
“那邊——她能適應麼？”我想到董太太那張蒼白而執拗的臉。
董東風的音調開朗了一點：“剛開始我也有這個擔心，但是去了才知道，那邊的環境比北京好。空氣新鮮很多，到處的視野都開闊，我想應該對人的精神有好處。”
“那您就更不該跟我客氣。”我說，“運個——大活人——到那邊去，您一個人肯定忙不過來。我多少還能搭把手，再說您太太跟我也熟了。”
“真不用……”
“您見外。”
董東風仿佛有一點小感動，隨後說：“那我就不謝你了。”
我們說好次日在母校見麵，然後掛了電話。姚睫臉上的神色，仍像沒聽到這檔子事，但我卻不知為何慌了起來，暈頭轉向地把手裏的一對牌拆了打出去：
“雞——”
“胡。”姚睫簡潔地宣布一聲，然後笑眯眯地等著我給錢，“就差這張。”
b哥明顯也“憋”了一手大牌，卻被我“點”給了姚睫，麵色自然怏怏的。他眯眼叼著煙，不陰不陽地諷刺我：
“你對董東風夠仁義的。”
我皮笑肉不笑地說：“你一男的沒必要爭風吃醋吧？”
小妹子悶悶來一句：“倆屁精。”
此後的一整天，我們保持了常態，誰也沒再提董東風的事兒，吃完飯接著玩兒牌，晚上又團團坐在b哥的五十六寸大液晶前麵看了一部豬頭豬腦的國產喜劇片。直到我和b哥離開的時候，姚睫才從屋裏追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