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班子裏，角色定位很重要，你是打算做炮筒子還是準備當和事佬，需要慎重作出選擇。當然這跟一個人的個性有關，跟身邊人際關係環境有關，跟職責分工有關，最為關鍵的是跟一把手的喜好有關。遇到剛愎自用、喜歡專權的上司，最佳選擇是做個聽眾、看客，充當個“集體領導”的票數；遇到隨和民主些的，也得不時主動說兩句，決不能老是一副蠢相當悶葫蘆，——總事不關己要你坐在這裏幹什麼？
魏征根據自身的履曆條件和工作分工，打算做唐王朝內閣的炮筒子。但他心裏實在是有些不踏實，他清楚在這個圈子裏做個急先鋒式的人物，帶有賭博的性質，風險可能會大於收益。特別是在“王者居宸極之至尊，奉上天之寶命”的情況下，天子手握神授的生殺大權，挑他們的刺，先賢將其形象地謂之“逆鱗”，龍鱗是隨便敢伸手去刮的嗎？那是要抱著“赴鼎鑊、冒白刃”的壯士斷腕之心才能做到的事情。
魏征思考了許久，最終決定在刀刃上行走。但他又不願拿自己的政治生命開玩笑，還想在刀刃上走出人生的精彩來，於是他先行做了一些必要的試探，摸一摸主子的脾性。
唐貞觀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把父皇李淵攆下台，登基做了太宗皇帝。即位之初，戰火剛剛停息，政權尚未穩固，李世民常常掛在嘴邊的話便是：隋王朝短命的根子在哪裏？近臣房玄齡、封德彝等人分析來分析去，指出原因在於****、或在於執法不嚴。李世民認為都沒有說到點子上，他自己總結隋王朝敗就敗在楊堅楊廣父子倆都獨斷專行；“選天下之才，為天下之務，委任責成，各盡其用，庶幾於理也。”廣泛選拔天下有識之士，各司其職，才盡其用，天子帶著臣子們一塊幹，這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太宗表示他十分願意“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很願意與臣下商量著辦事。
魏征任職諫議大夫，職責就是給皇帝和國家大政方針提意見的，聽了太宗皇帝的這一番表白，為之振奮，看來這位天子是一個開明虛心的君主，絕非那些拿“民主集中製”作裝點的假聖明。但話是好聽，天子真情願聽批評嗎？魏征還是不太放心，朝令夕改、翻雲覆雨的帝王比比皆是，有必要進一步溝通，與天子作深入的交流，達成一定的共識才行。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太宗皇帝與群臣討論如何才能成為一個“明君”，魏征借這個機會將自己的見解做了一次充分地表達。他在李世民麵前講：“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君主善於聽取各種不同的意見，就通曉明斷，偏聽偏信一家之言，就會陷於糊塗無知。魏征接著舉例說明：唐堯、虞舜之所以成為千古稱道的聖主，就是因為他們“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廣泛接觸，多看、多聽，從善如流；而秦始皇、楊廣這類昏君，眼裏隻有奸佞小人，閉目塞聽，他們的政令當然是脫離實際的，亡國是其必然的結局。
唐太宗頻頻點頭，認為魏征講得很有道理。
自己的見解得到皇帝的初步認可，魏征接著就要婉轉地告訴皇帝，他就想做那個讓皇帝明了天下是非曲直的“諫臣”，同時要皇帝不能輕易懷疑他的一片赤誠。——這個鋪墊極其重要，必須給上司這樣的認知：在下的耿直敢言是出於公心誠意，是完全為事業著想，絕非喜好挑刺、為表現自己而刻意找茬。不建立起這個相互信任的前提基礎，很容易引起主子的懷疑和厭惡，很可能將你歸之於牢騷滿腹者之列，一旦有了這種先入為主的不良印象，你再好的建議他都無心去聽，更談不上接受采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