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性自私的立場上看，李世民與魏征，兩個人精給我們聯手演了一出高智商的遊戲。雙方心照不宣，各取所需，唐太宗借魏征這麵鏡子，來實現防微杜漸、經營江山和自身千古聖主的描繪；魏征則通過李世民來展示自己的非凡才智，以期達到賢明人臣形象的成功塑造。
殊途同歸，因此二人之間十多年裏相互精心地維護著一種平衡，攜手前行。可惜，魏征最後忍不住笑場了、出戲了，打破了君臣間的默契。——“戲”這種藝術形式，台下的人明知是假，但隻要你按照設置的情景，煞有介事地演下去，觀賞者還是滿有興致的；一旦某一個角色跳出戲來，真地把“做戲”的底兒露給大家看，那整場戲就砸鍋了，沒法演了，什麼說服力、感染力就都煙消雲散了，劇中人物原有的崇高境界便一落千丈了。這就如同台上台下共同在做一個美好的夢、感人的夢，叫好鼓掌都是發自肺腑的，突然跑出來一位把大家叫醒，夢破了，方才的一切都成了虛幻的、蓄意製造的東西，人人都會頓時意味索然的。
魏征這樣聰明的一個人，怎麼會笑場、出戲呢？
我們先說魏征的病和死。唐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春，六十四歲的魏征病倒了。太宗皇帝親往魏府慰問，倆人說了一整天的話；後來太宗又帶上太子李承乾來魏府問病。皇上發現魏征家連個正室都沒有，當即停建一處宮殿，用原有的材料五天時間給魏征建了個正室；又賜給魏征許多衣料被服，同時命令中郎將住在魏家，隨時報告魏征病情。太宗這一階段賜給魏征的藥物、食品多得難以計算，宮中送東西的人摩肩接踵相逢於道。在魏征的病榻前，李世民還答應將女兒衡山公主嫁給魏征的兒子為妻。
魏征死後，太宗皇帝親臨哭吊，下令朝廷停止辦公五天，追封魏征為司空、相州都督，諡文貞。同時太宗特允魏征的葬禮超規格舉行，太宗親自為其撰寫碑文，刻石立碑，最後又賜給魏家食邑九百戶。
李世民作為一代英明天子，在與他的這位臣子演最後一場對手戲時，做得可謂周全圓滿，皇帝甚至在魏征安葬多日後，還時常登上淩煙閣去看魏征的畫像，賦詩寄托對這位臣子的懷念。他壓根不會想到，魏征早就在人麵前將包袱抖開了，露餡了。魏征逝世三個多月後，有人告訴太宗皇帝：魏征心術不正，他把他曾經勸諫陛下的話都抄錄了下來，送到管理史籍的褚遂良手裏。
李世民聽到這個，龍體都要崩潰了，魏征的形象在他眼前轟然倒塌。
在最高決策層，“諫諍”一定程度上屬於高級機密，平民百姓乃至相當級別的中央與地方官員，都不得了解大政方針決策的細節，黎民看到和感受到的，隻是一代天子賦予的恩德與福祉。而魏征勸李世民的話恰恰多屬於這個絕密細節範圍的內容，試想，一旦下層民眾得知，天朝的雨露多是來自於一位為民請命的魏大人，甚而再由史官刻錄傳之於後世，帝王李世民的功德又在哪裏？所以，魏征這裏含著兩樁罪令李世民無法容忍，一是欺君，二是奪天子之功。——你魏征原來陪我演了這麼久，終了竟亮出自己才是主角，豈有此理！
唐太宗當即下令，取消公主與魏征兒子的婚約，推倒皇帝親筆書寫的墓碑，魏征一家從此再不被皇帝照顧，漸漸衰落。
雖然李世民在遠征高麗歸來後，有幾次提起過魏征，也多少恢複了一些對魏家的生活待遇，但魏征的人格形象永遠在大唐皇帝的心目中凋落了，這麵“人鏡”，不再那麼有光彩。——其實，我們稍稍用心琢磨一下，如若不是魏征自己炫耀，他那些諫諍皇帝的言行何以記錄得那麼清清楚楚？一共多少次、講的什麼話甚至天子一副怎樣尷尬相，都曆曆在目，一千多年前的封建皇權下，有如此高的政治透明度嗎？即使民主政治常被提起的今天，您能聽到一位秘書長是怎麼提醒勸阻省委書記、省長大人的嗎？
但我們能理解魏征，兩個人的功勞，為什麼要讓你李世民一個人獨吞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