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八年傀儡皇帝的趙煦於一零九三年高太後死後親政，政治風雲就是這樣瞬息萬變，蔡京柳暗花明的日子來到了。哲宗皇帝受了高太後八年的轄製，舊黨（反對變法者）這些年裏掌控朝政大權，新黨（變法革新者）被一一逐出朝廷。這就自然形成了舊黨屬於太後的人，那麼趙煦要重開爐灶，當然選擇新黨來作班底。——想法固然不錯，但即使要重開鑼另唱戲，也應選擇真正能挑大梁的主角才是，不能情緒化地凡是新黨均得重用。宋哲宗主政伊始恰恰過於情緒化，他立即召回了章惇、蔡卞、黃履等新黨中的幹將，啟用章惇為宰相。
皇帝的用意是要這些人來為王朝做事的，而章惇們入朝的頭一件事，卻是惦記著清算舊黨的賬，將功夫全用在了報複當年排擠、壓製、打擊他們的那一撥人身上，先前風光八麵不可一世的元祐大臣們無一幸免，甚至已經死去的司馬光、呂公著也難逃懲罰，被追貶罪責，差點就要掘了他們的墳墓。
蔡京雖然曾有過討好保守派宰相司馬光的言行，但總體上還是被劃入變法革新的陣營，因此很快就被皇帝征召入朝，“權戶部尚書”，先代理財政部長。
新黨把舊黨一網打盡後，這才開始著手重新實施王安石的那一套。宰相章惇主持恢複變役法，“置司講義，久不決”，安排有關部委討論，卻很長時間拿不出個決定性方案。蔡京隔著鍋台上炕了，他氣哼哼對肉呼呼的章惇說：“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把熙寧年間王大人的那一套拿來用便是了，討論什麼呢！章惇竟接受了這位下級的訓誡，立即停止討論，頒布實施。此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裏，蔡京與章惇取長補短密切配合，“倆人相倚以濟”，幾乎所有大政方針由這兩位一碰，就拍板定案了。
一個部長怎麼就可以會同宰相決定朝政？這裏有另外一層原因。蔡京的弟弟蔡卞與章惇同時被哲宗召回，拜作右丞相，這才有了當哥哥的蔡京得以很快進京榮升尚書（部長）一職，接著又封蔡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蔡京一時風頭正勁，誰敢小瞧？應當說，蔡卞似乎這時候更應表現得顯眼一些，首先因為他官比哥哥大，其次王安石又是他的嶽父大人，但蔡京對權力比弟弟更為向往，職務待遇也上來了，何況畢竟是兄長，大約蔡卞礙於“長者先、幼者後”的孝悌倫理之道，因此上蔡京比蔡卞出鏡率高出了許多。
不管兄弟倆誰更樂於表現，哥倆在為人上幾無二致，都躋身到弄臣的行列。蔡卞很快被哲宗拜作尚書左丞，“京覬執政”，蔡京呢更想自己能把持朝政，掌管樞密院的曾布忌恨蔡京，私下奏稟皇上，說蔡卞已居宰輔之位，“京不可以同升”，蔡京就不要再提拔了吧。哲宗考慮了一下，暫時選擇了弟弟蔡卞，於是免去了蔡京翰林學士兼侍讀等職，安排他知太原府。後來由於皇太後的幹涉，蔡京才不至於外放，勉強留在了京城修史。——其實曆史給予蔡京多次安心做一個文人學者的機會，他卻硬是要在官場上混。
有一個曆史現象這裏需要說明，宋朝的皇帝，除了開國的太祖趙匡胤外，似乎都顯文弱，君弱則臣子們便各顯其能了，權力固然做了預防性地分割，但大臣之間你爭我鬥隨之就多了起來，各執一詞的現象比比皆是。或者從另一麵來說，北宋的中央決策比較民主、莫衷一是？總之我們常常看到的情景是，在皇帝麵前不時出現宰輔大臣互相掐架。皇帝佬兒看熱鬧，一會兒偏東一會兒向西。特別是在範仲淹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以後，形成了黨爭，情況就更加嚴重。民主政治中，政黨之間的比拚是極其正常的現象，但衡量一個人的政治和道德品質的價值尺度是一樣的，那就是是否秉公持有正義、是否立場堅定不左右搖擺投機鑽營。蔡京起初是堅定的革新派，結果在司馬光任宰相時暴露了人品的猥瑣底下，投機不成反大大降低了自己的人格，自我損毀了形象。哲宗不計前嫌將其召回朝廷，這時他賣力地主張恢複新法沒錯，但一個是同僚對他的成見已經形成，再者他又極力想往上爬，以期獨攬大權。這就使他完全喪失了信譽和同盟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