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就近安置以及打工子弟上學的經濟負擔問題難處理，不是因為沒有相關的法律條文，而是因為法律基本上沒有發揮作用。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適齡兒童、少年免試入學。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內居住的適齡兒童、少年的數量和分布狀況等因素，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製定、調整學校設置規劃。新建居民區需要設置學校的，應當與居民區的建設同步進行。”“學校不得違反國家規定收取費用，不得以向學生推銷或者變相推銷商品、服務等方式謀取利益。”根據這些條文，如果政府部門不能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就近入學，或學校違規收取不合理的費用，是應該追究法律責任的。
可是，《義務教育法》頒布至今，撤點並校在各地頻頻發生，原來在鄉村學校就近讀書的學生被集中到城鎮並不鮮見，很多當地村民以上學路途遠、成本增加、不安全因素增加等理由反對學校撤並，但學校還是被關閉，這無疑是十分明顯的違法行為，且造成了當地輟學率增加等惡果，可沒有一個地方政府因此被追究責任。
同樣，學校為學生做校服、定統一午餐，根據規定，是要先征求家長意見、得到家長委員會的同意的，可是，有多少學校征求過家長的意見？即使征求，也是“強勢”征求。另外，學校的家長委員會有多少是參與決策、監督、評議的？現實的情形是，幾乎所有家長委員會都隻是擺設和工具，成為“聯誼會”。
上述這些問題之所以發生，關鍵在於既沒有受教育者（或其監護人）參與的民主決策機製，也沒有受教育者權利救濟機製。比如，對於學校的撤並，按規定是要聽取學校負責人、教師、家長的意見的，政府部門沒有聽取而單方麵采取行動，讓學生“很遠就讀”，就是違法，學校負責人、教師和家長可依法起訴。但遺憾的是，很少有人采取這種方法。而在《義務教育法》中，雖有“就近入學”的規定，卻沒有相應的問責條款。於是，受教育者的權利就被漠視、被踐踏。
打工子弟梅梅的起訴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這告訴大家，應該利用法律的武器捍衛自身的受教育權利。當然，這還要看法庭的態度，如果法庭受理此案，給平等的受教育權一個說法，將不但為解決後來的類似問題提供案例，也將進一步推動《義務教育法》的修訂完善。在我看來，此案的最佳結果，不是恢複不達標的打工子弟學校，而是要求政府加大扶持力度，把這不達標的學校變為合格、達標的學校，或者就近安置打工子弟進公辦學校免費就讀。
客觀來說，我國打工子弟之所以長期以來隻能進不達標、條件簡陋的打工子弟學校，就在於他們的權利不被重視。要爭取屬於自身的權利，就不能對政府的做法采取忍讓態度，甘願接受低人一等的教育（並希望有這樣的空間即可），而應不懈追求平等的受教育權。這需要社會輿論、社會各界人士和所有打工子弟共同努力。
多元發展——推進教改
數據：2007—2011年，我國出國留學人數連續4年增長比例均超過20%（2011年為19%）。2012年度我國出國留學總人數為39.96萬人，較2011年增加5.99萬，增長17.65%。我國公派出國留學為主導、自費出國留學為主體的工作格局已基本形成。而據《2011出國留學趨勢調查報告》，目前高中生出境學習人數占我國總留學人數的22.6%。
（數據來源：中國教育在線）
數據：根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和騰訊網的聯合調查，對於在家上學，有47.42%的被調查者表示“非常樂觀，會成為越來越多家庭的選擇”，有39.18%的被調查者表示“審慎看待，隻是少部分家庭的選擇”。
（數據來源：21世紀教育研究院）
▲“在家上學”
2013年1月，武漢7對父母放棄城市的優質教育，在鄉下找了一所廢棄的小學，自己教孩子誦經讀典、練習書法。這7對父母坦言，此舉實屬無奈，隻因對現行的教育體製失去信心，不得已隻好去摸索一條能夠保護孩子們天性的教育之路。
這7對父母的做法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鳴。在所有的議論中，我注意到，大家都把“在家上學”與學校教育對立起來。簡單地說，家長選擇“在家上學”就是對學校教育的“否定”。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認識，這種認識不但不利於“在家上學”的發展，也背離“在家上學”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