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忽視的現實是，邳州市教育局對3名“亂說話”教師的處理其實一直是透明的。據媒體報道，2010年2月25日，邳州市教育局辦公室就在網上發布了一則《網上散布不實言論，兩位教師被查處》的消息，消息稱：“日前，邳州某中學教師王某，因工資補助問題，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在互聯網上散布不實言論，甚至侮辱謾罵有關人員，造成惡劣影響，被市公安機關依法拘留；宿羊山某中學劉某，因平時工作問題，對學校主要負責人不滿，遂在互聯網上惡意中傷學校主要負責人，被市教育局給予行政警告處分。”2010年8月27日，邳教發[2010]89號文件中，對另外一名教師網上發帖的行為以文件的形式予以了通報，有關學校還將此文件掛在了官網上。文件關於此事的表述是：“近期某鎮一小學教師因對正常的績效工資落實以及工作安排不滿，在互聯網上造謠中傷，以極其不文明的語言侮辱謾罵有關人員，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被公安機關依法拘留，教育局給予行政記過處分。”
這說明什麼呢？符合邏輯的解釋有兩種：一是教育部門對於“亂說話”教師的處理已經起到了“震懾作用”，因此，教師們在聽到消息、看到文件之後，即便有不滿意見，但卻不敢上網發帖，擔心“說錯話”，遭遇與這幾名教師一樣的結局；二是對於教育部門的處理已經習慣與麻木，且事不關己，看過就算。事實上，如果沒有“好事”網友把邳州市教育局禁止教師“亂說話”的文件發布到網上，引起媒體關注，這件事可能就在當地教育部門被順利地擺平，並執行下去。
“因言獲罪”事件的反複上演，客觀來說隻會助長公權力機關的氣勢，而掐滅普通老百姓的抗爭的勇氣，久而久之，大家也就習慣了這種“處理”。這當然不能怪老百姓“膽小”，而實在是折騰不起，“萬馬齊喑”是最“明智”的選擇。
這無疑是公權力機關最想看到的結果：大家選擇屈從，自己為所欲為。然而，這卻是最危險的狀態：一方麵，權力的膨脹會導致決策的嚴重失誤，隻聽得好話、聽不得“壞話”會讓決策者失去對真實情況的了解；另一方麵，老百姓的不滿如果長期無法通過正常渠道得到表達，負麵情緒積累到一定程度，將形成“言塞湖”，其後果不堪設想。
從目前的情形來看，這些公權力機關最想看到的局麵已經形成，而最危險的態勢也正在孕育之中。最終，這些機關將由於公信力的徹底喪失，陷入嚴重的信任危機而自食苦果。
▲激活受教育者權利救濟機製
據《京華時報》2011年8月19日報道，北京無資質的打工子弟學校被取締後，小學生梅梅（化名）被分流到離家較遠的學校，無奈輟學在家。梅梅因此將朝陽區將台地區辦事處告上法庭，要求撤銷取締學校的告知書。
這一“案件”的走向值得關注。在我看來，法院應該受理此案，並由此激活受教育者權利救濟機製。
2011年，北京關停30所打工子弟學校，鬧得沸沸揚揚。從依法辦學角度，政府部門是有權關停不具辦學資質的打工子弟學校的，但是在關停之前，必須做好學生的安置工作、學校舉辦者的補償工作，否則，就是政府部門的失職——根據《義務教育法》，政府有責任保障適齡學生就近免費接受義務教育。
對此，有人明確表示反對，認為打工子弟學校不能關停，其基本理由是：政府不可能妥善解決好這些孩子的求學問題，如果要解決，早應該在關停之前就解決了，而不是現在學校關停了，馬上要開學了，才想到安置；即使安置了，學生上課的路程變遠了，不但增加了上學成本，也增加了很多不安全因素；還有，安置進公辦學校，能保證這些學校不收取借讀費（或者“捐資助學費”）嗎？能保障打工子弟獲得平等的對待嗎？再就是，學校要求每個學生交午餐費，打工子弟交不起怎麼辦？可不可以自帶飯菜呢？
這些確實都是問題。其中，對於安置問題、安置到公辦學校還收取借讀費的問題，是完全可以依據有關規定找政府部門的——不安置明顯違法，政府必須安置；我國早在2009年就明令取消借讀費、擇校費，因此學校收取借讀費也是違規的。而對於政府部門是否就近安置，以及進入城市公辦學校、民辦學校之後，求學經濟負擔是否會加重的問題，卻是比較難以處理的。據此提出不能關停打工子弟學校，也不無道理：比較起來，打工子弟或許寧可上條件差一些的打工子弟學校，而不願意上路遠的、條件好的、交錢多的城市學校，這是十分現實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