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雲鶴
編者按：本文介紹的是劉秀峰及其妻楊改梅在抗日戰爭中的一段故事。1940年11月—1943年3月，劉秀峰任祁縣抗日縣政府縣長、中共祁縣縣委副書記兼獨立營營長。他和他的戰友們英勇頑強，屢屢重挫敵人，為祁縣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開辟和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至今仍受當地老人們的稱頌。 本文作者是他的大女兒。她跟隨母親度過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月，更熟悉“助夫打日本，育兒立功勞”的媽媽。作者通過她記憶中的一件件實事，說明抗日戰爭中，為祖國作出重大貢獻的，不隻是戰鬥在前方的男兒，還有他們的作為抗屬的妻子。
（山西《文史月刊》編輯部）
【還在盧溝橋事變之前我媽就理解並支持我爸的抗日誌向】
我爸名劉秀峰（小名保兒），1912年生於山西省榆社縣牛村。念私塾後又上了小學和中學。我媽名楊改梅（小名梅子），和我爸同年生，比我爸大半歲，娘家在周村。她隻念過私塾，但喜歡閱讀，幾乎是我爸讀什麼她讀什麼。這就使他們不僅有青梅竹馬的童年，而且有情投意合的婚後生活，進而有了誌同道合的人生目標。
1936年，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成立伊始，我爸加入了該會。
1937年11月，鬼子占領太原的那天，我爸從他教書的榆次回到太行山，參加了八路軍。
我媽呢，從1937年10月到11月的一個月裏，接連經曆了三件事，一是在我爸選擇“抗日崗位”的日子裏，我爸天天一早往太原跑，我媽天天半夜三更在榆次等，焦慮非常；二是從榆次回家的那天，日軍已經逼近榆次，並狂轟濫炸，我們隻得繞道走，一天的路程走了三四天；三是和我爸一起，絞盡腦汁勸說我爺爺同意我爸參軍。這三件事一個接著一個，使我媽心力交瘁，奶水急速稀少。還不會吃飯的我弟弟突遭斷奶，夭折了！
弟弟的死，使我媽那經常是陽光般明媚的臉，一下子被憂傷所籠罩。
【如果您沒有見過鬼子的“三光”政策，請聽聽我們家的故事】
1940年11月，我爸到祁縣（完全淪陷）任縣長兼獨立營營長，路過我村。匆忙間，對我媽和爺爺說了些“聽幹部指揮”、“堅壁清野”之類的話。
但爺爺不相信日軍會那麼殘忍，說：“日本人也是人嘛。”他不許把糧食藏到山裏，更不做逃難準備。直到有一天夜裏，鬼子進了村東口，我們一家五口，才被我大舅從另一出口拽出村去。
村裏的人，凡是逃出來的，都集中在北山上……第二天黎明，趴在山頂上的爺爺大喊：“完了！完了！”原來，他看到村子裏冒起了大火。根據著火的位置判斷，我們家的房子被燒了。
我們村是個小村子，隻有幾十戶人家。我們家在村子最高處的一個土台子上，院子南麵有個土包。土包跟前有棵老槐樹。爺爺望到村裏的火苗後，不管村裏是否還有日軍，跌跌撞撞往家跑。我媽把兩個妹妹托給鄰居，拉著我去追爺爺。當我也爬到高台子上時，正好看到前麵的爺爺身子一歪，向老槐樹摔去。我媽一個箭步飛奔過去，但沒有接住爺爺。
這把火毀掉的，不隻是我們家當年的全部糧食、柴草，而且是我爺爺一輩子的勞動所得。裏外兩進院子，全成了一片廢墟，就連那兩眼窯洞的門，也都燒成了灰燼。
滅頂之災埃我爺爺，倒下了。
爺爺倒下了，全部重擔壓在我媽一個人肩上。
第一個問題是住哪兒。我爺爺病重，不可能借裝別人”家，因為快死的人，住在別人家，人家是忌諱的。我媽決定住那兩間沒有門的窯洞，我大舅割了些野草，編了兩個厚重的門簾，算是對我們做了安置。
第二個問題是吃什麼。糧食不僅全被燒焦了，而且被壓在斷垣殘壁之下了。我們隻好扒出焦了的糧食吃。而焦了的糧食和鹽是很苦很苦的。
第三是沒有柴燒。我家的柴草全被燒光了，隻好到坍塌的房子下麵，尋找沒有燒透的木質材料。
第四是沒有人給我爺爺看玻這不僅是因為我們付不起診療費（這一點看病先生倒不十分計較），而且是因為看病先生怕和“抗屬”有牽連。鬼子傳出話來說，這次突襲牛村，為的就是教訓劉秀峰。誰要繼續幫助劉秀峰家，與他家同樣下常
【在傳統觀念麵前如何行為，也是對“抗屬”的一種考驗】
我爺爺過世了，這是1941年年初的事。
爺爺去世，人主家要求三點：一是我爸必須親臨喪事現場；二是吊唁儀式至少進行三天；三是爺爺身上內外衣服和被褥，必須是綢子的，而且不能是白色的或黑色的。
我媽最發愁的是第一點。因為她知道，在這個問題上，我大舅和人主家意見一致。怎麼辦？她低頭思忖，計上心來：“老舅，要不咱多請些親戚和本家來商量商量？”
“人主家”點頭。
商量結果，關於第二點和第三點，很快達成一致意見。人主家說：“那就派人去找保兒吧。孝子一到，咱就發喪。”
“這就派人去找。”我大舅說。
“上哪兒找？”我媽大聲問。
“找咱縣裏的八路軍打聽啊！他們是通消息的。”大舅很有信心。
“好啊，敵人正懸賞捉拿他呢！你再興師動眾地去找，正好帶路。”我媽說著，生氣地找塊石頭坐下了。
“咱咋能興師動眾呢？悄悄把他找回來，悄悄辦完事，讓他悄悄找個地方躲起來，不比總在風口浪尖上安全些？”大舅說。
“躲起來？躲到哪裏去？大家都不抗日了，還有根據地嗎？還有躲的地方嗎？你總不能讓他躲到鬼子的炮樓裏去吧？你總不能讓他躲到日本國去吧？你總不能讓他當漢奸去吧？”我媽氣得口不擇言。
“狗咬呂洞賓！”大舅也氣了。
“保兒家的！你咋這樣說你哥！”我二婆以婆婆的身份教訓起我媽來了。
正在大家吵得不可開交時，人群後麵鑽出個年輕人來。他叫裴全維，當時知道他是抗日政府的村長，後來知道他那時已是地下黨員了。他跨大步走到我大舅跟前，安撫地說：“周村大哥，您是好心，可來不及了。咱們還是自己想辦法吧！”
“我替我哥當孝子！”一直沒有說話的我叔叔說。
眾人把目光投向我二婆，我二婆神情凝重，不說話。
我媽立即意識到這是給二婆出了個大難題——讓叔叔在我爺爺靈前喊著“爹”哭喪，對我二爺爺是個詛咒啊！我媽說：“我當孝子！”
“兒媳婦有兒媳婦的位置！”人主家不同意。
“那就讓雲兒替他爸！”我媽又說。
“咱們且不說雲兒是個女孩子。咱們就是把她當男孩子用，那也得講究個忌諱。按常理，孫子打幡，是因為兒子……
人主家沒有把“死了”二字說出來，但我媽明白了。她馬上說：“老舅，我也是萬般無奈呀！這個時候，我何嚐不希望雲兒她爸在跟前……可，他是提著腦袋和敵人拚的呀！幾天幾夜吃不上飯、睡不上覺是常事。這種情況下，我去告訴他說‘你爹死了’！忍心嗎？說實話吧，老舅，我——不隻——不同意——您把他找回來，根本也就——不打算把我爹去世的事情——告訴他！”我媽亦泣亦訴地斷斷續續地表述了她的心跡，號啕大哭了。
眾人都哭。
我媽止住哭，堅定地說：“就是雲兒了。我不迷信！”
麵對我媽的“不容商量”，人主家隻好點頭。
【“我耕我織！”我媽說】
辦完爺爺的喪事，我媽昏睡了幾天幾夜。
我媽終於醒了。醒了的我媽精神了許多，但也消瘦了許多。看著她那消瘦而現出了皺紋的臉，我不禁想起了1937年秋冬我媽在榆次時的模樣。那時候的我媽真漂亮，短短的頭發橢圓臉，圓圓的眼睛雙眼皮。白皙的皮膚透著潮紅，像初春的朝日一樣，放射著無限的活力和明麗的光芒。她深思的時候，一對黑亮的眸子裏透著睿智；開心的時候，一對淺淺的酒窩盛滿笑意。她黑色布鞋白襪子，湖藍色夾袍外，是一件淺灰色無領開衫薄毛衣。體態勻稱，儒雅大方。讓人覺著，站在她身邊，本身就是種享受。
正當我思緒萬千的時候，大舅來了。他接我們到姥姥家長祝我很高興，但我媽搖頭：“敵人盯上了劉秀峰，我不能讓娘家也家破人亡。”
“以保兒的名義寫一紙休書，給姓劉的族長留下，你帶著孩子跟我走就是了，哪有那麼多說法！”大舅說。
“哥，虧你說得出。他在前方打日軍，你在後方抄他的老窩！”
“我還不是為了你們？再說，我又沒有逼你改嫁。日軍走了再說嘛。咱村裏回娘家住的‘抗屬’有好幾家了。有的婆家就給兒媳婦寫了休書。”
“別人家的事我管不了。我家的事，我做主。我一不能對不起雲兒她爸，二不能讓日軍漢奸高興。”
“可你咋過？”大舅大聲問。他生氣了。
“人家咋過我咋過！”
“人家男耕女織，你家誰耕誰織？”
“我耕我織！”我媽說，冷峻而堅定。
大舅搖搖頭，領著在我家住著的姥姥走了。
【麵對哭作一團的孩子，我媽說：“勝利了，就好啦！”】
送走姥姥和大舅，我媽帶著從8個月到8歲半的三個女孩子，開始了獨立支撐一個片瓦無存的農家生活。
按照我們那地方規矩，女人是不能到井台上的。但人們對我和我媽采取了寬容態度，有時甚至幫著打水。可母親盡量避開別人。她說我們得學會挑水，不能怕井深，不能怕井台上有冰。她說的是“我們”，但不讓“我”到井邊上，怕我掉進井裏。開始時我們倆抬水，後來她一人挑兩個半桶水，再後來她一個人挑兩桶水。
村邊上的荒草幹葉，早就被人打走了。我們得到深山野嶺去打柴。而深山野嶺裏，常有餓狼出沒。
更嚴重的問題是，在野草和樹葉發芽前，擺在我們麵前最大的考驗是真正意義上的“餓”。
沒有挨過餓的人，永遠不能想象“挨餓”是什麼滋味。心慌，胃疼，渾身無力。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孩子，最沒有辦法的辦法就是哭。有一次，我們家斷糧好幾天，鄰居送來一把棗兒。可光吃棗兒，胃疼。所以，看到棗兒，我們就哭了起來。我媽麵對哭成一團的孩子，兩手一摟，把我們仨摟在懷裏。一邊用她滿麵淚水的臉，擦抹我們臉上的淚水，一邊拍我們的背，連連說：“不哭，不哭。勝利了，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