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雲
我母親的名楊改梅，她極喜歡梅花，而其性格又十分頑強剛毅。因此，我們姐妹們常以梅花比喻母親。
母親留給我們的最深刻的印象，不論是夢境還是回憶，首先映入腦際的形象就是這樣：目光炯炯有神，聰明睿智自在眉間，直到四五十歲，盡管飽經風霜，一頭秀發仍然像黑緞子似的。
我的幼年，正處在抗戰時期。因為父親參加革命，1940年秋天，日本鬼子瘋狂掃蕩，燒毀我家全部的房子，氣死我48歲的爺爺，母親就成為我家的主要勞動力。白天下地當男人，晚上做針線活當女人。她在油燈下做針線的影子，那長長的頭發映在牆上，竟是那麼美！那麼美！我躺在炕上總為她那影子或高或低、或長或短而陶醉。我多次想勾畫出那動人的輪廓，然而母親做活的身影不停地在動。我也不知何時進入夢鄉又醒來了，她還在穿針引線、紡紗織布。
我父親在敵占區工作，需要穿商人的衣服，長袍大褂、綢綢緞緞；棉、夾、單俱全；針工要講究精細，漿糊刮、烙鐵熨，挺費時間。同誌們誰進城誰穿，衣服不離人，破損得很快，母親從無怨言，而是及時供應，她自豪地認為這也是為抗日做貢獻。過去鬧革命是貼錢、貼物，不賺錢，當然，掉腦袋都在所不惜，貼幾套衣服何足掛齒！孩子們的衣服也不省勁，從紡棉紗織成布，染顏色，到縫製成衣，每一道工序都要經過她的雙手。有時以大改小，碎布拚接，新舊搭配，她又敢創新、巧設計，所以常常從黃昏到深夜，從雞叫到天亮，甚至通宵達旦。
在日寇實行“三光”政策的腥風血雨年頭，我們家是敵人掃蕩的重點，每天籠罩在白色恐怖中，別人家敢住在村裏，我們連野地裏的窯洞都不敢住，怕漢奸引“狼”入室。好多次，我們在臘月隆冬，就睡在山頂的大塊石板上。為什麼我們不敢在山下略低凹的、背風的地方找個山窩過夜呢？我們怕敵人從山頂上包抄下來，那我們豈不成了“籠中鳥”、“甕中鱉”了嗎？在白色恐怖的威脅下，一夜換一個山頭，周圍沒有鄰居，母親就是我們最堅強的保護神，她硬著頭皮給我們壯膽，其實她何嚐不是提心吊膽、戰戰兢兢的呢？1940年她不也才28歲嗎？石板上僅僅鋪一層穀草，鋪蓋也不厚，我們透過棉絮能看到星星和月亮，有時雪花飄落在我們的臉上，北風掀動著母親的頭發。母親怕凍著我們，也兼有放哨的責任，她整夜坐著不合眼，輪流給我們姐妹三個搓腳，用她的體溫和熱血為我們驅寒送暖，使我們一家人免生凍瘡，也免於野獸的侵害。更重要的是抗戰8年，不論日寇、漢奸多麼猖狂、殘酷，我們居然沒有麵對麵遭遇過敵人，就是因為母親帶我們躲得早、躲得快、躲得遠、躲得巧。難啊！我偉大的母親！
白天我們回到窯洞裏，窯洞也非常潮濕。當時疥瘡很流行，我們居然一點也沒有傳染上，因為母親特別經心，不論多困難，也必須讓我們用熱水洗涮。她扒開積雪弄柴，砸破堅冰取水，敲擊石塊打火。如果我們衣服鞋襪都濕了，就讓我們睡下，她一件一件給洗淨烤幹。偉大的母愛！現在我們國富民強、衣食豐殷，享受著現代文明，怎能不感激母親為我們今天的幸福所付出的犧牲？怎能不感激她老人家的養育之恩呢？每想到此時，我總是淚水滂沱。
母親不僅吃苦耐勞，而且對兒女的前途都有深謀遠慮。為了孩子們的未來，她憧憬，她向往，她勞累，她擔憂。她經常說：“按年齡你該上幾年級、幾年級了。”可是，兵慌馬亂，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幾年級。母親很焦急，而我卻渾然不知，隻顧玩，真荒唐，有時還要惹是生非。叫母親多操心啊！我現在才感到內疚。
母親很辛苦，但是她相信勝利的前景和光明的未來，相信日本必敗，中國必勝，所以她很樂觀。凡是當時流行的歌曲，她都會唱。她最愛唱的一首歌是：“漳河水，長又長，捎封信兒到前方。公婆健壯勤生產，小孩會走會叫娘”。這支歌曲調歡快悠揚，抒發了她豐富的感情。她的天永遠是蔚藍的，她的性格剛毅頑強，她的語言琅琅有聲。
解放以後的日子雖然安定了，但是由於我們姐弟多，1955年末，我們姐弟已夠七個，還有我二舅犧牲以後留下的三個孩子也需要接濟。十個孩子，大、中、小學生都有，比肩而立，弟弟還在呀呀學語，蹣跚學步。我們這一群人的各種各樣的需要，全靠我母親籌措，所以經濟仍不寬餘。再加上1959年之後父親受到政治迫害，我母親的心裏並不輕鬆。作為家庭主婦，她毅然挺起腰杆，替父親分憂。母親像一株大樹，庇護著我們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