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現雲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王懷安談五十年風雲
此次人大，把“依法治國”寫進了憲法，這使那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而苦苦追求，不懈奮鬥，為維護法律的尊嚴，不顧個人安危的老一輩法律工作者欣喜萬分。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最高人民法院谘詢委員會名譽主任王懷安非常動情地對記者說，這一結果來之不易！
今年八十多歲的王老早年就讀於四川大學法律係，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他投筆從戎，赴延安參加革命，曾任延安邊區高等法院審判員，建國後任司法部部長助理、黨組副書記。一九五八年，因積極讚成和宣傳建立法製，堅持依法辦案，曾被冠之於“扛舊法觀點大旗”的人，定為二類右派，發配北大荒勞動改造，與妻兒老小天各一方二十年。一九七九年摘帽回京，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王老作為我國法製建設的參與者和見證人，簡單地回顧了我國法製建設幾起幾落的坎坷經過。
王懷安說，舊中國沒有法治。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法製曾起步過，但時間很短。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曾指示：“今後的人民民主專政工作必須用也可能用正規的革命法製來實行。”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屆全國人大通過了憲法，其中規定：“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隻服從法律。”又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 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根據憲法，王懷安作為三人起草小組成員之一，他將他們起草的“人民法院組織法”草案送至毛主席手中，毛主席看了後很讚成，用湖南話評價草案“熨熨帖帖”。此組織法的施行，使法院工作有章可循。從此，各級法院搞得有聲有色，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健康的時期。
一九五六年，黨的八大會議上，劉少奇在政治報告中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因此，鬥爭的方法也就必須跟著改變，完備的法製就是完全必要的了”。董必武也在會上發言：“依法辦事是進一步加強人民民主法製的中心環節”，“必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可惜八大的決議還未付諸實施，反右鬥爭就開始了。法製建設的進程中斷了。反右中，法院成了重災區。那些主張法治的法官自然難逃厄運。許多主張法治的法律工作者被打成右派，有的法院的右派比例竟接近百分之十。為被告辯護就是為反革命辯護，律師被打成右派的就更多了。以後，再要強調建立法製，貫徹人民法院組織法就更難了。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劉秀峰，他冒著被打倒的危險，頂著重壓，堅持貫徹法院組織法，主張法院要“獨立審判”，“上訴不加刑”，公、檢、法既要互相配合，又要互相製約。主張在殺人問題上，一定要慎重，要堅決依法定罪。他說：殺人不同割韭菜，韭菜割了還能長，人頭掉了不能再生。他以此保護了大批法律工作者和無辜的被告，糾正了許多冤假錯案。因此，被定為“犯有嚴重右傾錯誤”而被迫辭職。兩年後，雖被平反，但他所堅持的正確的法律思想並未被承認。王老高度評價劉秀峰等一批主張法治的法律工作者，是我國政法戰線一代人的優秀代表。
從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起，法治被“以階級鬥爭為綱”所代替，被強力的人治所代替。運用方針政策，大搞群眾運動。全國遵照“最高指示”辦事，各地、各部門則遵照第一把手的決定辦事。到“文化大革命”，更是無法無天，法製的破壞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痛定思痛，鄧小平提出“必須使民主製度化、法律化。使這種製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一九八二年，黨的十二大提出：“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一九九七年黨的十五大更確定“依法治國”是治國的基本方略。此次人大，又將“依法治國”寫進了憲法。我國終於迎來了法治的時代，我國的法律工作者迎來了法製建設的又一個春天。也許是等得太久了，王老感慨地說：終於等到了這一天，這是中國人民的極大幸福啊！
他說，中國人治的時間太長，人治思想和積習很深，由人治社會進入法治社會，不能一蹴而就，任務是很艱巨的。他寄希望於今日的法律工作者，一定要深入貫徹“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樹立大局意識、公正意識、效率意識和廉政意識，嚴格執法，在辦案中忠於事實真相，忠於法律製度，忠於人民利益，為維護法律的尊嚴，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以至以身殉職，在所不辭。
此文發表於大公報1999年3月13日全國“兩會”專版
作者為四女兒，天津市政協委員香港大公報高級記者，天津記者站原站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