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剛
父親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多年了。我一直懷念他，並一直想寫些懷念他的文章。他是父親，是法官，是詩人，是廉潔剛直的一代人的代表，每每提筆總覺得頭緒太多，一直無從下手。直到近來也從事部門法製工作，更多地接觸到一些法學問題，在與父親共事的一些老人們交談或查閱曆史檔案時，才體會到父親所擁有的才思、對真理的執著追求和詩人向往完美的浪漫。也正因此，更能體會到父親中晚年遭遇那麼多坎坷曲折時，他所體現的正直剛毅的性格。
我參軍、上學基本在外麵，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才更多地和父親生活在一起。在父親身邊生活，在耳聞目染父親的點點滴滴的同時，也隨時接受父親的教誨，學到了父親剛直不阿的做人標準和孜孜以求的奮鬥精神，以此錘煉了自己奮鬥向上的品質。父親逝世後，我千百次地思索，父親到底給我們留下了什麼？父親留給我們的除了對他半個世紀勤政為民，為黨的事業卓越貢獻的追思，還有他堅定的信念、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對友人的忠誠，這是我們享之不盡的最珍貴的精神遺產。
父親是一個意誌堅定、學養深厚、修養高潔的革命者
父親在抗戰初期參加革命，但他不僅僅是因為民族危難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在上世紀初，覺醒的中國人民在苦苦探求救國途徑，父親是在接受新思想的情況下，選擇了將共產主義作為人生理想和奮鬥目標的。正是這種對理想的選擇，才使他無論在和平年代、還是艱苦歲月，甚至蒙冤受屈、受到打擊和迫害時，始終如一相信黨、相信自己選擇的道路。
戰爭年代，父親經曆了槍林彈雨、戰火硝煙，無論環境如何艱苦，都堅持鬥爭，甚至日寇用燒毀房屋和糧草，逼迫爺爺含恨而死的手段，企圖讓父親放棄抗日，而父親最終選擇了更加堅定地抗戰。建國後，他為新中國的司法建設嘔心瀝血，在嚴酷的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時，他堅持真理，“橫眉冷對千夫指，不做低三下四人”，以“遙望長安待好風”的豪情寄托對未來的期望。
父親奮鬥一生，有幾次重大的角色變化，但每次履行新的職務，都會開創性地做好工作。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相持階段時，敵我力量懸殊和日寇瘋狂掃蕩，地方抗日政權遭到嚴重破壞，組織派他到祁縣任縣委副書記、抗日政府縣長、獨立營營長。父親緊密依靠組織和群眾，巧妙地與敵人周旋，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打了不少勝仗。我們在一些文章中記寫了父親在祁縣的戰鬥紀事。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父親到山西省人民法院出任黨組書記、副院長，麵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尚無健全的法製，甚至用政治運動方式替代司法審判的局麵，他堅持正確的法治思想指導法院的工作，使山西省法院建設和司法工作迅速走上軌道。“文革”之後，父親又被省委確定負責籌備恢複省政治協商會議，那又是一個百廢待興的艱苦時期，幾乎是從一桌一椅開始，直到建立和健全全省各級政協的正常秩序，開創了地方統一戰線和政治協商工作新的局麵。
作為一個堅定的革命者，父親不僅忠誠於黨和國家的事業，更可貴的是他擔任領導職務後，在處理權與利、公與私的問題上，他界限分明，不僅自己做到，對家人也嚴格要求。一年冬天，父親的患病發高燒，在家裏輸液，突然接到一位老同誌去世的電話，父親拔掉針頭就去醫院。我想陪同他一起去，但他不允許我上他的車。他說：車是公家給我配的，你不能坐。我隻好騎著自行車後麵趕去醫院。待他料理完老同誌的後事乘車離開醫院，我再騎車跟著回家。父親喜歡看晉劇，隻要不是集體看演出，父親看戲從來不坐車。在他看來，上班坐車是工作需要，下班看戲的私事，當然不能用車了。
我在部隊服役，常常收到父親的家書，但從未見他使用單位的信箋或信封。在他看來，職務高了，對黨和國家的貢獻應該更大，沾公家的便宜是領導幹部的恥辱。他在《詠難老泉》中有這樣一句：“涓滴無私澤稻蓮。”這正是他高尚情操的真實寫照。
父親又是一名現代法治的實踐者
他不是學法的，但在新中國司法建設出現現代法治曙光的短短幾年中，他就能很快學習、接受並努力實踐那些法製理論和原則。在父親看來，建立適應新民主主義社會製度的法治，在實踐中必須真正實施法治，而不能用政治運動和黨的政策取代法治。現代法治不僅是懲惡揚善，更不是專政工具，法治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公平和正義。學習現代法治思想與他多年對真理的追求產生了共鳴，他在那樣的政治環境和壓力下，才能堅持按照現代司法原則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