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季節，雪白的蘆花在風中默默地飛旋，形成一個無邊無際潔白的天地，聽說人一旦進入，十分恐怖。入冬之後，無垠的蘆葦，還有耐堿性的野蓼，又都變得血紅血紅，遠遠望去，黃河人海口升起一片冉冉浮動的紅光。我沒有在深秋和寒冬到過黃河人海口，上麵的描述或許隻是我的幻覺。
但那裏確實是個美麗神奇的比哲學更具魅力的境界。生活在黃河人海口的兩位詩人是幸運的，大河的人海口是寫大詩的地方。
追求的困惑
讀巴金譯《六人》（魯道夫·洛克爾著）卷首的《楔子》最後一節文字，令我的心神振蕩不已，下麵百十個字真想刻在我的心靈上：“每條路上都有一個流浪者在走著，每個人身上都籠罩著命運的殘缺的詛咒，額頭上都印著一種不由他自己支配的力量，他大踏步走向在天際隱約現露著的遙遠的世界，那種在空間上隔得極遠而在心靈上相距極近的廣闊的世界。”這幾乎與我近幾年的苦苦追求——向人生與詩的終結暸望時的蒼茫感和困惑極其相似。我將癡情地沉浸在這種追求夢境的狂奮之中，直到生命結束。
每個詞語都通向來顯現的黎明
不論身處何時何地，我寫一首詩，不論長短，總感到自己奔跑在一個混沌的暗黑的氛圍之中，沒有天，沒有地。但是心裏明白，詩的每個詞語，每一行，都通向一個從未見過的黎明，天和地會逐漸地在詩的照明下顯現出來，因此，詩的誕生有創世的艱辛和歡樂。詩的情境的高下大小，自己明白。如果不是真詩，是偽詩，所謂情境的高下大小，自然全都談不上。
梵高作畫如小鳥唱歌
梵高的一位畫界朋友說：“梵高作畫有如小鳥歌唱，有如花朵綻放。”寫詩也有這種天性和快活。
小鳥無曲譜，花朵綻放與觀賞她的遊人毫無幹係。在我看，它們是生命的一次本能的自自然然的流響。
梵高的畫友是真正的詩人。他感知的梵高不僅僅是作畫的神情，而是一種近乎天籟的創作情境。
我見過不少這樣寫詩作畫的人，誰也無法模仿。
天性和個性，無法模仿。
把生命的火焰塑形為詩
梵高隻活了三十七個年頭，他畫過許多張自畫像，他似乎永遠麵朝著炎炎的陽光，從麵部到衣裳，都輻射著逼人的烈火。我激賞1889年他逝世前一年畫的一張。鐵鏽色的須發是堅硬和不馴的，緊蹙的濃眉下，眼睛凝聚著堅毅、為理想獻身的誠摯的光焰，這是一個經受過一生的饑餓、奔波、激情、追求後形成的容貌（說成是靈魂的形象更為確切些）。他的衣褶也呈飛騰的火焰狀。一個生命從裏到外都在熊熊地燃燒著。他周圍的空間都因他的自燃而旋轉著上升的火焰，這是他的生命從苦難的大地飛化之前一瞬間留下的最後的形象。他的所有的自畫像仿佛都是他的最後一個形象。他留下的一千五百多張畫，都讓人感到是蘸著陽光和血畫的。我喜歡他的畫，喜歡他的獻身理想的人格精神。為他的畫像我寫過兩首詩，都沒有定稿，把火焰塑形為詩，是多麼地艱難啊！但我早晚要把這首詩寫出來，寫不出來的原因是我的生命還燃燒得不夠灼熱，還沒有把血升華為火焰，像梵高畫畫那樣。
萊辛認為詩畫不同質，說畫不是詩，詩不是畫。他的學說具有一定的開拓意義。但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卻從來認為畫與詩的情境是相通的，至少一部分詩畫如此。這是因為透過形式看到了二者的統一，真實的詩與畫都是生命的火焰。
詩絕無虛構
對於詩創作來說，不論如何想象和幻想，寫人世間從未有過的景象，都可寫得真真切切，且其中絕無虛構的成分。
這是因為，每首詩都是詩人的生命體驗的結晶，語言浸透了作者的真誠。（當然，這裏講的隻是我的詩，我是這麼創作詩的。）現在有些詩跟詩人的生命體驗無關。記得十年前有一個年輕作家（不寫詩）問我：“你每首詩用全生命寫，還不很快把生命耗盡了？”我說：“我希望耗盡。”他茫然地歎了口氣。
越改越不聽話的草稿
寫成一首詩，常常覺得不滿意，想改得完美一些。反複誦讀幾遍，覺得並不是某行某字的問題；改了幾回，改的往往不是事先想動的那兒行。但還是不能定稿，總覺得仍然是一個草稿，一個不能再改的草稿，一個越改越不聽話的草稿。隻好停筆，可是詩還在那裏顫動，死死地望著寫她的親人。我隔一段時間總要翻翻劄記本，我曉得哪幾首未能完稿的詩最疼我最恨我。最後，我和命運與共的詩無奈地擁抱起來，又哭又笑，同聲說：“讓我們一塊再誕生一回吧！”也就是說，再經曆一回生死磨難。
帕斯捷爾納克的情操
俄羅斯作家利·金茲堡（1902-19如）於1925-1926年寫的《劄記）裏說：“帕斯捷爾納克過著貧困的生活；他不會粗製濫造。他的作品沒有地方發表。”這幾句不連貫的苦澀的話，字字都堅實如金剛石，帶著曆史的嚴酷和詩人高尚的情操。世界上為什麼有這麼多詩人的命運如此地相似？
普希金沒有流派
利·金茲堡說：“普希金沒有流派。”就我對俄羅斯文學史的知識和對詩人普希金的了解來看，這一句話講的勝過一篇大論文。普希金確實沒有什麼流派意識；流派的含義和範圍，對於普希金來說似乎太小了，他的詩影響了一個民族多少代人的精神和心靈。代表一個民族的詩從來不屬於任何流派。李白、杜甫的詩，用今天流行的觀點審視屬於什麼流派？
傻相或苦相
該笑時你哭。
誼哭時你笑。
該喝時你沉默。
該下跪時你孤獨地站立著。
這是一首寫在文革期間的未完成的詩。當時擬題作《傻相》或《苦相》。
詩人天藍騎馬去了
我敬重的詩人天藍（1912-19以，原名王名衡），久患肺心病，長住在醫院裏。他去世前幾個月的一個上午，給我打來電話，用沙啞而有力的聲音一句一頓地說：“……醫生要為我作氣管手術，生命能得救，但我的聲音多半要從人世間消失了。”他感慨萬端，像朗讀一行詩似地，又說：“你此刻聽到的聲音是我最後的聲音……（停頓了片刻），這兩天，我不斷地給老朋友們掛電話，我的聲音向大家告別，僅僅是聲音，不是生命……”
詩人哽咽地講不下去了。我在電話裏對他說：“寫詩吧，你的詩是世界上消失不了的聲音。”他咯咯地笑了起來，我聽到他的一陣哮喘，他說：“寫詩，好主意，好主意。”他喘得再講不成話了……從此，天藍的聲音從人世間永遠消失了。四十多年前，天藍寫過一首感人至深的長詩《隊長騎馬去了》，當時我是個中學生，我們幾個熱愛詩的朋友，立在蒼涼的隴山頭，不止一次地朗讀過這首時代的哀歌：
隊長騎馬去了。
騎看馬過黃河去了。
一個月還沒有回來。
這開頭三行詩的悲壯的氣勢就沉重地壓在了我們的心上。這首詩伴著我度過了戰爭的年代。我懂得了什麼樣的詩才能配得上稱作時代的命脈與旋律，什麼才是大氣的詩和時代的強音。騎馬的隊長被奸人謀害了，但他的高大的形象永遠矗立在人間。悲劇往往會重複。詩人天藍的命運與那位英雄隊長的命運竟然如此相似，他沉默了與死亡相差無幾的二十多年之久。正當可以繼續高歌的時候，卻失去了聲音。他和他的詩，仿佛也在一個淒苦的黃昏騎馬過黃河去了，再沒有回來。《隊長騎馬去了》真正地成了詩人天藍的命運之曲。我永遠記得他向我告別的最後的聲音，那麼悲壯而充滿信心。我相信，曆史不會遺忘天藍和他的詩。
誰也找不到我
在夢遊中，我常常被追逐，無處躲藏。隻好躲進了自己的血液裏。可是，我又十分清楚，即使我此刻流盡了血，一滴不剩，誰也休想找到我。我仿佛有兩個生命，一個我是看得見的人體，另一個我是無形體的。這後一個我能躲進血液裏。我並沒有發瘋。
在大境界中
1986年夏天，我走進新疆的昭蘇大草原。本想在草原之前加上“茫茫”或“無垠”這類大詞，覺得多餘。不必舉目四望，全身心頓然感知，我過去心靈裏有關草原的詞語，全都消失得無影無蹤。通過天山時，有關山的全部詞語也一下子幻滅了。關於草原，關於山，我變得一無所知。這個感覺，記得我對同車的李炳銀說：“我第一次活活地感到了天山心胸的厚度和深度。”隻說了這麼一句。昭蘇草原和天山（兩次越過它），我至今寫不出一行關於它們的詩。今生今世，隻能帶著慚愧的心情思念它們的那種大神態大神情。
我太渺小。但是，自此我感悟到了什麼才是大詩的境界和神態。
語言逼迫我向前走
我在寫給鄭敏的信中說，在創作中語言和我是一種互動的關係。有時心心相印，雙方融洽無間，詩生成得痛快極了；有時語言跟我鬧別扭，非得聽從它不行。也有這樣的情形，我和語言在一個共同的夢境中仿佛聽到一聲遠方的召喚，望見了一片美景，情不自禁地擁抱了起來，神助似地寫下了意想不到的幾行詩，使整首詩改變了命運。譬如《麂子》那首詩的最後兩行，就是寫著寫著自自然然地不知不覺地突然間冒出了一聲驚天動地的呼叫，得救一般錄下了這兩行神來之筆，救了麂子，也救了我，才完成這首詩。麂子和詩企待著這兩行詩來搭救。我今生今世感激這兩行詩：
哦，麂子
不要朝這裏奔跑
記得寫下這兩行詩，我如誕生的嬰兒啼泣了許久。
“我”並不僅僅是作者，“我”也是麂子，“我”也是詩。
還有一首詩，命運更苦，它就是《我的窗外有三棵樹》。
本來原稿最後還有兩行詩：
樹早已枯死為什麼不把它斫掉？
在《文彙月刊》發表時，刪去了這兩行。不記得是我刪的，還是編者刪的。當時有顧慮，生怕引起某種帶有政治性的敏感。但是刪掉這兩行詩，無疑把這首詩活活地憋悶死了。如果另編詩集時，一定把這兩行詩恢複，讓這首詩吐出憋了多少年的一口悶氣和冤氣。這首詩寫到最後，並不是我別有用心地要寫下兩行“天問”一般的詩句，而是語言逼得我非這麼寫不成，否則我就背叛了詩。為了刪這兩行純正無邪的詩，我懺悔一生。我這一生，也許就是為了把刪去的都補上才寫詩。被刪去的太多，我無法補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