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渡：作為一個詩人，您最討厭的是什麼？
牛漢：我討厭固定，討厭規範，討厭被歸於某一不變的旗號之下，比如總說我是“七月詩人”，仿佛這已成了我永遠的身份。所以我說我身上有遊牧民族的特色。遊牧就是拒絕定居，永遠尋找水草最豐美的地方。
但我最討厭的還是“通過（某首）詩表現了什麼”這種邏輯。它把詩的語言降低到奴隸的地位，僅僅當成一種工具。
語言和詩人是平等的互動的。一個詩人找不到語言隻能表明他愚蠢、無能。
曉渡：您曾用“生”、“生成”、“母性的虔誠”等字眼來描述您創作時的語言感受；在談到作品的修改時，您又說您“希望改得盡可能顯現出那種原生的狀態和氣息”。這些都是至為中肯的經驗之談，您能就此舉一二創作實例嗎？
牛漢：我的那些說法，有的人可能不同意，但至少我是那樣體驗的。所謂，母性的虔誠”是說一首詩從醞釀到誕生的過程，仿佛一個自在的生命。比如我寫（麂子），最初沒有最後一句“哦，麂子／不要朝這裏奔跑”。這句詩似乎出自上帝之手：不是我忽然想起來的，而是詩到了這一步，必須寫成這樣，否則就背離了詩。事實上，這隻麂於是被打死了，我是懷著悼念的心情寫這首詩的，我不願承認它的死，它太美了。散文《少年和螢火蟲）與此類似。本來這是在鹹寧時的一段往事。一個少年曾對我說，螢火蟲忽閃忽現，你怎麼也拍不到它。我說這麼美的東西，你怎麼忍心拍死它呢？
後來我就虛構了一個故事，說一個少年在拍螢火蟲時忽然心有所感，手停在了半途，於是就對別人說螢火蟲誰都拍不死。最後我加了一句“劊子手除外”。這句話就是從語言中長出來的，是孩子對你的一個考驗。
說到“原生的狀態和氣息”，這是我對自己的詩在語言上的要求。我看重直接的、原始的反應，要的是那種熱騰騰的、剛蒸出來的語言，讀來神完氣足，富於音樂性，像一場豪雨一氣嗬成，而不是斷斷續續、零零散散的。詩要達到這種境界不容易，推敲是少不了的，有時又相當微妙。比如我有一首詩，寫一個多年遭難的詩人改不了他許多悲傷的習慣，其實是寫我自己。初稿時詩題叫《忘不了的習慣》，後來改成了《改不了的習慣》。這“改不了”較之“忘不了”，就更接近”原生的狀態”，雖然隻是一字之差。
曉渡：您的詩在修辭上有什麼特別的考慮嗎？
牛漢：我追求語言的純潔和力度，希望詩中每個字、詞都是獨立的，不依靠任何東西站著；因此我很少使用形容詞，每行最多一個。相應地，我很少用成語或現成的語言。
我也希望我的詩平易些，非常非常透亮，如《蝴蝶夢》《半棵樹》。
有一點我不說一般讀者恐怕注意不到，就是我在詩中從不使用汙辱動物的語言，以人類為中心的語言，比如“蠢豬”、“笨驢”之類。這和我多少年不被當人看的經曆有關。
隻有當你活成了一具生物時，你才能體會到豬、牛、羊、一花一草的神聖、純潔和莊嚴，體會到豬的眼睛真有神，羊真善良。它們和人是平等的，有時甚至比人還高貴些。人有什麼權利汙辱它們呢？我也非常討厭“夾著尾巴做人”這種話。人哪來的尾巴？
曉渡：對1979年以來的詩歌發展您有什麼看法？對當前的詩歌狀況及前景呢？
牛漢：我認為1979年以來是新詩史上第二個高峰期，成就很大。突出標誌是產生了一批經過摔打、鍛煉的中青年詩人。作品站得住的，二三十個總有吧，包括一批女詩人。“五四”以後二十年是第一個高峰，有成就的、能站得住的詩，照我看超不過二十個；現在加上老一代的，要多得多。
作品起點也高。這不單純是個數量問題。
由於種種原因，詩目前生存很困難。正式出版的詩刊越來越少。法國5000萬人，有600餘家詩刊詩報；美國紐約一個區，可以朗誦詩的場所有近百家；相比之下，中國就很可憐，詩的生存空間太小了。詩在大刊物上多用來補白，風氣如此。有人說詩不景氣，低穀；有人甚至謾罵詩人，認為詩不值一提，連“青樓女子，年老色衰”這類語言也上來了。真可怕！奇怪的是竟然沒有人反駁。
盡管如此，我認為現在詩總的說來還是很嚴肅的，整體上也屬正常。我很關注民間詩歌報刊，有幾家很有分量。
當然閥題也有複雜的一麵。有人仍然熱衷亮旗幟、擺擂台。
但凡這種情況，往往角色不行。
說到前景，詩當然不會毀滅；一個沒有詩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也可以說是要滅亡的民族。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了依賴環境，這條思路恐怕得變。我們不期待救世主，也不指望誰恩賜。也許一切僅僅是一個過程，在困境中經受考驗，探索出路。今後的詩可能更接近一種自然景觀，而非人為現象。河邊上，懸崖旁，哪兒都可以長。
曉渡：您經常閱讀哪些中青年詩人的作品？您認為他們的特色何在？
牛漢：近幾年常讀的有昌耀、王家新、西川、韓作榮、歐陽江河、翟永明、韓東、於堅、陳東東、唐亞平等，還有西部的幾位詩人，不下幾十人。許多更年輕的寫得也不錯。這些詩人有活力，視野比較廣闊，受外國詩的影響比較明顯。
曉渡：您對《詩刊》有什麼看法和希望？
牛漢：《詩刊》我是每期必讀的，老讀者了，也很關心它的命運。這幾年總的印象是在苦苦經營。有一些好作品，但缺少有震撼力的大詩、好詩。另一個突出的印象是，相對於思想界，詩歌創作中的焦點問題沒有引起必要的關注和討論，比較沉悶，不像八十年代那樣生動。希望《詩刊》隨著改革開放的大潮不斷改進，不改進是沒有出路的。
曉渡：非常感謝您今天所談的一切。最後，能請您用一句話概括您眼下的自我期許嗎？
牛漢：有一個自己的精神境界，做一個頑固不化的“活東西”！
刊於《詩刊》199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