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從詩論的角度來看屈原騷體的“情境”特征所產生的詩學價值與意義。《詩經》在有周一代，它的詩性特征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它的教化作用與賦詩言誌的工具特征卻日益彰顯，兩漢承之熾盛。在詩壇沉寂兩百餘年後，屈原“自鑄偉辭”的騷體，不僅與作為詩歌的《詩》三百有異，同時與作為政教反映的《詩經》差異更大。雖然漢儒也把屈作看做是繼承風雅的賢人失誌之作，但屈原創作騷體最初卻是“惜誦以致湣，發憤以抒情”（《惜誦》）、“道思作頌，聊以自救”（《抽思》）的，完全出自一種自我情感發抒的創作需要。它的意義在於，在中國詩史上，以創作的形式第一次揭示了詩歌創作的“抒情”功能，對司馬遷“發憤著書”、韓愈的“不平則鳴”都有直接影響，並與儒家強調“詩言誌”的政教功能以及提倡的“溫柔敦厚”的詩風形成鮮明對比。如果說儒家的“詩言誌”著重於政教的、諷諫的社會功能，那麼屈原的“發憤抒情”說則是側重於詩的主體個性的情感抒發與宣泄作用。當然，屈原的“情”與後來陸機所提倡的“詩緣情”之“情”還有一定的區別，屈原的“情”的情感實質，還包含“言誌”的政教成分，但是它又與儒家強調詩的社會諷諫功能不同，它強調的是對自我情感尤其是自我悲怨情感的發抒。這種看似有著相同的詩歌內涵卻表現出不同的創作動向或者說是創作目的，說明了屈原的詩歌創作已從政治的諷諫轉向了個體的發憤抒情。這種創作重心的轉換，至少說明了詩歌創作已溶入了創作者的個性精神與主體感受。李澤厚在分析屈原詩歌的美學風格時說在儒家那裏，理性是君臨於個體的感情之上的東西，個體的情感則是受製於理性，處處都必須聽命於理性的東西。理性與情感的這種相互外在的狀態，不利於藝術的發展。美和藝術經常不過是政治倫理道德的附庸而已。要改變這種狀態，就必須使理性從處於個體情感之上或之外的東西，變為個體情感內在固有的東西。這就是說，個體的情感的要求本身就是理性的要求，理性的要求不是處在情感的要求之外，和情感的要求相對立，對情感的要求加以窺伺防範的東西。隻有當理性和情感達到這種內在的互相融貫和統一的時候，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審美和藝術創造。從中國古代藝術的發展來看，屈原的作品正是這種統一的充分完滿的實現。”因而，從詩言誌到詩緣情詩學綱領的嬗變，屈原詩歌創作及其體現的發憤抒情的詩學精神，成為這一嬗變中的重要一環。從詩言誌，中經發憤抒情，再到詩緣情，詩學綱領的變化，不單單是在詩學領域張揚了情感抒發的重要性，反映在創作上，就是具有“情境”特征的創作，先是在騷體領域得到承繼，後來逐漸在詩學領域得到進一步實踐。
其次，從詩騷創作角度來看，屈原騷體“情境”特征，開啟了後世文人詩騷創作重主觀表現的一體，雖然情感內涵有別，情感涵容有異，但大都表現出相似的“情境”特征。屈原之後，兩漢四百年間，文人的騷體創作直接受到屈原騷體情境特征的影響。收錄於《楚辭》中的漢代擬騷之作，規仿屈原騷體聲態而極具“情境”特征；唐前紀遊與顯誌兩大類騷體創作，則較多地顯示出作者的自創特征，但是屈原騷體的影響仍然很明顯。如果說唐前“擬騷”創作，更多的還是在屈原騷體體製下的一種追擬，那麼唐前“紀遊”類騷體創作則是承繼屈原《哀郢》、《涉江》紀行體製而加以光大，形成足以與擬騷作品相比肩的唐前又一類騷體創作，同樣具有騷體的“情境”特征。唐前“顯誌”類騷體創作，創作主體大都處於仕宦不順之時，因而，由董仲舒開啟的以“士不遇”為標題的騷體顯誌類創作，凸現了屈原騷體懷才不遇的情感主題，在個體與社會對峙的狀態之下，或著重表現對現實的憤激、或側重於自我的超越，抒情主體始終以“顯誌”的姿態成為作品的中心，並形成顯誌類騷體創作始終以抒情主體帶動全篇進展的騷體特征。總之，唐前擬騷、顯誌、紀遊類騷體創作皆明顯表現出騷體以抒情主體帶動全篇進展、抒情主體情感凸現的“情境”特征。由此可見，屈原騷體的“情境”特征，在兩漢魏晉南北朝騷體創作中得到延續與實踐，成為文人創作習用的一種思維與表達模式。
從後世詩歌創作看，雖然五言騰湧的建安時代，三曹七子詩歌創作多得力於樂府民歌的哺育，但是，更潛在地受到屈原騷體“情境”特征的影響。曹操詩歌皆為樂府，其對樂府詩歌的最大改造，就是借樂府表現詩人對社會的關注以及抒發自我重整天下的懷抱，如其《蒿裏行》、《苦寒行》等篇皆是以第一人稱的方式直抒胸臆，且情感的個性特征凸顯。此外曹植《贈白馬王彪》、蔡琰《悲憤詩》等優秀之作，都顯示出以一己之經曆述世事之變遷的抒情特征，這一長篇結構無疑脫胎於騷體富有“情境”特征的創作模式。霍鬆林先生認為杜甫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從命題到以紀行為主線的結構模式都上承紀行賦，是名實相符的紀行詩。如果把這兩大長篇稱為紀行詩，那就可以與隴蜀紀行兩大組詩相聯係，相比較，既有利於研究杜甫對五言古詩的開拓和創新，更有利於總結杜甫以紀行為主線反映社會問題和以紀行為主線描寫自然景觀的藝術經驗，供當代詩人、特別是旅遊詩人參照”。杜甫兩個長篇均以第一人稱抒情，迥異於杜甫以第三人稱進行敘事的詩歌，因而，如果溯源，可溯至屈原騷體，兩漢文人紀行之作，正如上文論及的是對屈原騷體“情境”特征創作的進一步實踐與推進。如果從詩歌角度觀察，杜甫這種創作模式已見於建安詩人詩作。我們之所以這樣強調詩騷領域已有的此類創作，意在說明屈原創造的騷體“情境”特征對後世的影響，也就是說詩人的情感會因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但是以抒情主體帶動全篇進展的表達模式、抒情主體情感特征的凸現，以及由此表現出的詩歌“情境”特征，則是一致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