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時賦序
謝靈運
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頹年致悲，時懼其速。豈能忘懷，乃作斯賦。
以上諸序都非常明確地交代了創作者創作時當下特定的處境與心境，因而所謂“感物傷懷”之感，不是被動的，而是抒情主體對“物類”的移情所致，充分體現了這一時期詠物騷體創作“緣情感物”的主體抒情特征。
唐前騷體的“緣情感物”，若再結合以上我們對具體作品所作的分析，就“情”與“物”結合的程度而言，“物”的作用主要有三個方麵。其一，“物”作為一種依托，或者是作為對比而存在的，如賈誼《鵬鳥賦》、潘嶽《秋興賦》等；“物”作為對比而存在的如曹丕《柳賦》等。其二，作為抒情主體感情與個性的移加，“物”往往具備了人的情感與特征。移加有兩種，一是與作者自身密切關聯的，如趙壹《窮鳥賦》、蔡邕《蟬賦》等；一是世俗之人的比附，如阮籍《獼猴賦》、傅亮《感物賦》等。以上兩類，盡管“物”與“情”的聯係疏密不同，抒情主體在篇中的統帥作用還是相當明顯的。還有一類，“物”的作用，相對而言，在篇中突顯，這是與唐前緣情感物類騷體創作情感普泛化特征相聯係的，這類作品在物象與主體之間，並不存在著特別的關聯，表現出物象的突出與抒情主體淡出或者情感主題普泛化的特征，這類創作體現了唐前騷體創作的新變，作品中對“物”的描寫加強，如蕭綱《晚春賦》：待餘春於北閣，藉高宴於南陂。水篩空而照底，風入樹而香枝。嗟時序之回斡，歎物候之推移。望初篁之傍嶺，愛新荷之發池。石憑波而倒植，林隱日而橫垂。見遊魚之戲藻，聽驚鳥之鳴雌。樹臨流而影動，岩薄暮而雲披。既浪激而沙遊，亦苔生而徑危。
全篇三分之二篇幅描寫“晚春”景象，從而使“晚春”之景占據全篇主要位置，而主體的感受，因呈現出“嗟時序之回斡，歎物候之推移”普泛特征，反而顯得次要。
當然，唐前緣情感物類騷體創作，就“新變”而言，其義有二。首先，從體類方麵，整個唐前緣情感物類騷體創作，發展了屈原騷體的“旁枝”而流衍為一類，蔚為大觀，應屬於繼承中的“新變”，且此類作品在唐後成為重要的體類而得以光大。其次，就是在主客體關係之上，客體的突出與主體的淡化的“新變”。當然主體情感與地位的弱化，在此類騷體創作中又有一漸變過程。兩漢時主體對客體的移情作用大，如賈誼《鵬鳥賦》、趙壹《窮鳥賦》等，魏晉時主要體現出心物交感狀態下的主體移情作用，這一時期的以自然物象名篇的作品尤能體現這一特征。而至南朝，相對說來，客體的比重大於主體，主體處於一種更加隱伏的狀態。
騷體自屈原之後，經由兩漢魏晉文人的模擬以及模擬中的新變，雖時有新的特征出現，但總體上呈現出極強的文人化審美態勢，不僅表現在外在體式特征上，在作品的情感內容上也大多與文人士大夫的政治際遇密切關聯。因而，騷體抒情主體的淡出以及由此帶來的騷體情境特征的弱化與物境特征的突顯，存在著悖論性的價值關聯。一方麵是騷體主體的弱化，也就是後來人們常批評的風騷與興寄不存；但另一方麵，又是個體生命主體脫離政治關聯之後的個性覺醒的一種普泛化的反映，雖然背離了風騷氣骨（尤其是南朝），但是“物境”特征的凸現，對唐以後詩賦創作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唐人對南朝詩風的繼承與變革，一方麵是恢複騷體骨氣充盈的抒情主體的地位，在“感物”與“緣情”兼重的創作模式上，重塑騷體“緣情感物”的創作特征。
（四）唐前緣情感物類騷體句式及其新變
唐前緣情感物類騷體句式，與唐前擬騷、紀行、顯誌類騷體創作一樣，既有沿襲，也表現出新變的特征。
首先，從“兮”字句的使用情況來看。離騷型句式的使用，“兮”字也如屈原騷體一樣起到調整節奏與規整詩行的作用。如賈誼的《旱雲賦》，全篇多為上下句之間足意的散句，如“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邪而狼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離而並逝”，“農夫垂拱而無聊兮，釋其鋤耨而下淚”，“懷怨心而不能已兮，竊托咎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等等，上下句之間字數不等，明顯呈現出散化的特征。因而，“兮”字就極大地起到了調整節奏與規整詩行的雙重作用。另外，此篇篇 中語助詞“矣”、“也”、“兮”交叉使用，也可見“兮”字調整節奏與規整詩行的作用，以及“兮”字可以用其他虛字替代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