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至今的中國文學與以往（1950—1990年間）最重要的不同，就是它所置身的整個社會的文化生產機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個變化當然不是單獨發生的，它是最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的整體變化的一部分。因此，這個新的正在繼續變化的文化生產機製（包括作為它的一部分的文學生產機製），就充當了社會生活和文學之間的一個關鍵的中介環節，社會的幾乎所有的重要變化，都首先通過它而影響文學；文學對於社會生活的反作用，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它來實現的。
具體來說，這個新的文化/文學生產機製包括：
1. 一套越來越清晰的與譬如“文革”時期明顯不同的國家文化政策和管理措施，比方說，現在的管理重心越來越偏向於文學作品的出版和傳播過程，而非其創作過程；
2. 一個繼續擁有壟斷地位、在遵從上述政策的前提下越來越自覺地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文化/文學的發表和傳播（出版、放映、演出、銷售、宣傳……）體製，直接影響了文學創作和批評的狀況，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如所謂文學批評的“商業化”；
3. 一個從中小學階段就愈益“應用文”化或實用化、在大學階段又加上“經院化”的文化/文學教育體製；
4. 一係列由各種社會因素合力造成的對於文化/文學的新的消費趣味和消費能力，例如，現在最有購買力的人群的年齡和閱讀趣味，都與譬如十五年前明顯不同；
5. 文化/文學的創作者、出版（製作）者、評論、研究和宣傳者的新的物質生活狀況和社會地位，例如，就物質生活而言，這些行業的人員普遍屬於城市的中等階層，這對他們的文化和文學活動產生了無形的但卻非常深刻的影響；
6. 一係列由過去幾十年的曆史鑄就的偏向於遠離公共生活、轉向“個人”生活的集體記憶，以及與之配合的文化/文學的理論闡釋，例如對“宏大敘事”的質疑、“個人化寫作”的宣揚等；
7. 一係列由已經初步形成並日益蔓延的“新意識形態”所提供的、對於文化/文學的“現代化”前景的與80年代有很大不同的新的想象，例如“消費社會”、“娛樂”文化等觀念；
8. 正在穩步展開的跨國資本對文化/文學產品的銷售、出版（製作）和廣告宣傳體製的滲透，事實上，這種滲透已經開始進入文化/文學作品的內容製作的領域；
9. 由於外語教學、翻譯的選題和組織方式、稿費和出版製度等因素的明顯變化而形成的新的文學和理論翻譯環境，例如，自90年代中期以來，直接從歐美以外的所謂“小語種”翻譯過來的作品和理論幾近於無；
10. 力圖對上述狀況作出批判性分析的寫作和討論活動，進入90年代以來，這種活動的影響力越來越弱，盡管如此，它目前仍在繼續，也依然在一定範圍內（例如一部分大學的文學教學和一部分作家的創作）發生影響；
……
就目前來看，文學界對上述文化/文學生產機製的巨大變化，以及其後的複雜深刻的原因，明顯缺乏足夠的重視： 或者視而不見、繼續像80年代那樣討論創作問題，或者雖注意到了、卻隻是用“市場經濟”、“商業化”、“文化工業”、“大眾文化”之類產自西方的概念作籠統概括，幾乎看不見這個變化的多樣的中國特色。我覺得，如果這種狀況不能得到根本的改變，研究界恐怕就很難對90年代以來文學創作和批評的變化過程、對今天複雜的文學現實，作出準確的理解和深入的分析。
因此，在今天，在繼續對文學的文字文本的深入和細致研究——就目前的狀況來說，這種研究依然是遠遠不夠的，許多文學批評依然缺乏細讀的功夫——的同時，我們更應該特別去建立一種觀察“文學”的比較開闊的視野，不再將文學僅僅理解為創作和批評的文字文本，而將它看作是一個包括了其他各種因素的社會複合體，或者說，一個各種因素在其中交互作用的不斷變化的社會空間。與此同時，我們應該特別注意鍛造一種將物質性的“製度”因素與個人的文學創作結合起來加以分析的能力，在各種互動關係中認識當下文學創作的限度和可能性。這樣，文學研究就有可能大大地拓展一種更具開放性的批評和研究格局，使我們能從文化研究、當代社會和曆史研究中獲得多樣的支援，當然，也同時反過來支援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