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旅蘇遊記與蘇聯形象的建構
十月革命後，被稱為“赤俄”的蘇聯成為中國乃至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在中國出現了“以俄為師”、“到莫斯科去”的留蘇浪潮，大批知識分子赴蘇學習、遊曆、考察。這種頗具規模的、有組織的、政治意識自覺的赴蘇旅行帶來的文化衝擊、知識轉變在現代中國文化的向蘇“遷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親曆者大量的政論文章、通信、演講、旅行遊記與“五四”前後掀起的俄蘇文藝與思想的大規模譯介，成為中國獲得蘇俄知識的重要媒介。而遊記作為一種結合紀實報道、傳記、散文和虛構各種形式的文學類型，其文學性和可讀性、通俗性使其在民間的傳播較政論文章更為廣泛，時間更為久遠。旅蘇遊記記述了遊記者個人的旅蘇體驗，他們在蘇聯的衣食住行，沿途的所見所聞，考察、遊覽的地方和景點以及與其相遇、交往的各色人等，並以此反映蘇聯的政治製度、國家管理以及經濟建設和人民物質生活、精神風貌等方麵的狀況，“將抽象的理論轉化成了具體的事實”，為中國人了解、認識蘇聯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並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想象和期待提供了重要的話語資源。在這些遊記中，蘇聯與英、美的政治製度及文化比較無處不在，因此，它們也為國人評價西歐及美國資本主義社會提供了參照係，因此，在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的選擇、政策的製定與推行中，起過不可忽略的輿論作用。另一方麵，赴蘇遊記記錄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處身蘇聯現實時所發生的文化衝擊與文化認同，同時也揭示了特定時期蘇聯知識的傳播與蘇聯聲望的樹立背後的文化政治機製。
在各種文學類型中，旅外遊記最典型地體現了不同國家之間、人民之間的想象性的相互看法和相互闡釋，對國際關係和國際文學關係的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正如法國學者基亞所說，可以從旅行遊記中看到“在個人和集體意識中，那些主要的民族神話是怎樣被製作出來，又是怎麼生存的”，“一個民族的聲望是如何樹立又是如何被摧毀的”。
綜觀中國近代以及民國時期的旅外遊記，可以看到，中國遊記者對他們所考察的異國的描繪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是地理地貌，包括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地形外貌、氣候特征及自然風光。其次是城市景觀。在遊記中，城市，尤其是大都會被看做國家形象的主要體現者，因此，也是遊記者主要的凝視、體驗對象和描繪對象，包括建築、公共空間、大街及其行人的服飾、表情，體現一個國家曆史文化的名勝古跡，現代化的象征實體、社會政治製度的表征（諸如海關、監獄、議會或國會、醫院等）。第三是反映一個國家文明特質的倫理道德、風土人情、從行為舉止中所見的國民素質，反映人民生活狀況的衣食住行。第四是對具有限定性和隨意性的東道主代表的描繪。這些被提煉出來的“局部”、“現實”並非社會的全貌，但卻不可避免地被推廣來代表整個國家和國民。遊記者對這些“局部”、“現實”的文化評價往往無法擺脫自己有限的經驗和某些先入為主的“定型觀念”。
毋庸置疑，現代時期的中國旅蘇遊記向中國人描繪了蘇聯的社會文化現實，但這種現實是經過遊記者的眼光這一“過濾器”進入中國人的視野的。遊記者的政治傾向、社會身份、價值觀念、個人性格，在目的國旅居、參觀的時間長短、考察訪問的途徑、消息來源的渠道、行蹤線路圖、考察對象、旅遊景點的選擇、作為一個旅居者在異文化中的生活體驗——衣食住行的滿意度，中國本土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範式以及東道主國家自身對外來者的旅行及書寫的控製與操縱等，都影響著遊記者對目的國的觀感和評價以及最終的寫作。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所有有關蘇聯的觀察和表述在寬泛的意義上說都是“帶有身份的政治性表述”。縱觀近代以來的旅俄、旅蘇遊記，可以看到，作為中國毗鄰的俄—蘇之進入中國視野，並被觀察、遊曆和言說，一直與兩國的外交和中國本土的社會、政治需要聯係在一起，與疆土糾葛、僑民問題、貿易政策、軍事衝突、政治變革密切相關。從中國第一部旅俄遊記圖理琛的《異域錄》（1715），到晚清出使大臣誌剛的《初使泰西記》（1868—1870）、曾紀澤的《使西日記》（1878—1886），20世紀20年代瞿秋白的《餓鄉紀程》、《赤都心史》，李仲武的《遊俄國見聞實錄》，俞頌華的《遊俄紀實》，無政府主義者抱樸的《赤俄遊記》，徐誌摩的《歐遊漫錄——西伯利亞遊記》，30年代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林克多的《蘇聯見聞錄》、王月波的《蘇聯五年計劃成功史》、蔡運辰的《旅俄日記》及《俄京旅話》、曹穀冰的《蘇俄視察記》、戈公振的《從東北到庶聯》、韜奮的《萍蹤寄語》（二集），直到40年代郭沫若的《蘇聯紀行》、茅盾的《蘇聯見聞錄》等，都主要是對這個國家的政治社會考察記錄，在遊記者的跨文化旅行活動中，政治旅遊、社會考察占主導地位，輔之文化旅遊，他們“凝視”異國的眼光除個別以旅行者個人自我的目光對自然地理、名勝古跡進行“人文、詩學的考察”外，大多是以“國家的”、政治的、有時甚至是“學生的”眼光觀察蘇聯。如果說，在晚清的旅俄遊記中，對俄羅斯地理位置、自然風光、氣候特色、植被物產、領土管轄、關口要塞、城市重鎮、政治製度、民情風俗的描繪展現了俄羅斯幅員遼闊、人煙稀少、氣候嚴寒、物產豐富、林木繁茂、人民淳樸、生活艱苦、政治黑暗、刑法嚴酷的圖景，那麼，在現代時期的旅蘇遊記中，領土、疆域意識退居其次，新的政治製度、經濟政策、現代化的象征實體及社會政治製度之表征的政治機構占據主導地位。
民國時期出版的旅外遊記大約300部，除英、美、日及南洋外，蘇聯是當時知識分子重點考察、遊曆並書寫的國家。有關蘇聯的遊記、雜感、書信首先發表於各大報刊，如《晨報》、《生活》周刊，《大公報》及《宇宙風》等。大部分單行本在幾年間不斷再版。但是，與此大量的遊記作品不相匹配的是對於蘇聯描繪的刻板化。對於這個世界上版圖最大、民族構成最為多元、政製最為特殊的國家，中國觀察者的評價和描繪並非眾聲狂歡而是兩重聲音並置。來自不同陣營、不同層次、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個性的蘇聯觀察家從各自的政治傾向、思想觀念出發，對錯綜複雜的蘇聯做出了具有強烈政治傾向性和情感傾向性、彼此又是截然相反的觀察和評價。蘇聯形象呈現出兩極對立的特點： 理論與幻想中的蘇聯與現實的蘇聯相衝突，光明的、“天堂般”的烏托邦蘇聯與黑暗的、恐怖的，有時甚至是“地獄”般的蘇聯相對峙。
二、 “烏托邦”蘇聯形象的樹立
從旅蘇遊記來看，30年代可以說是蘇聯烏托邦形象在中國確立的重要時期。如果說，20年代的瞿秋白、俞頌華、抱樸及徐誌摩等人的旅蘇遊記更多地表現了蘇聯建國初期的陰暗麵，觸目驚心地揭示了蘇聯在經濟政策、國家管理中的嚴重問題及其給人民生活帶來的困苦，特別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十月革命後思想、藝術處境的關心，表現了知識分子的個人理想和已經接受的理論體係與現實蘇聯的巨大反差。那麼，隨著30年代蘇聯五年計劃的實施，經濟的迅速發展，西歐遭受經濟危機的侵襲，蘇聯對於外來人口的嚴格控製以及入境旅行考察的高度機構化和組織化，中國的旅蘇考察者隊伍構成的相對官方化和單一化，蘇聯的問題被經濟建設的成就所遮蔽，訪蘇遊記從總體上來說表現出與20年代截然不同的風格，表現蘇聯光明麵的遊記占據壓倒優勢。在大量莫爾式的“烏托邦”遊記中，蘇聯被描繪為製度先進、經濟騰飛、勞工神聖、一切為民、沒有特權、一切平等、福利製度健全、人民幸福、言論自由、重視文化的新型國家。
任何一種國家形象的樹立都是集體的而非個人的行為使然。30年代“烏托邦”蘇聯形象在中國的樹立和傳播也同樣是一種群體性行為。從30年代的胡愈之、戈公振、戈寶權、鄒韜奮直到40年代的茅盾、郭沫若之間，可以連出一條清晰的線索。他們共同的政治傾向、共同的期待與想象、相似的考察線路圖和經典的參觀景點以及千篇一律的旅行寫作風格，可以說反映了一個時代中國左翼知識分子的集體想象。這些烏托邦蘇聯的書寫者大多在20年代有限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和列寧學說，傾向於社會主義革命，把十月革命看作這些理論的實踐，一戰所暴露的西歐文化危機及30年代的經濟危機使他們更加堅定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信仰。”因此，這些先入為主的親蘇者讚賞蘇聯的政治製度和經濟政策，對蘇聯顛倒崇拜，視為拯救國家、改造社會問題的良藥。當他們真正踏上蘇聯的國土麵對現實中的蘇聯時，因為時間的短暫、語言的障礙、交通的困難、東道主對旅遊活動的精心安排以及生活上無微不至地照顧，蘇聯旅行社以及外交文化協會等機構的無形“操縱”等，都實際上限製了他們對蘇聯社會生活做全麵客觀的了解，即使是感受到了問題的存在，他們的理論觀念和樂觀主義也使他們更傾向於對存在的陰暗麵予以同情理解，把它們看作舊社會的遺留，或者是新生兒誕生時的陣痛，與蘇聯現行的製度、政策無關。
1930年底，傾向革命的世界語工作者胡愈之結束了流亡法國三年的生活。因為經濟危機中的法國失業率大增，生活費用猛增，胡愈之靠稿費無法維持在巴黎的生活而歸國。1931年1月，他途經莫斯科，按規定隻準滯留24小時，但對蘇聯心儀已久的胡愈之在蘇聯世界語工作者R女同誌的幫助下獲準停留7天。在R同誌的幫助和導遊下，他遊覽了莫斯科，參觀了紅場、克裏姆林宮、列寧墓等慣常的遊覽景點；參加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兩城的旅館業勞動者競賽，在主席團就座，在會後參加了勞動者的宴會和舞會；參觀了反映蘇聯經濟建設成就的工廠和穀麥托拉斯、食堂、托兒所、莫斯科大學和模範小學等。這些就是胡愈之認識蘇聯的直接來源和根據。在《莫斯科印象記》中，作者根據他訪問的一位諷刺畫家的話對於蘇聯的現狀做了界定：“革命的最艱困的時期已成過去的噩夢了”；“我們過著生平最美滿的日子，而且是過最合理的、公平的生活。現在我們已沒有憂慮”；“我們所得到的精神的快樂，足以抵償物質困難而有餘”。由於是過境中的臨時訪問，胡愈之親身體驗了蘇聯的“住宅荒”。他為尋找住處奔波了一天，直到半夜才在R同誌的幫助下在“無產者旅行社”得到一個床位，一間屋子住了近20人，且男女混居。盡管語言不通，但胡愈之在這裏受到特別的歡迎和照顧。他從這些人感受到的是：“大家都象一家人，過的全是天真的樸素的自由的生活。我在這一星期的生活中，第一次感到團體生活的樂趣。在這裏大家的生活是齊一的，同一樣的睡覺，同一樣的吃飯，全沒有貧富高下的分別。各人都顯出十二分的滿足和愉悅。各人都覺得別人的生活和我一樣，因此計較心和羨慕心完全消失了，大家就同自家兄弟一般。這種集體生活的快樂是居住在巴黎、柏林大旅館內的闊客所夢想不到的。”從他所接觸的有限的人群身上得出的結論被推廣來代表蘇聯人民並提升到理論的高度：“十月革命已產生了許多奇跡。而就我所見，最大的奇跡是人性的發現。在莫斯科使我最驚奇的，是我所遇見的許多成人，都是大孩子： 天真、友愛、活潑、勇敢。”他把這看作廢除“以奴隸製度為目的的掠奪製度”的必然結果：“掠奪製度一旦廢除以後，有手有腦的人，不必再為生活而憂慮；人不必依靠別人或向別人乞求而生存。”胡愈之崇拜蘇聯的是私有製的廢除，國家對經濟建設及分配的絕對控製以及大規模的集體經濟和物質生活的平均化及集團化、整齊化的人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