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燦若星河的中國現代文化名人中，夏丏尊的名字一直是很靠前的，但如果是跟他同時代的李叔同（弘一法師）和豐子愷比，好像又沒有他們那麼精彩有故事，他好像是一個活得比較苦的人。這位生於1886年，死於1946抗戰勝利之後、十七就結婚的浙江上虞人，一生無緋聞，一生皆美談。
比如李叔同出家，可能最早源於他的一句話，他說我們這樣的人最好還是去做和尚——當然這隻是李老師出家的N個外因之一。後來對這個事情的認識，夏丏尊也經過了一個相當痛苦的過程。因為同在一個學校時，李叔同曾數次要辭職離開杭州，都是因為夏丏尊的苦勸才留了下來。所以對於李叔同去虎跑做和尚，他起先是後悔，後來經過弘一跟他的交流，他又覺得這是弘一的幸運了。不過有意思的是，當弘一勸夏丏尊也出家時，他始終下不了決心。夏老師也學佛理，但一直不算太投入，所以他是個終身居士，這也是他後來頗多煩惱的原因之一。
再比如說豐子愷的漫畫和散文成就肯定跟他有關，但你梳理起來好像又沒有必然的關係，隻是他們那種師生、同事加朋友的關係，在今天看來成為了超越時間的佳話，因為文人相輕自古已然，而他們卻是相互欣賞和包容，這就很了不起了。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麼這又一群怎樣的人呢？
再比如說，夏丏尊是白馬湖散文流派的創始人，但他又不是惟一的一個。我看不少名人的傳記和回憶錄，在涉及一師、春暉中學、立達學院和開明書店時，夏丏尊就是翻不過去的一頁，文學、教育、出版，或者具體到語文教育，那是必然要提到夏先生的，比如早年他和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一起就被列入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四大金剛”（注意，四大金剛在今天似乎是褒義的成分居多，而在當時可能以貶義為主）。而且早在1909年許壽裳、魯迅他們發動“木瓜之役”時，他就已經在兩級師範學堂了。當新思潮來臨時，夏先生的勇猛和先鋒，跟做人處事中的謙和與剛烈又是怎麼能夠統一的呢？要知道他身邊有多少新潮和迂腐之人啊！
要是說起他的學曆，留日也不到兩年，因為家裏沒錢也不得不輟學回來，也沒拿到什麼文憑，一開始隻是在浙江一師做日文教師的翻譯助理。我們現在的一些私立學校和教育培訓機構，有幾個外教已經是很了不起了，可是一百年前，杭州的師範和中學裏有外教也不稀奇了，因為魯迅一開始也是兼做翻譯助理的，且跟夏丏尊同在一所學校。夏丏尊回國的那一年是1908年，他在日本本來是學工科的，後來在一師受了李叔同的影響，才漸漸喜歡文學和文藝，然後他的處世態度又影響了李叔同，包括又影響了豐子愷等，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所以還是他的親家葉聖陶說得好——他於社會人生的看法，對於立身處世的態度，對於學術思想的理解，對於文學藝術的鑒賞，都是從讀書、交朋友、麵對現實得來的，換一句話說，都是從自學得來的。他沒有創立係統的學說，沒有建立偉大的功業，可是，他正直的過了一輩子，識與不識的人一致承認他有獨立不倚的人格。
一.一師時的“夏木瓜“
要說起浙江一師的名師生，至少可以報出兩隻手的數量，這也是我此書得以成稿的一個可靠保證。但是大多的師生都是來去匆匆，學校本來也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有些師生就是在著名的一師風潮中登了一下台亮了一下相，然後也博得滿堂喝彩。包括此前的木瓜之役，就是給了許壽裳、魯迅等更多的特寫鏡頭。
但是也僅此而已。
隻有夏丏尊，在一師做了13年的老師，能與此相比的，大概隻有薑丹書老師了，李叔同是做了七年，其如陳望道和劉大白，最多隻有一兩年的時間，我們雖然不能以時間的長短來評判一個人與一師關係的深淺，但是要說起淵源和感情，時間的確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指標，這跟愛情婚姻家庭還是有得一比的。
夏丏尊是參加過木瓜之役的老教師，跟魯迅他們不同的是，他在戰役之後還是留了下來。有趣的是木瓜之役趕走了一個人稱“夏木瓜”的學監夏震武，後來這頂“夏木瓜”的帽子卻落在了夏丏尊的頭上，所不同的是，詞性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從原先的貶義轉向褒義了。當時還叫兩級師範學堂的這所學校，之所以會有木瓜之役，之所以頻繁地變換學監（校長），除了新舊思想的角力之外，也還有經濟利益上的博奕，有一個細節是說，當時一個圖畫老師每周隻有六節課，但薪酬卻有七八十元，這至少是是一個美差吧。
夏丏尊是1908年到一師任教的，一開始他和魯迅的身份是一樣的，都是日籍老師的翻譯，即是助教的職位，其原因就是因為夏丏尊在日留學沒有獲得學位，這跟魯迅是一樣的，但是他們都有日語學習的結習證書，這是當時的學監沈鈞儒能夠聘他的一個原因，當時夏丏尊就是給日籍老師中桐確太郎擔任翻譯的。這裏有個記載值得注意，中桐確太郎後來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教授，而且是個信奉佛教的人，他曾經送給夏一個“謝罪袋”，那上麵寫著這樣的字——
將佛的東西認作我的東西，這是罪。請把為謝這罪而歸還的金錢，裝入此袋，和立在門口的人結真的佛緣。
這“歸還”不要認為“減少”。我們原可無憂的被養活，所以弄到非苦悶不能生活者，完全是由於要妄用自力的緣故。
請依了真的佛道如數歸還了試試看！比未歸還以前，可得幸福的生活哩。要研究這理由的，請依溯了這袋的來處來問。
漫然施金錢於寺院或慈善，並不是成佛之因。
出心比出金錢更要緊。
這大約是夏丏尊最早接觸佛學的一個證明，至少說明在跟李叔同成為同事之前，他已經接受了佛學的熏陶。
前麵說過，在成為著名的四大金剛之前，夏丏尊在一師的一個主要身份便是舍監，他是從1912年擔任舍監的。而且他還偏偏很喜歡擔任這個職務。什麼是舍監呢，就是訓育老師，也即相對於我們今天的德育政教老師，就是經常要管違紀學生的，這種事情往往會被一般的老師所不屑，因為吃力不討好，一般都是那種在學生眼裏凶巴巴的老師來擔任此職的。而夏丏尊的脾性極好，何必要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呢？且擔任這個職務隻有每月三十元錢的薪金，不如那種教職的報酬（估計是兼職的）。
傳聞夏丏尊擔任舍監有兩個原因。間接的原因是他的一個朋友也曾是一所學校的舍監，因為在學校鬧風潮時被學生打了一記耳光便辭職鬱鬱寡歡（要知道那個時候的學生風潮還是很不可思議的），最後抑鬱而死。夏丏尊聽到這個消息後很受刺激，覺得做舍監應該不怕挨打，而且還得抱著拚死的決心才行。
而夏老師擔任舍監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師的舍監也辭職了，為何辭職，那就是受不了學生的氣，於是夏老師便自告奮勇要當舍臨。他覺得平時當老師那都是在課堂上講大道理，真的碰到學生的實際情況，比如飯廳裏學生飯菜倒翻了，廚工和學生有矛盾了，一般當老師的是不是會來管的，而舍監就不得不管呀，而且夏先生有一個堅定的信念，他要用人格教育的方式來感化學生，這大約跟他後來翻譯《愛的教育》也是有緣源關係的。
夏先生擔任舍監的故事，比他成為“四大金剛”之一的故事還要來得出名，這主要是有同事薑丹書的文字，以及學生輩的曹聚仁和豐子愷等文字的記述。在曹聚仁的筆下，夏老師一開始簡直是個深惡痛絕的人，語言無味，麵目可憎。這“仇恨”主要是有一次夏老師沒收了他的《水滸傳》。還有一件事就是曹聚仁的一個遠親來杭州了，想讓曹陪他去看看風景，可是夏先生就是不許他請假，弄得來曹聚仁很沒麵子。而更為可氣的是，輪到發“校服”時，曹聚仁領到了一套不合身的大號，他便提出要換，夏老師也置之不理，於是曹就認為夏老師一定是吃了“回扣”了。
當然凡是文人的回憶文章，特別是那種寫得好的，有點誇張也是正常的。
而在豐子愷的筆下，夏老師又是另一種樣子——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渾名，叫夏木瓜。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蒙、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渾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稱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麵笑他，一方麵實在感激他，敬愛他。
接下去豐先生便有了他著名的比喻，是拿李叔同先生和夏丏尊先生作比較——這兩位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這大約也是能一語中的之評價，後來關於夏先生之於一師和教育方麵的事跡，都是沿用了這個說法的。從豐先生的文字中，我們看出夏先生是極認真又心腸極好的人，即我們今天所說的那種苦口婆心的人，苦口者，婆心也；婆心者，必苦口。那麼我們要問的是，夏丏尊這個婆心的標準是什麼，源動力是什麼，那恐怕還就是愛的教育，人格的教育，他是相信這種東西的，也相信一個學校是必然需要這種規矩的，隻是愛的教育，又必然要付出愛的代價。不要以為今天的學生難教，實際上那個時候的學生，處在新舊交替時期，又無多少應試教育的壓力，雖無網絡和手機，但新思潮已經無孔不入，這些學生的思想和行為異常活躍，因此在管理上也更有難度，而且民國前後的那一批學生，往往家裏還有點背景。
有一次學生宿舍裏中發生偷竊事件，就是沒有人肯出來認賬，無論夏老師多麼苦口婆心，於是夏老師隻好貼出告示倒計時，說再沒有人來認賬，他就隻好去自殺了——這一招還真管用，支招的正是李叔同。這在薑丹書的《夏丏尊先生傳略》中也有記述——舍中嚐患失物，頗難稽。先生問策於李，李先生曰；若欲以人格感化人，君當自殺。先生韙之，乃絕食。竊物生卒自白，後無此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