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9年1月26上午，大地一片雪白，杭州皮市街上，走來了一位高個子的中年男人，他踏著雪深一腳淺一腳的走到位於3號的白屋前，正要敲門時，門卻吱嘎一聲地開了，於是便有了這樣的對話——
是子淵啊，快進快進！
大白，這樣的天氣你也要出門啊？
我想去看看雪景啊。
嗬嗬，這杭州可也全是白屋了
……
兩個中年男人，口中哈著熱氣，像孩子一樣的談論著昨夜的這場大雪。
是啊，這一場大雪，給了杭州一些久違的清冽和溫情。而這個叫子淵的中年人，沒有因為一場雪而不出門，卻反倒因為大雪的到來，使得他來到皮市街的腳步更為匆促。這個子淵便是經亨頤先生，時任浙江一師的校長並兼浙江教育會的會長，而白屋的主人，便是有著雪一樣名字的劉大白。
劉大白的一生完全符合詩人的傳奇特性：早慧，叛逆，多情，且情事多艱，少年出家又殺回紅塵，執教鞭，患肺病，從政為官又不忘著書立說，中年去世，身後寂寞……這讓我想起了有詩僧之稱的蘇曼殊，蘇曼殊比劉大白更為瘋狂和不羈，但劉比蘇又更為豐富和深沉。這種深沉有時就表現為不苟言笑，城府頗深，因為從照片上看，劉大白先生是個瘦削且骨感的男人，有著一張勞碌而愁苦的麵孔，反正長得既像詩人又像師爺。在民國初年的那麼多紹興文人中，似乎劉大白是最像師爺的人，無論外形還是內心，但在本質上劉大白又是一位詩人，是一位燃燒了自己也燃燒了世界的詩人。
這個生於1880年、本來叫金慶棪的紹興平水人，自小就有反清複明之誌，1910年31歲時，因受好友吳琛的影響，而改名為劉大白，說當時二人同飲於北京酒樓上，當吳琛述說自己的刺殺權貴的計劃後，這個當時還叫金慶棪的拔貢生，趁著酒興吟詩一首《匕首行》——腰有一匕首，手有一樽酒；酒酣匕首出，仇人頭在手。匕首複我仇，樽酒澆我愁；一飲愁無種，一揮仇無頭。匕首白如雪，樽酒紅如血；把酒奠匕首，長嘯暮雲裂……吟完後借筆題於牆上，署名劉大白。
這可以說在抒寫謳歌當時的荊軻啊，這是豪放派的，看得出是一氣嗬成的。詩人本姓金為何改姓劉，因為他認為我們漢族的江山是劉姓開創的。
因為姓劉而不姓金，後來他在遭清政府通緝時倒也給金氏家族少了些麻煩。
用學生曹聚仁評價劉大白老師的話來說——他那火辣的熱情，卻比蘇曼殊還要濃厚些。
曹聚仁評人實際上還是頗為主觀的，尤其是對自己老師和同學輩的評價。
劉大白也曾有詩悼曼殊的——非儒非俠亦非僧，人海逃禪儼上乘。但是大白自己卻不逃禪，似乎也無處可逃。
有人稱蘇曼殊是詩僧，而劉大白呢，人稱是歐化老少年。歐化是他的立場，並非他是遊歐人士；老少年是他的姿態，是老夫聊發少年狂的那種情狀。他在浙江一師任教以及後來寫出那些傳世之詩句時，都已過不惑之年，然而照樣把愛情詩寫得濃鬱激烈。
我有時也搞不明白，要寫出好的詩句，為什麼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如此痛苦呢？或者說像今天的某些詩人那樣，一定要裝出痛苦的樣子呢？那個年代的詩人，似乎更多地在身體力行，而主題隻有一個：革命革命再革命！這革命就是執教，辦刊，論戰，主政，所以這革命便轟轟烈烈，風生水起。今天如果我們從作品的成就來論人，那麼像劉大白這樣的白話新詩，可能還處在一種半文不白的狀態中；而如果我們從文化的傳道者和革命者的角度去看大白，那他完全是一個大寫的人。這個人有時是狂草，有時是正楷，但絕對是大寫的。
早年我不喜歡劉大白，而且把他跟另一位叫劉半農的詩人混在一起，因為他們都姓劉，且名字也都比較“土”。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們喜歡名字比較洋的詩人，比如戴望舒、康白情、孫大雨、林徽音、艾青，郭小川，以及後來的北島芒克江河舒婷等等。還有一個容易搞糊塗的是，劉大白和劉半農都寫過反映底層生活的詩，又都是由著名的語言學家和音樂家趙元任先生為他們譜曲的。現在我當然能搞明白了，半農先生的是《叫我如何不想她》，大白先生的是《賣布謠》。劉半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倒是蠻洋派的，現在偶見紀念會上有人用美聲來唱的，而大白的“嫂嫂織布，哥哥賣布。賣布買米，有飯落肚”則很像民謠了，這就是反映底層百姓的，不過由此詩也看出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初蕭紹平原上的商業形態了。劉大白是紹興人，又在蕭山謀過事，而今天的蕭紹平原上，染織業是相當發達的，發達到影響用水衛生和整體環境了。可惜再也沒有詩人寫此類的《賣布謠》了，寫也寫的，是寫企業家如何走向世界並抗擊金融危機。
詩人去寫世間的不平，平民的痛苦，寫不寫是姿態，寫不寫得好是本事。
劉半農因為沒有在國民黨政府裏做官，所以還是名列五四新派人物的，而劉大白的一生就要複雜得多，他因為官至廳部級，遠比當年魯迅在教育部的公務員要厲害。究其原因，魯迅不是蔡元培的親信，而隻是許壽裳的好友，是蔡元培的外圍好友，這一點跟周作人不一樣，周作人似乎要跟蔡元培走得更近一些。而劉大白則是蔣夢麟的親信和得力助手——就因為這一層關係，在1949年後，是很難見到給劉大白先生作傳作評的，有也是有的，那多半也隻是作為一個五四新詩人的幾句評價，而且最後總不忘給他打上“躲避現實”和“悲觀厭世”的標簽，這也是那個年代慣用的腔調。
這實在是有失公允的，然而名人的是非功過總是要後人慢慢來評說的，公允也總要慢慢才會來到的。或者換作詩意的說法是——欲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
還是讓我們回到文章的開頭，回到1919年元月的那場大雪中吧。因為本文的正題之一是，劉大白與浙江一師。
一，劉大白與浙江一師
經亨頤敲開了白屋的門，而我們在今天則敲開了經亨頤的門——一冊薄薄的《經亨頤日記》，讓我們知悉了這位浙江一師掌門人的點點滴滴。在1919年元月26日的日記中，經亨頤是這樣寫道的——雪積白。九時，至皮市街，訪劉大白，請其任《青年團》編輯。
經先生這次踏雪訪“白”的結果究竟如何，經先生有沒有在皮市街上順道看一看皮貨店的行情，以及這《青年團》到底是個什麼東西，這一切經先生都沒有記。沒有記，大約是一切都在不言中了，因為四天之後經先生的日記是這樣的——（民國八年元月三十日）雨，昨晚又積雪，而未得盈尺之喜。九時，到教育會，與劉大白接洽《青年團》出版。
劉大白是何年何月何日在何處遇到經先生的，是偶遇還是朋友之間的引薦，這個我到現在還不得而知。現在確切的考據是，劉大白先生是1919年的夏天到浙一師任教的，又是在第二年的春天離開的，任教時間不到一年。而在這之前，經先生和劉大白早就是朋友輩的關係了，而非老板和打工者的關係。因為在經先生任浙江教育會會長時，劉大白便是總幹事，而從教育會中派生出來的青年團，便是那個年代的新生事物，就像今天從事傳統傳媒體的人會去辦一個網站。這個“網站”在當時就是“青年團”。其實任何時代辦任何事情，都得有兩個條件，一是人，一是錢，那麼在當時，人和錢又都需要像經先生這樣的人去運作的。我們先不管這些民間社團是什麼性質的，你如果看過經先生的日記，便可知道經先生一天到晚在忙的，就是今天見這個人，明天跟誰吃飯，校務的事情說實在的並不見得多少繁忙，“與劉大白接洽《青年團》出版”這便是經先生和劉先生的更加緊密型的合作，所以後麵劉大白到浙一師來任教，而且大搞白話文的改革，這便是順手牽羊的事情了。這也是經先生的高明之處，要革命就是要借用外力，在後來被稱道的一師的四大金剛中，夏丏尊是元老中的改革派，而劉大白、陳望道和李次九則多少有點外來和尚好念經的味道。其實任何一種革命，或者就是小小的改良，都是對利益的重新調整，一師風潮中經先生最後的掛職而去，與其說是來自於浙江官府的壓力，不如說是教師隊伍中的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損害，或者如蔣夢麟先生寫給胡適信中所說的那樣，是學校裏牛鬼蛇神太多，魚龍渾（混）雜，經先生得罪的人太多太多，包括經先生重用了像劉大白這樣的人。
劉大白和浙江一師的關係，大白自己沒有多說過，隻有其學生曹聚仁寫過文字。曹聚仁寫過不少同時代的老師和同學，大多隻是千字文，而對於大白師，曹聚仁算是頗有恩情肯花筆墨的。我們現在關於劉大白在浙江一師的談資，基本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抄的就是曹聚仁的。
現在基本的軌跡已經有了，劉大白是1916年來到杭州定居的，其實他早在1895年就到杭州參加過統考，得到優貢生，本來可以成為一名清府的公務員的，但因為喪父而棄絕功名。1916年袁世凱複辟失敗，繼而一命歸西，作為反袁鬥士的劉大白便從海外流亡歸來，同時跟他一起歸來的還有名氣更大的蕭山人沈定一。一般來說流放者的歸來，總是要有所補償的，這個補償便是在新政權中謀得一官半職，後來沈定一做了省議會的議長，劉大白則做了秘書長。這一年的劉大白，開始定居杭州皮市街三號，他在自己家的門上題寫了“白屋”二字，劉去世後出版的《白屋遺詩》便是由此得名的。白在中國字的意思中，除了引伸為一窮二白之外，還有幹淨純潔的意思，我想當時的劉大白取名為“白屋”恐怕更多的是後一個意思吧。
劉大白當時有兩個身份，一是做編輯受聘於《杭州報》，二是做了浙江省議會的秘書長，在今天也是官至正廳了（好比省人大秘書長）。做編輯記者是知識分子的途徑，而做官則是另一條途徑——這兩條途徑在劉大白身上有時就是能夠統一在一起的，因為他認真，而且在朋友眼裏他始終是個好的幕僚，不知這跟他是紹興人有沒有關係，因為據說紹興的文化人好做師爺。劉大白能做浙江省議會的秘書長，就因為議長是他的好朋友沈定一。劉和沈是在1914年的日本東京相識的，那時他們同為同盟會的會友，同盟會就是反清然後又反袁的，患難成知交，流亡見真心，劉和沈就在異國他鄉結成了至交。我們現在看劉大白的人脈關係中，大概能成為知交的，除了沈定一，便是早期在紹興報社共事的任瘦紅了，在我看到的劉大白的舊體詩中，有諸多是寫給沈定一和任瘦紅的。至於說跟蔣夢麟的相交相處，那已經是1927年以後的事情了，此前雖然在處理一師風潮中，蔣夢麟先生也來斡旋過，但那時沒有跟劉大白相識的機緣。所以要論及劉大白的私人交情，關係最鐵的當然就是沈定一，但因為沈定一在1928年遭暗殺，沈的悲劇性命運很自然地也影響到了劉大白的的人生，這是後話暫先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