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瓜之役發生於1909年的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木瓜者，夏震武也，浙江富陽人氏，理學大師，時為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監督。那時學校的第一把手不叫校長而叫監督或學監。在新潮老師看來，夏震武思想保守且頑固，便有了“夏木瓜”之稱。木瓜者，浙江民間多稱腦袋不開竅者。頑固守舊與腦子不開竅，便就劃上了等號。木瓜之稱呼，且不說這是幽默還是諷刺，或是對人對師的不尊重，1909年的這次教員造校長的反一直以來都是習慣成自然的命名為“木瓜之役”，可見我們在語境和氣場上一直是有著造反有理的基因的。
百年之後再看木瓜之役，我們不能因為這個事情是許壽裳和魯迅他們幹的，就不假思索地一味叫好。木瓜之役當然是新舊思想和觀念之爭，是可以上綱上線的，或者說這也是十年後一師風潮的預演，其中有一位老資格的夏丏尊先生，就先後參加過1909和1920的兩大戰役，有趣的是這位夏丏尊先生也曾經被豐子愷他們這批學生稱之為為夏木瓜的。
百年之後重看木瓜之役，還是覺得頗有意思。因為無論對於許壽裳魯迅，還是對於夏震武先生，以及當時慣例式的謁聖拜孔等儀式，我們一方麵要放到當年的背景中去看，另一方麵我們也要用今天的目光去審視這一切，如此這般才可以更心平氣和一點。
一，木瓜之役的來龍去脈
關於木瓜之役，最為權威的說法，自然也是來自於許壽裳先生，因為他不僅是當事人，還是精神領袖，他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一文中說了事件的大概——“到了冬天，學校裏忽然起了一個風潮，原因由於監督易人:衡山先生（作者按:即沈鈞儒）被選為谘議局副議長了，繼任者是一位以道學自命的夏震武，我們名之曰‘夏木瓜’（筆者注：有一種說法是這個綽號是魯迅率先取出來的）。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謁聖，我拒絕了，說開學時已經拜過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興，我也如此。接著因為他對於住堂的教員們，僅僅差送一張名片，並不親自拜會，教員們大嘩，立刻集會於會議廳，請他出席，他還要擺臭架子，於是教員們一哄而散。我因為新舊監督接替未了，即向舊監督辭職，不料教員們也陸續辭職，魯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員計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嵌，張宗祥，錢家治，張邦華，馮祖荀，胡浚濟，楊乃康，沈朗齋……統統搬出了校舍，表示決絕。夏震武來信罵我是‘離經叛道，非聖侮法’，簡直是要砍頭的罪名;我便報以‘理學欺人，大言誣實’。使得他隻好勉強辭職，我們便回校，回校後開了一個‘木瓜紀念會’。”
在這裏，許先生是將之作為回憶魯迅先生中的一個插曲來說“木瓜之役”的，而在其他當事者中，少見相關的回憶。夏丏尊先生是寫過《魯迅翁雜憶》，寫魯迅在兩級師範任教的事情（有關魯迅這個階段的相關生活細節，基本來自於此文），但沒有涉及木瓜之役，當年也在兩級師範任教的楊萃粕，也是“木瓜之役”的參加者，在《六十年間師友的回憶》一文中倒是說起了這件事:“其時兩級師範教職員中留日學生約占十之八九，短衣無辮。在夏震武看起來，這些人都是亂黨，都是革命黨，我們對夏亦看不順眼，說他是個老頑固，說他是個假孝子。”
傳說夏震武在母死後廬墓三年中生有一子的事情，這種爭論，在現在看來，也是很可笑的。
現在我們看到的關於“木瓜之役”的文字，當然都是一麵之詞，但即使這樣，也不能把夏震武說得一無是處，不過我們倒可以看出當時學監和教員之間的那種關係。第一，許壽裳等一撥子人都是沈均儒做監督時聘請的，清政府當時有一規定，做學監的必須是科舉出身的，這也是一種文憑吧。沈均儒和夏震武其實都是科舉出身。現在沈走夏來，本不是一個圈子的人，但這位夏先生看得出來還是有一點架子的。為什麼有人會有架子，那說明此人對自己還是頗以為然的，即對自己期許頗高的。問題無非出在這裏，恐怕不是謁聖（孔夫子）的問題，因為謁聖隻是形式問題而已，問題還是學監（校監）如何與教員相處的問題，即還是做人的問題。所以稱夏先生被稱作為“木瓜”大約是有些道理的。第一，夏震武在未到校之前就發來通知，要讓許壽裳陪他一起去拜孔子，這從老規矩上來講是對的，何況夏先生是著名的尊孔道學家。如果我們換個角度，說某個官員如何重視教育，上任甫始先去孔廟拜謁，那此種作秀一定會被寫入史傳的。夏先生的問題是他不知道許壽裳的深淺，於是便得了個冷冰冰的“恕不奉陪”，這一定是很不爽的。接著又是夏先生不懂規矩，不去拜訪住校的老師，而僅僅是差送一張名片了事。因為照人情世故來說，隻有老師本人不在，你才可以派送名片，於是教師們便決定教訓一下這個校長，反過來這也是給他一個台階，“教員們大嘩，立刻集會於會議廳，請他出席”，但是他偏不認這個理，而且還要擺架子。好了，一般愛擺架子者，都是很自戀且自傲的，於是乎如許壽裳所寫的那樣，雙方完全已經上綱上線了，於是木瓜之役遂告爆發。
當然這裏也還有其他的版本，夏震武讓教師們穿禮服聽他訓話。何為禮服？是校服嗎？不，有一解釋是按照當時的官服來定製的，官有大小，禮服便也按級別有所區別，這一大批留日海歸，哪來的禮服呢，他們中不少是連辮子都早就沒有了的，這便也是一個衝突。而在新潮的兩級師範學堂，沒有辮子看樣子也能生存，這倒也是個新鮮事，因為以前我們以為在辛亥之前，好像都得有辮子的，看來也不全是這樣，或許對於海歸，清政府也已經網開一麵了，因為這裏不少還都是官派留學的呢。
說是木瓜之役，實在也是有所誇張了，役如果作戰役講，那麼這一場夏震武和以許壽裳為首的海歸派之戰役，沒有等到打起來，夏先生便已經失敗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寡不敵眾啊。有學者還說到一個細節，夏震武是要讓老師們穿禮服，對學生進行“廉恥教育”庭訓，在這今天看來實在也無可厚非。於是以許壽裳為首的諸教師紛紛罷教。並且向兩浙提學提出辭職。後來據張宗祥說,本來是應該向校長夏震武提出辭職的,但是夏震武藐視教師,教師也不理他。
最為關鍵的一點是，廿五位教師均搬出學校校舍,住到了距校有五六裏之遠的湖州會館內，這是由博物老師湖州人楊乃康提議的，於是住校的單身老師們便將行李搬出了學校。湖州會館在杭州上城區小營巷的醬園弄，這個地方離錢均夫的家很近（即今天的錢學森故居）。老師們不僅僅是行李搬出，他們幹脆就不來教課了……
照今天看來，這完全是海歸教師們的一廂情願，如果從人之常情看，好像還不至於如此絕決吧，你可以跟校長來作對，但是你不能耽誤學生吧？然而如果再宕開起一想，想一想許壽裳魯迅們在日本是受何等的教育啊，當年秋瑾們在日本搞聚會作演講，還鬧過要集體回國的風潮，同是紹興人的許壽裳魯迅是反對這麼做的，因為要出國一趟不容易啊，尤其是對家境不寬裕的學子來說，因為當時就家境來說，秋瑾當然要優於許周兩家的。誰知秋瑾在一次集會上公開宣稱，要判處許壽裳和周樹人的死刑！
這就是辛亥前中國精英分子的熱血和心胸，這也是辛亥革命得以爆發的基礎之一，因為血性和革命有時就是一對同義詞。
教師們的罷課行動，比起十年之後的一師風潮來，可能還要心齊。這個時候夏震武才受到了真正的壓力，於是他一方麵向浙江巡撫增韞要求支持,另一方麵由跟他親近的富陽學生們為他奔走,也還請中間人出麵勸說，他自己呢也是多次到湖州會館交涉和勸說,但是以海歸為主力的教師們就是不買他的賬了,教師的態度很是堅決,完全是一種不妥協的態度。在當時的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是新思潮的龍頭老大，老帥之罷教便波及和影響了杭城及附近的學校，他校的老師們也紛紛聲援之。一開始當局也是使出了提前放寒假的撒手鐧（注意，這是慣用的手法，十年之後還是這一套），可教師們認為這也極不合理，因為離正式放假還有一個月呢。省城各學堂在仁（和）錢（塘）教育會開會集議，《申報》還專門登載了《學界公啟》——
兩級師範學校監督夏震武對於教員，濫用威權，串引外人，蹂躪師校，人所共知，無煩贅述。既為清議所持，竟至恬不知恥，違背部章，提前放假。似此以私人誌氣，淩蔑學界，貽害學生，大局何堪設想！凡為學界一分子，均得主張公道，維持教育前途。同人等準於十九日午後四時，假木場巷仁錢教育會開會集議，公決辦法。事關吾浙學務全局，非區區為教員鳴不平也。屆時務乞早臨為盼！
這麼一來，事情就鬧大了。輿論導向之重要，略見一斑。接著《申報》又以《兩級師範風潮再誌》繼續跟蹤報道這一事件——
兩級師範監督夏震武與教員、學生衝突一事，學生曾聯合兩百餘人，兩次哭訴，學務議長置之不理。刻聞全省學界接準嘉、湖兩府教育會通電，決議齊集省垣，公開大會，議逐監督，維持師校。已到者共六府，俟十一府代表到齊，即行定期開會。本日全堂學生繕刊警告，聲討夏震武九大罪，遍致紳、商、學、軍各界以求公評。省城各學堂亦於昨日在仁錢教育會開會一次，如何辦法，尚無揭曉。或雲：仍須俟各府公裁議決雲。
這《申報》也真是厲害，做誰的喉舌，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而且原先筆者以為，此役隻是老師的事情，學生並未參與，從《申報》的新聞看，學生也參與介入進去了，而且聲討夏震武竟有“九大罪”，在如此這般的壓力之下，夏震武便也隻能宣布辭職了。
於是參加罷教的教師們便在湖州會館裏拍照留念。這是一百年前一張難得的照片，且不說其中的意義，就光是從照相術的角度來看也是很難得的，因為此前的照片，都是幾人合影，而一下子25個人合影，且排列得錯落有致，真是非常不容易。不像今天我們的合影，雖然幾百人上千人都能拍進去，但那種整齊劃一的樣子，實在不敢恭維，這也大致反映了今天的泛官場化和公式化。從照片上看，這些教師自然都是頗為自由自在的，長衫和西服融在一起，也沒覺得什麼不和諧啊，比如像魯迅穿的就是西服，有幾個人還戴著領結的，而長衫馬褂也挺神氣的呀。要知道那還是滿清王朝啊，可是新思想已經這麼有勢力了，今天想來還真是有點不可思議，而且後來聽說他們這些人還都有了《水滸》的諢號,如許壽裳稱“白衣秀士”,張宗祥稱“霹靂火”,周豫材（即魯迅）
稱“拚命三郎”等。不可解的是一代大師張宗祥先生被稱為“霹靂火”，可見每個年經人心裏都是有火的。不過這些封號可不是他們自封的，而是夏先生封給他們的，許壽裳為“白衣秀士”，顯然他是主謀者。
“木瓜之役”取得了勝利，許壽裳們也暫時回到了學校任課，但是夏的勢力，或者說舊的勢力在浙杭仍有市場，所以後來他們抗議的這一撥人也就紛紛辭職不幹了，本來那個年代的跳槽就比今天還要頻繁，從兩級師範學堂學監和教務長換馬燈似的變動，也可看出這些職務並非香餑餑，而隻是人生驛站中的一個跳板，隻有後來經亨頤做教務長和校長，才把這個職位當作事業來經營。當然也有像夏丏尊這樣實在是喜歡當老師而不願跳來跳去的老實人。
“木瓜之役”的影響隻局限在浙杭，跟五四運動以及後來的浙江一師風潮都不能相提並論，因為那畢竟隻是一部分教師的行為，事情也以夏震武的辭職而結束。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如果夏震武真是木瓜腦袋，真是要為麵子而決不辭職，那便是許壽裳們的辭職，所以夏震武之辭職，正如戰場上的投降一樣，這既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也是保全了部下們的飯碗——從這一點上說，夏震武不能算是木瓜，隻是我們聽不到他這一方的聲音罷了。教師驅遂校長，或者師生聯手驅逐校長，這不是從木瓜之役始，當然也不是以此為終，就拿在杭州淘第一桶金的魯迅來說，後來在北京女師大也還造過校長楊蔭榆的反，近年有人寫楊蔭榆的文章，說她人品和道德是如何的好，看來那種造反也還是觀念之爭，或者就是在其位謀其政吧，後來包括魯迅和錢均夫等人都在民國政府的教育部裏做公務員，那時也沒聽說魯迅在部裏造誰的反呀，魯迅先生從不直接造政府的反，他隻跟看不慣的人打筆仗，或者說隻是造精神的反。
所以既然是講“木瓜之役”，而且是百年之後的重新審視，那不妨宕開去看，百年之前和百年之後，我們到底進步了多少，或者很直接地說，我們到底退步了多少？教育在今天的語境中，幾乎是一個死結，那麼誰來解這個死結，或者說要解此死結本身就是個悖論，因為你不可能將之解開的。
二，“木瓜之役”的當事人
1.許壽裳：如有機會均願勉就
在當年諸多的留日學生中，許壽裳的家境大約是在中上的，這從他後來的衣著、氣質等都看得出來，但即使這樣，當年他也不得不打消留德的想法而回國任教，可以說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務長也是他的第一桶金。而細考許先生的求職道路，大約又是跟同鄉蔡元培先生的提掖和推薦是有關係的，民國有個紹興幫，北大有個浙江村，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特別是在木瓜之役之後，許壽裳也在為出路而奔忙。
1911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許壽裳應蔡元培之邀去一同組建教育部，1912年5月，許壽裳隨部遷往北京，任教育部僉事、科長、參事和普通教育司司長，後還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做兼職教授。也就是通過許壽裳這一朝中之人，紹興的不少文人墨客去都去政府裏麵謀事了，這裏就包括魯迅在教育部14年公務員的經曆。
我手頭的一本《許壽裳書信選集》，內收幾十封許壽裳給蔡元培的信，主要寫於1929年到1935年，這期間許壽裳曾協同蔡元培創辦大學院，當時蔡是院長，而許壽裳則是秘書長。第二年許壽裳又任中央研究院秘書處主任。事實上許壽裳就是蔡元培先生的秘書。1934年起，許又出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看許壽裳給蔡元培的信，差不多有一個共同的內容，那就是求蔡先生給自己，給自己的朋友謀個職位，語氣雖然委婉客氣，但是其意還是相當地直截了當，這在今天也是頗可玩味的。老實說木瓜之役時還有點書生意氣的，但後來涉世越深，就越是多了幾分幕僚之氣，也不再是像當年那樣的天真了。
這些求人推薦的信也分幾種，第一種是為自己的，想做什麼的，願意到哪裏去做，都說得明明白白，如——
教育部依然無事可做，裳決意離去，而別無枝棲可覓，仍懇先生隨時留意，不勝盼企。（1926年10月12日）
裳辭職後服務之地，蒙殷殷垂詢，多方批示，中心感激，至於涕零。雪艇（王世傑，時任教育部長）已有回音否？餘若立法監察兩院委員或閩浙廳長，如有機會均願勉就，仍求隨時留意，力為推薦，能當麵說項尤妙。（1934年4月30日）
女子學院事，已屬侄函複恐不能勝任雲。裳於此不願擔任者，實緣年來教育機關，深受政治影響，派別對峙，傾軋時聞，自知挽救乏術，故決意辭之。前日在滬，曾訪石曾先生，告以離院後意欲出外考察，能否於庚款中為之設法。渠答法比款較難，英美款未知若何？不如先謀工作，再看出洋機會……（1934年6月18日）
第二種是為朋友和朋友的親戚的，其中提到的齊君山，也是他們共同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