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曆史是由後人寫的。我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
曆史是參與曆史事件的人寫的，或者說曆史是由曆史本身書寫的。我也常常看到這樣的說法。
於是我們便進入了迷宮，或者說進入了一種悖論。當我在電腦上打出“一師風潮”這四個字時，我是持著一種本能的懷疑態度的。因為迄今為止，找不到一條好的路徑進入這個曆史事件的前前後後，雖然我就職的單位，離這個當年的一師隻有百米之距。當人們談起浙江一師，在我腦子裏跳來跳去的隻是一些單詞，它們是——經亨頤、浙江新潮、非孝、四大金剛、夏敬觀……要寫一師風潮一定是逃不開這些關鍵的人和事的，但僅僅這些人和事就構成了影響甚遠的一師風潮了嗎？
而且這畢竟是九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九十年是一個什麼概念呢，九十年意味著當事者生命個體的統統消亡，意味著事實上在今天不可能再有參與者活在當下了，所以我雖然抱著北島式的“我不相信”，但我還是隻能一頭紮進文字的大海。關於一師風潮的文字，談不上浩如煙海，但要找到幾尾鮮活的魚，或者說可以讓標本鮮活起來的魚，那還是有很大難度的。生活是網，那麼曆史是網裏的魚和泥沙呢，還是已經從那網中漏掉的一切。從我個人的喜好來說，我更喜歡去尋找和打撈那些漏掉的一切，雖然這非常困難，或者說幾乎不可能。我試圖找到一些節點，我試圖以一種貌似客觀的姿度來再現這場九十年前的風潮，我知道這樣做很危險，頗有點鋌而走險的意味，但如果不是這樣，我便隻是複製和粘貼而已，最多，我是個談資的愛好者和舊聞的闡述者。
我不想成為這樣的寫作者，於是我便挑戰自己。挑戰自己便是挑戰程序和規則，這是我寫作此文的用意，也是寫作本書的用意。
實際上你隻要把心中的懷疑說出來，把一些似是而非的點列出來，也許隻有這樣，才能在一堆曆史文獻中稍稍理出一個脈胳，並且能夠跟當下有一種對應和對話的氛圍，否則還需要我來寫作一師風潮嗎？而且我在其他的篇目中已經寫到了浙江一師的這麼多的精英人物，他們多少都參與了一師風潮，有的是源頭，有的是結果，有的就是從一師風潮中成長起來的，所以當我寫作一師風潮的文字時，我也難免會有捉襟見肘之感，因此我得選擇一個切入點，這個切入點就是新聞史料，就是當事人在各個時間段的回憶文字，唯有如此，讓一個個人物先活動起來，由他們帶出事情的來龍去脈。
閑話少說，言歸正傳。
民國初年的浙江教育之一斑
今人談起當下的浙江教育，多是認為中小學尚可，因為幾十年來浙江的高考分數是頗高的。浙江的考生如果去了北京等地，那選擇的餘地就大了。
而一百年前，即在民國之初年，浙江的教育又是怎樣的一種格局呢？隻有了解這個背景，才可對浙江一師風潮的背景會有更立體全麵的了解，才可知道所謂新思潮新文化和新教育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新法。反過來，當我們知道全國教育的一個格局，那麼便可知浙江教育、浙江一師又處在一個什麼情況。
筆者手頭有《沈鈞儒民初教育軼文》數篇（《近代史資料》總108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其中一篇涉及義務教育的《浙江教育司長令（1912年10月），便可知當時的政府對義務教育的足夠重視。沈鈞儒就是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監督（校長1909）的任上，後來漸漸走上行政道路的。民國初年，沈鈞儒即任浙江教育司長，這是當時浙江教育的最高行政長官。1912年2月29日的《申報》就刊發了《浙都督委沈鈞儒為教育司》一文：“浙省自改革官製，分設四司，所有民政財政提法三司，均已先後任事，惟教育司夏曾佑君，迭次力辭，去誌堅決，蔣都督經組織伊始，需才孔亟會商參議院公決改舉沈鈞儒君為教育司，業於昨日頒發委任狀矣。”
沈鈞儒一走馬上任，就發出了“司長令”，全文如下——
照得國家之強弱，視教育發達與否為標準。東西各國規定，義務教育，凡學齡兒童已達就學之期，非有不得已事故不得廢學，否則罪其父母。此教育之所以溥及而國乃以強盛。方今民國初定，百待端待理，顧尤以普及教育為根本之要圖。而謀普及教育，須從調查學齡兒童入手，某地應添設學校幾所，某地應需經費若幹，種種設施，皆恃是以為準則。而以學齡兒童之人數比較就學差數之多少，尤足覘各地文化之遲速。其餘教育行政上，實為切要。為此，擬定表式，行令該知事，凡兒童滿六歲至滿十三歲為學齡，迅即轉飭所屬城、鎮、鄉各自治職，將各該區域內學齡兒童以務區、各村為單位，按照表列調查確數，分別記入，克日呈報，該縣知事彙核造冊，申送本司，事關學務要政，幸勿稍稽。切切。此令縣知事。
沈鈞儒
司長令後還附了表格。並特意說出了三項說明——
一、地別一項，由縣報司，以城及某鎮、某鄉為單位；由各鎮、鄉查報縣知事，以某村或數村合並為單位。
二、凡現在初小、高小肄業及已畢業初小而未入他校者，均作就學論。
三、凡有事故不入學（如貧窮及有廢疾者）及無事故不入學者，均作不就學論。
此一司長令，僅是對學齡兒童的調查要求，《沈鈞儒民初教育軼文》中，更多地涉及學校的校服該是哪種範式，派遣留學生該是什麼資格，還有關於學校用地、校舍建設的規矩，包括建築材料、校舍的朝向、形狀、大小、牆壁顏色、構造方法等，甚至細到“男生徒百人，大便所三，小便所四。女生徒百人，便所五”的規定，當然還包括了教室的采光法，光是桌椅的要求就有數千字，且列出詳表，身高多少的學生該用什麼型號的桌椅，其詳盡程度，筆者還是第一次見識。
這些民初的教育軼文，都是沈鈞儒任教育司長時形成的文字，大多是法規性的條文，其中最為詳盡的是小學教員的資格，以及各種規則，包括學生的請假製度、賞罰條例等等，這可見從晚清到民國，這一步卻是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大大一步，雖然一百年前的國力不能跟今日相比，但那時國家對教育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而且軼文中還包括不少統計數據，有民國元年浙江全省在校人數的統計，當時初等小學有1695所，在校人數59486名；兩等小學有394所，在校人數22065名；高等小學有123所，在校人數8286名；中等普通有17所，在校人數2560名；優級師範有1所，在校人數52名；初級師範有6所，在校人數565名……
特別要指出的是，我這裏所選列的，是民國元年“現存”的統計數字，這個數字比起“原有”的反而都要下降不少，那麼“原有”的肯定是晚清的學校及人數，而此等學校中還包括中等實業、初等實業、高等學校、法政專門、女子小學、女子中學，女子師範、講習所、半日學校、夜課學校等。在這裏筆者有一個嚴重的疑惑——莫非晚清時的學校及學生數都要高於民國元年的數字？這莫非就是百廢待興和任重道遠？
由這些統計數字，我們便可看出民國初年浙江教育現狀之一斑。沈鈞儒先生也做過浙江教育會的副會長，參加過同盟會，1905年即以進士的身份被清政府派去日本就讀於東京私立法政大學法政速成科政治部，後繼入補修科，於1908年4月畢業回國的。像很多當時的知識精英一樣，他們由清廷官派出國，本來多少是要來加固清庭的地基的，誰知後來卻是反對清廷的，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由浙江教育之一斑，便可看出全國的現狀，尤是江蘇、山東等經濟和教育比較發達的省區，跟浙江的情況頗為相似。
但是這裏我們可能會造成一種錯覺，以為民初之教育狀況真的是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錯了，百廢待興，舉步維艱，難就難在教育經費上。同樣是《申報》，也就是在同年的3月7日，又有一文《全浙教育之進行》中說“浙江教育司長沈鈞儒君，奉都督委任，屢辭未獲，惟經濟缺乏，籌措為難，而各屬舊有小學又紛紛請款，多至一百三十餘處……”
11月13日，沈鈞儒便辭去司長之職，由章士釗接任。
杭州的五四運動
有一點可以肯定，浙江一師風潮是緣起於五四之新潮的。
五四運動是一部北京出品的大片，聲光波及全中國。五四是一個事件，五四更是一場運動，新思想新文化的運動，它是由學界、知識界漸漸擴展到罷工罷市。而在深層次的領域內，它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其實這個口號在兩級師範學堂的木瓜之役中已經有所體現了，隻不過那時，這隻是一個局部的戰役。
浙江一師風潮是一部杭州出品的大片，影響同樣波及全中國。
先是北京大學，後是浙江一師，這個時間順序，就是一種曆史的順序，這是無可爭議的常識。
一師風潮是五四運動的一種延續和深入，我想這也應該是共識，然而一師風潮又是杭州的，是浙江的。
所以我們先說五四之於杭州的學潮。
如果再講得實在一點，杭州的學生是把在五四沒有做的事情放到十個月之後去做了，所以一師風潮，懷的還是五四的胎，而最後產下的卻是新思潮的新生兒。如果從更深廣的角度看，九十年後的我們，何嚐不是五四的產兒呢？隻不過從五四到今天，已經曆了四五代人，這個“產兒”早就已經麵目全非了。就杭州五四運動的具體事件而言，又似乎是有恥辱的，這有1919年10月27日的《時事新報》為證——
杭州的學生界，當那五四運動的時候，一些也沒有表示。聽著那頑固派的布置，提早放假，真是一回很可醜的事情！（摘自《五四時期的社團》）
事情真是如此嗎？
看經亨頤先生日記，好像並非如此，五四來的時候，學生和各界也是有所表示的，隻是動靜沒有京滬來得大，這也並不奇怪的。查經先生1919年5月12日的日記，便有關於學生遊行的記載——
晴。六時餘，先到校，學生尚未發，略授以保守秩序，切勿妄舉。即至教育廳，緘甫接踵，謂學生全體黎明已自後門逸出。電話因風雹，多不通。分別與軍警接洽，免致誤會。九時，全城中等以上學生三千餘人，自公眾運動運動場出發，先經教育會，氣甚壯，餘出助呼萬歲，直至下午三時始回原處，秩序甚好。即午，王賡三邀至西悅來便膳。四時，至教育廳，開臨時校長會議，亦敷衍形式而已，少座即返。
後麵的罷市，在杭州也是有些動靜的，這中間學生是起了大作用的。但是學生被提前放假，卻也是事實。浙江的事情，要不要由北京來管，這在當時似乎也是有爭議的事情，在政治上，浙江還鬧過一陣子的獨立，包括沈定一在內的議長們當時也是主張獨立的，這也包括了地方勢力及鄉紳士，但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浙江後來還是乖乖地聽了北京政府的話，這是沒辦法的。浙江要獨立，這隻是一廂情願。後來的一師風潮，也是要動用北京的力量來和平解決的。而過了幾年之後，浙江人又歡迎北閥軍來征討軍閥孫傳芳，這是後話了。
實際上，浙江的學潮，也並非從一師開始的，而一師的前身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時，就有“木瓜之役”，這當然主要是海歸派教師許壽裳和魯迅等的所為。查1919年和1920年的《申報》關於杭州的新聞事件中，學校教育是占著很大一塊的，這一是說明《申報》很重視教育新聞，二是在那幾年中，杭州的學校也的確是經常鬧學潮的，這在全國都是這樣，所以到了一師風潮，也算是一個高潮了。而在高潮之前，各種潮頭也一撥接著一撥很是熱鬧的。比如五四這撥潮頭，在五月份的《申報》上，便報道過三次。
第一次是1919年5月18日的《杭州快訊》——省城學生聯合會現又加入三稿，共十七稿，公舉之江大學四年級生曹貴性為會長，今日（十七）午後一時在省立第一中校開會討論提倡國貨方法，每校各舉代表四人到會集議，並由第一中校選派學生十餘人持函分赴各縣聯絡，全省學校一致通行定明日在新城站新市場兩處焚燒校中原有日貨，分絕對可燒（如玩具等）；可燒（如用物等類）；不可燒（如儀器等類）三種辦法。
有意思吧，焚燒日貨是一種很絕對的方法，但是又分為絕對可燒、可燒和不可燒之分。什麼東西不可燒呢？就是學校的儀器設備，這是拿來教學用的，這說明學生除了熱情之外還是很有理性的。
1919年5月27日的《罷課風潮之醞釀》實際上還是杭州學界理性的反應，因為其中很明確地說到“不主張罷課”，但是如果學生的要求不能滿足，那就對不起了——省教育會連日召集評議會，議決對於學生聯合會事，請各學校代表到會商酌，出席代表教育方麵有會長及張羽生、許緘甫、蔡寓仁、範傚文、張中虛、華挺生諸君，學生方麵有：甲商一中、廣濟、之江、蕙蘭、工業安定、宗文一師、醫藥、政法、英文夜校等十二校，對於省議會加費事件，表示反對。對於罷課事件，主張不罷課。盡力維持，一麵函請蔡孑民君早日北上請蔡穀清轉交。聞學生方麵已呈教育廳長代電北京要求三事：（一）山東問題不答應；（二）懲辦賣國賊曹、章、陸；（三）挽留傅總長並請蔡校長回校。如三日以內政府無滿意之答複，仍一律罷課。
看樣子後來事態的發展不利於學生一方，所以學生的反彈很是強勢，於是官方便也出台了《禁止學生集會》——
楊督軍、齊省長昨日調令警務處長，各校學生不論以何項名義及何項場所，概不準在校外自由集會，責成各校校長隨時認真約束查禁。即校內各種會應按照管理規程第五條切實通辦。平日各校有令學生於課餘組織校外演講者並即暫行停止，除分令教育廳，各道尹就中等以上各校合行令，即該處長轉令所屬一體通照。倘各校學生仍有在外集會或講演等事，即行嚴厲製止，如有違抗，並即依法逮懲。（1919年5月31日《申報》）。
引述這三則申報新聞，意在還原五四時期杭州學界的一些情況。因為事實情況並不像《時事新報》所說的那麼糟糕，也沒有像後來一些人回憶錄中那麼激昂。把《申報》和《經亨頤日記》對照起來看，就會看出個究竟來的。
而1919年6月份的《申報》更是隔三岔五地報道杭州的事情——
6月6日的《杭州快訊》——省垣中校以上學生聯合會因奉官廳明令解散，現每校各選代表二人赴上海梵王渡聖約翰大學重行組織，與滬地各校聯合一致行動。（《申報》）。
6月10日的《記杭州罷市詳情》——連日有自稱浙江商界一分子暨自稱議員，公啟傳單信函或交郵分別致送，其中詞句或嘲或諷，可歌可泣，以致激動全體。（九號）上午五時許，城站首先發起雙扉緊閉，近處一帶如福緣路、關王路、羊市街、金剛寺巷、二三橋一帶罷市，未幾，清河坊城隍牌樓、菜市橋等處亦相繼響應，門首俱貼有良心愛國，切勿暴動等條。恍似陰曆元旦景象，並聞江幹、湖墅亦接應，警廳得報飛派人員分投勸阻無效，立即轉呈軍民兩長，入午即由督署召集軍警長官開緊急會議，商定維持秩序辦法，加派軍警巡邏彈壓地麵，杭總商會亦定下午開緊急會議，並有急電致北京，雲大總統、國務院、農商部等鈞鑒。（《申報》）。
6月11日的《杭州快訊》——
今日（十一）為杭州罷市之第三日，百業停頓如故，惟秩序尚安，多數主張靜待曹陸章免職令下即行開市，錢業自昨日起各路收價俱停，銀行鈔票今日仍照常兌現。（《申報》）。
6月16日的《杭州快訊》——杭州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昨發第三次宣言。大致以京津間學生已釋，曹、章、陸三賊已除，聊堪自慰。自今以後且以一心一口，終其身手奔走呼號之中，無論有效無效，總不敢略懷私意，不願有始無終，並感謝工商界輔助。（《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