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換一種說法，風潮之前，反倒是經校長營造的那種氛圍，包括當時整個社會的氛圍，這才能產生《浙江新潮》以及施存統們，但是革命到最後，必然是會革到自己的頭上的，這可能是學潮以及其他運動不可控的一個方麵，包括此後沈定一在蕭山衙前發動的農民運動等，最後也會革到自己的頭上的，這是後話了。
也正如一部電影除了正麵人物，還得有幾個反麵人物，這樣的說法雖有失妥當，但一個巴掌拍不響，戲劇的衝突得有兩方以上的力量才行啊，所以就算是這兩個月當中，夏敬觀是一定要登場的，否則就沒有對手戲了。
夏敬觀其人
說起夏敬觀，人們腦子裏就會出現一個老冬烘的形象，冥頑不化，不可救藥，完全是站在新思想的對立麵。但如果夏敬觀不做官，僅僅是個文人，那麼好，比他更頑冥而又確實有才的辜鴻銘先生卻在北大有一席之地。問題是夏敬觀做了浙江省的教育廳長，是民國的一個廳級幹部，那個時候的廳不像現在這樣多，而且那時基本沒有副職，所以夏廳長之“有才”是不容置疑的。
同樣的，夏敬觀的人品和詩品以及畫品大約都是沒有問題的，以至於後人說起夏廳長便是一副惋惜的樣子，說他要是不做官，做一個純粹的文人，寫寫詞，揮揮毫，那多好啊！這話也雖有嘲諷之意，但確也透出那麼一種意思，即文人做官難免書生氣十足，或者說他本是一個滿腹經綸之舊文人，卻要在一個大時代的新舊交替時出來做事，這便是他的劫數。殊不知中國封建社會裏從來都是文人從政的，那個時候的文人，一是文，一是史，不搞數理化也沒有外語，所謂滿腹經綸無非就是為文之道和為官之道。
從夏敬觀晚年的“自述年曆”看，夏先生先後正式娶妻三任（前兩任相繼離世），生子女十四個，其中五個孩子在夏先生中年以前都夭折了。可見那個年代健康醫學的水平，不過幸虧夏先生子嗣眾多儲備充足，這也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特點。現在的“隻生一個好”，意味著這一個好是非好不可的，而且又不能輸在起跑線上——這些教育的問題便不是夏敬觀那個年代所遇到的了。
既然不是人品問題（絕大多數的對立麵都不是），而且如果我們相信他所說的，他跟經亨頤先生也沒有個人恩怨可言的話，那麼讓他站在曆史對立麵的惟一原因，就是他的思想和主義，然而正如我們要感謝那個要跟施存統PK的淩獨見一樣，因為如果沒有對立麵，便也就沒有後麵的一切，而且我們還要知道一條官場規矩，畢竟經校長也是由夏廳長任命的。
前麵所述，因《浙江新潮》而引發的一師風潮已經一觸即發，夏廳長準備給經校長來個平級調動，讓經校長從風口浪尖上撤下來，於是在1920年2月9日，夏廳長給經校長寫了一信，如下——
本日備具公文，奉浼台端為視學，尚希屈就！夙仰熱忱教育，望重資深，未敢以道屬一隅之視察，煩勞賢者，即請駐廳襄助一切，兼便隨時顧問……
注意到了沒有，口氣是極為委惋的，完全不是公對公的那一種，這說明兩種情況，一是夏廳長充分照顧到了經校長的臉麵的，“尚希屈就”就是一說；二是至少那個時候官場的書信往來還是文質彬彬的，不像今天身在曹營中的人頗似瀟灑地說，我們的命運就全在一張A4紙上。
第二天，即2月10日，夏廳長又寫一信——昨日晤穀卿兄，曾托代達一切，諒蒙見諒！此後承教之日正長，尚希屈就，俾得朝夕相處！公文仍請俯納，為勿固辭為幸！
穀卿兄者，蔡穀卿（也寫作蔡穀清，即蔡元康，蔡元培的弟弟（有說是堂弟的），時任中國銀行浙江分行行長（有說是杭州分行），屬於社會名流，後來也是一師風潮的主要調停人之一。夏廳長可能認為，免掉經校長的職務，讓他到省廳做一個視學，實在也是一件很難下手的事情，所以需要找一個共同的朋友，這個人便蔡穀卿，為難的事情先讓蔡行長去做。但令夏廳長沒有想到的是，經校長倒是爽快的答應交出校印，但是卻不願意到省廳做視學。
何謂視學，這是跟民國時期的教育機構設置是有關係的，視學、督學以及後來所稱的督導，皆是教育行政機構中的官員，是教育廳長下麵的一個處級幹部。另外有一點也值得注意，當時好像沒有副廳長副校長之說的，不像現在。副的至少有半打。
經先生不願當省視學，這是我們完全可以預想得到的，或許這也正中了夏廳長的下懷。官場之間就是這樣，你這一回低頭了，那麼很可能一輩子都不得翻身了。依經亨頤的脾氣，他怎麼可能放棄自己苦心經營的陣地而去賦一閑職呢？雖然現在很難說省視學就是一個閑職，但對於一個有理想有理論有行動的實幹家而言，離開浙江一師，他就不會再呆在杭州了，經先生後來創辦春暉中學的事情就證明了這一點。
接著再看一封夏敬觀答教職員的信，如下——
徑複者：接展台函，祗悉一一。經君望重資深，另有藉重。王君品端學粹，知必有以整綱飭紀，而慰士林之期望也！除延晤貴代表，而馨一切外，相應函複，即希亮之！
此處所說的王君，即一師的教務長王錫鏞（王賡三）。
我們再來看經先生給夏敬觀的複信就很有意思。也是兩封，第一封——
頃奉令調任視學，未敢拜命！校事遵即交卸，另文呈報。
第二封——
再奉大示，深感盛情，不才如弟，試驗未成，無以備顧問，幸乞假我修養。公文仍奉還，明晨渡江，恕不走辭！
整個語氣軟中帶硬，完全沒有商量餘地，我離開杭州總可以了吧，明晨渡江回老家，這似乎已經是很絕決的事情了。
注意，那個時候夏敬觀之上任教育廳長，實際上位子也還沒有完全捂熱，前任廳長伍仲文，在經亨頤日記中屢次出現，想必私交也是不錯，而經亨頤和夏敬觀，大約隻屬於工作關係，所以語氣中間也是帶棒夾棍的。
而更令夏敬觀意想不到的是來自教師中的反彈，先是王錫鏞（王賡三）不願意接任校長一職，因為夏敬觀一開始的計劃就是從一師當中選出新校長來，這樣就熟門熟路的，有利於安定團結，那麼王賡三便是不二人選，也是夏廳長認為可以信任且也一定會得到教職員工信任的。誰知道王賡三竟然不買這個賬，這是夏廳長所沒有想到的。
不少民國教育史料中，我看都有某某罷任某職的記載，看樣子民國搞教育的人，不全把當官看在眼裏的，或者說當官也要當得有策略和忌諱的，王賡三是教務長，按以前的慣例，一般都由教務長接任校長的，經先生自己也是這樣走過來的，王賡三雖然不在四大金剛之列，但從經先生的日記看，也是跟校長走得比較近的親信之一，於公於私都是交往頗多的。王賡三的態度是一開始就不接這個活，後來事態基本平息之後，上海的《民國日報》（19204月3日）和《時事新報》（3月29日）還分別刊登了王賡三給齊省長和夏廳長的信，以表自己的態度。對省長的信是說自己是再三堅辭的，不是某些媒體說的先接任後堅辭的，那等於是自己有了汙點一樣。給夏廳長的信是指學校如何辦易交的問題，因為王賡三曾受經校長之托辦移交手續的，他本來是要移交給金布的。金布本來也是不想來的，但後來怎麼想了想還是來浙江一師上任了，這也就成了金布的“汙點”。
如果從一個聽話的職業行政官員來說，金布到一師來，本來隻是履行職責、服從命令而已，本來在省廳做公務員也是蠻好的，沒想到來了之後卻遭到學生的反對，認為他是個偽校長，甚至都不讓他進學校，包括金布請來的老師，也被擋在學校門外。因為後來學生自治會開始放哨站崗，開始接管學校事務了——這麼一來，在夏廳長等官員看來，一師的事態就完全失控了，因為從統治和管理者的角度來看，我派去的校長竟然進不了學校，這等於說我派去的司令進不了軍營，這還了得嗎？
於是便有警察的出場。警察是什麼？警察是國家工具。發展到後麵，那幹脆就推遲開學，乃至想要解散此校。因為學生的條件隻有一個，那就是經校長必須留在此校，現在經校長已走，新校長的任命已經下了兩道了。夏廳長是不可能收回任命的，否則不就是兒戲了嗎？夏廳長代表了誰，代表了官員階層嘛。那個時候雖然沒有電視和互聯網，但報紙已經蠻發達了，所以各種信息也還是在流傳的，並且真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個時候的西湖，馬上要卷起錢塘大潮了，這便是一師風潮，是真正的浙江新潮。
風潮中的人和事
前麵已提到省議員加薪案，議員遭毆辱，那麼他們怎麼報仇呢？打架是打不過學生的，那麼隻能打小報告，這是他們的特長，不，應該是打大報告了，以朱文為首的51位議員就聯名向省長大人奏上了一本——該校長盤踞造就師資之師範學校，倡最荒謬、最狂妄之學說，貽害青年，莫此為甚。貴省長為全省行政長官，對於該校如此喪心病狂之舉動，何不立予撤查，依法處置！議員等懷疑甚殊。（原載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友會十日刊》第8號，1919年12月20日）
接著省議員餘炳光和陳衛再奏上一本，其用語也大同小異——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兼省教育會會長經亨頤，在校刊行《浙江新潮》，提倡非孝、廢孔、公妻、共產諸邪說，經本會朱議員等提出質問，省長答複業飭教育廳查辦在案。但事關煽惑，違法已極，乃經亨頤盤踞該校怙惡不悛，雖經官廳令行停刊，而第三號通告乃主張進行移地出版，查該邪說原屬過激主義，其初發見於俄，既經擾亂不堪，前車可鑒，奚可效尤。現在英、法、美諸國防範非常嚴密，恐此風一開，則中國數千年來社會之秩序盡掃蕩於斯人之手，其害實較洪水猛獸為尤烈。議員等為四百兆人民福利計，謹依法提出查辦。（原載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友會十日刊》第8號，1919年12月20日）
這些內容如果用電影鏡頭來表現，那一定是幾個反對派的慷慨陳詞，沒辦法，明顯的是道不同不相為謀，而且觀念相距甚遠。除了帶點報複心態之外，最根本的還是新舊之爭。雖然我們也承認，新不是樣樣都好，舊也未必都是不好，但是世界和中國的趨勢及潮流，經校長們是看得很清楚的。不過議員們所說的有意思的一句是“為四百兆人民福利計”，一兆是多少呢，是百萬吧，這說明中國當時就有四億人口了。
這個時候省教育廳利用放寒假的機會來了一個釜底抽薪，然後推遲開學時間，到了後麵甚至給學生發放回家的路費了，這一切跡象表明，這個學校暫時是保不住了。學生要留住經校長，省廳要重組學校，要把經校長和四大金剛逐出學校。經校長是不逐自走，四大金剛眼看校長走人了，當然也不願跟任何人合作，新來的校長金布進不了學校，更不容說金校長新聘的教師了，因為整個一師已經被學生自治會所控製了。
關於學生自治會，完全不是日後我們在電影中所看到的諸如工人糾察隊一類的，不是的。學生自治是浙江一師最為特色的改革內容之一，即是新潮之一新吧。平時他們也就管管食堂夥食，搞搞一些實驗的活動，包括法庭裁決等，而到了那麼一個非常時期，他們就等於是給學校平添了不少的保安，他們把學校給接管了起來。所以金布校長和他所聘的老師進不了一師的門。
所以警察來了。
至於說學生阻止新校長和新教師進校，這期間言語是否有失粗暴，是否還有身體動作，這一切是語焉不詳了，從學生們後來編的文字來看並無這些記錄，而從對立麵提供的資料來看，學生是有此種過激言行的。我在想，即使有過激行這也一點不奇怪，一方麵學生自治會並非群龍無首，另一方麵偶有過激其實也就學生們的特點之一，要知道他們連食堂膳食都能管理得井井有條，站崗放哨那更是小菜一碟了。
1920年3月26日的《民國日報》刊登了《省教育廳關於浙一師的休業布告》，其中就涉及到了學生們的言行——
為布告事，案奉省長公署第2591號指，本廳呈第一師校校長率領教職員前往訓誡，該校學生仍圍聚辱罵由，內開該校新任校長暨職教員等，遵令分別進校訓誡，該學生等竟敢圍聚辱罵，實屬荒謬，應準即照前令，暫行休業，聽候另定辦法，此令等因。奉此，查此案前奉省長令，飭業令據該校長呈複特報在案，奉令等因，應即暫行休業，該生等即日一律離校，仰屬遵照，特此布告。
事情到此，已經不可收拾了，官府要對學校實行清場了。
學生對新任校長和教師有過激言行，不讓他們進校，從今天的角度看當然也是說不過去的事情。新校長這一邊是覺得權威受到了挑戰，一師學生方麵呢也是覺得權利和人格受到了汙辱，於是衝突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在這裏我覺得有必要為省教育廳說幾句話的，不是去判斷是非，而是要看看教育廳一開始是怎麼出牌的，同時也看看夏廳長的理論，《民國日報》1920年3月16日刊登了《浙教育廳長勸告學生文》，僅看開頭一段也還是蠻有意思的——
學校教育，學業為重，各學子在修學期間，自應以冷靜之頭腦，為徹底之研究。若舍學業，而終日與聞政事，則政局變化，日出不已，永無根本解決之一日，即學子永無潛心修學之時期。國家設學，與諸生入學之初意，果如是乎？當歐戰之際，歐洲諸國各種事業均形停滯，而獨於教育事業仍繼續進行，各學生仍照常修學者，誠以教育為百年之大計，學術為文化之根本，不得已一時政治之變遷，或國際上之關係，而遂可置之不問也。
自去年五月以來，莘莘學子犧牲寶貴之光陰，以從事於各種運動者，半年餘矣，在諸生以為當今之時，國家危如累卵，欲學成而始行與聞國事，鞏時不我待，故即欲急起直追，實行救國，諸生之熱忱，誠足多矣。
……
此信是一長信，難得的苦口婆心，而且以歐戰中各國教育事業仍繼續進行為例，奉勸學生埋頭學業，沒有道理嗎，至少代表了一大部分家長的觀點吧。特別是此信的結尾部分，可謂誠心可鑒了，如果我們能換個角度看問題的話——
又有一事，不得不為諸生告者，官廳方麵，職在守法，現行規製間有未盡完善之處，本廳長惟有抒其所見，向政府建白，規製未改以前，不得先自變動，至現時一味盲從，與專事模仿者，遺誤匪淺，不得不出於幹涉，要亦為大多數學生謀幸福起見，教育當局如樹物然，培植灌溉，芟夷莠根，本廳長之責也。
由此信看夏敬觀，第一他是主張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第二他是守法維持現行製度的，第三他和以他為代表的一大批官員，總覺得經校長的諸種做法，不過是拾人牙慧的專事模仿也，所以從感情和學理上來說，他對一師學生的種種行為可能都是不屑一顧的，但是學生，自然是不領這個情的，因為一時一地，一氣一勢也，一師的學生隻認經校長和四大金剛們，不認夏廳長和金校長們。另外你說他們模仿，他們可能也不以為然的，他們覺得是在原創。至於說學生在那個階段的學業如何，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了，不過後來照曹聚仁的說法，他們的心是野掉了的，以他這樣的成績，後來去武漢南京等地參加考試，均未被錄取，這可能也是例證之一。
夏敬觀的話無人要聽，接著便是齊省長的訓令下來了，他給教育廳的指今是這樣的——
該新校長暨教員等遵令分別進校訓誡，該學生等竟敢圍聚辱罵，實屬荒謬，應準即照前令，暫行休業，聽候另定辦法飭遵。此令。
更厲害的一招是他省長同時還給財政廳和警察廳下了指令，對財政廳是要求“所有該校經費，應暫扣發。”，這等於是釜底抽薪，是對拆遷戶的斷水斷電了。省長對警察廳的訓令是“學校重要，亟應保管，合行令仰該廳，立即會同杭縣知事，遴派員警，前往該第一師範學校暫行保管具複。”
這個對警察廳的訓令講得很清楚，警察是去保管學校物品的，以免在混亂時期有所不測，但事實情況又並非如此。官府休學令一下，學生就是不肯走，學生是來上學的，且照徐白民的回憶文章說，他們都交了膳食費了，而且是交給學生自治會的膳食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