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鄉會作出決定之後，經亨頤向學校休學一年，並且還帶了兩個日本老師回國，時為1908年一月。
僅憑此舉，可見晚清末年一是人才難得，二是相當的開放，同時也說明當時的海歸也非常吃香啊！所謂相當的開放，那也有點病急亂投醫或者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味道。因為本土的鄉紳們是辦不好新型的學校的，那隻能請海歸來。於是便有了經亨頤的登台亮相。
要注意，經亨頤在日本是學理科的，具體專業是物理和數學，此前也學過化學，不過他感興趣的卻是倫理，後來在校授的課也是修身方麵的，在今天大概可算是“政治”課吧。這個理科生，後來詩書印畫俱佳，學問之全簡直不可思議。
一個在日本沒有畢業的學生，一眨眼成了師範學校的教務長，是僅次於校長的角色，這個變化讓一同前來的一個日本老師很受不了。這個老師叫中桐確太郎，經亨頤還是他的學生，可是現在一到杭州，這個學生的地位竟然在他上麵了，所以他是有點看不懂的。不過當兩年後經亨頤從日本再次回來時這個日籍老師還在，說明他也還是以飯碗為重的。
而在經亨頤回日本繼續學業時，就是許壽裳接了教務長的職務，因為許壽裳發動了木瓜之役後又憤而走人，這期間的兩年時間裏，走馬燈似的換了6個教務長，大概把能找到的能人都找來過了，這無疑也為經亨頤的再續前緣鋪下了道路。在許壽裳當教務長的時候，海歸的周樹人（魯迅）因為沒有正式文憑，一開始隻能做日籍教師的助手，但這已經是魯迅回國後的第一桶金。當時在兩級師範學堂，海歸的老師占整個教師的三分之一以上，且還有外籍教師。
就這樣，經亨頤因為在日本參加了一次同鄉會，便被同鄉會派回杭州當教務長，這在今天看來是有點匪夷所思的。也就這樣，經亨頤和杭州貢院前的這一所學校開始了一種生命中的緣份，這也就是他後來在《六十自述》中寫的“杭州初執鐸，明遠定前緣”。這所初執鐸的學校，無論它叫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還是叫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或是後來更名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經亨頤從1908年開始為其服務，直到1920年辭職離開。
1912年，即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那真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啊，革命結束了，這些都參加了民國革命的精英分子都認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在這一年，經亨頤順理成章地正式做了校長。第二年學校就改名為浙江一師了。說實在的，在發生一師風潮之前，官府對經亨頤還是滿意的，至少是默認他的吧，因為那個時候他不僅是浙一師的校長，還是省教育會的會長，且長期連任，後來又兼任浙江省青年團的團長，可以說數付擔子一肩挑。完全可以這麼說，經亨頤就是二十世紀十年代浙江教育界的第一塊牌子，因為當時浙江還沒有官辦的綜合性大學（有教會辦的之江大學），那麼論辦學規模和影響，浙江一師自然是名列第一的。這也從另一側麵證明了一個道理——外來和尚好念經。海歸的經亨頤之所以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知道世界教育的潮流是什麼。
在浙江一師的元老中，大概隻有他的鄉黨夏丏尊的資格是跟他一樣老的，因此到了1920年，經先生的這壇佳釀至少已經釀了13年，隻不過在1920年因為一個“非孝”事件而讓酒壇子突然被打開，一時酒香四溢，眾人評說不已。
今天當我們回首一師風潮前後的曆史，探究經亨頤釀的到底是什麼酒時，我覺得有兩個要點是必須抓住的，第一，經亨頤是一個注重人格教育的教育家；第二，經亨頤信奉與時俱進的理念，再加上他的人格魅力和管理運作能力，使得浙江一師以及後來的春暉中學成為了中國新文化新教育運動的重要基地。
當然，一個成功的教育家，還得是一個交際活動家，有一段時間裏，經先生也活躍於政壇，後來有人在白馬湖時期對他頗有微詞，就是因為他太熱衷於政治了，或者說政務占據了校務，使得著名的春暉中學也麵臨了危機。這是後話了。
二.坐而言易，起而行難
在浙言浙。吾浙之風土，吾浙之人才，吾浙之物力，均不亞於他省；而名山勝水，徒供遊覽，文士名流，迭聞他適，物產不謂不豐，財政恒虞支絀。軍事費用占大半，司法擴充，猶不遺餘力。是謂“不教而誅”之政策。嗚呼，吾浙之教育！嗚呼，吾浙之前途！
吾觀今日浙江之教育，而悲將來之浙江。教育者，根本之事業，基於今日而期於將來者也。早為之圖，猶慮不及，因循以往，複何收效之足雲。事業之興，有二要素，曰人與經費。有人而後有經費者，社會事業也。有經費而後有人者，公家事業也。教育固社會之事業，亦公家之事業，二者不可偏廢。而今日浙江教育之教育，此二要素，可謂俱無矣。
……
這是經亨頤在《全浙教育私議》文章中的開頭兩段，也是收入在《經亨頤教育論著選》的第一篇。這是寫於1913年的文章，是洋洋灑灑的萬言書，此文高屋建瓴地從浙江學校教育的布局，小學中學大學以及社會教育和博物館圖書館等現狀等方方麵麵，論及種種弊病，最後經先生說道——坐而言易，起而行難。有其事無其人，有其人無其經費，有其經費無精神，亦徒呼負負也。然天下事未可概作消極觀。始創之事，必多未良。惟其未良，可以改良。必欲一舉而臻美備，則成立無日，進步無望矣！吾浙不乏熱心教育之君了，倘天下懷相洽者，盍讓我以坐而言之易，而匡我以起而行之難。馨香頂禮，全浙幸甚！（原載《教育周報》第3期、第5期）
從此文看，經先生一方麵是全局在胸，一方麵也是文人憂政，但經先生並不天真，文中屢屢提到“經費”二字，事、人、經費和精神，恰好都體現在經先生的身上了。經先生顯然是一個要起而行的人，而且明知行路難，卻偏要走到底的那麼一個人。從這篇文章看，經先生的眼睛裏，不隻是一個浙江一師，而是有著全省教育的生態地貌，這跟他擔任浙江省教育會會長的身份是吻合的。
1913年還有一篇文章，就是一則兩百來字的短文，題目叫《餘之遠足會觀》，說的是學校要搞春遊遠足，這是經先生讚成的，但是他說遠足隊伍“整隊而行，鼓號之聲洋洋盈耳，耀武揚威，猶如出戰，且謂軍國民教育原當如此。”這麼小一個事情，經先生也不放過，想想今日之中國，各種團體操層出不窮。經先生提出了“須有秩序，不必拘以步伐”的觀點，我以為這就是經亨頤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的一個點。
這一長一短的兩篇文章皆是刊於《教育周報》，這是當時經先生發表思想觀點的一個很重要的陣地，這也是省教育會辦的一份周報，沈仲九曾擔任該報的編輯。
經亨頤教育思想的核心，還是他所提倡的“與時俱進”精神，這在近一百年前（1913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這大概是可以看作貫穿在經亨頤教育思想和實踐中的最主要的一條精神脈胳。後來我們知道，在五四時期，全國中學（師範）類最有名的就是兩所學校，一是浙江一師，第二就是湖南長沙師範（毛澤東的母校），後來因一師風潮辭職之後，經亨頤去家鄉上虞辦春暉中學，不久就有北南開、南春暉之美譽。當然如果從成敗論英雄的“黨史”式的寫法上來說，浙一師也許遠比不上毛澤東的母校長沙師範，但如果從新文化新思潮的角度來看，浙一師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源頭。這個源頭的思想基礎，便是與時俱進，
我們現在說與時俱進，還以為是一個挺政治和新潮的詞語，其實這個詞最早出現在蔡元培的《中國倫理學史》中，而經亨頤給予了發揮和發展，使其成為辦學的總方針，特別是體現在他關於對師生進行人格教育的內容上麵，包括校訓的“勤慎誠恕”四字，也都是人格教育思想的體現。而經亨頤在他的《杭州回憶》中說過他提倡與時俱進的“最簡單的理由”是——
最簡單的說個理由，兩句話就可以明白：
一.道德不是千古不變的。
二.道德判斷沒有客觀的標準。
這兩句話的偉大，可以把一切偽道德，模型的道德、桎梏的道德推翻無遺。道德是有機的，是隨時代演進的，決不是未有人類以前，哪一個上帝預先製定的，又不許既有人類以後哪一個聖人任意假造的……
這可以看作是經亨頤教育思想的出發點，要知道那個時候新舊社會更替，其劇變的激烈程度不亞於今天的改革攻堅，也不隻是我們想像中的男人剪掉一條辮子那麼簡單，我想這跟尼采說的上帝死了是一樣的震憾。舊製度在土崩瓦解，但新的秩序卻沒有能建立起來。同時舊的觀念也還在人們的腦子裏根深蒂固。比如1909年的“木瓜之役”的導火索僅僅是因祭孔而起的，新派老師覺得沒必要再祭孔了，而夏震武們則認為孔夫子就是祖宗啊，哪有不祭之道理呢？於是衝突就一發不可收拾了。據經亨頤在《杭州回憶》中寫道，他來上任時也是穿著西裝跪在孔子像前的，日本教師也跟他一樣跪拜，隻不過日本教師在偷偷地笑。這個細節一方麵說明傳統勢力還很強大，另一方麵也說明經先生一開始也是要入鄉隨俗的，他隻是慢慢地在積蓄自己的能量，直到1919年，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勃興，他的改革才得以開始大刀闊斧。因為實踐也證明了，破是容易的，立是困難的，而在這破和立的搏弈中，最為稱道的就是經校長的四項改革措施。
三.四項改革措施
經亨頤的第一條改革措施就是教員專任製。
看有關民國的回憶文章我們便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些稍有名氣的老師，像李叔同這種是不用說了，就是中學老師也有在好幾個學校兼課的，經亨頤認為此種現象，教師隻是對課目負責，而不是對學校負責，更談不上對學校的忠誠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經先生反思說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學校對教師的聘任，都是一年一聘或一學期一聘的，老師有朝不保夕之感，於是便狡兔三窟，這既可多賺錢，也可東方不亮西方亮。其實經先生早就看到此種弊端了，一直想改，但一直改不了，為什麼，因為這涉及每個老師的切身利益，這就需要我們大致了解當時教師的年收入是多少了。從經先生為春暉中學製訂的計劃書可以看出，專職教員的年工資是700元，書記是300元，校醫是480元，附小教師是240元到300元不等，後勤員員工為180元，而門房等隻有84元，以這個標準來參照浙一師當時教師的工資水平，大約應該是相當的。這裏需要補充的是，“計劃”中春暉中學校長的年薪是1200元，教務長是1000元。
而另一個數據是，據曹聚仁的回憶，他當時讀師範時的膳食費已經不能享受全免，而隻能是半免，那麼半免之後還得交多少呢，是18元，這18元就相當於他們家十畝田的收入，或者得賣掉30擔新穀才能換來的，而當時的物價是，以1918年為例，上海一市石（120斤）粳米的價格是6.62元。由此可見當時的教師的工資還是頗高的，而那種到處兼課的，每月大約也就30元左右吧。而如果每個學校三十元，那在兩個學校兼課任教，則底線即可保證每月有60元的收入。魯迅當年在北京也是到處兼課，徐誌摩婚後也打了好幾份工，都是為了謀生計。
從經亨頤日記來看，他對施行教師專任製方麵投入的精力是頗多的，而施行時卻困難重重。早在1917年2月10日的日記中，經先生就寫道——下午三時，至教育會開校長會議，餘有教員專任之提議。
同年3月1日到3月10日的日記中，經亨頤四次講到專任製。
3月1日——擬專任教員試行法，先從理想約定為規則，然後與現聘教員事實相合，能否可免窒礙尚不可知。
3月3日——下午一時，至教育會開臨時校長會議，餘擬就專任教員試行法草案，與各校實際尚無大差，各校長希將草案印刷分送，與現在情形妥為湊合，須於星期三再開會方可決定，餘將草案送報館，使省垣外各校參考，以期易於統一。
3月7日——三時，至吉羊巷教育會，開校長會議，專任教員問題仍由各自呈複。
3月10日——作函寄馮季銘（省長助理，作者注），為專任教員問題。渠（即他）主張月俸厚於後而薄於先，餘以為有流弊。偶有所見，不敢隱，亦我盡我心而已。
注意這是1917年，我們現在看到的《經亨頤日記》（浙江古籍出版社）是1917年到1919年期間的，但又不齊，1917年3月之後就“軼失”了，一直要到1918年的2月14日才又接上，但1918這一年一直到年底，日記中未見提及專任製，是不好提還是不屑提了呢？直到1919年1月29日，才又見日記中提及——賡三來（即王賡三，時為教務長，筆者注），為接洽八年度預算事，準照專任編製，實行與否，責不在我也。
推行教師專任製，須對教師發專職聘書，且規定每周一開教師例會以定奪學校大事。經校長認為這個教員專任製，是對教師限製和信任的互為因果，表麵上看是限製了教師兼課的自由，但從更大的程度上來說是信任了教師，也是真正把教師當人看的一種做法，因為這是讓教師吃下了定下丸。這裏沒有數據支持，說專職前後的薪水情況的對比，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一定是提高了收入比例的，但至於說提高了多少，有沒有提高到教師可以不去賺外快了，這還是不得而知的。因為越是優秀的教師，在外麵兼課就越容易，而我看經先生的日記，在1919年他自己還是在“法政學校”兼課的，每周一次，校長尚且如此，教師哪有不找外食的呢，但是教師專任製的確是對當時學校用人製度的一種改革。
既然是改革，就必定是艱難的。據1919年3月24日日記所記——談本省教育經費，八年度共百十四萬，較去年增加十萬，而專任製猶未能實行，為之悵然。
這告訴我們兩點，第一專任製是需要財政撥款才能實施的，第二直到1919年的3月26日，專任製也還沒有完全實行。兩天之後的日記中，經先生又寫道——又至教育廳，為商專任製事，因聞預算之關係，又將作罷。省垣各校不假此名義，永無整頓之希望，請其積極進行。
從以上的日記可以看出，經校長對教員專任製也有無奈有歎息，但還是堅持不懈。經校長是將此當作一樁事業來做的，從中也可以看出他的“騰頭脾氣”，即我們說的那種浙東紹興人的倔脾氣。
1919年7月6日，經校長又寫道——三時，丏尊、賡三來，接洽業務，大致已定試行專任製，添聘國文教員、理化教員，而夏、王則為校內中堅，少任教課。
7月7日——上午，為校事訪敬廬、元茲、仲九，試行專任製有所商榷。午後，又邀丏尊、賡三來、聽泉來談。
7月10日——在寓無事，擬專任職員規則數條。
9月14日——自一時至三時，開專任職員會。
9月25日——即晚，集本校專任職員在寓便膳，接洽校務，說話甚多。
這一些都算是好消息了，教師專任製總算成功了。那麼從以上日記看，經校長為了專任製可謂想盡了辦法，對上要去跑經費，說白了就是要增加教育預算經費；而對省內同類學校呢，又是希望能夠參照執行，以免得標準不統一，而招致多數人的反對；而對校內老師呢，又是談話，又是請吃家宴，特別是對骨幹老師，可謂是密謀再三，交心交底啊。
經亨頤在浙江一師的第二條改革措施就是學生自治，並頒布了諸多自治大綱，這也正是後來鬧出學生風潮的淵藪，同時又是風潮能得以和平解決，沒有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的一個重要保證。那時經校長的意思是說，讓學生自治並不是指學生已經有能力了，而是要培養這種自治的能力，且教師必須擔負更多的指導的責任，這是從人格教育、國民教育為出發點的——所以這是非常有超前的一點，看今日的學校教育，恐怕遠遠沒有達到。經校長還專門作了學生自治歌教大家在學生自治大會上來唱，時為1919年的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