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9章 兩層半樓上的豐子愷(1 / 3)

2009年元月2日上午陽光燦爛,位於杭州平湖秋月的浙江西湖美術館正舉辦豐子愷漫畫展,展名叫《人散後,一鉤新月天如水》。我是碰巧騎車路過,便進去一看。好多漫畫雖然平時看過,但看到館內老老少少的觀畫者,我的心也漸漸地沉靜了下來。怎麼說呢,這麼多年來我對豐老的看法一直沒有什麼變,我以為他就是一個藝術家中的藝術家,正如人們稱博爾赫斯為作家中的作家。這樣的名稱一般都會有高處不勝寒之感,可是豐老的漫畫,我看著看著不是全笑出來的那種感覺,而是有一種生活的意趣,原來漫畫也可以這樣不呲牙裂嘴的呀,原來漫畫可以跟古詩的意境,跟兒童的生活,跟我們的現實社會如此貼近啊。還有一點更為重要,不管時局如何變化,豐老的文和畫一直保持一個相當高的水準,尤其是1949年之後,他的隨筆仍有一鉤新月天如水的境界。或句話說,他做到了一個中國文人能做到的最高境界。至少,他是畫家中最好的文人,是文人中最好的畫家了。

不過我在畫展中也看到這樣一幕,一老教授模樣的人指著畫對一女生模樣的說,這畫中的一鉤新月實際上叫殘月,你知道什麼叫新月嗎?

我為什麼要複述這個細節且耿耿於懷,我隻是在想,我們很多的人實際上僅僅停留在知曉什麼叫新月和殘月的層麵上,包括我們的教授們,而根本無法去領悟一鉤新月天如水帶給我們的那樣一種意境,這種意境隻可意會不可言傳,言傳了反而會覺得很是無趣。

而畫展中特意有一輯就叫“三層樓”,這是很有意思的。豐先生之上樓那是從進入浙江一師開始的。

一,一師生活

豐子愷小學畢業的那一年是1914年,這一年他已經17歲了,當時他名叫豐仁,且是以縣立小學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的。這個時候她的母親作出了一個決定,讓他去省城杭州報考中等學校。

為了能考上杭州的學校,豐子愷同時報考了三所不同性質的學校。一所是商業學校,一所是第一中學,還有一所就是師範學校,豐子愷的想法是,不管什麼學校,先考上再說,先呆在省城再說,要知道這才是民國三年啊,一個鎮上的小學畢業生就能有這樣的選擇了,而且當時的升學考試製度能允許同時兼報,這不正說明了民國初年新教育的開明嗎?

結果,商校他考了第一名,一中他考了第八名,師範考了第三名,同時被錄取,這樣就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裏了,就像今天的高中生,同時接到國外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那樣。由此看來,豐子愷真是一個好學生,且是一個讀書和考試的料。眾所周知,他選擇了讀浙江第一師範。這個選擇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讀商校以後肯定要到外麵的銀行機構工作,豐父已不在,照舊例長子不宜外出;讀中學肯定要走考大學的路,那豐家沒有這麼多的本錢了,那麼讀師範便是最好的出路了。這是一種源於經濟和現實的考慮。

不過還有一種原因就不那麼功利了,首先是一師的規模很大,建築氣派,二是傳聞圖書館藏書豐富,三是貢院這個地方,也是當年父親考舉人的場所,現在父親已經在天上了,如果兒子能在此處上學,算是一種告慰和傳承吧。——母親的想法和兒子的想法竟然不謀而合,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因為有共同的訴求點。

1914年的秋天,浙江一師錄取了八十名新生,分甲乙兩個班,豐子愷分在甲班。

在我寫作此書時,我看了不少有關一師的文字資料。可以這麼說吧,在我看到的有關一師的文字中(可能是我孤陋寡聞,除了涉及風潮的部分)大概也隻有豐子愷能說一點一師的“壞話”的,事實上他在一師的生活也是如此,這個敏感的人如果不是遇著了李叔同和夏先生,那可能會完全走上不同的道路。以前我們對於一師的印象,要麼是側重在一師風潮,將之列入五四新文化運動或是黨史一的部分,或是論及經校長及四大金剛或李叔同等一批大師,但是我感覺往往有一種真實的生活被遮蔽掉了。我們知道經校長有寫日記之習慣,但是我們現在看到他的日記也很少,而在這很少的一部分中,也沒有學生及校園生活的寫照。經校長的日記,主要還是記他的個人交際圈,這個圈中當然有學校和教育的內容,但那隻是校長眼裏的學校生活。所以,我才格外重視豐子愷先生關於一師的文字,包括曹聚仁和薑丹書的,在習慣性的對一師的一片叫好聲中,如果沒有不一樣聲音站出來,那就沒有立體和豐富了,而對於曆史來說,沒有細節就等於沒有生命。

豐子愷留下了這樣的文字——“心中常痛恨學校生活的無理,而庇護自己的習癖”。他還不滿學校課程設置——比如英文要從ABCD學起,數學要從四則運算教起,他便開始有點懊悔當初的選擇,對這所學校也抱著仇視的態度。實際上這也是遠離母親後,對寄宿生活的不習慣吧,這也是一百年前的90後遇到的問題,想想今天的孩子吧,碰到的問題也莫過如此。

在《伯豪之死》中他這樣寫道——

我初入學校,頗有人生地疏,舉目無親之慨。

我那時候真不過是一個年幼無知的小學生,胸中了無一點誌向,歸前沒有自己的路,隻是因襲與傳統的一個忠仆,在學校中猶之一架隨人運轉的機器……當時我心中隻知道有母命,師訓,校規;此外全然不曾夢到什麼自己的宗旨、誠意,誌向。他(指伯豪)的話刺激了我,使我忽然悟到了自己:最初是驚悟自己的態度的確不誠意,其次是可憐自己的卑怯,最後覺得剛才對他誇耀我的應試等第,何等可恥!我究竟已是一個應該自覺的少年了。他的話促成了我的自悟。

一方麵感覺到學校生活的不近人性,另一方麵又從李叔同老師那裏看到了一個藝術的大海。我們也知道,在那些比較出名的一生學生中,後來有的是從政了,曆經坎坷;能保全性命的,1949年之後,基本也是“民主”人士,成了統戰對象,所以他們的文字有一點噤若寒蟬的味道,那種粗礪的東西被打磨得異常光滑了。而那些獻出生命的先烈們,如俞秀鬆、宣中華、葉天底、梁柏台等,根本就來不及回憶。回憶寫得最好的當然數曹聚仁了,但曹大師的文風一直有著新聞記者的風格,晚年也基本是報章文字,簡潔有餘,豐富略嫌不足,當然這隻是我的苛求。我倒不是說豐子愷留下了多少可以佐證和談資的文字,但是他能從一個初入學的學生的角度,通過寫同學楊伯豪來展示那個時期一師的生活片斷,而這是在經師的日記或者夏師、薑師的文字中是看不到的,在教師看來習以為常的,在豐子愷那裏卻是異常敏感的。這種敏感是一個初到省城的少年一下子過上集體生活之後所必然會有的那種情緒,跟一師的辦學方針沒有直接關係。

在一師求學的最後一年,即1919年的3月,在他22歲的時候,豐還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結婚成家了。對於一個男人來說,有沒有結婚,有沒有孩子,有幾個孩子,上麵有沒有父母,這都是會影響其人生道路的。成家有孩子,要養家糊口,有後顧之憂,要擔起家庭責任,這在擔起“革命”責任時可能會留有餘地。這也是人之常情。

為什麼要專門提及豐的婚事,因為我們提及的一師學生中,如俞秀鬆、梁柏台等,在讀書時也都有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但是他們都堅決地反抗之,也有和家庭決裂的。豐和他們年齡相仿,隻是比他們早一兩年進了一師,那麼是一兩年之後自由戀愛更為迅猛了,還是無政府主義思潮更為激進了?藝術氣質頗濃的豐子愷也接受了這一樁婚姻,且這也是陪伴他一生的婚姻,這一點我覺得很有意思。

而且豐子愷也是接受媒灼之言的,她的妻子叫徐力民,據後來其侄兒的文字載,徐家還是殷實之家,因為去接新新娘時是一條船,接娘子接回來時就變兩條船了,船上裝滿了嫁妝,甚至還有陪嫁丫頭的嫁妝以及壽材的木頭都“嫁”過來了,這大約就是那個年代物質上的一種保障,或者說是給出嫁女買了一生的保險。

然而豐子愷是個重精神之人。婚後一個多月後就把妻子送到了上海的一家美術學校進修,這所學校是李叔同先生的好友楊白民開辦的。這個舉動證明了豐子愷是非常愛妻子的,不是把她在家裏一放就是了,用今天的話來說是要培養共同的興趣愛好。

現在沒有資料可以證明,當時學校對在校生戀愛婚姻的管理。豐能夠回家結婚,至少看出他在最後一個學期(或是畢業實習,或是以找工作為名?)還是比較空閑的吧。有文字顯示,豐在一師時偏課是非常嚴重的,重文輕理,即使是文,他不感興趣的也不願意學的,但是他照樣拿到了由經校長簽字的畢業證書,這大概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說明豐子愷對付考試是沒有問題的,二是說明當時的校風還是頗為寬鬆的,特別是對豐這樣已經有一技之長的人。

說豐子愷有一技之長,是因為他在1919年時已經有作品參加畫展了,這是一次一師師生的畫展,包括學生中的葉天底、李尊庸和老師中的薑丹書等,地點就是杭州平海路上的省教育會會址,此處是除一師本校外,經校長等人的另一個重要據點。據說李叔同先生(當時應該叫弘一法師了)還來參加此畫展並作點評的。這個例子也說明了豐子愷、葉天底當時也都是同路人,如果不是後麵的風潮,葉天底可能也會走豐子愷的道路。

二,上到二層樓上

畢業後的豐子愷其實已經找好了工作,那就是在老家擔任小學老師,月薪三十元,但是豐子愷顯然心已經很大了,他最後選擇了上海,跟吳夢非、劉質平一起創辦上海專科師範學校,豐子愷擔任美術老師,同時為了生計他也四處兼課,實際上是一邊兼課,一邊再進修學問,漸漸的,就成為了一個專職美術老師和職業畫家。

1949年後豐子愷也定居上海。事實證明,在那個年代,無論是革命還是藝術,上海都是首選的碼頭。風潮之前,俞秀鬆施存統除了在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之外,也馬上在上海紮下營盤,而像陳望道這樣的也都在上海,包括當沈定一、戴季陶和邵力子等都在上海,所以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在上海誕生,也絕非偶然。當然,上海之外還有國外,國外主要是蘇聯和日本。豐在畢業前夕已經在自學日語了,兩年後豐終於覓得機會去日本遊學了。看樣子他也是有多種準備的。豐去上海的另一個原因是,當時妻子也在上海學習美術,這一對小夫妻平時各自住在校內,隻是到周末才租旅館小聚,全沒有我們今天小夫妻要買房租房的做法。

豐子愷遊學日本的經曆是一定要提到的。在《我的苦學經驗》中他說:“隻有區區十個月的求學時間,決不濟事。不如走馬觀花,呼吸一些東京世界界的空氣而回國。”光看這一段文字,會以為豐子愷在日本隻是玩,其實他還是頗下苦功的,比如他攻過小提琴,每天四個半小時的練琴一直堅持了四個多月,打下了很好的基礎。所以後來我們看到有豐先生翻譯的談音樂談藝術的書籍,就不應奇怪了,因為他一去日本學的先是音樂,然後才是繪畫。繪畫中他受影響最深的便是日本畫家竹久夢二。竹久的漫畫“構圖是西洋的,畫趣是東洋的”,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憑著深厚的文化積澱和開放的胸懷,憑著獨一無二的畫趣,豐子愷才自成一家自成大家。

同樣我們要注意的,從經校長到夏先生,他們這一路的文脈,也都來自日本。包括浙江一師和白馬湖的鄉村教育,都是深身日本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另一路的文人,周氏兄弟和郭沫若鬱達夫,也是深受日本文化的影響,且不提台灣的文化包括電影了,那麼從中我們是不是能悟到一點什麼呢?豐子愷留學日本才不到一年,他沒有去學什麼叫新月和殘月的知識,而是把自己泡到了日本文化的溫泉中,這就厲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