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師時期的俞秀鬆
最近一次接觸俞秀鬆這三個字，是於2008年的滿洲裏，是在位於中俄邊界的一個紀念館裏，那裏麵有一張俞秀鬆的照片以及事跡介紹，當時我竟有一點他鄉遇故知的感覺。好像有點時光穿越，好像俞秀鬆就是這個紀念館的館長，他在向我們這群浙江的老鄉介紹當年他們是如何偷越國境去幹革命的。
那是一張西裝革履的照片，發型和眼鏡都頗為講究，大約是俞秀鬆的標準像。據我推測，這大約是在莫斯科留學時的照片，否則是不會那麼帥氣的。
俞秀鬆是浙江諸暨人，關於他的事跡，以前也是略知一二的，因為俞是浙江一師的學生，又曾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任書記。筆者曾在一家青年雜誌做過編輯，編輯過一篇《愛情與革命同行》的稿子，講的就是俞秀鬆和盛世才的妹妹安誌潔的愛情和婚姻。在今天看來，這場婚戀具備了諸多的流行元素和傳奇色彩，它以喜劇開始，而以悲劇告終，而這種悲劇也正是時代的悲劇。這場被斯大林欽定的婚姻，早就超出了婚姻的本來含義，戀愛中的這一對男女，並不知道政治遠比愛情要毫不講理。
或許，愛情和政治一樣，都有一種讓人暈眩的感覺，而且都能改變人的命運。
據俞秀鬆同學邵仁的回憶，俞秀鬆是1916年到杭州讀書的，當時名叫俞壽鬆，父輩的意思大概是讓他像鬆樹一樣長壽，這樣的取名在江南一帶農村是很多的。一師就另有一班同學名叫俞鬆壽的，那人畫畫很好的，且倆人的名字經常容易搞錯，所以有人戲稱俞秀鬆為“冒牌畫家”的，俞後來改名為“秀鬆”，大約跟此有關吧。但這麼一改，是不是在冥冥中影響到他的命運了呢，這個就無從考據了。
俞秀鬆在一師，以求知欲強而著名，所以他有一個外號叫“三W主義”，“三W”即英文中的誰、為什麼、怎麼樣。據他的同學邵仁回憶，他們同學是經常在明遠亭裏討論國家大事的，而且在如何救國的問題上，有同學主張是讀書救國，有同學是主張實業救國，後來多數同學是主張革命救國，那麼怎麼去革命呢？有同學說必須喚起民眾，可以采取和平手段，但唯有俞秀鬆就大膽地提出與眾不同的觀點——和平手段不行，必須用暴力革命！
另外有不少的文字講到俞秀鬆參加過一師學生在“五四”抵製日貨的大遊行等，而這樣的活動其實連校長經亨頤都參加了，在邵仁同學的回憶中，有秀鬆發表演說的記載，還有關於校友會辦過平民學校的事情，說因為是不收費的，所以來報名的人很多，當時有俞秀鬆、周柏棣、傅彬然、張維祺等當輔導員的，除了教寫字和算術之外，還規定每節課前有5分鍾是要講國大事的。後來因為俞、周和傅都去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這個夜校也漸漸落寞了。
從同學所說的這些事情看，俞秀鬆在當時的一師中已經很出挑了，也是在這樣那樣的活動中，俞秀鬆漸漸成長為了學生運動的領袖，這從他執筆的《浙江新潮》的發刊詞中可以看出，這樣的發刊詞是需要領袖氣質和執筆社論的水平才可以寫的，我們從今天來看這篇發刊詞也的確達到了這樣的水平。而且這樣的發刊詞也讓我們看到了那個年代青年學子和國家命運之間的關係，看出他們對世界的那一種認知態度，這在物質主義盛行的今天，更像一麵清澈的湖水，能照出這世界和人心的林林總總。
我們現在知道，在一師風潮開始之前，俞秀鬆和施存統已經離開杭州了，他們比一般同學要成熟和先行一步，當絕大多數學生們還在為留經反夏而苦苦鬥爭時，他們已經北上參加工讀互助團了。當時的俞秀鬆們已經羽翼漸豐，一師於他們來說天地已經太小了，他們需要更為廣闊的世界和更為自由的空氣。
有的時候我在想，從浙江一師走出去的學生，還是有很多的共同點的，至少俞秀鬆和施存統這兩位同學有很多的共同點，比如他們同是《浙江新潮》的骨幹，而施存統更多地是擔任急先鋒的角色，所以第二期才會有《非孝》的發表，但是《非孝》一文大約隻有陳獨秀是唱讚歌的，其他師長和同學皆認為此文在學理上還有所欠缺的。其實施存統的“不孝”還隻是文字上麵的，而俞秀鬆對家庭的“不孝”則更是體現在行動上的。那是什麼事情呢，那就是家裏早早給他定了婚，但是他偏不買父親的賬，這一點他比梁柏台都要徹底。梁柏台是回鄉結了婚然後去幹革命的，這一點跟魯迅和郭沫若相似，也就是在老家永遠有一個發妻，像魯迅之妻朱安，還是陪伴在老太太那裏的。而俞秀鬆就是不肯結婚，就是不肯妥協。要知道俞秀鬆的父親在諸暨當地也是小有名氣的鄉紳，且在當時也算是個開明人士。
關於俞秀鬆和父親，還有一段很好玩的傳聞，這會在“四記”一節中提到。
俞秀鬆和施存統起步的時候，是很為相似的，他們和另外兩個同學周柏棣、傅彬然一起去了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但是理想很快就破滅了，於是他們經陳獨秀的介紹到了上海，很快就參加了共產主義小組，他們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中共的第一批黨員吧，當時他們的師長除了陳獨秀之外，還有一師的老師陳望道，還有蕭山衙前人沈定一，以及邵力子、戴季陶等。後來俞秀鬆又成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始人，並擔任了團中央的書記，跟他在一起的，還有一師的同學施存統。隻不過當時的“書記”並不是像今天那樣是個香餑餑。
二.日記中的俞秀鬆
對於1920年之前的俞秀鬆，我們大多是靠同學的回憶來了解的，從1920年起，俞秀鬆的輪廓才漸漸地清晰了起來，因為現在我們能看到他在這一年6到7月份寫下的一些日記，還有他的一些家書，這對還原一個真實的俞秀鬆是至關重要的。
1920年的6月到7月，俞秀鬆已經從北京回到上海，此時他和施存統等都已經結束了在北京工讀互助團的生活，確切地說那個團的實踐是失敗了，據資料上說，俞秀鬆是在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離京返滬的，之所以回到上海，是因為沈定一在上海。沈定一是當時文化教育界的精神領袖，雖然沒有在一師直接教過俞秀鬆，但其思想和行為一定是影響到俞秀鬆的，更何況俞的老家諸暨溪埭和沈的老家蕭山衙前也是近鄰，所以他們之間也還多少有一種鄉情關係。
還有一層原因，一師的老師陳望道此時也譯好了《共產黨宣言》正在上海呢。
俞秀鬆回上海後，先是在《星期評論》社工作（《星期評論》就是中國早期宣傳馬克主義者的陣地之一，主編就是戴季陶和沈定一），4月份就進了在虹口東鴨綠江路的上海厚生鐵廠做工（今周家嘴路351號），那時他每天從霞飛路漁陽裏住地步行1小多時到工廠，還帶著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書到工廠，他同意施存統的觀點“要改造社會，必須從根本上謀全體改造，枝枝節節謀一部分改造是不中用的。社會沒改造之前，不能試驗新生活，不論工讀互助團和新村”，他毅然投身到工人中去，探索改造社會的新途徑。但是，漸漸的，苦惱便也就來了，而這些苦惱最完全徹底地展現在他的日記中了。
日記的一部分內容是關於他和沈仲九、沈定一之間的關係的。從日記中看，沈仲九（曾是經先生的得力幹將，有人說他在一師教過書，有的說他僅是《教育潮》的主編）當時失蹤了，原因是因為他愛的一個女子叫崇俠的，被沈定一給“搶走”了，沈定一在男女關係上是極為開放的，這也是當時的一種風氣吧，而俞秀鬆夾在“兩沈”中間，好像也有點頗不自在的，都是亦師亦友的關係，所以他很是擔心沈仲九的精神會出問題，因為沈已經有了自殺傾向，所以他在給沈的信中如此說道——仲九，你還記得那天勸崇俠底話沒有？“與其自殺而死，毋寧奮鬥而死。”你勸崇俠底話是這樣，你自己為什麼又說出“大好河山容我死，死又何恨”的話來？你勸人隻好提起精神去奮鬥，那麼你該怎樣？你那篇《我底人生觀》，不知喚醒多少夢人，就是我得益於這篇文章也不小；你竟不能喚起你現在的自己嗎？難道你隻能替人家劃策，不能為自己設法嗎？仲九！你現在也許知道我一點，我底意誌，自信還強；我底感情，其實不薄，不過藏而不露，別人不易見到……
我以為我們都該從苦痛中找出快樂來，你看那《夜未央》劇中是何等的情況！中國現在恐慌底程度，雖不到那時俄國底地位；可是這這種半死不活的社會，最易悶死人也！我很盼望我底朋友們中，能夠出來解脫我們這種煩悶，使得大家快快樂樂的人……
從我學會腳踏車後，此刻月容之華崇俠善生阿葷（筆者注：善生是沈仲九的女兒，她們當時都在上海念書）都努力學會騎了。聽說你也會騎，不過膽小些，對嗎？
你前回杭州住了幾天，你底麵色好了許多，現在西湖底風景正好，你在陶社住半月，月白風清之夜，疏影彌靜之前，獨自詠吟，快何如之？
這是6月27日的日記中所摘的一封長信中的幾個小節，日記最後還說“望道叫我明天送他所譯的《共產黨宣言》到獨秀家去，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語，現在一時找不到，所以隻用英俄日三國底譯文來校對了。”
這裏記錄了一個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俞秀鬆是《共產黨宣言》書稿的傳遞者，為什麼由他轉送，而不是陳望道本人拿給陳獨秀，這裏都沒有交代，大家都知道二陳之間的交往是有所不快的，但這種不快究竟是什麼時候發生的，這跟俞送交書稿有沒有關係，現在都不得而知，反正陳望道之退黨是緣於陳獨秀的家長作風，這是陳望道的說法。
第二天，即6月28日的日記中，俞秀鬆大膽地寫了他的生理問題——今朝起得稍早，但有件很壞的事，當我沒有起以前，已醒過一次，因為覺得疲倦，想再安息一刻。那知道又到睡鄉去做了一個夢，做出一件很不好的事——遺精——來呢？這種事，我長久沒有發生了，今天那裏不要痛恨呢？
筆者後來看秀鬆的同鄉同學汪壽華的日記，汪同學也寫到了遺精問題，看樣子當時這樣的問題也的確在困擾著青年學子，同時也說明他們的坦誠。在6月29日的日記中，俞秀鬆又寫到了對工廠的態度——我現在知識欲又一天一天地奮發起來，以為我現在工廠的情形，真沒有什麼意思，徒受無為的苦痛罷！我想：我將來還是在教育上盡我底力去鼓吹，一方麵再學些農業知識，每天做幾小時的農作——如園藝。工廠生活，我實在很不願意過的，不過仗著感情的衝動，中國底工人太苦痛了，一般人又看得勞動界太微賤，知識界裏的人又不肯與工人為伍。那麼我去試試罷，並非我底本願。而我進工廠底目的，並非去做苦工，這種一天十幾點的牛馬勞動，我是很惡的……
接著俞秀鬆很詳細了講了他的工人計劃，包括建立工人俱樂部等，最後甚至上升到人生價值觀上去說了——我以為人心是利已的——我底心也是如此——，但是我們現在要覺悟，我們活在社會上，決不是一個人或少數人能夠單獨生活的。我要利已，同時不能不利他；利他就為利已。我現在的思想，根本出發於此，所以我雖主張人生是快樂，不過因為大多數人都受苦痛，我不能享受這種快樂，暫時不能不犧牲我底快樂，去救這班大多數受苦痛的人。但是我犧牲我底快樂去救受苦痛的人的時候，我有可求快樂的，我仍許求快樂享受的呢。
在7月9日的日記中，俞秀鬆又寫到對沈定一的女兒善生的感情，前麵的日記中對她也有提及，但多少有點閃爍其辭，因為他的同學邵仁對善生似乎也有好感，而在這一天他就寫明了——老實說。我近來時刻要想著善生，連我自己也不覺是什麼緣故，隻是伊底溫和的態度，印在我腦裏是極深刻的罷。我到想著伊，常常不肯對人說，就是寫這段之光，也想不記的。後來一想，我做人總該誠實，我在那時候，真有這種感想，寫出來有什麼不好看？況且我對善生，是我愛伊，伊愛不愛我，我不得而知，不過伊待我也很好罷，並沒有什麼。
在後麵的日記中，俞秀鬆寫到他先是跟沈定一回到杭州，後又回了蕭山衙前的老家，大約住了半個月，記載的全是跟沈定一的言行，這可以看出他跟沈之間的關係的確不一般。其實我們都知道，如果拋去在浙江一師讀書時的老師不算的話，俞秀鬆真正的老師隻有兩個，一個是沈定一，一個是戴季陶。不過在俞的日記中，他對老師的口氣也隻是如學長般的，並沒有一味地順從或崇敬，而是充滿了思考和分析的，記的也全是所見所聞所想。其中7月21日記了沈定一（玄廬）的一樁挫折——上午，玄廬接崇俠來信，這是伊別玄廬的信，伊不知到那裏去做尼姑了。伊信裏有一首血書是“世道坎坷事齷齪，輔人意恐轉誤人。書留熱血別知己，為勉前程莫痛心！”玄廬拿這封信給我看，我接著看了兩遍，我底感情頓時改變，心目中似乎有說不盡的慘象。玄廬又說，“引崇俠去入宗教都是大白仲九兩人，他們吃了人間底飯去高談佛法，真是豈有此理！將來崇俠一天尋不見，我對於他們倆的仇是不會消滅的。
而在7月18日的日記中，俞秀鬆寫到了對婚姻的觀點——我對於婚姻製度是絕對的否認的，凡我底朋友有被他們底父母強迫了去結婚的，我總極力勸他們離婚的。我勸人離婚的意思，並非強勸的，不過對於婚姻製度底罪惡，總要反複對他們說明，使他們聽到婚姻製度底罪惡而覺悟到非離婚不可才肯罷手的呢。
22日到25日的日記中（這幾天也不知為何，他是連在一起寫的，這也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留存下來的俞的最後一篇日記），他講到了自己的定位和矛盾——從前我以“學者”自誇的人，我底父親，我底朋友，也都以“學者”期望我的。今年到北京一去，總算把這個“學者的念頭”打破了，決意想去做“社會的革命者”。但是知識欲還是要刻刻複現的，於是心裏又起了大衝突。一方麵想學問無窮底，求伊做什麼；況且觀察社會狀況何嚐不是學問呢？一方麵想我底學問終究不足，將來解決社會問題，有什麼能力好來解決？
日記中的俞秀鬆，遠比後來傳記作家筆下的俞秀鬆來得真實可信。隻可惜這隻是他一個月裏的日記，但即使這樣，已經能讓我們看出，一個九十年前的青年學子的心路曆程，比如他對工人、對學問、對社會、對婚姻等的看法，無不打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而他在北京、上海和杭州所交往的人中，又多是那個時代的精英分子，而且他也介入到了他們的生活中，排憂解難，完全不是一個學生的角色和身份。當然那也是他徘徊彷徨的時期，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做工還是讀書？走向社會還是走向學問？這不僅是他，也是包括沈定一、沈仲九等一批精英分子的困惑。同時更為重要的是，他的日記寫得極為詳細，既是流水賬，又有不少重點，關於朋友的，關於自己的，隻可惜像他的同學施存統，我們今天就看不到這樣的日記，這是一個遺憾。
三.家書中的俞秀鬆
培植一生為國用，平安兩字作家書——這是俞秀鬆1927年10月20日給父母家書中引用鄉賢何雪侯的一幅對聯，這其實也是表明兒子對父母對家庭的一種感情。從現在所能看到的俞秀鬆的書信中，有16封是寫給父母的，一封是寫給弟弟俞壽喬的，還有三封是寫給父親的好友的。其中給父母的信，最早的一封是1919年12月21日，此時他還在杭州求學；最晚的一封是1928年的1月8日，此時他已在蘇聯求學。這些書信跟日記一樣，一方麵能看出俞秀鬆思想發展的軌跡，另一方麵也是他行蹤的記錄，特別是到了蘇聯後的行蹤，是甚為寶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