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史上，大概沒有一個人，比得上浙江金華人施存統走過的道路更為坎坷複雜了。這是一個思想者，一個理論家，換一種表述，這是一介書生，書生意氣，指點江山，不撞南牆不回頭，撞了南牆頭不回。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始人之一，大革命時期退出共產黨後又成為國民黨中的“革命者”，又跟陶季陶反目為仇，在抗日戰爭中他又成為反蔣的民主人士……
施存統走過的路，有學者認為是一怪圈，怪是怪的，但在我看來卻極為真實和辛酸。我在讀中學的時候就看過電影《大浪淘沙》，那是講幾個兄弟在大革命到來之時的各自選擇，其中就有被大浪淘掉的沙子的，那麼施存統是被淘掉的沙子嗎？
不！
1949年後的施存統談起1927退黨的經曆，完全是一種往事不堪回首的恥辱感。從共產黨的元老後來成為一介民主黨派，這種人生的轉變誰又能參悟得透呢？特別是在1949年後，共產黨成了執政黨，當年並肩作戰的戰友，有的在台上，有的在台下，此種人生的跌宕起伏真是比任何文藝虛構還要來得震憾啊。但是人生之路，好在不是比誰官當得大，雖然這也是一種比法，但就不少知識精英走過的路來說，主要還是應當看他們在理論上有無建樹，有無做出前無古人的貢獻。因為我們回過頭去看中共創立時的那些元老們，後來真正能登上權力頂峰的也是少之又少。比如論輩份該是施存統老師的陳望道先生，在浙江一師時就是四大金剛之一，一師風潮後這兩位浙江金華的同鄉，他們都離開了杭州，施存統去北京參加了工讀互助團，陳望道則回義烏老家翻譯共產黨宣言，然後他們又都到了大都市上海，他們同為上海共產主義小姐的發起者，可以說是中國的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這裏，“第一”僅僅是一種資曆，決不是笑到最後的那一種。
陳望道後來也退了黨，去做現代漢語的文法研究了。對於陳望道的退黨，現在比較正式的解釋是不滿陳獨秀的家長製一言堂作風，這個解釋似乎還說得過去。在大革命風浪中退黨的施存統退黨，可就沒有這麼好的理由了，信念的動搖或者說看不到前途命運？退黨之後的施存統曾閉門十年，做經濟學研究，依然探索救國救民之路。我後來在想，浙江金華出去的革命者，比如陳望道和施存統，比如馮雪峰和吳晗，他們的經曆和命運有很多難言之處，比起湖南出來的革命者以及留法領袖們的命運之路，施存統們走過的路似乎更要耐人尋味一些。
施存統的成名是因於浙江一師時的“非孝”一文，後來他的一生，似乎又總是跟“非X”連在一起的。
一，非孝事件中的施存統
回到九十年前，施存統是何等風雲人物啊。五四運動之後，中國最猛的一次學潮就發生在1920年杭州貢院前的浙江第一師範，其導火索就是因為施存統的一篇名為《非孝》的文章。說是最猛，那是因為持續時間最長，全國影響甚廣。當然也有朋友說了，這次學潮就隻差死人了——因為沒有死人，所以離驚天動地還有一步之遙，可是我後來一想，從一師風潮的前前後後來說，除了個別學生和警察，整個社會還是頗為理性的，包括浙江省政府和它的軍警係統。一個頗為理性的社會，隻會流一點血，而不可能死人的。後來死人的事情之所以經常發生，那就是最起碼的人性和理性都喪失了，人們便也見怪不怪了。後來我們對事件的關注度，是因死不死人、死多少人而來定的，所以也就把革命都當作是必然要流血犧牲的，因為人命不值錢嘛。而一師風潮就是不流血的革命，這是最為可貴之處。
關於一師風潮的來龍去脈，我已經有另文展開，這裏我想說的是，其實風潮正旺的時候，施存統本人已經離開了此校——他到底是被學校開除的，還是他自己先退學跑掉的，史料沒有記載，或者說也是語焉不詳。其實回過頭去看看，我就沒有找到過“詳”的文字，好像我們這個民族，我們的統治者，都不希望正視曆史一樣。
2009年6月的一天，我買了一部華裔導演王穎的影碟《千年敬祈》，這是一部講父女親情關係、以及中西文化相融問題的電影。很奇怪，影碟封套裏麵有整整一麵的文字，且有標題“孝在中國的重要”，開篇是對“孝”字的釋義，然後說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再接下去就是一大堆的名詞術語了——說孝道推行的實質包含著不平等自由主義、道德相對主義、倫理特殊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上位霸權主義及主觀唯心主義……電影很簡單，但這一串名詞術語完全把我給打蒙了。一本電影需要說這麼多主義，估計這電影也好看不到哪裏去了，或者隻限於在儒學院裏放映了。
非孝，顧名思義，那是投向傳統中國文化的一顆炸彈啊。辛亥革命前的革命黨人已經知道用炸彈去炸那些貴族大人了，而施存統當年的《非孝》一文，跟炸彈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從施存統的人生經曆來看，《非孝》事件隻能推到遠景和背景上去看了，但正因為有這樣一個事件，才決定了施以後的人生之路，即所謂時勢造人。從史料看，施存統本來跟當時的諸多讀書人一樣，他是極為信奉孔孟之道的。1915年到浙江一師時，就在《新青年》上看到過陳獨秀批孔的文章，他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這說明當時的施存統還極有可能會複製他的那些師兄們的道路。但是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沒有，有一個細節我認為很值得關注，即施存統在當時的浙江一師已經能看到《新青年》，能看到陳獨秀的文章了——這好比今天的人們可以很輕而易舉地上網搜索了——這是一種何等的開放和解放嗬，後來我們知道，施存統是這個學校裏“書報販賣部”的主要骨幹之一，這等於說把網線鋪進了校園裏且不設屏閉的，然後我們看全世界的學生運動，包括湖南毛澤東參加的學生運動，無不都是輿論先行的。而當時這些學生已經在校外開始辦跨校的刊物了，浙一師、浙江甲種工業學校和杭高中一幫學生辦的那個刊物《浙江新潮》，就連遠在長沙的毛澤東也是訂閱的。
在那個年代，誰能先醒就誰能先行，這多半跟誰先接觸到先進的思潮是有關係的。如果此前施存統看《新青年》上陳獨秀文章這一細節成立，那麼早在施存統之前，這個學校的“網絡”就已經很發達了。而這種風氣和氛圍，首先得益於校長經亨頤的與時俱進的辦學理念，所以到了1920年，經校長因“非孝”事件而離開這個經營了13年的學校，實在也是一種必然，自己造了自己的反，或者叫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話雖然不能說得這麼刻薄，但事實卻正是如此。因為中國還有一句話叫前人載樹，後人乘涼，施存統們本來也是可以在浙一師裏乘涼的，隻可惜他們當時的火氣都太大了一點，這也是一個時代的火氣啊！當然我們也知道，當年的“非孝”事件隻是一個導線索，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官場和各種利益集團的交鋒中，經校長的存在是部分權貴和衛道士們的眼中釘和肉中刺，所以一次“非孝”事件便引發了一場震驚全國的學潮，在風口浪尖上的施存統和經校長，自然都離開了這個是非的中心。
不過說來也奇怪，我雖然看過不少人談關於《非孝》的文字，但至少卻沒有看到過《非孝》的原文，就是施存統後來在寫回憶錄時，也沒有原文可參照和引用了，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是找不到原文了呢，還是別有其他原因。反正現在最原始的資料就是施存統寫的《回頭看二十二年來的我》，而且還是節選，在這篇文章的第十二章節中，就專門說到了他和陳獨秀的那種“不打不相識”的情形，後來陳獨秀看了非孝之後的讚語是——天真爛漫，十分可愛，斷斷不是鄉願派的紳士說得出的。
後來看夏衍先生的回憶錄，陳獨秀先生之評語還不獨獨是對施存統之文章的，而且也有對夏衍先生的。
在施存統的“非孝”事件中，衛道士們的聲音，各種圍剿之舉動本也無非厚非，我覺得有一個叫淩榮寶的學生就非常有意思——他反對施存統，但卻讓施感到尊敬，也就是說當他們互為對手之時，一種爭論便已經展開，而有這樣的爭論，恰好說明了當時的風氣——你要給對手說話的權力，這也不是一邊倒的趨勢，因為誰都不能失去誰，沒有了左手便也就沒有了右手。這在施存統的回憶中已經講得很好了，施存統說——
他雖在文字上如此攻擊我，但我精神上卻沒有因他感受一點痛苦。許多人都疑心他有作用，受運動，我卻沒有疑心這一點。他這人很有趣。我看見《獨見》第一期之後，寫一封信去質問他，他便叫我去談話。開頭第一句話就是：“我對於你很佩服！”接著就說：“我想你一定不會做這種文章，這決不是你良心的主張，希望你做了一篇懺悔文，在我的《獨見》上發表！
就是在今天，我還是覺得這個淩榮寶同學不比施存統來得遜色，因為他能堅持自己的信念，他批《非孝》，沒有用下三濫的手段，而是一個人辦起了這一本《獨見》——這也就是那個時代的氣氛——相互尊重，平等討論，這是個性和自由得以尊重的一個最大前提。隻可惜，當更多的社會勢力介入這場學潮之後，這就已經不是淩榮寶和施存統兩個人的事情了。不過淩榮寶也以此出了名，後來人們幹脆叫他淩獨見，據說連戴季陶都寫信鼓勵他的此種做法，而《獨見》第一期據說發了一千冊，後來一共出了十期，也算是無疾而終。
在施存統的回憶錄中，講到了《非孝》出籠的兩種原因，一種是思想的，一種是現實的刺激。現實的刺激就在於他回金華老家時，母親已經奄奄一息，父親卻隻讓他求神求靈，也不給母親花錢治病，還說借來的錢隻是用來給母親買壽衣的，而不是去買藥——在兒子施存統看來，這完全有悖人之常情常理啊！這個事情深深地刺痛了施存統，他覺得如果他對母親盡孝了，那便是對父親的不孝；而如果對父親盡孝，那便是對母親的最大不孝，活活等著母親去死，這還是孝嗎？
那麼這個孝到底如何是好呢？
學者宋亞文曾經著文論及施存統從小就有的孝心以及由此帶來的那樣一種矛盾，因為——對於他的“孝”心，母親是欣然接受的，但在脾氣暴躁的父親那裏卻屢屢受挫。如他早晚向父親請安問好時，父親總以惡言惡語回贈說：“‘飯也吃得，路也走得，怎麼不好’；‘你眼睛瞎了，好不好都看不出來’；‘我又不生病，你想我生病’！”
對父親給予他的諸如此類的難堪，他確實困惑不解，以致有一次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憤憤的離家出走。他在談及那次經曆的感受時說：“我雖立誌要做一個孝子，——我在讀《孝經》後，《非孝》以前，都是想做一個孝子的；打時罵時，雖有恨的；但是打後罵後，卻又被禮教先生克服了，不敢恨了——但是此情此景，實在萬難忍受了！”可事後想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古訓，他又反省也許是自己沒做好，因而也就不再懷疑孝的可行性，也就漸漸恢複了一如既往做孝子的平靜心情。可以說，這種做孝子的矛盾與痛苦一直伴隨著他的少兒時代。
事實上這一矛盾幾乎也就是施存統的一生的矛盾，我們注意到施父的那種言語，實際上是浙中農村裏諸多父親形象的一個縮影，為人強悍，言語粗暴，甚至行為也有些怪異和反常——在這樣的人麵前，施存統便顯示了他柔弱和矛盾的性格，包括大革命時期他的彷徨和離黨等，我以為都跟這種個性是有關係的。施存統雖然可以寫檄文聲討之，但是他總是竭力想保持自己身心的純潔性，不跟他所看不慣的勢力同流合汙。傳聞他在讀私墊時曾遭一個有相公癖的老師的汙辱，如果這個事情是確實的話，那麼這也肯定是投射在他心中的一個陰影。
施存統出身於一個破落家庭，雖從小能上私塾，但過的也是一種耕讀的生活，據鄉黨的回憶，他每天讀好書之後必要到山裏去拾柴禾，實際就是撿一些鬆毛，燒火是很管用的，但很不耐燒的，所以每天要去撿。
施存統說到，他的非孝不隻是一個孝字而已，而是想借此問題煽成大波，因為改造社會非從根本改造起不可，因為——人類是應當自由的，應當平等的，應當博愛的，應當互助的，“孝”的道德與此不合，所以我們應當反對“孝”……這是施存統寫於1920年9月，發表於當時的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的，我相信這是沒有經過修飾的真實心聲，在整個非孝事件中，這是最值得參考的一份文字。
後來我看薑丹書的關於《〈非孝〉與浙江第一師範的反封建鬥爭》一文，才知道《非孝》的原文是找不到了。薑老說：“此篇原文已經無法找到，但尚記得其內容大意，是要打倒不合理的孝行和行不通的孝，並不意味著對孝的全麵否定。”薑先生還說了此文出台的背景——“由於第一師範向來開放思想自由，隻加輔導，不加束縛，所以施從克魯普得金（後譯成“克魯泡金”）的著作上和國內發行一些新的雜誌如無政府主義刊物《進化》等言論上，看到了許多新學說，結合到自己的處境，便相信“要改造改造社會，的確非從根本上改造家庭不可”，因此就寫了《非孝》一文。同時，又想到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都載在民國憲法上，所以鼓足了勇氣，就把此文公開發表，向“封建式的家庭製度”開了這一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