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曹聚仁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買得一本《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挑燈夜讀視若珍寶，我當時問一詩友曹聚仁是誰啊，怎麼以前就沒聽說過呢？詩友說怎麼樣，還可以一看吧。
這個詩友名叫朱曉東，後來的二十年，他和我幾乎分享了曹聚仁的所有文字，當然大部分是他借我的。
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我有時在酒吧裏也會忘乎所以地談起曹聚仁，酒友們便重複我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個問題——曹聚仁是誰啊？我隻能采取迂回的方式，我先問曹景行你們知不知道？他們說知道啊就是鳳凰台的那個人嘛，這時我才道出曹聚仁就是曹景行的老爸，以博得酒友們“哦”的一聲，有時我還會囉嗦幾句，說曹聚會還是曹雷的老爸呢。可是我很快發現，這樣我又得解釋曹雷是誰。後來我覺得這樣的談資有點像酒後駕車，隨時有可能走上一條孤獨的不歸路，那不是因為糊塗犯困，而是格外的興奮。這種孤獨不是拍著大腿喊食無魚食無酒，而是談無資談無伴談無趣。現在的困境是，書應越讀越有趣，但無人分享便又覺得無趣，所以隻好把這種感覺寫出來。
在今天這個社會，曹聚仁是個老古董無疑，他的價值在我看來屬於古董中的古董。現在要想寫點民國文人的文字，一是要看補白大王鄭逸梅的文字，再是看包天笑的那部《釧影樓回憶錄》，但這兩位都限於報界文人小圈，不像曹聚仁從讀中學時就算是一方名人了，後來的五六十年，涉足報界、出版和教育界，也跟政界有點瓜葛，所以他留下來的文字，雖然不能說字字璣珠句句確鑿，但實在是我們今天難得的第一手資料了。曹聚仁的文字，還有著記者的秉性，他不像有些文人的記述，偏於主觀。文人有時隻寫小圈子的朋友，或者攻訐自己的對手，曹聚仁也有圈子也有對手，但是我們今天重看他的《聽濤室人物譚》《天一閣人物譚》和《文壇五十年》等，那裏麵上百個人物的記述，不全是朋友和對手，有的人物雖是素描，看了也還不太過癮，但也是聊勝於無了，特別是他的“政海談秘”，至少揭開了政海的一角。他的多數文字不是專題研究，也不是蓋棺論定，有的就廖廖百字，但那些久違的人物也都出場了。曹聚仁也做過一些專題的功課，比如對於蔣經國，對於魯迅，都有專著，包括我前麵提到的《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即《國學十二講》），那都是值得好好看的。
看曹聚仁的少年求學和青年中年時的求職道路，一個詞，那就是奔波。一直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師範求學，曹聚仁才算走上了“正道”，現在人們談及的一師風潮、經亨頤校長以及四大金剛的印象，不少就是來自於曹聚仁的回憶，他是經曆了一師風潮的人，後來又做過學生自治會的主席（這方麵的資料佐證也不多），算是學生領袖了，然而我們看他對那一段曆史的回憶，基本還是輕描淡寫的。也許當事人的態度遠比我們想像得要冷靜和超然，這也是那一代學人和大師們共同的特征。
一師曹聚仁
曹聚仁之一師，跟薑丹書之一師和施存統之一師，當然是有所不同的。曹聚仁之一師，首先讓我們明白了，他那個時候讀一年書需要多少錢。1916年曹聚仁考上一師時，學費是全免的，當時的師範學校規定，畢業生回去之後是要回到縣裏去教小學的，這等於說是國家在培養師資。雖說學費全免（到汪靜之1921年來此校時學費已是半免），但一年還得交十八元半的膳食費，這麼下來，曹聚仁每月的零花錢隻有一塊錢了。
但即使這樣的消費成本，也需要曹家十畝田的收入才行，所以一師的精英分子，特別是出生窮苦家庭的，那真的是舉步維艱的。好在曹家還算可以，能供曹聚仁和他哥哥（在金華讀師範）同時上學。
曹聚仁的父親當時是想讓兒子多考幾所學校的，除了考一師之外，還要在回鄉途中順便去考建德的嚴州第九中學，因為這所學校離金華比較近，前三名皆可免費，但曹聚仁嫌這個地方是鄉下，因為他15歲時在杭州已經見識遊玩過一個月了，所以他並沒有去投考嚴州九中，因為他自信一師還是考得不錯的，結果在120名錄取的同學中，他位列12名，應該說還是名列前茅的。隻是他當時也沒想到——我進的乃是一個造反派的學校。
曹聚仁來一師的時候，完全是不顯山露水的，他要等到“五四”來的時候才顯出過人的才華。在進校的第二年，曾曹聚仁獲全校國文會考的第一名；次年又獲全校朗讀的第二名，這至少說明他的功底打得非常紮實了。因為在學校有了一點小名氣，所以經亨頤校長上課講話時一提到
“曹汝霖”總是要錯成“曹聚仁”，這讓曹聚仁很是不爽，使他一開始對經校長有點耿耿於懷。關於夏丏尊老師的記述，他也是先抑後揚的。他說他當時是很崇拜夏師的，可是作為舍監的夏老師竟然沒收了他的《水滸傳》，這無疑是對他當頭一棒，後來他才真正崇拜夏丏尊老師，在浙一師的那麼多名人中，在國學方麵對曹聚仁真正有教益的還是單不庵老師。曹聚仁說：“單不庵師乃是一代通儒，和蔣百裏、張宗祥二先生同為嘉興三傑。單師教我研治桐城派古文，熟讀歸有光的小品文字，也正是我一生運用文字技術上的基礎。先父教我以敘事說理的常規，單師則從文藝風韻上加工；因此單師叫我轉入治史路子……這就注定我一生的命運了。”曹聚仁還說他跟單師的關係是“情深父子”，單師是一直很偏愛他的。
還有一點很重要，曹聚仁說出了風潮背後的事實，他說在經校長走了之後，風潮是平息了，但是他們那一批學生的心是野掉了，書是讀不進去了。
實際上學潮和學生運動，是曆來為當局所頭痛的，如果我們從個人，比如說從做父母的角度來看，肯定是指望自己的孩子安心讀書而不要惹是生非，雖然說這個書讀得不太有用，但總比上街遊行有用吧，因為一上街一遊行，遇到有理說不清的兵，那不是有安全之虞嗎？可如果從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看，學潮又往往對社會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比如說五四運動，這中間甚至有縱火事件的發生，後來的史學家都是采取肯定之態度的，包括對暴力革命之態度。而觀察和考量學潮與當局之關係，實在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政府當局如果強硬，那就會背上鎮壓之名，而如果放任或寬容，那又成了軟弱。從這近百年的曆史看，北洋政府大約還是比較“軟弱”的吧，而當政者總是說前朝的壞話，一旦前朝得太遠了，比如隋唐之類的，反正也不關我事了，你們要一味歌頌甚至翻案，正史野史乃至戲說那都是可以的。
曹聚仁說心都野掉了，我以為這也是實話。後來曹聚仁一師出去後轉輾考學屢遭挫折，我以為跟他肚中舊學甚多而新學尚淺是有關係的。讀他的自傳我們知道，他是屬於早慧一類的神童，四字能讀大學和中庸，五六歲讀完了論語和孟子，六歲會動筆寫文章了，在鄉間名氣很大，可是這些東西後來在曹先生一生中起過什麼作用，可能還不好說，大概在聽章太炎大師講課做筆記時或許全用上了。但他從少年離家去求學，包括到金華到杭州，一直不算順。後來浙一師畢業後他先後去考南京和武漢的高等師範，都沒有被錄取。說白了，大學考不上。本來他有私墊的家底，又接觸了新學，但那一個時期可能屬於半瓶子醋的階段，他自省為器小易盈，或者說老天有意要讓他痛其筋骨，餓其體膚吧。在23歲之前，曹聚仁是一個學生領袖，但出了校門又有點惶惶然的那麼一個人。他做學生自治會主席，這是學潮後期的事情了，而“學生自治”則是經校長教育改革措施中的最重要的一項，學生自治究竟有哪些內容呢？據我們知道的，包括食堂如何辦等問題都由學生說了算了，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完全是後勤社會化的做法。不過也有些很玄的事情，比如那個時候學校裏可以自設學生法庭了，這不僅是普及法律知識，而是在實行庭審等事了，至少是模擬吧……這都是非常先鋒的事情，可是奇怪得很，曹聚仁後來對政治好像一下子失去了熱情，這也是頗為蹊蹺的，可能是看到了太多的陰謀和凶險吧。他後來說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對政治一直保持著警惕，用他的話來說，他不想領導別人，也不想被別人領導——這是需要代價的。這裏的“領導”，無論是名詞還是作動詞，他似乎都在退避三尺。曹聚仁的觀點是，像黨派之爭一類的，本不必你死我活的——請注意在抗日戰爭中，他是一著名的戰地記者，而抗戰勝利後，他就不可能再做戰地記者了。
還有一個事例，大概是曹聚仁天生是當記者的一個佐證，即在浙一師讀書時，他就會拿《蘭江日報》上的報道再編一下投給杭州的報館，以換得小稿費。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麼做的，這主要是因為曹聚仁當時認識了在《之江日報》當編輯的查猛濟（當時可能在見習，因為有關資料上說查要在1923年才當編輯的，而那時曹早已經畢業於一師了），查猛濟和阮毅成等都是五四時期杭州學界的風雲人物。查當時對曹支了一招——除非寫舊詩詞掙不到稿費的。舊詩詞稿費也可憐得很。你還是寫點新聞吧！起碼三四角錢一條，好的還有一塊錢……”於是曹聚仁便開始為一塊錢而奮鬥了。學生成天關在校園裏麵，哪有這麼多新聞好寫呢，於是他便曲線救國，先是給老家的蘭溪的《蘭江日報》免費寫“杭州通訊”，以換得贈報，然後再改編《蘭江日報》上的新聞投給《之江日報》，這樣在他“手氣”好的時候，每月可得四五元的稿費，這是很了不起的收入了。
這也從另一角度證明，曹聚仁天生是個做記者和編輯的料。
上海曹聚仁
話題回到他兩次高考的失敗，那時他到了上海，認識了生命中的第一個貴人邵力子。把曹聚仁之介紹給邵力子的，就是他在浙一師的老師，當時已經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的陳望道先生。現在人們隻知道邵力子當過國民黨的中宣部長，殊不知他在早期也是信奉共產主義的，後來也是親共產黨的。
邵力子能讓曹聚仁這趟顛簸的列車停了下來，靜了下來，經邵的介紹，曹聚仁在上海的一個鹽商家做了家庭教師，時間充裕，經濟有保障，這先後有三年時間。這三年不得了，比研究生的三年還管用，學識打下了基礎，人緣人脈也都熟了，社會經驗也豐富了。
邵力子不僅推薦他當家庭教師，後來還在其主編的《覺悟》上讓曹寫專欄，所以後來曹先生說，邵先生是他一生的貴人。包括他後來在政治上的態度等，大約都受到邵力子的影響。
說曹聚仁在學識上的進步和人緣上的圓熟，必須說到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愛他的人和恨他的人，都是徹頭徹尾的。恨他者如劉大白先生，愛他者或屬於他門下走狗的就包括了許壽裳、周氏兄弟等。1922年的4月到6月，章太炎先生在上海作國學的公開演講，這是比今日央視之《百家講壇》更為轟動的事情，曹聚仁有幸去旁聽又作了記錄員，作記錄的顯然不止他一個人，但隻有他的記錄得到章先生的首肯，而且後來又經過整理出版了，書名就叫《國學概論》。要知道章先生的杭州餘杭方言甚重，所講述的又如同天書一般的國學，一般人哪裏聽得懂又能記得下來的？但就是章先生的講演成就了曹聚仁，後來章先生就收了曹為門生。而在更早的時候，太炎先生在日本期間，就講國學，後來北大一批教授當時都是他的門生，包括許壽裳、馬幼漁、周氏兄弟、朱希祖、錢家治、錢玄同等，都應算是章師的門生，隻不過曹生已晚，未能趕上留學潮。現代史上的大家，沒有留過洋但後來生活在海外的，曹聚仁可算得上一個了。
說起人緣，應該還有一點，那就是當時柳亞子、邵力子等一批名流在搞新南社，曹聚仁也參與了，這期間他一邊當家庭教師，一邊就開始在社會上兼課了，名氣也漸漸大了起來，所以等到他26歲時，他便開始到暨南大學去教國文了，一個中等師範的文憑去教大學，這就是當時的社會當時的教育呀。因為這一年他已經有四五部著作出版了，教大學的資格也已經有了。一直到抗戰爆發，曹聚仁主要的工作就是在教書編書刊和寫文章，其間跟魯迅先生等大家都有過交往，但是他為人處事的方式，在今天看來，好像跟人不算太親近，但也絕不疏遠，這可以以他跟魯迅的關係為例，他不會因為跟魯迅的關係而大呼小叫——因為這種大呼小叫，有的時候未必會有好的結果，曹聚仁的做法好像是等距離外交，跟所有的文人保持著一種禮節性的距離，這不等於說他不熱血沸騰，比如說他跟林語堂之間曾大打出手，曹聚仁也一改比較方正寬厚之風，林語堂也不顧風度了……有的時候跳開具體的事件來看文人相輕，也是一件蠻有趣的事情，好在文人吵架總不至於血流成河，如果政治家軍事家一吵架，那就完了。
杭州曹聚仁
為什麼要單列一節，說杭州曹聚仁，那是因為曹聚仁跟杭州之情緣實在太深了。曹聚仁從15歲初到杭州，第二年便又開始了長達五年的一師讀書生活，1927年又來文瀾閣工作過，期間遊山玩水也罷，對曆史的沉鉤也好，他對杭州的熟悉，對杭州人文地理的熱愛，使得他筆下的杭州有著不一樣的特質。
15歲那年，曹聚仁就來過杭州考清華大學的幼年班，三十人多人中隻錄取一名，曹自然沒有考上，但卻因此在杭州遊玩了一個月。一開始少年曹聚仁是不把西湖山水放在眼裏的，因為他也是從山水的絕勝處來的，曹先生在《我與我的世界》一書中說：“憑著我們的腳力，花了二角錢，買了一張西湖全圖，那一個多月中，就把所謂西湖十景都跑完了；連著葛嶺的初陽台，城中的吳山，江頭的六和塔，城外的九溪十八澗，都到過了。年紀太輕，對於平湖秋月、三潭印月這樣明媚風物，還不懂得欣賞。至如斷橋殘雪、柳浪聞鶯，實在看不出所以然來……”
對於西湖的山水風景，曹聚仁真下功夫的，恐怕還是1927年秋天應單不庵老師之邀，到孤山文瀾閣工作之後，當時的工作就是整理和校對古籍，這個時候曹聚仁對西湖山水才有了新的認識，他說——“當年，我在一師讀書，雖說身處湖山勝地，卻和湖山極少緣分；一則土老兒心目中，還看不起西湖十景；二則出家人的勢利眼比凡俗市儈更勢利些；三則，我們高談社會革命，把“風雅”看得很輕。直到在上海塵囂中混了五年，重回杭州，才領會得湖光山色，自有佳趣。”而更為主要的是，那段日子他已經鑽入了有關杭州的古籍中了——“杭居那半年多時日中，我開始研究文物掌故，和田汝成碰上了頭，熟讀他的《西湖遊覽誌》和《誌餘》，《誌餘》對我更多助益之處。連類看了宋元文士所寫的《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梁錄》、《武林舊事》、《古杭雜記》等書，對於杭州鄉土風物，有著很清楚的輪廓。”
所以在曹聚仁的筆下，風景和掌故便很好的融合在了一起，在他的重要作品《萬裏行記》中，專門設了“湖上”一卷，內收22篇有關西湖和杭州的文字。曹聚仁的文字雖然不如鬱達夫那麼的用心和講究，但曹聚仁寫得更為自在，喜歡扯來扯去，兼具了學者、作家和記者的各種套路，但又不拘泥於某一種套路。比如有的文字，他是按照遊記來寫的，但又有文物掌故知識，有的呢是散文筆法，但更多的，按照今天的說法便就是“隨筆”，有點文人腔的，又把自己的經曆見識等都放進去，像他寫《西泠印社》，除了掌故之外，又把一師的一位老師和一位同學寫了進去，師者李叔同，同學葉天底，這就讓他的西泠印社跟人完全不同，這也正是曹聚仁的強項，所以有的文章，不是才華就能寫得出的，非得要把經曆放進去不可，因此這也決定了好些文章是要在人到中年後才寫得出來，豐子愷是這樣，曹聚仁也是這樣。
不過，曹聚仁畢竟不是阮毅成，也並非杭州土著，所以也沒有寫成關於杭州的專著，但如果把他寫浙江一師舊友的相關文字也彙編進去，倒也可以出一個單行本了。畢竟杭州是曹聚仁出發的地方，但他又是一個做記者的命，除了抗戰等特殊原因之外，他也沒有要在杭州落腳的意思，這跟豐子愷以及老師輩的薑丹書他們是不一樣的。晚年曹先生客居香港，更是不可能回到杭州來定居的了。
說書人曹聚仁
應該這麼說，如果沒有抗日戰爭，曹聚仁很可能就是一個純粹的文人，就像那個時代的多數文人一樣，一邊做教授，一邊做書刊的編輯，因為那是飯碗啊，寫文章有時並不是非寫不可，但是農民非耕田不可啊，為什麼，因為要吃飯啊，文人寫文章，有時也是為了吃飯。因為抗戰，曹聚仁成了一名戰地記者，這就讓他和別的文人有些不一樣了。也正如有人評價鬱達夫，說他是一名有成就的文人，但是抗日戰爭把他提到了一個民族氣節的高度，而不隻是一個浪漫文人——這就是區別。
而從我們今天看曹聚仁的戰地文字，實際上不全是戰事報道，包括他的《萬裏行記》中寫了那麼多的城市和風景地，可見戰爭中人們也還在各幹各的，該吃喝的也在吃喝，該玩樂的也在玩樂，該文化的也還是要文化。當然我們在今天讀曹聚仁的文字可能有點浮光掠影之感，有點不解渴，這是難免的，包括有人評價曹聚仁在思想和學問上，終不是一個開天辟地的大家，而更多的是一個記錄者參與者和見證者，或者用我詩友朱曉東的話來說，他就是一個雜家。但作為一個雜家，他又能最終成就一家之言，奠定了他的地位。是啊，生在亂世，記者飯碗，很難讓他長時間地靜下心來做學問，同是記者出身的海明威和三島由紀夫，後來都成了小說大家，曹聚仁也寫過小說，但沒有多大名氣。但是他想把他的故事講給大家聽，這是他從小的意願，也是他後來的一種宿願，但很可惜沒有實現，這便是我說他是現代柳敬亭之意。柳敬亭，明末清初說書人，在杭州一帶非常有名，張岱曾有文雲“南京柳麻子，黧黑，滿麵疤槃，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據稱曹聚仁從小就很是崇拜柳敬亭，而且在一段時間裏很想成為一個電台的播音員，這也是他比較“雜”的一個例證。這不能僅僅看作是心血來潮，而是跟他的信仰有關，他的那些文字，特別是作為戰地記者的他能夠貼近地麵、接近民眾、直麵生活，我想這也是柳敬亭在冥冥中支撐著曹聚仁。最後曹聚仁想成為柳敬亭這樣的說書人而不得，最後終於成了一個寫書人，倒是他的女兒曹雷和兒子曹景行，最後都吃了“說書人”的飯，而我們來考察曹聚仁和他老爺子的關係，其實也是一樣。老爺子是希望兒子走讀書做官的路子的，這是那個社會幾乎唯一的正確道路，可是兒子隻完成了一半，隻讀書隻寫書卻不做官，用今天的表述方式來說，他成了那個時代的一名公共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