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彬然的文字應該是寫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文中有這樣的說法，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人的口徑——擔任“調人的蔣夢麟，新任校長薑琦（伯韓），就在當時也不能算進步人物，不久都走向反動陣營了。”
要知道當時省議會的議員們，就是我們的官員階層中的一個部分。省議員們的加薪案，表麵上看是他們議員自己的事情，實際上又跟經亨頤有關。本來這部分國家的錢，經先生他們是想在杭州辦大學的，因為當時浙江還沒有象樣的大學，所以他們提了辦大學的議案，然而在議員那裏，大學案反遭否決，議員們自己卻搞起了加薪案。筆者對當時的議會製度不甚了解，但從資料來看，當時議會開會已經設旁聽席了，也等於說有觀察團這種角色了。會議期間旁聽席上的學生義憤填膺，有的甚至動了手腳。而動手者中就有浙江一師的學生，這一點經校長也不避諱，他在1919年5月22日的日記中如此寫道——
……忽聞本校學生全體出校，已在議會有所舉動。即至商會，始悉因傍（旁）聽不平。工商各界均有多人，勢不可遏，幸張暄初出為調人，始散，而議員已被毆辱。餘即與工沒界各要人，至商會開會，籌善後方法，均擬積極應付。
經先生在第二天的日記中又寫道——本擬同謁省長，繼思可不必……學生聯合會之勇氣，擬導入軌道。餘意學生示威運動究為有限之效力，非達到市民與一般社會接（結）合不可……從這些日記的內容看，至少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五四之後的杭州並非鐵板一塊，當然後來遊行示威的內容多為抵製日貨等，但也有“毆辱”省議員等行為，這跟北京學生的火燒趙家樓有異曲同工之妙，北京的搞大是不是跟沒有調停人有關呢？第二個信息是經校長對此類學生運動還是保持著自己的看法，用後來流行的話來說，即學生運動還是要與工農大眾結合在一起才好。
如果經先生更為謹慎一些，身段再放低一些，真的去拜謁省長大人，當麵說明情況，後麵的日子會不會好過一些呢？但經先生好像又不是這樣的脾氣。
而反倒是蔣夢麟大為杭州學生的行動叫好，他在致胡適的信中有一段很生動的描述，蔣說——浙江省議會要錢不要臉，杭州學生（第一師範，第一中學）把那班無恥的議員痛打了一番。捉住一個議員，便向他要名片，如若要加費的人，就一麵拉住他的耳朵，一麵打他的麵皮，問道：“你要不要加費了？”……他口口聲聲道：“不要了”……
（《胡適來往書信選》）
這個特寫鏡頭中包含了一切喜劇要素，有對話，有動作，還有神態，廖廖數筆，議員之窘態躍然紙上栩栩如生。
回到浙江督軍盧永祥、省長齊耀珊這兩位浙江省領導提到的上海《時事新報》，該報後來有沒有遭禁不得而知，民國時期的上海，是個相當開放的地方，因為上海本來就是新開埠開出來的一個城市。而浙江杭州之風氣，後來我們從魯迅先生等文字中也是能略見一斑的，當時我們不解，為什麼浙江的管製會那麼嚴呢？
實際上包括《時事新報》在內的《申報》、《晨報》、《民國日報》、《新聞報》《公言報》以及紹興的《越鐸日報》後來都對“非孝”事件及一師風潮發表了大量的報道和評論，那麼又有誰能下一個禁令不準報道一師事件，或發一紙密電統一宣傳口徑，或一紙禁令查封這些報紙呢？像《時事新報》隻不過發了十二篇文章，而影響力更大的《申報》，據筆者統計就一師風潮的前前後後一共發了三十二篇文章，《民國日報》則更有四十幾篇之多，用今天的說法就是跟蹤報道了，全國的報刊發表關於一師風潮的報道和評論要近百篇——這可見民國的辦報自由，因為我們顯然找不到這樣一則電文，讓這些報紙不要報道“一師風潮”。
而看省行政長官和國務院之間的這兩則電文，我感興趣的是他們都提到了一個依據，即——出版法，即中華民國初年已有出版法，雖然還沒有找到這些具體的法律文本，但在今天看來畢竟是頗為欣慰和辛酸之事。欣慰者，總有法律依據也；辛酸者，今日仍無出版法也。
因《浙江新潮》而引起的風波，社會把矛頭都對準了經亨頤校長，誰讓他是當時浙江教育界的第一塊牌子呢，且提倡《非孝》的一師學生施存統，新潮社的骨幹分子也出在一師，所以教育廳便派官員來督查此事了，於是我們便能看到經先生的一篇《對教育廳查辦員的談話》，這等於是向上麵表一個態度的——《浙江新潮》雖不是本校的印刷物品，黃宗正卻是本校的學生，我做校長的不能不負責任。所以我曾經叫黃宗正來問過，據說《浙江新潮》是《雙十》改稱的，社員共有二十八人，本校卻有十四人。通訊處從前並不在本校，發起也並不是本校。“通訊”是一個幹事的意思，也不是主持，發起也並不是本校。我從山西回來，曾看見這張報紙，封麵寫著第一師範的字樣，也覺得有些不便。第一次專任職員會議的時候也提議到的。以為新潮、新潮，大概是研究研究新學說，況且不要學校負責，認為學生個人的通訊，所以不加幹涉了。後來看見有篇《非孝》的文章，各教員曾訓試過好幾次，現在已經覺悟，他們的社員也已經解散，不再出版了。
經校長的態度很明確，也多少有點避重就輕的意思，不過這也是大實話，一是愛學生，二是觀念很開放，可是省教育廳並不這樣認為，這是最為根本的區別。本來從《雙十》到《浙江新潮》，從一個學校到幾個學校的社團，剛剛要有點起色了，也剛要輪到施存統施展手腳了，第三期《浙江新潮》剛要印刊物卻被查封了，於是他們隻好轉移至上海。而這一邊經亨頤更是受到了壓力，說你得開除施存統啊！經先生是個“騰頭”脾氣，你要我開除，我偏不開除，而且理由很充分——你都把這樣的學生推向社會，這不就是學校的無能和失責嗎？經校長的原話是——斥退學生是教育的自殺！
教育其實是經常在搞自殺的，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也無論顯性還是隱性。
《非孝》是一個導火線，而且線頭已經裸露在外麵了，施存統的聰明之處，在於學校沒有開除他之前，他就先撒腿走人了，他可能覺得呆在浙一師已經沒有多少意思了，也不能再讓經先生為難了，於是他便和俞秀鬆、傅彬然等北上參加了工讀互助團，所以當一師風潮處在風口浪尖上的時候，他並沒有在現場，然而這一場風潮是因他而起，大約是不會錯的。
施存統前腳一走，經亨頤的位子也已經不穩了。施對於經，可能心中仍有一點點怨氣的，因為你也頂不住上麵的壓力啊；而經對於施，則多少也有點頗不以為然的，年輕人嘛衝動而已，文章寫得也沒有多少學理。要講起衝動，連蔡元培這樣的都造過炸彈，現在的學生寫點文章算得了什麼呢？事實上不少的過來人都是這麼看施存統的，都說他文章一般，是那種血氣方剛型的。這也是那個時代的特點吧。但這個時候的經校長，大約處於腹背受敵，他的頂頭上司已經覺得管不住他了，“社會賢達”覺得他欺人太甚了，而其他的牛鬼蛇神呢，則躲在暗處煽風點火，誰讓經校長樹大招風的呢？這一點後來作為調停人的蔣夢麟看得是很清楚的，他在寫給胡適的信中曾經這樣說——後到杭調查一師學潮真相，知這回的事情實在起於內部“牛鬼蛇神”的一般教員。齊照岩（作者注：齊照岩即齊耀珊）罵經子淵是是過激黨的話，也是起源於內部的。這回的留經，好像西南的護法，是一個假麵具，現在把西洋鏡拆穿了，隻有學生是真要留經，“牛鬼蛇神”隻要飯碗罷了。（《胡適來往書信選》）
牛鬼蛇神是哪些人，蔣先生沒有點名，因為很顯然，除了四大金剛等一些跟經校長走得很近的人，一個學校裏，包括教育界，就算是沒有利益衝突，那麼人之常情的嫉妒心，也會對經校長不利的，所以非孝事件之後的留經運動，這才是風潮的最根本，而蔣先生對此看得很清楚，隻有學生是真要留經，這也就是學生運動可愛的一麵，哪怕是被人利用，他們的振臂高呼他們的慷慨激昂也還是真的吧，當然，教師要飯碗也是天經地義的，為飯碗而戰鬥也無可非議。
所以比較準確地說，一師風潮正式開始的日子，應該從1920年2月9日算起，這就是省教育廳長夏敬觀給經先生寫第一封寫的日子，一直到兩個月之後，蔣夢麟把薑琦帶到浙江一師任新校長，風潮才算基本解決了。
如果換一種說法，風潮之前，反倒是經校長營造的那種氛圍，包括當時整個社會的氛圍，這才能產生《浙江新潮》以及施存統們，但是革命到最後，必然是會革到自己的頭上的，這可能是學潮以及其他運動不可控的一個方麵，包括此後沈定一在蕭山衙前發動的農民運動等，最後也會革到自己的頭上的，這是後話了。
也正如一部電影除了正麵人物，還得有幾個反麵人物，這樣的說法雖有失妥當，但一個巴掌拍不響，戲劇的衝突得有兩方以上的力量才行啊，所以就算是這兩個月當中，夏敬觀是一定要登場的，否則就沒有對手戲了。
夏敬觀其人
說起夏敬觀，人們腦子裏就會出現一個老冬烘的形象，冥頑不化，不可救藥，完全是站在新思想的對立麵。但如果夏敬觀不做官，僅僅是個文人，那麼好，比他更頑冥而又確實有才的辜鴻銘先生卻在北大有一席之地。問題是夏敬觀做了浙江省的教育廳長，是民國的一個廳級幹部，那個時候的廳不像現在這樣多，而且那時基本沒有副職，所以夏廳長之“有才”是不容置疑的。
同樣的，夏敬觀的人品和詩品以及畫品大約都是沒有問題的，以至於後人說起夏廳長便是一副惋惜的樣子，說他要是不做官，做一個純粹的文人，寫寫詞，揮揮毫，那多好啊！這話也雖有嘲諷之意，但確也透出那麼一種意思，即文人做官難免書生氣十足，或者說他本是一個滿腹經綸之舊文人，卻要在一個大時代的新舊交替時出來做事，這便是他的劫數。殊不知中國封建社會裏從來都是文人從政的，那個時候的文人，一是文，一是史，不搞數理化也沒有外語，所謂滿腹經綸無非就是為文之道和為官之道。
從夏敬觀晚年的“自述年曆”看，夏先生先後正式娶妻三任（前兩任相繼離世），生子女十四個，其中五個孩子在夏先生中年以前都夭折了。可見那個年代健康醫學的水平，不過幸虧夏先生子嗣眾多儲備充足，這也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特點。現在的“隻生一個好”，意味著這一個好是非好不可的，而且又不能輸在起跑線上——這些教育的問題便不是夏敬觀那個年代所遇到的了。
既然不是人品問題（絕大多數的對立麵都不是），而且如果我們相信他所說的，他跟經亨頤先生也沒有個人恩怨可言的話，那麼讓他站在曆史對立麵的惟一原因，就是他的思想和主義，然而正如我們要感謝那個要跟施存統PK的淩獨見一樣，因為如果沒有對立麵，便也就沒有後麵的一切，而且我們還要知道一條官場規矩，畢竟經校長也是由夏廳長任命的。
前麵所述，因《浙江新潮》而引發的一師風潮已經一觸即發，夏廳長準備給經校長來個平級調動，讓經校長從風口浪尖上撤下來，於是在1920年2月9日，夏廳長給經校長寫了一信，如下——
本日備具公文，奉浼台端為視學，尚希屈就！夙仰熱忱教育，望重資深，未敢以道屬一隅之視察，煩勞賢者，即請駐廳襄助一切，兼便隨時顧問……
注意到了沒有，口氣是極為委惋的，完全不是公對公的那一種，這說明兩種情況，一是夏廳長充分照顧到了經校長的臉麵的，“尚希屈就”就是一說；二是至少那個時候官場的書信往來還是文質彬彬的，不像今天身在曹營中的人頗似瀟灑地說，我們的命運就全在一張A4紙上。
第二天，即2月10日，夏廳長又寫一信——昨日晤穀卿兄，曾托代達一切，諒蒙見諒！此後承教之日正長，尚希屈就，俾得朝夕相處！公文仍請俯納，為勿固辭為幸！
穀卿兄者，蔡穀卿（也寫作蔡穀清，即蔡元康，蔡元培的弟弟（有說是堂弟的），時任中國銀行浙江分行行長（有說是杭州分行），屬於社會名流，後來也是一師風潮的主要調停人之一。夏廳長可能認為，免掉經校長的職務，讓他到省廳做一個視學，實在也是一件很難下手的事情，所以需要找一個共同的朋友，這個人便蔡穀卿，為難的事情先讓蔡行長去做。但令夏廳長沒有想到的是，經校長倒是爽快的答應交出校印，但是卻不願意到省廳做視學。
何謂視學，這是跟民國時期的教育機構設置是有關係的，視學、督學以及後來所稱的督導，皆是教育行政機構中的官員，是教育廳長下麵的一個處級幹部。另外有一點也值得注意，當時好像沒有副廳長副校長之說的，不像現在。副的至少有半打。
經先生不願當省視學，這是我們完全可以預想得到的，或許這也正中了夏廳長的下懷。官場之間就是這樣，你這一回低頭了，那麼很可能一輩子都不得翻身了。依經亨頤的脾氣，他怎麼可能放棄自己苦心經營的陣地而去賦一閑職呢？雖然現在很難說省視學就是一個閑職，但對於一個有理想有理論有行動的實幹家而言，離開浙江一師，他就不會再呆在杭州了，經先生後來創辦春暉中學的事情就證明了這一點。
接著再看一封夏敬觀答教職員的信，如下——
徑複者：接展台函，祗悉一一。經君望重資深，另有藉重。王君品端學粹，知必有以整綱飭紀，而慰士林之期望也！除延晤貴代表，而馨一切外，相應函複，即希亮之！
此處所說的王君，即一師的教務長王錫鏞（王賡三）。
我們再來看經先生給夏敬觀的複信就很有意思。也是兩封，第一封——
頃奉令調任視學，未敢拜命！校事遵即交卸，另文呈報。
第二封——
再奉大示，深感盛情，不才如弟，試驗未成，無以備顧問，幸乞假我修養。公文仍奉還，明晨渡江，恕不走辭！
整個語氣軟中帶硬，完全沒有商量餘地，我離開杭州總可以了吧，明晨渡江回老家，這似乎已經是很絕決的事情了。
注意，那個時候夏敬觀之上任教育廳長，實際上位子也還沒有完全捂熱，前任廳長伍仲文，在經亨頤日記中屢次出現，想必私交也是不錯，而經亨頤和夏敬觀，大約隻屬於工作關係，所以語氣中間也是帶棒夾棍的。
而更令夏敬觀意想不到的是來自教師中的反彈，先是王錫鏞（王賡三）不願意接任校長一職，因為夏敬觀一開始的計劃就是從一師當中選出新校長來，這樣就熟門熟路的，有利於安定團結，那麼王賡三便是不二人選，也是夏廳長認為可以信任且也一定會得到教職員工信任的。誰知道王賡三竟然不買這個賬，這是夏廳長所沒有想到的。
不少民國教育史料中，我看都有某某罷任某職的記載，看樣子民國搞教育的人，不全把當官看在眼裏的，或者說當官也要當得有策略和忌諱的，王賡三是教務長，按以前的慣例，一般都由教務長接任校長的，經先生自己也是這樣走過來的，王賡三雖然不在四大金剛之列，但從經先生的日記看，也是跟校長走得比較近的親信之一，於公於私都是交往頗多的。王賡三的態度是一開始就不接這個活，後來事態基本平息之後，上海的《民國日報》（19204月3日）和《時事新報》（3月29日）還分別刊登了王賡三給齊省長和夏廳長的信，以表自己的態度。對省長的信是說自己是再三堅辭的，不是某些媒體說的先接任後堅辭的，那等於是自己有了汙點一樣。給夏廳長的信是指學校如何辦易交的問題，因為王賡三曾受經校長之托辦移交手續的，他本來是要移交給金布的。金布本來也是不想來的，但後來怎麼想了想還是來浙江一師上任了，這也就成了金布的“汙點”。
如果從一個聽話的職業行政官員來說，金布到一師來，本來隻是履行職責、服從命令而已，本來在省廳做公務員也是蠻好的，沒想到來了之後卻遭到學生的反對，認為他是個偽校長，甚至都不讓他進學校，包括金布請來的老師，也被擋在學校門外。因為後來學生自治會開始放哨站崗，開始接管學校事務了——這麼一來，在夏廳長等官員看來，一師的事態就完全失控了，因為從統治和管理者的角度來看，我派去的校長竟然進不了學校，這等於說我派去的司令進不了軍營，這還了得嗎？
於是便有警察的出場。警察是什麼？警察是國家工具。發展到後麵，那幹脆就推遲開學，乃至想要解散此校。因為學生的條件隻有一個，那就是經校長必須留在此校，現在經校長已走，新校長的任命已經下了兩道了。夏廳長是不可能收回任命的，否則不就是兒戲了嗎？夏廳長代表了誰，代表了官員階層嘛。那個時候雖然沒有電視和互聯網，但報紙已經蠻發達了，所以各種信息也還是在流傳的，並且真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個時候的西湖，馬上要卷起錢塘大潮了，這便是一師風潮，是真正的浙江新潮。
風潮中的人和事
前麵已提到省議員加薪案，議員遭毆辱，那麼他們怎麼報仇呢？打架是打不過學生的，那麼隻能打小報告，這是他們的特長，不，應該是打大報告了，以朱文為首的51位議員就聯名向省長大人奏上了一本——該校長盤踞造就師資之師範學校，倡最荒謬、最狂妄之學說，貽害青年，莫此為甚。貴省長為全省行政長官，對於該校如此喪心病狂之舉動，何不立予撤查，依法處置！議員等懷疑甚殊。（原載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友會十日刊》第8號，1919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