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最早對浙江一師的興趣僅局限在經亨頤校長和著名的四大金剛，最多再加上李叔同、豐子愷等文化名流以及那些匆匆而過的文人墨客，這實際上是跟我的興趣愛好較為吻合的。但是我很快發現，一師風潮最後的結果不僅是換了一個校長，趕走了一個教育廳長，更重要的是有好多一師的畢業生後來把命都搭了進去。所以新思潮不隻是關於非孝的爭論，也不隻是學生自治和教注音字母那麼簡單，它有怒目圓睜的一麵，更有流血犧牲的一麵，雖然那不是在1919和1920年。
如果僅僅是就一師而寫一師，我可能會放棄此文，因為我最早見到的關於梁柏台的文字，大約不到千字，一則介紹兩則日記（書信），隻知道他是浙江新昌人，曾就讀於浙江一師，是中央蘇維埃的領導人之一，也是中共法製建設的開創者，1935年3月被俘後英勇就義。
寫作梁柏台的機緣，是緣於在2009年11月我跟作家謝魯渤趙健雄和嵇亦工等去了一趟浙江新昌，與當地的作家袁方勇、石三夫等相聚甚歡，其中見到了一位來自梁柏台小學的小潘老師，她是一名文青，書法和散文很有建樹。我問她有沒有關於梁的資料，她說有啊，隨後她給我寄來了一本《梁柏台》的小冊子，那是由當代中國出版社於1994年正式出版的。
大概兩個小時，我就翻完了此書，還是不知道寫些什麼，要不要寫？那些日記、那些信劄的確極為珍貴，大概也是我現在所能看到的除經亨頤之外，浙江一師師生中留下日記信劄最多的人，其他現在能看到的就是俞秀鬆的日記和書信了。我把梁的那些文字淘了幾遍，也覺得梁的文字格外原始珍貴，因為那都是由他的姐姐像珍藏一個夢似的珍藏下來的。她姐姐梁小芬終身未嫁，與柏台的原配夫人廝守終身，一起替梁柏台照料母親，所以梁的這些文字資料能保存下來是極為不易的。
而就具體的一師風潮而言，當事者後來寫回憶錄的也甚多，有的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寫的，細細閱讀，我總覺得有些口徑和語氣還是有問題的，因此1919年前後的日記、信劄和報刊資料就顯得尤為珍貴，不管是就一師風潮還是當時青年學子的思想脈絡，特別是那些信劄，其書生意氣其理想主義，跟我們今天的手機段子鍵來按去的，竟有如此的天壤之別啊！還不到一百年，有人說中國巨變，這個我承認，我必須說是中國人發生了巨變，但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呢？這是好得很還是糟得很呢？
好幾個晚上，我吃著新昌的小京生，一遍遍地看梁柏台的日記信劄，看他的照片，但沒有寫下一個字。有一天晚上，我重看一本關於革命先輩的紀錄片，其中有一節是講項英夫人張亮的一段傳聞，是由項英和張亮的女兒講述的。其中講到過一個叫周月林的女人，曾跟張亮一起被捕，同時被捕的還有大名鼎鼎的瞿秋白。那個紀錄片本是講張亮的身世之謎的，但我此番重看是想起了梁柏台的夫人也叫周月林，那麼她們是不是同一個女人呢？雖然這在黨史上是早就解了密的事情，但是我最早卻是從熒屏上獲得這一信息的。後來我又從新昌方麵得到了一本《走近周月林》（中國文聯出版社），於是一切都解密了。
果然，這是同一個周月林！她就是梁柏台後來的妻子，是一個偉大而悲劇的女性！於是我決定寫這一篇《梁周記》。我要寫的關鍵詞是：理想，愛情，犧牲，命運和悲劇。在我寫作此文的時間裏，剛好有一本叫《十月圍城》的電影上映，這是一部關於刺殺和保衛孫中山的電影，據稱電影的策劃者原來有一個想法，那就是說：孫中山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為他而犧牲，那麼臨終前說中國的豆腐是最好吃的瞿秋白當然也不知道周月林是為他而坐了半輩子的牢，先是國民黨的牢，後是共產黨的牢；而梁柏台至死也不知道妻子在哪裏；而這一對革命夫妻留在蘇聯的一兒一女也不知是死是活……
這是一個謎。這更是一段傳奇。[梁記·1919在杭州]
1918年的秋天，浙江新昌人梁柏台來到了杭州，他考入了浙江第一師範的預科，這一年他虛歲剛滿20歲（1899年生人）。此前，梁柏台在新昌上過知新學校，光聽校名便可知道，這是一所新式的小校，後來他到杭州後還專門給母校的老師和同學寫信，彙報學習情況，交流時政觀點。在上知新之前，梁柏台還上過私墊，所以他是受到過良好的基礎教育的。但是梁柏台的家境不但不富裕，而且還很困窘，然而因為梁柏台是家中獨子，父母決計要讓兒子得到好的教育，因為是男兒，他便比他的姐姐要幸運。當時的梁家基本是以砸鍋賣鐵的精神在支撐一個梁柏台的。所以才有了他考上浙江一師預科的可能性。而他的姐姐梁小芬，當年是跟弟弟有過一個約定的，弟弟不回，姐姐終身不嫁。梁柏台離開家鄉的前夕，家裏麵給他匆匆完婚，他沒有能頂住親情的壓力。
後來梁柏台去了蘇聯之後就再也沒有回過老家，他在那裏認識了周月林，後來跟周結婚生子。而在老家新昌，他的結發妻子也一直在等著他，倒是周月林和前麵所提的項英的夫人張亮一起回過新昌，且在那裏也上演了一出悲喜劇。
現在我們來看梁柏台青少年時代的文字，那真是書生意氣、心懷天下啊。且看他1915年5月19日的日記——見三年級學生在操場上破球門。吾忽想吾國之與日人對峙，是不啻今日之攻球門也。夫日人與吾國人，猶紅綠球之踢球人也。吾國之土地，猶皮球存立於操場也。兩隊相爭，猶吾國人與日人相攻擊也。吾輩青年，可不擊球，以強筋骨，活血脈，振精神，與日人相搏戰乎？
怪不得當時教過梁柏台的老師都誇他文章寫得好。看他的日記，從泥水匠築門，他便想到了國門和國防，從賣繭者的旗子想到了中國國旗，如此以小見大，觸景生情，這說明梁柏台從小便有誌氣，用今天的話來說便是一個憤青，但又不僅僅是一個憤字了得，而是處處用心刻苦。這從他給友人、家人和老師同學的書信中即可看出，同時也能看出他身處一師那樣一種新環境新氣象下的林林總總，比如他也講到了學校裏出現的一些新書報，這跟一師當時出現的書報販賣部的情況是吻合的——在二十世紀的時候，物質文明，笨頭笨腦的人斷不能竟於天壤了，所以我主張的是思想，所看的書是《新青年》……現在杭州的學校，抱自動的教育主義了，思想要求新鮮，所以學校裏頭若《新青年》、《新教育》、《新潮》、《教育潮》這許多新思想的書籍，學校裏大大的風行。我也有幾本在這裏看看，（1919年9月12日給梁嶽生、周相標的信）。
90年之後還不到一百年的我們，竟然都向物質文明狂奔而去，不要說貪官汙吏沒有一個是跌倒在精神文明上的，他們很少是因主義和觀念而下獄的；就是我們普通人芸芸眾生在衣可裹體，食可果腹的情況下，也都是瘋狂地逐利而行，想到此我們難道不慚愧嗎？
1919年9月梁柏台在給袁修昌老師的信中又如此說——自從五四運動，學生發現了自動的舉動，學生方麵和學校方麵，都驚醒覺悟了。學校方麵是怎樣的覺悟？就是校長改變學校的辦法，教育抱自動的目的，一切舍務、學務都委學生去做。學校好像一個議會，仍舊選出代表，到了有事體的時候，征求意見，議後始行。教職員和顧問官是一樣的，這是關於舍務的事情。學校的事情？就是上班，學生輪渡教授，教員旁聽，指出他們的謬誤。廢除考試，在平時的自習。這樣一來，要比從前好得多了。上麵所說的是學校方麵的覺悟。學生方麵的覺悟是什麼？學生大家知道五四運動的力量是從新思想來的，所以凡關於新思想的雜誌各人至少有一種，並且組織一書報販賣部，凡關於新思想雜誌評論，竭力征求。到了例假的日子在負（販）賣，以供給社會上的人看看，使得普及罷了。這是學生的覺悟。
梁柏台在信中提到的廢除考試一事，倒是在其他親曆者中從未見過提到，而且“學校好像一個議會”也絕對是新提法，也很是形象。同年10月18日，他在寫給知新學校老師唐化成的信中又說——今日有一件事情要好問先生。是什麼事體呢？就是我們新昌各高小的寄信處。為什麼要問寄信處呢？因為敝校校友會有《十日刊》的出版。大凡本省各主小以上的學校以及機關，各分送一份看看，不取分錢。本校分送報紙，費了許多銅錢，他的目的……是應現在的時勢，鼓吹新思想的。
這是梁柏台人在省城、心係新昌的表現，他是真正意識到新思想、新雜誌的重要性，所以要向家鄉的教師極力推薦。因為就浙江一師出名的學生而言，也許梁柏台是排不上前幾位的，跟有名的施存統、俞秀鬆、宣中華們相比，梁柏台不算特別有名，但即便這樣一個不算特別有名的學生，也是真正感受到了五四新思想的衝擊。
同年11月9日在給袁修昌老師的信中，梁柏台又不無驕傲地向老師說道——現在各報紙上的諭（輿）論，說敝校在全國中等學校排起來，要算第一個位子。我們的校長，比作北京大學的蔡孑民，陳望道比作陳獨秀，袁易比作胡適之，《校友十日刊》比作北大的《新青年》。這是一般諭（輿）論，不必作他極有價值的判斷。但是依我想起來，全國教育家比經子淵比較好色，其數目寫不勝寫，比經子淵比較歹色，也寫不勝寫，倘若平均起來，全國能夠個個象經子淵這樣，則教育也算歹了，這不是我的誇張，實在是平心靜氣的話頭。自從這學期起，敝校守舊的教員，錯（差）不多沒有了，這學期請歸來的教員，都是提倡新文學的沈仲久（九）、劉大白、袁易、陳望道、李次九……這一般（班）教育家，都在敝校專任功課，實在難得得很。
文字中可以看出梁柏台的自豪之氣，由此也完全印證了浙江一師那些精英分子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後來梁柏台在給何寶運的信中也講到了此種情況。11月20日他在給袁修昌老師的信中又說到——現在的學界，自五四運動以後，輿論為之一新，頭腦大大的變更，報紙雜出，也不曉得多少種數。單就杭州而論，除各學校外，還有另外機關的組織，如《浙江潮》《雙十半月刊》《杭州學生聯合會報》……這許多的報紙，都是鼓吹新思想，以改革社會，革新人生觀，為唯一目的。《浙江新潮》辭句過於激烈，被警察廳所封。現在事務所移到上海去了。……
由此信可看出梁柏台的一個判斷，即他雖然不是《浙江新潮》的同仁，但是他的態度和觀點非常鮮明。我以為這更重要，即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覺悟的不隻是幾個學生，而是一大批，這是時勢所趨，潮流所趨啊。關於《浙江新潮》，在同年12月給袁老師的信中，梁柏台又提到——敝校為《浙江新潮》的事情，受了官廳的查辦，因為《浙江新潮》社，是二十八大（人？）組織的，社員敝校居半，通訊處是在敝校，為了“非孝”這篇文章，現在處“四麵楚歌”“眾矢之的”的地位……
而且梁柏台很清楚地看到了一師新潮的四路敵人——第一路敵人，是各校的教員、校長；第二路的敵人，是末（沒？）麵孔的省議員；第三路敵人，是省長；第四路敵人，是縉紳……在此信中，梁在此提到了書報販賣部的功勞——自從“書報販賣報”設立以來，報紙、雜誌到幾十種之多，每一種要銷一百幾十種，每人所看的雜誌，總有三四種以上。九年一月，本校還有一種報紙產生出世了，名字叫作《錢江評論》，恐怕也是短命的爿子。
梁柏台雖然沒有參加《浙江新潮》社，但他是用身體力行去實踐新潮的，包括他和汪壽華等參加民眾代表團，在省議會旁聽了省議員們的加薪案後，當場起來責罵那些無恥的議員們，後來還對新昌籍的一名議員去信責問。
梁柏台信中的一師新氣象，當然不止這樣。在這裏我們注意到的是梁柏台的口氣和心情，他完全是懷著一種興奮激動的心情向鄉黨和師生同學講述省城及一師的情形的，當然在那些信中更多的還是縱論國事，或者是對家鄉教育的關切和建議，其中講到注音字母的運用等，他甚至還興高采烈地講述自己參加省運會的情形，因為他作為一師的18中運動員之一，還得了兩個第二名，結果一師是得了團體總分第一，在這經校長的日記中也有記載。
今天我們看梁柏台的書信，不隻是從側麵了解一師新潮的一二，而是可以從書信中看出梁柏台思想脈絡的發展，尤其是他對家庭、婚姻和今後命運出路的態度。
從1918年12月26日寫給父母的信中，完全可以看出梁柏台的一份孝心和愧疚之意，且看——
父母大人膝下敬稟者：前奉一函，量必早已收到。男在高小時未嚐苦楚，不果（過）混混而已。自入師範，始覺學問之途渺無津涯，而初嚐為學之苦矣。不及旬餘為年假考試，轉瞬即可回裏。近春毫先生（新昌人，時在杭州電燈公司工作）寄來洋五元已收到矣。男自思入學以來，致大人增加重擔。男則儉之又儉，不敢浪費一錢，亦自知家寒，衣食毋使飽暖不求繁華。大人之苦，男有不知哉。特以為今世不務學業不足以當分子之責任，以恨天不虛生我也。
但是當後來，梁柏台遭到家裏的逼婚一事時，他的家書中就多了不滿和反抗的因素，1919年10月17日在給父母的信（節選）中如此寫道——我親愛的父母：說到那婚姻這件事情，我斷不肯承認，現在婚姻主義已經打破了，沒有一個人有一個妻子的說頭。喜歡則成，不喜歡則去，也不要像古人取（娶）妻一定要擇一個好的日子。我自有一個主張，不能強於我。這種寫信的樣子，是現在的潮流的趨勢，不可以為奇怪，別樣說話，後來再說。
同年11月20日，梁柏台在給袁修昌老師的信中又這樣說道——我是抱獨身主義的，什麼家庭呀，什麼妻子呀，鬧得我一身（生）一點兒事體也沒有。但我所說的獨身，不是“離群索居”的話頭。我的獨身主義，是共同獨身主義，社會為一個大家庭，兒子是共養，男女是平權，不願意再有這是“我的妻”、“我的兒子”，弄出許多專有名詞，好像這個人歸於私有的，不能為第二個所有，所以弄出這許多繁雜的事體來。
由此信可以看出梁柏台當年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還是比較嚴重的，包括同期的一師同學施存統等都受過此種思潮的影響。也許要講清楚無政府主義思潮在當時中國的影響不是幾百個字所能做到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無政府思想的思想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都多多少少地影響了當時的學生精英們，什麼是新思潮？那肯定是西風東漸，肯定是舶來品，也肯定不再是孔孟之道。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受了新思潮影響的梁柏台自然是不滿父母給定下的婚姻大事的，所以也才會發出“獨身主義”的聲音，這也是成為保守派攻擊他們“共妻”的一大罪名。當然此種觀念在現在看起來也算是頗為另類的，在人類的所有契約製度中，婚姻關係大約也是屬於受契約保護的一種。1920年1月15日，梁柏台又給父母一信，在講了一番大道理之後，便開始了言歸正傳了——今年要我娶妻，那是我極不讚成的一樁事。為什麼呢？我家庭既然這樣困難，還要加上一個耗財不生產的一件東西，經濟豈不更加困難呀！所以我的主張，敬（若？）不是經濟獨立，斷不能娶歸。我現在已經決定，寫信來通知你們，你們不要開起空場麵，空費掉沒有用的金錢。我恐怕你們應社會的需要，去預備起來，所以寫這封信來通知你們，你們不要象別人家早點抱孫子。抱孫子是一樁不好的事情。我們中國弄到這步田地，就是抱孫子的緣故。我極其反對現在的習俗，再造未來的社會，假如女子不能獨立，硬要成為夫婦，我情願犧牲……還望原諒，另外一切，後來再談罷！
從這個信中，可以看出梁柏台的態度很是絕決，沒有一點可以商量的餘地了。也就是這同一天，梁柏台還給袁修昌和梁嶽生分別發了信，都是同一個內容。在對袁修昌的信中，他說道——假使硬要成婚，我情願犧牲生命，斷不肯承認這種畜生的婚姻。這樣一來，我書一定沒得讀了，我自己也要謀經濟獨立去了……在對梁嶽生的信中，他已經向人借錢了——我決計同家庭宣戰，一定要離婚，才肯了事。我家裏已經有信寫歸去，家庭必然要成怒的。我寒假是不回去了。你回到家裏，請你寄給我幾塊，寄信處仍舊是第一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