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來是想繞開一些暗礁險灘的。
我想先繞開沈定一。因為這個人在早年是國共統吃，後成了國民黨的極右派，他不僅為共產黨所不容，也為國民黨的左派所不容，最後是被暗殺在蕭山衙前汽車站。究竟是誰幹的呢？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這也成了民國時期著名的迷案之一。此種迷案不僅我們有興趣，就連老外也有興趣，比如一個叫蕭邦奇的美國人就專門寫了一本書，書名叫《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玄廬）傳奇》，看了這個書，我就覺得無話可說了。這個蕭邦奇還寫過一部關於蕭山湘湖的書，雖然名氣不如《血路》，但我估計也令所有的湘湖研究者汗顏。這個美國人既有點旁門左道，又有點情有獨鍾，寫得既有觀點又很好讀，這是我們寫作者的一個目標。但是我也時時提醒自己，寫作也得講國情啊，要把政治，包括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寫得好玩有趣，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或者說這又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情。前不久，我聽說沈定一家鄉的紹劇團要排一個反映衙前農民運動的新劇，劇名不叫《血路》而叫《火種》，主角便是佃田李成虎……
我突然覺得我有話要說了，而且是要回到常識的層麵上來說，否則我們可能離曆史的真相會越來越遠。因為常識告訴我們，這個運動是沈定一發起和領導的，而沈本人就是大地主，大地主發動農民運動來造自己的反，這是不是天方夜談呢？本來，主義和火種也是從錯綜複雜的現實中來的，如果剝離了現實那就會成為一種空殼的理想，就像蕭山沙地上人們種植的絡麻一樣，麻被剝下來之後，麻杆就成了光滑的東西，但是我們勞動的手，那些沾著絡麻汁水的手，肯定不會是光滑的，相反一定是粗糙而有質感的，這就像錢江兩岸的沙土一樣。
一定要說衙前農民運動是共產黨發動和領導的，那至少是從另一側麵承認了沈定一是早期的共產主義者之一，這還是從顧及顏麵的層麵來說的。
我也是想繞開宣中華的。
我的一篇寫作一師風潮的文章，曾經刊發在杭州日報上，此文因為沒有提及宣中華，於是報社的反饋平台上便有了“讀者來信”，信中介紹了宣中華的事略並指出我的紕漏——其實這些我也都知道，因為就宣中華來說，現成的文字在網上一搜就是一大堆。不過這位讀者來信卻很好地提醒了我——不能隻談思想，不談行動；也不能光提經校長和四大金剛們，而不提領導一師風潮的學生領袖。雖然學潮也難免會有過激行為，不過激就不是學潮，正如戰爭總要死人。
而更有意思的是，沈定一和宣中華，這兩個我本想繞開的人物，他們之間的關係更是具有戲劇性。一開始他們是師生和同誌同道，可以說是浙江政壇上的一對雙子星座，當然是以沈為主，宣為輔，接下去他們漸漸的平起平坐，後來竟成了政敵，且是你死我活的政敵。而相同的一點是，這一對師生都死於非命，如前所述，沈被謀殺，而宣中華也在“四·一二”之後被國民黨殺害。
值得注意的是，跟沈定一和宣中華有關的好多人物，都是浙江一師的精英分子，他們也許政治傾向有所不同，人生選擇也各有不同，比如施存統曾發表聲明退出共產黨，而俞秀鬆則在蘇共的肅反擴大化中客死異國他鄉，還有葉天底、還有汪壽華，還有梁柏台……這些都是為革命和主義獻了身的人，包括湖畔詩人中的應修人和潘漠華。有的年輕到尚未婚娶，自然也無子嗣。有的在死後的幾十年後遇到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於是墳墓被炸，屍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便是沈定一的身後事。而那些幸存下來的呢，也是戰戰兢兢地活了N多年，他們也留下回憶文字，給人留下談資，但是那些談資，也好像非紅即黑，非直即歪，即有意地形成了一種二元對立，好像沈定一和宣中華甫一登台便如仇人相見般地分外眼紅。
曆史真的是這樣的嗎？於是我決定寫作此篇《沈宣恩仇記》。
[沈記]
寫沈定一，通常都是倒敘的，即用結論來推導他一生的所言所行，包括那種所謂曆史的局限，也都是用教科書式的條條框框出發的。教科書本身也許沒有問題，隻是把血和肉風幹之後，一個光鮮的人也就成了木乃依。
沈定一是19世紀的80後，生於1883年。往前推一百年，世紀之末的80後也頗有驚世駭俗之舉動的。陳獨秀是1879年，魯迅是1881年，毛澤東是1893年，他們中最早的蔡元培是1868年。這個年代成大事者一般有幾個先決條件，第一是留日（或美或歐）海歸，第二是加入政黨和團體，或與同誌結社（如同盟會）辦報辦刊，走過這幾步倒不能說就一定是有了如何先進的思想觀念，但通過這幾步，一個人，無論他是浙江人還是山西人，他都有了一定的社會網絡圈，正如今天的人要參加種種俱樂部和培訓班一樣，很可能就是為了結交朋友。
要說沈定一，我也先是從談資和緋聞中了解的。大概是某一部長篇小說中的一個細節，說沈定一曾經和他的媳婦楊之華一起在家鄉的河裏洗澡（遊泳？）……這個細節是想告訴人們——那就是個驚世駭俗的時代，不要以為我們現在有多麼時尚，其實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時尚從某種程度上比之今天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沈定一一開始進入我視野時，便是一個異常激進的政治領袖。查1912年的《申報》（注，是互聯網上的引文），便有以下三段文字——
2月28日的《申報》載：蕭山沈劍候（玄廬、定一）公民急進黨創始人，通過報紙，謂袁總統通電取消各省的軍政分府，望王金發勿再引用紹興分府名目，以歸統一。再南京陸軍部長告知，並不任王練兵或予現有職稱委狀。
我估計這可能是沈定一第一次上申報。“公民急進黨”是一個反對袁世凱的黨派，以前印象中，是要到1913年沈定一他們才反袁的，那便是民國初期的“二次革命”，也是因為這次行動失敗，沈定一才流亡日本，並在日本又遭麻煩繼而流亡新加坡（據說在那裏認識了劉大白並由此成為了摯友）。據《血路》的說法，沈定一是在蘇門答臘開始從事記者職業的，那時是編一張給當地華僑看的報紙叫《蘇門答臘報》。而《申報》所述的，是沈定一反王金發，其實我們知道，沈王本來都是革命黨人，特別是王金發，是光複杭州的敢死隊員，是辛亥革命的英雄，但革命勝利之後他又成了統治紹興的土皇帝。如何分配革命成果，革命黨成為執政黨之後，究竟是為誰謀利益，這是曆朝曆代改朝換代時都碰到的致命的問題。
1912年4月16日的《申報》又載——
公民急進黨沈定一致電副總統黎元洪，謂王金發率部在紹縣自稱都督。浙都督蔣尊簋不敢纓其鋒，遂致政紛於上民閑於下。現各屬軍分府取消，唯獨王金發負隅如故。請限王將其軍隊交並統一，取消分府及自稱都督名目。
5月4日的《申報》又載——
公民急進黨沈劍候（定一）對浙江都督蔣尊簋及民政司長褚輔成，禁止政黨幹預政權的決定，著論駁議。
注意文中所提的蔣尊簋和褚輔成，也都是民國的有功之臣，他們對建設新浙江，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此時作為在野的沈定一，還是依然反對他們。
注意這是1912年，這個時候沈定一的頭上有一頂“公民急進黨”的帽子，而1916年《申報》上沈定一的身份已經是“浙江省議會議長”，即相當於今天的省人大主任了。4年時間，沈定一完成了從在野到在朝的轉變。後來褚輔成也一度成為沈的政治搭檔。
其實政治人物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也不算奇怪，何況沈定一還是有著堅定的政治理想的。
沈定一的了不起，在於他首先能反對自己出身的那個階級。沈家是蕭山的大地主，地主一做到大，必然會參與到當地公共生活領域中，田多了錢多了，就想要官了，這條規律自古皆然。而生於19世紀80後的人，一個地主的兒子，當然還是要讀書做官的。沈定一也是考中過秀才的，但一個秀才在清朝末年，也已經沒有多大的出路了，於是沈定一的父親便給他捐了一個官做做，一個滇邊的官，即雲南廣通縣的知縣。一個江南大地主的兒子，到邊疆去做個縣長，而且還是候補的。怎麼說呢，這多少還是一種要求進步的表現，就像今天的大學生去做“村官”，這個進步當然是指在那個係統之內，也是對學而優則仕的一種提倡（至少表麵上是這樣的）。沈定一去雲南做官是在1904年，即他在21歲時就做了縣太爺，而今天這個年齡的孩子也會出門遠行，那可能是去上大學或出國或打工。現在沒有資料顯示，沈的七品官做得怎麼樣，當地老百姓的口碑如何，都沒有記載。廣通縣今屬楚雄州，現已並入祿豐縣，廣通僅存鎮名，所以要想找到沈定一的事跡，估計至少要跑到楚雄去才行。包括他為什麼在1907年一個人跑到中越邊境去參加反清活動了，他是什麼時候參加的反清秘密組織，這絕對是個秘密組織吧，販夫兵卒揭竿而起尚可理解，一個縣裏的一把手，起來反對知府巡府乃至北京的王室，這完全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那個年代，做個貪官倒是正常的，一下子拋掉烏紗帽來反對現行政府，這一定是出於他的政治理想，這也意味著他徹底背叛了他的父親，背叛了他的那個階級。
關於在這一段曆史，在沈定一的生平簡介中有這麼一段，抄錄如下——早年赴日本留學，參加同盟會，回國後曾任清朝雲南廣通縣知縣、武定知州和雲南省會巡警總辦等職。因參與反清活動被通緝，流亡日本。辛亥革命時期，組織中華民國學生軍團，自任團長，參加上海光複之役。1912年任浙江省首屆議會會員。後在上海組織“公民激進黨”反對袁世凱，被通緝，再度流亡日本，後去南洋。1916年回國，競選上任浙江省議會會長，任期力促浙江省教育事業。